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龍東政治形勢

香港九龍東補選結束，人們在思考和評估香港的最新政治形勢。香港西貢、沙田、粉嶺、大埔、上水最少有22萬人同情和支持使用暴力對抗政府和中央的群眾。當然肯真正以命相搏的寥寥無幾，但這股勢力卻是香港的不穩定因素。要克服這股勢力的破壞作用，首先取決於香港政府的態度，對他們縱容還是對暴力的堅定打擊。人群中必有魔鬼和善良的人，魔鬼就是”蠱惑仔”，善良的人就是市民。對於”蠱惑仔”政府絕對不能對他客氣，他們根本不是什麼市民，把他們打掉，就是消滅魔鬼的行動。市民必會鼓掌歡迎。

22萬人中當然會有不明實情，被利用的一群，但這些人已被魔鬼綑綁，就成為魔鬼的團伙。政府固然要想辦法解救他們，但更重要的是想好對策把敢於進犯者消滅和繩之以法。社會絕沒有放過動亂組織者和參與者的理由，只有打擊和抑制暴力行為的權力。政府不能顯示出這種能力，魔鬼和暴力就會在社會中狂妄肆瘧，去達成魔鬼的目標。政府不是上帝，但政府絕對要成為保護善良市民的天使或守護神。法官必須盡職盡責，做好守護香港的責任。對於枉法、不盡力遏制暴力的法官應給予嚴厲管制，對其進行監管。

政府從現在開始應在九龍東對年青人加大力度給予關懷，做好正能量的宣傳教育工作，讓年青人擺脫被魔鬼利用的可能性。這幾年政府必須撥出資源給合適的文化機構，讓他們在這個地區幫助青少年成為地區的正能量。青少年是魔鬼落手的對象，天使只有與魔鬼爭奪青少年，才能使他們免受毒害。青少年工作必須做細、做精，社會工作者必須選正能量的機構去做，不能把資源放在暴力集團手上。把社會資源放錯地方，或放到魔鬼手上，政府就要犯大錯誤。政府必須防止資源流到同情反政府的公務員手上胡亂使用。

九龍東對香港來說在政治上已形成政治戰場，愛國力量必須在這個地區進行殲滅戰，逐步消除暴力團伙的影響。那怕成立”游擊隊”，一點一滴的把公民黨和本土暴力團伙端掉，才能把保衛香港，維護香港繁榮的工作做好。愛國團隊要和政府緊密結合，扎扎實實做好地區工作，扎根於地區之中生根發芽。工作沒有晚了或遲了的概念，只有開始。做好開始，就有終結。香港的明天會更好，就是有人開始發功，引導群眾和市民走正路。萬里長征起於腳下，愛國團體有15萬的群眾基礎，整個九龍東的前景必定光明。

執政黨建設的歷史任務

中國共產黨黨員人數在八大召開時比1949年增加了8倍多。中央要求黨員要加強理論水平修養。劉少奇特別要求高級幹部要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總結經驗，堅持真理，修正錯誤。他認為，沒有先進理論武裝的黨，不可能是先進的黨；沒有先進理論武裝的共產黨員，不可能發揮先鋒戰士的模範作用。他要求黨員要以馬列主義理論克服主觀、官僚和宗派思維。鄧小平指出，共產黨是在與人民群眾密切聯係、共同戰鬥中誕生、發展、壯大、成長起來的，不能脫離群眾路線，必須幫助群眾組織起來。

鑒於蘇聯在工作中出現的缺點，中央特別強調堅持黨的集體領導原則，健全黨的民主集中制，加強對黨組織的監督，反對個人崇拜。毛澤東特別提出，”階級的監督，群眾的監督、人民團體的監督”，”要加強黨內的自我批評和依靠廣大勞動人民的監督來克服缺點和錯誤”。鄧小平還提出了反對個人崇拜問題，”堅決地執行中央反對把個人突出、反對對個人歌功頌德的方針”。此時毛澤東向中央提出，他準備在適當時候不再擔任黨主席，還提出不再擔任下一屆國家主席。這是醞釀廢除領導幹部終身制的領導制度改革設想。

根據毛澤東的提議，決定不再用”毛澤東思想”這個提法，如寫文章或演講有需要時，可用”毛澤東同志著作”來代替。八大時不提毛澤東思想，但絲毫沒有影響毛澤東思想在全黨的指導地位。毛澤東在全黨和全國的威信空前提高。毛澤東曾說，”如果把毛澤東思想同馬列主義並提，有人會以為是兩個東西，為了不使發生誤會，就不提毛澤東思想。中宣部還專門發了一個通知，把毛澤東的意見向全黨和全國宣佈。這本來都是好的意見，只有這樣才能鞏固領導者和群眾的聯係，使民主原則和群眾路線得到貫徹執行。

八大的路線是正確的，許多新的方針和設想是富於創造精神的。由於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在中國是前無古人的偉大事業，實踐的時間很短，中國共產黨缺乏必要的經驗積累和足夠的思想理論準備，後來遇到一些未曾料到的複雜情況，八大路線未能在實踐中完全堅持下去。不過八大所開啟的集中力量發展生產力，全面建設社會主義奮發圖強，改變中國經濟落後面貌，建立獨立自主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得到進一步發展。八大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政治路線，對中國後來的建設和發展具有長遠的重要意義。

八大以後的政治、經濟、文化新動向

民主改革和社會主義改造在中國進行，國家還需把注意力放在通過社會主義革命解放生產力。盡管當時還有解放台灣任務沒有完成，但要求建設先進工業和改變落後農業國的呼聲甚強。國家的主要任務在新的生產關係下，要求”保護生產力”，集中力量去發展生產力。這是中國共產黨在理論上的共識。這個著眼點，歷史證明是正確的。毛澤東表示：建設工業，反映了人民的希望。中國這麼大一個地方，資源豐富，又搞社會主義，如果不能超過發達國家，就要從地球開除球籍。中國要用50-100年時間建成一個富強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國家。

國家在八大以後從政治、經濟、文化、外交等方面，作出一系列重要決策。既反對保守又反對冒進，在綜合平衡中穩步進行經濟建設。周恩來要求在積極、穩妥、可靠的基礎上，保證國民經濟均衡地發展。必須估計到當前經濟、財政和技術力量上的客觀限制，而不應當脫離經濟發展的正確比例。要防止和糾正過高的速度的傾向。在管理的政策方面，要運用價值規律，對不必要的，產值不高，品種繁多的工農業產品進行統購統銷。國家可有計劃地組織一部份自由市場，作為社會主義經濟的補充，作為改革的嘗試。

