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是中國人民和共產的勝利

鄧小平領導中國走了十年改革開放的路，中國人民的生活獲得了一些提高，但受自由化思想影響的人也多起來。他們貪婪無度，要挖社會主義牆腳，把人民多年積累起來的財富據為己有。同時，國際上掀起了一股陰風，要把共產黨的政權解體，蘇聯和東歐都出現了激烈的政治風暴，中國自不會置身事外。中國的政治經濟情況更為複雜，有著內憂和外患，受著內外敵對勢力的襲擊。有人趁改革開放上下其手，妄圖把人民的利益據為己有。這引起廣大共產黨員的不滿，領導學生要求懲處貪腐，為民除害，以正政風。

正是這樣一起民主反腐運動被國際反華勢力所利用，包括香港李卓人這類自由化份子，到內地搞風搞雨，妄圖推翻共產黨領導，讓中國陷入動蕩和混亂之中。長期在內地潛伏的美國中情局間諜，與國內和美國有著聯係的一些留美學者趁改革開放之機提出全盤西化的主張。他們以人權和民主作為幌子，在美國中情局統一行動下，向全世界社會主義國家發動全面的進攻。他們以糖衣炮彈，蠱惑人心，實行挑撥離間，以小利和謠言把經濟相對落後的人拖入泥潭之中。這是一起國際反共的一次大合唱，中國處於危難之中。

中國共產黨的胡錦濤和習近平一代黨員，處於中國社會的基層領導，看到中國社會中出現的逆流，以忠誠之心關心著國家的變化和人民的利益，堅守工作崗位，為國分憂。他們對中國的落後的國情滿懷理想去改變，跟著中央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他們對國家出現的政治局面和腐敗有著深刻的理解。這是為什麼到了他們登上最高領導位置時，都全力以赴排除萬難進行反腐。其中，朱鎔基就是一個表表者，為反腐準備了一百副棺材，其中一副留給自己。到胡錦濤時仍不斷努力，直至習近平上任，大小老虎一起打。

中國歷經六四西方自由化的顏色革命洗禮，東歐和蘇聯解體了，受到沉痛的損失和打擊，中國在鄧小平領導下站穩了腳跟。經過28年的努力，中國在共產黨的領導下，發展成世界第二經濟體，把俄羅斯、日本、德國、英國、法國等強國都摔到後面。經過六四的考驗，中國共產黨發展壯大了，共產黨員達到了八千多萬人，中國人民的經濟地位提高了，在世界獲得了尊重。中國人走到那裡都給當地經濟帶來活力，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助力。作為中國人，我們為此而高興，也為中國人民和共產黨經得起考驗而高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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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的技術觀

道家的哲學是出世的，有不食人間煙火之嫌。先秦諸子之學多以治國牧民為己任，老子則提倡無為而治。道家甚至認為，技術應用使人喪失淳樸的天性，對人類是有害的，要摒棄一切聖智技巧之類的名利活動，使百姓見素抱樸，無欲無爭。《道德經》說，”民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生；法令滋彰，盜賊多有。”老子主張以清靜之道治國，以無為之道治天下，否定利器技巧，認為社會越提倡器物，國家越不安寧。他認為，”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

老子主張”絕巧棄利”，反對以智巧治國，認為這會使人變得投機巧詐，敗壞淳樸的民風。這種思想與古代評價工匠的認知大相徑庭，如《周禮》中說：”智者創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謂之工”；荀子說，”百工似巧盡器械”；韓非子說，”夫匠者，手巧也”。墨子認為，技術活動”用財少而為利多，是以民樂而為之”；韓非子指出，”舟車機械之利，用力少，致功大”。總之，老子的哲學思想強調了反對技術的應用理由。道家主張的”道法自然”，只強調人的自然天性，忽視社會道德文明的作用，儒家對其批評具有合理性。

