西方的經濟封鎖和禁運

新中國成立後，西方國家在政治上採取敵對態度，中國將對外貿易重點轉向蘇聯和東歐各國，同時也爭取和西方商人交往。毛澤東訪蘇時電告中央：”在準備對蘇貿易條約時應從統籌全局的觀點出發，…. 同時要準備和波捷德英日美等做生意，其範圍和數量要有一個大概的計算。”根據上述方針，中央貿易部連續召開有關農副產品和礦產等一系列全國性會議，研究大宗商品產銷情況，制定計劃和保證措施，控制消費品進口，同時保持和西方國家的貿易關係。香港成為當時重要的轉口港，換取外匯和進口物資的據點。

盡管美國支持國民黨對沿海進行封鎖，但英國仍有不少商人繼續同中國做生意。1950年中國外貿總額達11.35億美元，超過1931年九一八事變以來的任何一年。朝鮮戰爭爆發後，美國對華實施封鎖和禁運，對1700多種戰略物資做出限制。45個國家參加禁運，使1950年外貿急劇下降，造成很大困難。但國家看到西方國家之間的矛盾，各國商人要賺錢，你不做生意，他還要做。中央採取有力措施，針鋒相對地展開反封鎖和禁運。中國對海外2.4億餘美元和物資要被扣留，通過海外人員的智謀搶運回國，同時利用國外廠商的歷史聯係和良好信用關係，開展進出口業務，取得良好效果。

中國積極開展中蘇和東歐的貿易，提出中國未來物資的需求，使對蘇和東歐的貿易額大幅上升。印度、緬甸、巴基斯坦、馬來亞雖然在美國脅迫下參與禁運，但對自身也造成很大損失，中國充份利用這個機遇，打開缺口，爭取到一部份重要物資的進口。此時，英國、法國、比利時、加拿大等國也以香港和澳門為基地，與中國進行非正式或秘密貿易。港澳工委在香港設立香港華潤、澳門南光組織貨源，愛國商人不避風險，鼎力相助，支援了前線葯品、輪胎等被禁運物資。香港和澳門都為反封鎖和禁運做出了貢獻。

此外，中國積極參加萊比錫、布拉格、莫斯科等國際博覽會，同到會的不同國家工商團體接洽，與英國、法國、瑞士、荷蘭、比利時50多個工商企業簽訂了2.24億美元的貿易協定，打破了西方禁運的壁壘缺口。盡管西方阻撓和禁運，但新中國的經濟潛力已為各國工商界所認識。在被禁運的同時，中國挖掘自身潛能，興修水利，發展農產品，不再依靠西方，擴大內需，化解了西方的遏制。周恩來事後總結，封鎖和禁運正好肅清了舊中國對西方的依賴，走上經濟獨立自主的道路，而受打擊的正好是他們自己。新中國確是一條硬漢，過去是，現在是，未來也會是一條受人尊重的、有禮的硬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