國家開始強調擴大人民民主，建立社會主義法制，認真而有系統地改善國家機關，精簡機構，明確職責，改進作風，加強各級人民政府工作的檢、批評和討論，加強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對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監督。共產黨加強了和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的合作共事關係，提出”長期共存，互相監督”。指出改造完成後，各民主黨派都會變成勞動者的政黨，國家要系統地壽定比較完備的法律，健全國家的法制。提出要盡快制定刑法、民法、訴訟法、勞動法、土地使用法等一系列法律，名速執行律師制度和公證制度。

中國開始明確社會主義思想文化的建設任務，對中國過去的和外國的一切有益的文化知識，加以繼承和吸收，並且利用現代科學文化來整理我們優秀的文化遺產，創造社會主義的民族新文化。國家運用各種條件，幫助科學院、研究機關發展十二年規劃，爭取科學技術盡快接近世界水平。在外交上堅持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與各國建立友好關係，堅決反對大國主義。中央提出”打開國門”，把先進的科學技術和文化引進來。毛澤東說，要實現工業化，必須和世界各國包括美國和法國等國家建立友好關係。劉少奇說，”鐵幕不在我們一邊，我們的門是對一切人敞開的。這是國家搞建設的一種基本態度。

高鐵與撥款

高速鐵路是現代化生活的像徵，是時代進步的表現，是人類跨越時空取得的成就，是中國科技在世界領先的一個創新領域。高鐵是人類共同的財富，是香港可以擁有的一個光榮和時代提供的方便交通系統。當然，要擁有這套先進的系統和交通工具必須對項目進行投資。香港政府已通過程序獲得財政撥款進行建設，可是由於香港地形複雜，建築方式改變，原來的預算出現了缺口，需要增加撥款才能完成整個項目的建設。立法會為此開會給工程提供足夠資金以完成項目建設。可是有人卻趁機發難，阻止工程進行下去。

議員做事後諸葛亮，批評工程拖累政府原可以用來做其它事的資源用於增加撥款，本來都屬正常，有助日後總結經驗在做事之前先把建設項目評估得更實在一點。但有人卻不負責任地提出要把工程爛尾，甚至願意拿出更高的撥款去復原有建成工程地盤。對於這種非理性的主張，香港人感到非常憤怒。那些提出這種愚蠢主張的議員昨天在會議中發難，佔據主席台，阻止會議進行。這種醜惡的表現，令議會出現了幼稚的行為，使民主和法治蒙羞。曾經投票給這種議員的市民應重新審視，看看自己要一個什麼樣的香港？

高鐵是科技綜合能力的表現，撥款是人的質素的表現。錢怎麼用，絕對與一個人的質素有關。建高鐵，資金不夠了，有質素的人就會審視不夠的原因，缺口在那裡，合理不合理。該補足時就補足，不合理時就交給精算師去計算，到底多少才算合理。採用暴力行動，佔領立法會主席主持討論的主席台，這種缺乏民主素養的行為，在香港這種對民主要求較高的地方，難以獲得市民的支持。要利用高鐵撥款達到不建高鐵，拒絕和內地緊密聯係，是不得人心的行為。要讓高鐵這種現代化交通系統爛尾的意圖更讓人氣憤。

試圖阻撓高鐵建設撥款的議員醜態丟人現眼，他們要阻止會議進行的目的一定不會達到。代主席見惡議員不肯離座，就宣佈休會，改到另一會議室討論。所有佔據主席台、阻撓會議進行的議員，被拒於門外。這種不得人心的行為，違反了會議的民主程序，必會被守法的人拒於門外。這叫自作自受，也是素質差的人經常會碰門釘的原因。要在現代社會中生活，必須先學會現代社會的規矩。連現代社會的規矩都不遵守的人必最終給市民踢出局，繼續做他的社會邊緣人角色，成為社會的可憐蟲。社會進步不靠這種人。

香港選情

新界東補選，公民黨的楊岳橋勝出，得票160,880張，擊敗得票150,329張的民建聯周浩鼎。本土民主前線的梁天琦得票66,524張，雖說比前兩者少了一半以上，但楊岳橋和梁天琦兩人加起來的票數達到227,404票，超過總投票率434,000張的一半。這種現象值得搞政治工作研究的人深思。新界東包括了西貢、沙田、大埔、粉嶺、上水地區，人口眾多，地域遼闊，卻只有43萬4千人出來投票，而投票的結果就有一半以上的人選擇激進派候選人。這種情況實在需要政府和傳媒思考，究竟香港應引導市民走向何方？

一半以上的登記選民選擇了不投票，因為他們對香港的政治環境不感與趣，最好置身度外，不淌污水，免得受牽連。這是香港政治的現實，也是長期不關心政治的結果。有一部份人由於不了解情況，分不清誰奸誰忠，為了避免投錯人，乾脆不投任何人。在這次選舉中，激進派在這個地區獲得了一半強一點的投票率，但主張溫和理性的人也接近一半，佔206,596人。這次參加投票的年青人比往年多，有不少年青人投給了3號周浩鼎，但更多的投給了激進的候選人。從這一點可以看到青年工作和教育不容忽視。

在這次九龍東的選戰中，我們高興地看到愛國的力量在成長，有些義工從早上7時拼搏到晚上11時投票結束才回家休息。這雖說是香港地區選舉，但他們卻以保衛祖國統一的精神來作戰，實在讓香港人佩服。這種人在香港當然是少數，但歷史上先進的愛國者從來都是少數，可他們的精神卻感召全香港的民心和民志。無論是抗日戰爭或抵抗侵略，從來都是少數先進的愛國者站出來召喚起人民萬眾一心對抗敵人。愛國者的道路是艱辛而漫長的。在中華民族的歷史上，無論何時都會有愛國者守護著國家和人民的利益。

香港回歸了祖國，當然會有愛國者抵禦內外敵人，守護著國家在香港的利益和安全。對於一切反共反華的勢力，愛國者絕不會妥協，定會寸土必爭，維護國家憲法的尊嚴，與內奸外敵周旋到底。這種愛國者，任何時代都不會缺乏。這是民族生存的根，深植於中華民族子孫的血液之中和靈魂深處。國防科學家錢學森、戰鬥英雄戚繼光、航天技術專家王永志、醫藥專家層呦呦，都是愛國者的代表，他們和無數無名的愛國主義者組成了中華民族不杇樂章的一節。香港的選情讓國人看到愛國情懷在香港組成的不杇樂章。