道家認為技術創造是對事物自然本性的殘害，說”殘樸以為器，工匠之罪也”。 莊子強調，人類應順應自然，不必過份追求超越自然本份的東西，認為用規矩製作方圓，用膠漆粘固物體，是對自然屬性的破壞。在道家看來，自然之道是不可傳授的，身懷絕技的人都掌握了自然之”道”。要達到”道法自然”的境界，需要工匠長期的實踐積累。事實證明，道家關於由”技”達”道”的境界的認識有一定的合理性，正符合他們所說的”所好者道，進乎技矣”，是道家所提倡的技術活動的最高境界就是達”道”的主張。

道家的思想在現世問題上是消極的，但道家技術觀對現代科技文明還是具有啟示性的。他們認為技術的應用使人產生投機取巧心理，破壞了人的淳樸天性。從道家的思想裡面，我們否定其消極一面，堅持孔子所說的”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聖訓。但道家在芸芸眾生中大智若愚，頭腦清醒，在先秦諸子中鶴立雞群，是因為他們認識到包括技術在內的人類文明對人的異化作用，對各種文明進步所作出的負面影響。合理的技術是順應自然的技術，如技術對人類造出傷害，破壞了環境，就不是”道法自然”了。傳統文化有其糟粕與精華，吸其優秀部份即可古為今用，為人類文明提供某種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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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的全球倫理思想

當今世上強國少有負起責任去爭取和平共存與合作，而以霸權去攫取利益，造成世界連綿不斷的衝突。全球倫理是一種全球意識，謀求地球上所有人和生命都休戚相關的意識，像一個地球村民一樣共存共榮。世界各民族、各文明都需要一種全球倫理來處理戰爭與和平同題。盡管世界各國宗教信仰、意識形態有所不同，但全球化呼籲全人類建立起人類的共識，以達和平共存的目的。中國文明中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思想是人類命運共同體必須有的基本思想和行為準則。老子說，”夫兵者，不祥之器”。

老子進一步說，”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以用之，恬淡為上。…..夫樂殺人者，則不可得志於天下矣。”中國謹記祖先的教訓，慬慎用兵，因為中國人知道戰爭不僅毀壞財產、毀滅生命，而且在道德上、精神上毀害人的心靈，所以要恬淡為上。在中華文明中，知道用血腥方式來解決問題，都是沒有脫離動物界弱肉強食的霸道，與道家的悲天憫人的人道主義精神背道而馳。老子寧願”老死不相往來”，以拉開距離去避免戰爭為求得和平。這是一種消極的態度，而現代的中國卻以積極的方式去加強交流以增進互信。

全球秩序的構建，要和平對話而不要戰爭。對話的過程是漫長的，有時有激烈的爭論，然後才有望達成某種共識。全球倫理核心的行為規範就是”不可殺人”。老子也知道戰爭不可完全避免，但對戰爭必須極其謹慎。他勸誡人臣”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師之所至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李息齋在《道德真經義解》中說，”殺人父者，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有”一報還一報”站在消極的功利角度反戰。老子是表達的思想，立足於他對世界、宇宙、生命、自然本體的理解，解釋自然。

老子強調”道”中的息爭、無為、柔弱、不敢，反對逞強、好勝、蠻頑。他突出”至柔”，說，”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草木之生也柔弱脆，其死也枯稿。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強則滅，木強則折。強大處下，柔弱處上。”他說，”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這是西方人相當陌生的一種智慧和西方不斷擴張和精進的性格相當不同。道家的精神使人與生命及自然和諧相處，從根本上止殺去保護人權。從全球倫理的角度來說，道家思想無疑是一種值得思考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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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帶一路產品博覽會》提案 草 稿

(一) 一帶一路經濟帶建設倡議是中國在國家層面提出的一項宏大戰略，將全面改變中國的經濟面貌以及世界經濟格局。香港處於祖國的南大門，義不容辭地挑起擔當國家走向世界的超級聯係人的重任，為中國和沿線68國家的企業服務，為共商、共建、共享的世界作出貢獻，以達合作共贏的目的。香港是一個有著與世界100多個國家往來經驗的地區，這裡有著一流的外貿和資本市場營運好手，可為一帶一路沿線各國企業充當超級聯係人和提供融資服務，對香港未來的發展和給予年青人的機會影響深遠。