中小企的發展潛力在國內

香港只是一個小島，地方和人口都有限，不可避免地限制著香港的發展。香港有幾萬家中小企到國內落戶，聘用了大量國內人才，使企業充滿了活力。雖然說近年國家政策在改變，讓勞動者的權益越來越受到重視，使企業要承擔的責任加重，但基本上企業採取市場調節的措施，適當讓消費者分擔社會責任，問題都可獲得解決。國家在政策上也基本在保護工商業的發展，讓中小企作為國內社會主義的補充力量存在，為社會發揮著活力，助力中華民族的振興。香港中小企有了國內因素，在世界舞台顯出了更大的威力。

香港除了有數萬工業企業在國內發展外，還有數以十萬計的人到國內創業。他們享受國民待遇，在內地尋找實現夢想的機會。昨晚香港中小企經貿促進會的新春晚宴在深圳舉辦，對香港中小企來說是一個創舉。他們不但吸納香港會員，還吸納國內會員。中港中小企的大聯合，讓香港中小企更具活力。中港企業的密切交流，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結合起來的力量，產生聚變，其潛力可想而知。晚會在國內舉辦，使國內的管理團隊也可以參加，感受中小企團結的精神，對自己的前途更有信心、更有榮譽感和向心力。

香港的中小企在國內的發展，往往會發現很多機會。在發展工業之餘，有了積累之後，參與地方建設。昨晚在聚會中，坐在我左邊的副會長，就在海邊的一塊大型地盤，發展城市高端生活區。這種大型房地產項目，在香港不是一般人可以參與的，他在與國內的融合中把握了機遇。坐在我右邊的另一位副會長，則在與國內的融合中，經過二十多年工業的生產實踐，在國內工程技術人員的協力下，經過自己的思考和發現，掌握了六百多項專利發明。這一切都是香港中小企在國內發展，取得的一些成功例子的小部份。

香港中小企傳統的市場在歐美發達國家，往往忽略了正在求發展的新興國家市場。中小企由於在國內發展，更貼近國家政策，對”一帶一路”的重要性認識更深。在晚會中，中小企安排專人談”一帶一路”機遇，探討新思路。中小企深入思考，找出方法，抱團走出去，必能給香港的中小企帶來新的機會。香港中小企發展的潛力在國內，但機會卻是整個世界。”一帶一路”的沿途65個國家新興市場的機會，必屬於香港有活力的中小企。他們在與國家融合過程中積聚的力量，是不可忽視的。這種潛力由內爆發，將影響深遠。

228支持3號

葉劉淑儀呼籲市民這個星期日，2月28日選舉，支持3號周浩鼎。葉劉為什麼要支持這個年青人，因為她感到現在議會中難以開展對香港未來有益的議題，只有加入正能量的議員和新血，香港的未來才會有光明的曙光。這次補選，在她看來就是初現的曙光，希望市民齊心合力驅散烏雲，迎接光明的到來。她是用心良苦的，在黑白難辨的時刻，樂意站出來為市民指點迷津，指出方向，讓香港有一個充滿希望的前景。我同意她的見解，因為看了參選者的政綱，只有3號周浩鼎的宣言既理性又鮮明，全心全意為市民。

雖然參選的幾個人都各有主張，各有抱負，但只有3號的主張最真誠，最踏實，最有可能為市民出力。為穩陣計，選民只有把票投給3號周浩鼎，心裡才會最踏實，因為把票投給他可以肯定這個年青人一定會在議會中踏實做事，真誠為市民服務。葉劉就是香港市民信得過和放心的一個議員，她推荐的人不會與大家的期望有差距。香港不能再有什麼差錯，把票誤投給偽君子，讓他們講一套做一套的騙術擔誤香港的前程。在候選人中有擺明繼續拉布，甚至支持暴力或同情暴徒的隱藏者。在這次選舉中絕不能誤中奸計。

香港再也不能相信那些什麼都說政府不好的人了。香港政府根本就沒有這麼壞。政府中有不得力的人，但那只是很少一部份。樹大有枯枝，市民當然希望把他拿掉，但這個人肯定不會是梁振英。梁振英是壞是好，市民應等他把房子建好，讓住板間房的弱者上樓後，再給他評分。作為議員，應該支持林鄭這一類官員為民做事，不要聽信一些只想作反和奪權的議員胡說八道。不配合政府建設，不給政府提好意見，一味說政府不好，於事無補，只會讓香港磋砣歲月，錯失發展的機會。香港的命運如何，就在市民的手中。

選對人和選錯人就是不一樣。幸福就在於自己的選擇。選錯議員比女子嫁錯郎更可悲。嫁錯郎只害了自己一人，選錯議員，就要讓全香港700萬市民都跟著受罪。看到現今議會的狀況，那些議員膚淺幼稚的表現，實在看不下去了。他們把擔誤香港發展的時機當玩，還以為自己就是英雄。有些議員把應為市民開會表決法案搞到流會，還會開心到跳起來。對於這種反對派，有多少想香港好的市民會認同呢？市民都希望能選到真正肯為香港辦事的議員。我們同意葉劉的意見，”228支持3號周浩鼎”。願香港市民新春勝出！

政府下手要快

香港要治，對暴徒下手一定要快而狠。黃毓民恐嚇說，對這些暴徒打壓，將這些人投獄，就會製造一批政治犯，他們將成為埋葬政權的革命種籽。他拿孫中山來說事，要打倒共產黨，但他一點都不明白，共產黨不是滿清政府，中國也不再是可以讓外國隨意欺凌的弱小國家。他是不折不扣的語言”巨人”，得把口。他連社民連都打不倒，給人趕出黨，還談什麼打倒共產黨，口氣大得讓人恥笑。當然口氣大，可以使人以為他有料，但世界騙子都一樣，把自己吹到天上有地下無，等你相信了就跌到他的騙局裡去。

政府官員不要給他嚇窒，只有對這些暴徒給以嚴厲懲罰，讓暴徒和從犯知難而退，香港才會有安寧。黃毓民是政治賭徒，也是老千。他背後就是一個政治老千集團，拿香港作賭注，從中獲益。一些上當受騙的人終將後悔莫及。他說，他年紀大了不怕做政治犯，他暗指年青人做了政治犯就會像鍍金一樣，讓他們成名成家，像孫中山一樣變成國父。他呃鬼食頭腐，讓他們去衝殺，然後前途盡毀，他則在後面收取政治黑金，發其橫財。他利用年青人的熱情和簡單的頭腦，作為他的籌碼，煽動人採取暴力行為擾亂社會。

政府必須看穿他設的騙局。他既想打沉香港，又想利用年青人為他謀取利益。他口喊打倒共產黨，只是用以騙無知青年，以為他有這麼大的實力能夠撼動共產黨。實則解放軍營裡如走出一個解放軍，無論任他怎麼打，他都無法打倒。等人家一還手，他就真的倒地不起了。這就是黃毓民口氣的寫照。當然他有一班反共的粉絲，但這些人都是共產黨手下敗將或仇人，黃毓民就成了他們的救命稻草和希望，想靠這根稻草起死回生。但病入已到末期癌症，只能過一天是一天，如能開心、樂觀正面地做人，那還會有點福氣。

跟著黃毓民這個騙子走，結果只能給他害到更慘。政府面對政治騙子，下手要快，要狠，打他個措手不及。他想培養年青反共份子為其服務，擾亂香港，香港不及時給予處理，把他養大，只會後患無窮，動起手術會更難。現在正是亮劍的時候，顯示除暴安良、維護法紀的決心。旺角暴動的幕後黑手正是他，但他敢做不敢認，把責任都推給年青人，然後扮關心他們的樣子。對於這種騙子虛偽的面目，政府必須及時予以揭露，不能讓更多無辜的羊牯給其利用。保護市民免於上當是政府的責任，有必要給予揭穿。

不是中國人的香港人

一位美國父親，菲律賓母親的混血姑娘生在香港，喜歡香港，不想移民到別的地方去。她高興自己能在別人問她是什麼人時回答我是香港人，而說不是中國人時也沒有人質疑她。她同情佔中份子，因為她感到香港有那麼多人出來保衛她所喜歡的香港價值。她感到是一種力量，認為香港很有希望。這個女孩看來很精靈，但她的見解卻是被誤導或被扭曲了的觀點。她大概喜歡香港的自由、民主、好客的氛圍，以及到處充滿活力和機會的環境。這和佔中者所做出的妨礙他人自由、民主、友善和生活方式沾不上邊。

有什麼樣的媒體就有什麼樣的人，可見媒體的力量不容忽視。中國一向注重輿論導向，宣傳錯誤的思想，很多人就會給導入思想混亂之中，不能自拔。佔中期間，在開始的頭幾天，我到金鐘馬路與靜坐其中的學生交流，有的是大學生，有的是社會其它行業的人士，其中也有中學二三年級的學生在老師帶領下參於其中。當我和學生深入交談時就有人過來干涉，怕我動搖學生的佔中意志。總結下來，參與的這部份人都認為他們不出來，香港就沒有了。他們所謂沒有了的東西就是生活方式，自由、民主和香港的活力。

從這群被誤導學生的言論中，看出他們思想的謬誤。我誠心的向他們指出，把馬路阻塞，用你們的”愛與和平”去核爆中環，香港得到了什麼？香港使用道路的自由沒有了，民主的氛圍消失了，只有霸馬路的權。香港道路被阻塞，一切正常的生活都停頓了，活力就自然失去。我奉勸這些學生回家，不要參於這些活動。學生大部份都是純潔的，誤導他們的老師和傳媒才是罪魁禍首。梁家傑、黎智英等一班亂港派頭面人物，在絕大多數香港人心中是搞屎棍，但他們的謬誤在某些年青人心中種下的禍根，遺毒香港。

那個不是中國人的香港人的洋孩子，就是在心中留下錯誤思想的一個。香港到現在還是很有活力的城市，生活工作都很自由，民主程度比殖民地時代高了不知多少倍。回歸中國以後，有了中國因素，香港的活力越來越勁。要是香港把國家”一帶一路”政策用好，未來二十年又可以是香港最有活力的時期，充滿各種發展的機會。如何消除反對派造成的思想污染，是政府應全力以赴的課題。民生已不是重中之重，如何宣傳一國兩制和遵守基本法才是重中之重。香港人必須守法。不守基本法，政府就必然要嚴正執法。

毛澤東《論十大關係》

建國後國家進行了社會主義改造，全國的重心轉向經濟、科學和文化建設上去。中國既貧窮，人口又多，怎樣建設社會主義，是一個非常困難和複雜的問題。照搬照抄蘇聯模式，不符中國國情，只能在探索的實踐中去解決。1956年4月毛澤東《論十大關係》的講話，比較系統地探索中國自己的路。1955年底到1956年春，國家為迎接大規模建設，毛澤東和劉少奇等中央領導人為召開八大進行了一系列調查工作。劉少奇為準備八大的政治報告，分別請中央和國務院30多個部門的負責人座談，聽取各方面的意見。

接著，從1956年2月中旬至4月下旬，毛澤東又分別聽取中央和國務院34個部關於整個經濟工作的匯報。他還邀請湖北、廣東、武漢、廣州的負責人開了四次座談會。通過調查，毛澤東形成了一些對社會主義建設的指導思想。4月25日毛澤東在政治擴大會議上作了《論十大關係》的報告，經過討論，得到政治局的贊同，向最高國務會議作了報告。報告的基本方針就是調動國內外一切積極因素，去建設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他指出蘇聯在建設社會主義出現了缺點和錯誤，我們應接受經驗教訓，少走彎路。

“十大關係”包括：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的關係，沿海工業和內地工業的關係，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的關係，國家、生產單位和生產者個人的關係，中央和地方的關係，漢族和少數民族的關係，黨和非黨的關係，革命和反革命的關係，是非關係，中國和外國的關係。中央在分析社會全局矛盾的時候，已經把探索解決經濟建設中的矛盾放在首要地位。蘇聯的做法忽視輕工業和農業，片面注重重工業，造成農、輕、重失衡。中國必須借鑒蘇聯的教訓對經濟體制進行改革，給地方多一點權力，讓他們有獨立性和靈活性。

“十大關係”還對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著眼調動積極因素進行論述。提出中國要有幾個黨才好，要長期共存，互相監督。對少數民族不要有大漢族主義。對於曾經的反革命要給以生活出路，使他們有自新的機會。毛澤東重申，處理黨內外矛盾要分清是非，對犯錯誤的人採取”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毛澤東還提出向一切民族和一切國家的長處學習，從政治、經濟、科學、技術、文化、藝術的一切真正的好東西吸取養份。周恩來和鄧小平都認為毛澤東的這篇論述，對中國發展社會主義有指導性的意義，使國家在建設中從不同方面來發現問題。

理順一國兩制是首要任務

香港政府對經濟發展、科技創新、房屋建設、醫療衛生、養老扶貧、環境保育、文化教育等都有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按照既定方針實行即可。目前重要的工作就是大政方針必須讓它進入軌道。香港不能是非不清，大事糊塗，小事爭吵不休。對於要反共或反華的人，我們勸誡他離開香港，因為在香港搞這些活動是犯法的。國家的憲法規定中國共產黨是領導各民主黨派的政黨，反共就是反國家憲法的違憲行為。一國兩制，必須尊重和遵守國家憲法，否則一國兩制就根本不能存在。理順一國兩制是香港的首要任務。

批評共產黨是可以的，但要想打倒共產黨卻是國家憲法不容許的。你要”革命”，要推翻共產黨，我們只能勸你走遠點，別把香港搞亂。香港是不容許你在這裡造謠生事，搞什麼”和平與愛”的核爆中環之類的違法行為。香港經過79天的痛苦佔中和新年的暴動已經受夠了，反對派應知收斂，別等著政府宣佈你為非法組織將你逮捕和取締。過去的也就過去了，香港要重新上路，不會再等你慢慢覺醒了。誰要以為政府拿你沒辦法，誰就犯了幼稚病。你要捫心自問，到底你有多少斤兩，在香港搞顛覆國家政權的活動？

香港的傳媒和教師必須看清香港的前途在那裡？他們的任務是培養年青人叛國，把香港變成敘利亞一樣的地方，還是想香港穩定繁榮？想年青人打打殺殺做街頭戰士，還是希望把他們培養成對國家和民族有用的人，進而對世界做出貢獻的一代？你們有沒有冷靜的評估過，你們胡思亂想、胡說八道的結果對香港造成的害處？你們要年青人跟著你們造反，你們又縮在後面要他們去衝殺，你們到底給香港帶來了多少好處？你們讓香港更進步、更繁榮了，還是香港社會的戾氣越來越多？你們作為傳媒和教師給了社會什麼？

作為香港電台，政府出錢養了一大班人，他們對香港施政綱領製作了多少市民聽得懂、喜聞樂見的節目，讓全社會投入共同實施？我們聽到的都是反政府的言論，而不是對施政綱領的推動。你們想這種情況能再延續下去嗎？香港政府出錢養了教師，培養下一代，你們卻教下一代違法佔中，推倒不存在的”高牆”，你們在搞什麼鬼？香港是中國的一部份，香港在回歸後實行一國兩制，你們到底要對抗什麼？無論政府和市民都應理性思考，分清是非。想香港好，就要教育年青人做有志氣的中國人，為民族振興出力。

探索中國道路時面臨的國際形勢

中國建立起社會主義制度，國際形勢正處於錯綜複雜的變化階段。朝鮮戰爭結束，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大陣營冷戰仍在繼續，但已趨於緩和，一系到國際問題都在談判並取得一些進展。1956年，埃及收回蘇伊士運河，亞非新興國家都向社會主義國家靠攏。中國所處的國際環境不斷改善，中蘇關係處在良好發展時期。中國宣佈同埃及建交，中國同資本主義主要國家關係也有所改善，中日民間交往也引人注目，中美大使級談判，中美關係有所緩和。那時蘇聯在經濟和科技上都略勝美國；中國超額完成了”一五”計劃。

二戰後，核能、計算機、空間技術革命，對人類社會產生巨大影響。蘇聯擁有的尖端科學技術，可以與美國相抗衡。蘇聯於1957年率先將人造衛星送入太空，中國科學技術則長期處於落後狀態，對如何縮小差距，趕上先進，把科學技術和經濟發展結合起來，發揮制度的優越性，成為一項緊迫的任務。中國領導人試圖打破西方的封鎖和禁運，但由於國際局勢潛藏著不穩定因素，這些希望都難以實現。此時，蘇共第一書記赫魯曉夫作了反斯大林個人崇拜的報告，給西方利用，掀起了世界性的又共和反社會主義的浪潮。

中共中央對蘇共二十大採取慎重態度，於3月中旬召開研究蘇共二十大及其影響。鄧小平報告了參加二十大和赫魯曉夫秘密報告的情況。毛澤東要求認真研究這份報告以及它對世界的影響。他說，全世界都在議論，我們也要議論。秘密報告表明蘇共和斯大林並不是一切正確，要破除迷信，不要全盤硬搬蘇聯的一套。但他指出秘密報告內容和方法上都有嚴重錯誤，主要是不恰當地全盤否定斯大林。斯大林為實現空前艱巨的事業，前無古人，犯錯誤是難免的，但應通過批評和自我批評去克服，應正面闡述，加以補救。

1956年4月5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對斯大林的功績給予肯定，對斯大林把個人地位誇大和陷入個人崇拜，違反民主集中制和集體領導，脫離客觀實際和人民，加以批評。毛澤東說，”我們需要建立一定的制度來保證群眾路線和集體領導的實施，避免脫離群眾的個人突出和個人英雄主義。”從歷史的觀點看斯大林，適當分析他的功過，對吸取教訓有益。中國面臨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決定按中國的情況辦事，不再像過去那樣迷信，要有自己獨創，走中國的路。毛澤東認為斯大林功七過三，並借此機會使之成為中國自己探索社會主義道路的契機。

擒賊先擒王

習近平整治13.7億人口的中國用的都是中華民族祖先的智慧。要治理好國家必須把利字當頭的人打下去。他叫當官的人好好為百姓工作，不要削尖腦袋鑽到共產黨內和政府中做貪官，愛財好利就去做商人，別在政府內做蛀蟲。他上台就毫不客氣，強力把貪官打下去，敢摸老虎屁股，管你有什麼後台。當然，他這麼硬氣，關鍵在於他上台後組織了自己堅強的管治班子，有權在手就為人民和國家辦事，把人頭押出去，不負國家和人民的重托。他在短短的三年內取得了讓人民認可的政績，為全國人民用好手中的權力。

反觀香港，我不認為民生是香港重中之重。香港生活根本不是問題，有社會福利，有免費醫療，有房屋保障。政府各個部門各司其職，把工作做好，為無殼人士多建屋即可。議員各施其權，舉手通過建屋計劃，就是為市民做實事的表現。對於在議會中搞事的議員把他們撩到一邊，讓他們去自曝其醜可以了。香港重中之重就是把一國兩制的政策用好，讓全香港人都在一國兩制的範圍內自由生活和活動。不喜歡一國兩制的人別在香港生活，去他響往的地方，不准在此撒野。政府必須用好手中權，保證一國兩制的實施。

香港有民主和自由，但必須在基本法容許的情況下行使，不遵守基本法，不尊重一國兩制的安排就別在香港生活。誰要搗亂，誰就犯了基本法，要嘛離開香港，要嘛到牢中把牢底坐穿。這些人這麼有”志氣”要和中國對抗，要推翻政府，那就看誰有實力。對於擾亂香港的人別再和他客氣了。他們能給香港金蛋與安寧嗎？把他們掃出香港或讓他們乖乖地在香港生活是政府的責任，不能對他們縱容。他們不會給任何政府官員頒發貞節牌坊。別對他們抱有任何政治幻想。不敢動這些人的汗毛，就別在政府裡混和誤事。

23條為什麼不能立法？國民教育為什麼不能實施？不喜歡讀，你就拿零分不就可以了嗎？在大學中要奪權要擾亂校政的人，就請他離校，另謀高就，對他們客什麼氣？政府出錢搞的電台不宣傳政府政策，宣傳反政府，把台長炒掉為何不可？講編輯自主都是自欺欺人的借口。逮到了黎智英一班反賊，不起訴，這算是那門子法律？警察捉，法官放，誰說沒有辦法治理？誰枉法，把誰炒掉，律政司難道沒有這種權力嗎？有權不用，算什麼東西？誰有這種魄力，全國人大和解放軍就會倒向他一邊，有什麼好怕？

社會主義改造歷史經驗和遺留問題

新中國成立，如何領導人民發展生產力，實現國家富強，人民共同富裕是建設社會主義國家的新嘗試。中國共產黨在領導社會變革中積累了一些有獨創性的經驗。改變所有制不但不破壞生產力，還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糧食逐年增長，農田水利建設都獲得發展，工業化建設和增長較快，都是人類寶貴的經驗。農業於1953年增長14.4%，1954年9.5%，1955年6.6%，1956年16.5%，工農業在”一五”期間平均增長10.9%；工業總產值每年平均18%，超過了預計14.7%規劃。人民生活在建國後幾年內獲得了明顯的改善。

國家在資本主義中商業改造中創造了加工訂貨、統購包銷、經銷代銷、公私合營等國家資本主義形式，使資本主義私有制逐步過渡到社會主義公有制。國家把分散的農業經濟，引導到社會化和集體化的道路上來，使有困難的農村人口得到利益。雖然富裕農戶會吃一點虧，但合作社的發展最終也會使他們得益。以前獨家獨戶根本辦不了的事，在抗禦自然災害中顯示出組織起來的力量。中國對私人企業的改造不是採取剝奪的方式，而是創造分紅利和股息的贖買辦法，減少資本家對變革的抵抗，有利於過渡期的工作。

中國成功地實踐了馬克斯、列寧曾經設想的對資產階級的和平贖買，發展了科學社會主義理論，使全國工商界興高彩列地接受變革。當然，社會主義改造在50年代初的歷史背景下進行，缺少借鑒，出現過一些缺點和偏差，值得好好總結。特別在改造完成以後，對一部份工商業者的使用和處理不適當，農村合作化過於倉促，沒有很好協調中國幅員遼闊，民族眾多，農業資源等條件，都應加以總結。尊重自願互利原則，不搞全國”一刀切”，對國家發展會更有利。把一些不合適的東西納入國家計劃，會給國家增添包袱。

對數以百萬計的私營坐商、行商、攤販統統改造，使國家包辦了本來可以發揮各種社會力量來分擔的事情。事實上以當時的國力把這些都包下來，使國家承受很大的社會負擔和就業壓力。很多地方不適當地把小商、小販、手工業者納入公私合營範圍，挫傷了部份勞動者的積極性。1956年，八大以後，調整了一些措施，對社會主義應如何正確建設有了進一步的認識。根據人民的願望，解放和發展生產力，需要通過長期實踐，不斷總結經驗，才可讓社會達到理想的境界。全中國正在為美好的社會理想而奮鬥。

美國中情局策劃顛覆香港

美國為了所謂國家利益不惜擾亂人家的伎倆層出不窮。美國執行敵視中國政策，支配西藏，插手所謂西藏”獨立”活動，直至1972年中美關係緩和之後才有所收斂。美國中情局打著”學者”、”傳教士”、”經商”、”探險”、”遊覽”為身份到西藏地區進行刺探情報和搜集資料等間諜活動，干涉西藏地區內部事務。美國一位歷史學家說：”美國海外傳教士是美國歷史上的隱形人物”。20世紀初威廉．伍德維爾．柔克義到北京任美國駐華使館的二秘後辭去外交官職務，化裝成喇嘛，收集政治、文化、宗教、歷史等資料寫成調查報告。

新中國成立前夕，西藏上層分裂集團上演了一場”驅漢”鬧劇。不久，美國政府直接派遣特務湯姆斯父子以記者身份到拉薩進行分裂活動。回國後獲杜魯門總統接見，”鼓吹”西藏是世界上最反共的國家，美國應出兵支持，並保護西藏”。1956年，美國中情局開始與西藏獨立份子接上頭，秘密訓練武裝份子。中情局在太平洋上的塞班島和沖繩島的美軍基地訓練六名西藏叛亂份子作前期試驗。後於1957-1961年，先後挑選170名藏族叛亂份子到日本，後來到美國科羅拉多州中部落基山脈的海爾營地進行訓練，用於搞叛亂。

這批人被空降回西藏，訓練叛軍，成為核心領導成員。在三年的作戰中，被解放軍擊斃和俘擄的共25人。他們被俘後有的按要求自殺，有的被解放軍政策感召，痛改前非，坦白講出西藏叛亂的許多內幕。美國在阿富汗和蘇聯戰鬥時也訓練了包括拉登及塔利班，後來因石油利益反目，成為仇人，都是美國所為的一些確鑿證據。中東等很多地區都有人受過美國的訓練，用於搞顛覆活動。香港實際上也有一些人受過這種特殊訓練，現在他們計劃在香港招攬青少年進行訓練，給予小恩小惠，利用他們在香港搞暴力行動。

從佔中階段我們已看到有一批人在前面衝殺，擺出的陣勢和動員令都是美國在奧斯陸訓練的內容之一。恐怖份子和ISIS的訓練方法，其中很多項目都是從中情局學來，由塔利班留傳給恐怖份子。香港有極端份子在網上”收靚”，既有錢，又有得玩，對青少年有一定吸引力，必須引起政府和家長關注，防止孩子被極端份子利用。他們以軍訓和搏擊等為號召，政府和警方必須及時介入，予以取締，不要待他坐大才採取行動。對叛亂份子和暴徒不能講人權、民主和自由，必須對他們專政，人民才能真正有安寧的生活。

這場風波遲早要來

八九風波和蘇聯變天都是美國策劃的兩起政治事件，後者因蘇聯內部不團結而導致倒台的命運，前者有鄧小平領導抵住了內部分裂，守住了社會主義革命的成果。中國由於守住了國家資本主義，用全民所有制的強大威力，繞開西方的經濟積累和增長模式，用短短的30年給中國帶來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中國的崛起對美國世界霸權的戰略是極大的威脅。中國在聯合國的地位獲得大多數國家的擁戴，特別”一帶一路”的國策給新興國家帶來希望，也給發達國家帶來共同的投資機會，是共贏、互惠、共同發展的生存之道。

美國失去了一呼百應的號召力，也在經濟上失去了原有的活力。一直在反共反華的集團心急如焚，把香港當成他最後一根救命稻草，阻撓中國的崛起之路。藏獨、疆獨都沒有了希望，只有台獨和港獨成為他可利用的兩隻棋子。可是台獨的可利用價值很低，因為搞來搞去只能把台灣搞亂，影響不了大陸。要是台獨上台敢宣佈獨立，美國就要面對即時和中國宣戰的危機。直接和中國戰爭的結果美國不是沒有吃過苦頭，無論誰做總統都不願意去承擔這個責任。只有挑起中國內亂、內鬥才是上策。香港的價值就在於此。

香港是美國傳統上對中國大陸收集情報的基地，近年為了遏制中國發展，訓練和派遣大量各種間諜在香港活動。他們在香港組織各種外圍小分隊，對香港進行騷擾，企圖讓香港發生大暴亂，引發中國內部分化，進入混亂狀態。這種活動早已引起國家注意，一切活動都在國家監控之中。香港反對派就是被利用的一隻棋子，被利用來搶奪香港的管治權，希望讓香港變天，進而對中國大陸實行影響。香港反對派把目標對準中央，然後再把任務細化，有些反對國民教育，有些搶奪傳播媒介，有些爭奪大學管治權等等。

一切的一切都為了讓特區政府倒台，把管治權奪到手。香港政府內部現在是四分五裂，出現了警察逮捕，法官放人的現象。反對派反內地客買奶粉，政府就出限奶令；反對派反國教，政府就暫緩實行；反對派反一簽多行，政府就限一周一行。政府的表現完全是一種弱勢政府的狀態，也充份曝露了香港政府內部的問題。特首獲人大授權，不能組織一支強有力的管治團隊，不能行使權力把香港管治好，人們可以預見一場更大的風波即將來臨。這場風波必會讓香港出現一個強人，重整隊伍，讓香港成為真正回歸的城市。

基本完成社會主義改造

1956年，中國大陸生產資料所有制從私有制改造成社主義所有制。億萬勞動者變成社會主義的集體勞動者，資本家和資本主義所有制也變成了全民所有的公有制。原私人企業的工人擺脫雇佣勞動者地位，同國營企業的工人一樣成為企業的主人。整個工人階級的覺悟程度和文化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國民經濟中，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已居於絕對統治的地位。公私合營經濟合計為92.9%，全國一億一千萬農戶中，有96.3%加入了農業生產合作社，標誌著建國七年來社會主義已經基本建立起來。

中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是隨著解放生產力和發展生產力而建立起來。1956年已提前完成了第一個五年計劃的一些主要指標。工業產值達到703.6億元，比上年增長28.2%，超過了”一五”計劃規定的1957年所要達到的水平。主要工業品：鋼、生鐵、鋼材、水泥、客車、棉紗、棉布等也都達到或超過”一五”所定的指標。毛澤東所最關切的汽車、拖拉機、飛機、坦克，到”一五”建設後期，中國都能自己製造。農業合作化實現了農田水利建設，農業總產值達到583億元。這一切成績都為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奠定了重要基礎。

伴隨著公有制的建立，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教育文化體制基本形成，經濟建設和國家各方面適應於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得到發展和改善。工農聯盟進一步鞏固。以人民民主原則和社會主義原則為特點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頒佈實施，國家政治生活實行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和政治協商制度。國家構築了社會主義的基本政治制度體系，為社會主義國家創造了根本的制度保障。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在全國的地位進一步加強。人民群眾的社會主義意識，愛國主義和集體主義成為社會新風尚。

1956年9月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確認：“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在我國已經基本上建立起來了。”中央認為大約需要用三個五年計劃或更多一些時間，實現完成社會主義工業化，因此沒有明確宣佈向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的結束。這是基於國家剛剛成立不久，社會主義物質基礎還不充份。國家需要對上層建築不適應經濟基礎的部份進行調整和改革。實踐表明，建設社會主義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需要全國人民的共同努力，甚至會出現原來沒有預料的艱難和曲折。這一時期，可說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分裂祖國的”理想”

台獨、藏獨、疆獨都在美國中情局的幕後控制下，進行分裂中國的活動。現在，美國把魔爪伸到香港，培養反對派成為對抗中央的力量。隨著反對派逐漸老化，美國利用大學中潛伏的間諜學者除了搜集情報，還加大力度培養學生中的活躍份子，給予補貼，從事分裂祖國的所謂”研究”。陳雲、黃毓民、陳健民、戴耀廷、陳文敏、成名等都是浮出水面的特務。他們製造歪理，扭曲事實，讓學生跌入陷阱，以為自己有崇高的理想和遠大的志向。查實他們的一切理想均歸結為中情局策劃的目標，就是達到分裂中國的目的。

黃之鋒及其學民思潮在政治黑金的支持下，揚言要用十年時間推動香港公投，脫離中國。香港在美國大量間諜的影響下，不同的間諜控制了各種小組織，以小恩小惠廉價的支出煽動沒有民族自尊的青少年做著擾亂社會治安和安寧的騷動。他們積小成多，積細為大，把膽子越練越大，終於在年初一於角旺搞出一場由分裂份子策劃的一起暴力縱火及磚塊棍棒襲擊維護治安警察的暴動。香港各界表示震驚和憤怒，促請政府嚴正執法，不能容許反對派以任何理由為暴徒脫罪。不守法紀，分裂國家，絕不是什麼理想。

暴動就是暴動，不只是什麼”騷亂”或”事件”，暴徒也不是什麼市民或學生。有人企圖把嚴重事件淡化，辯說他們是市民和學生，梁振英向他們挑釁才有今次事件發生。但人們看到梁振英並沒有在現場出現過，如何向這些暴徒挑釁？向執法團隊挑釁的正是學民思潮、本土派中披著學生和市民外衣的暴徒。他們處心積慮，通過有計劃的暴力事件向政府和市民宣示他們挑戰法律底線的決心，要政府和市民向他們屈服。香港的反對派全都站出來為暴徒張目，企圖標籤他們為有理想的青年，還想在選舉中推出暴力的支持者。

他們恐嚇政府和市民，如果正能量的政治人物當選，他們的人選不上，香港就會有更大的暴亂，他們就要在議會更任性或更無人性，阻撓所有議案的通過 。他們的行為志在什麼？他們支持的暴動所為何事？市民都已看得十分清楚。這班政棍最終的目的就為走港獨之路，脫離中央，與台獨和藏獨合流。分裂祖國是中華民族的敵人，市民必須提高警覺，不能讓分裂祖國的暴徒陰謀得逞。這些人的理想，只是陳雲城邦論的狂想，像曾灶財九龍國王的”理想”一樣帶到棺材中去。這些殘害年青人的”理想”，實在非常狂妄。

公私合營的浪潮和方針調整

在新中國成立六年來，公私合營從單個企業合營逐步發展到整個行業的合營。國家的私營工商業納入了國家資本主義的軌道。凡是納入軌道的企業，生產經營都獲得增長；沒有納入軌道的，原料、生產、銷路都出現困難。另方面國家實行全行業公私合營，在全國範圍內統籌安排生產計劃，保證工業化重點建設，國家又實行對資產階級有償和平贖買政策，大多數資本家公開表示接受社會主義改造的方案。1956年元旦過後，北京市率先出現行業公私合營熱潮。全市有327家藥店申請加入，20個行業，800家商店獲准加入。北京召開公私合營大會，宣佈35個工業和42個商業行業共17963戶准予加入。

資本家在清產核資工作中表現積極，把房屋、現金、各種貴重材料都拿出來作為增資，表現了接受改造的真誠。1956年1月15日，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等領導人出席首都20多萬人在天安門舉行的慶祝社會主義改造勝利大會。北京市市長宣佈：首都已進入了社會主義社會。接著，清產核資工作、人事安排非常繁重，既要加快速度，又要保證質量。1月21日，上海也宣告進入社會主義。27日全國統計有118個大城市和193個縣都實行了公司合營。到1956年底，全國私營企業的99%都實行了公私合營。

形勢發展如此之快，從中央到地方都沒有預料到，加上各地準備工作不足，不可避免地發生了一些缺點和偏差。城市工作不比農村，較為複雜，涉及公私、勞資、供產銷、人財物等方方面面。只有通過細緻的工作才能保證變革中不受損失。毛澤東預先提醒說，“不要搞一陣風”，要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但實際上群眾性的運動，難以做到細緻，產生了影響經濟正常運行的問題，引起了中央和國務院的高度重視。陳雲和周恩來提出實行合營的過程中要保證生產經營不出現混亂，不能造成國家和社會財富的損失。

中央對公私合營的一些方針進行了調整，要求大部不變，小部調整，以利於生產的繼續。小店合營，不宜實行定股定息，而應該實行經銷、代銷的辦法。小攤販、挑販是屬於獨立勞動者，把他們組織起來成為自負盈虧的合作小組。對於民族資產階級的知識份子要善加使用，吸收他們為國家進行建設。根據中央指示，各地認真核實資產，發放定息，安排資方人員工作，克服了改造高潮中的混亂現象。大多數公私合營企業合理調整了勞動力，集中技術力量，提高了設備利用率和廣大職工主人翁的思想。經過調整，企業提高了生產，積累了資金，培訓了工人和管理人員，促進了國民經濟的發展。

部署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

1955年國家擴展公私合營，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採取”個別合營與按行業改造相結合”的辦法。工業方面，上海在全行業統籌安排中，率先打破所有權的界限，採用裁、併、改、合”等方式創造了合併和合營的經驗。1955年5月至10月，上海市輕工業有8個行業實行了全行業公私合營，重工業有13個行業按行業或按產品實行公私合營。商業方面，1955年8月，北京市選擇棉布業、百貨業進行全行業公私合營的試點，“以大帶小，以先進帶落後”，把商業網點調整和改造，在26個行業中對1019家商店實行聯營併店，大大加快了改造進度。

到1955年6月底，全國已經實行公司合營的工廠有1900多家，產值相當於當時資本主義工業的58%。商業方面，零售業比重達到52%，國家資本主義形式的經銷、代銷比重占22%，純粹資本主義私商的只占25%左右。毛澤東在1955年10月11日在七屆六中全會指出，只有在農業徹底實行社會主義改造，才能夠徹底割斷城市資產階級和農民的聯係，才能便於徹底改造工商業。資本家要依靠國家取得原料，就得把工業品賣給國家，就得搞國家資本主義。中國工商業的情況發生了根本變化，有助促進農業生產。

會議閉幕後，毛澤東於10月27日和29日分別邀請工商界政治代表人物和工商聯委員在中南海懷仁堂座談。他勉勵大家認清社會發展趨勢，掌握自己命運，站到社會主義方面，轉變到新制度去。他指出工人階級是一個光明的政治地位，要大家轉變。他的講話穩定了工商界不安的情緒，促使他們進一步接受社會主義改造。11月1日至21日全國工商聯執行委員會在北京召開，主任委員陳叔通致開幕詞，號召愛國的工商業者把自己的命運和國家發展的前途統一起來。陳雲、陳毅兩位副總理傳達了毛澤東認清社會發展規律，堅守愛國立場，積極接受社會主義改造的意見。會議推動了和平改造的進程。

陳雲提出了六條意見，對各行業進行統籌安排，對行業內部進行或大或小的改組，實行公私合營，以利於過渡到社會主義。他推廣以定息的辦法給資本家定額利息，組織各行業專業公司，全面規劃，加強領導。至此工商業改造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毛澤東主持了工商業改造的草案制訂，系統地闡明中國共產黨對於資產階級的政策，國家資本主義有償地逐步改變資產階級所有制。同時，國家給資本家以出路，不剝奪資產階級的選舉權，對於擁護社會主義改造的資本家代表人物以適當的政治安排。根據會議的全面規劃和部署，社會主義改造在全國急速發展，各大城市掀起了公私合營的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