(二) 一帶一路68個國家各有優勢，而最重要的就是大家都面臨著一個共同關心的發展問題。沿線各國，發展不平衡，資源的分佈也不平衡，中國和一帶一路國家，以及一帶一路國家之間資源的共享，可以解決共同面對的困境。香港這個超級聯係人可以幫助國家走出去，也可以幫助國家引進來，讓大家都有一條生路，互通有無，增強相互間的了解和合作，達致合作共贏的目的。超級的聯係人角色就是在幫助各國合作的過程中找到香港的機會，讓香港持續發展，成為一帶一路國策成功實施中的共贏一份子。

(三) 香港是一個有著與世界在商貿交往中的深厚底蘊，有著展覽與會議的廣博經驗，在香港成立一家民間會議展覽公司，以一帶一路國家作為服務對象，是香港作為超級聯係人的重要工作。各國的發展和合作必須是互惠共贏，不是單方面的給予和恩賜。通過為一帶一路國家服務的專業會議展覽公司的推動，可增進各國間的交流和了解，以達到互通有無的目的。一帶一路產品博覽會，可讓一帶一路國家廣泛接觸中國企業，了解中國需要，輸出中國需要的產品，換回他們需要的各種鐵路、公路及工業技術。

(四) 一帶一路產品博覽會，可一個國家一個國家的服務，通過精準的展覽，組織精準的客戶對接，讓中國企業和一帶一路國家企業精準對接，達到為各國發展經濟而展覽的目的。展會可以是一個國家的專場展覽，也可以是多國的共同交流展覽，可以組織不同的展覽在不同的城市舉行。展覽和會議可在中國幾個不同城市分別舉行，也可逐步走向一帶一路各國，與當地展覽公司合作在當地展出，進行交流。組織一帶一路產品博覽會是香港能夠發揮超級聯人角色的一個方面，是香港未來發展重要的工作。

(五) 一帶一路產品博覽會成立公司，可為年青人提供眾多的就業機會，參與到展會的組織和籌備工作中來。而且通過這個工作，年青人可接觸到各種公司，找到自己感興趣的項目，成為各國企業的各種產品和服務的代理人。同時在各種展會的開辦中，為各大學中就讀生製造臨時就業機會，接觸社會和各國不同行業，增長知識和見聞，廣交天下友，為畢業後的發展機會打下基礎。當學生分批、分地區的去工作時，可以加深他們的人生閱歷，增強處理工作和解決困難的能力，對年青人是一種重要的鍛煉。

(六) 一帶一路是一個跨國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戰略規劃，中國與沿線國家一道積極推動中蒙俄、新亞歐大陸橋、中國-中亞-西亞、中國-中南半島、中巴、孟中印緬六大經濟走廊，每個經濟走廊都是以區域經濟一體為核心，既符合中國的國家利益，也同樣符合所在區域的國家利益。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和絲路基金等金融機構將為亞歐互聯互通產業合作提供有力的資金支持。香港政府自有重要的角色可扮演，因此支持一帶一路產品博覽會公司的成立，是協助六大經濟走廊建設的推進，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

(七) 香港要做好一帶一路超級聯係人的工作，當然有很多工作要做，但香港政府撥出資源協助辦好一帶一路產品博覽會，是出小錢辦大事的做法，可收立竿見影之效，為國家和各國企業和人民所歡迎。有了香港政府的起動資金的支持，國內各省市政府也會大力相助，為一帶一路的交流和互通，群策群力，共同來推動有利於各國發展的經濟一體化的戰略。一帶一路秉持的是共商、共建、共享原則，不是封閉的，而是包容的，不是中國的獨奏，而是沿線國家的合唱，香港必能從中獲得豐厚的回報。

(八) 香港必須在一帶一路的重大戰略中發揮重要作用，我們將聯結香港各商會參與到一帶一路互聯互通中來。通過與各國在這個一帶一路產品博覽會的平台上合作，各商會會員必能有所作為，找到商機和機遇。這是一個開放式的交流平台，也是促進商貿，協助各國建設和發展的平台，香港的企業必會有自己的一片天。香港的企業出名靈活善變，充滿活力，這個展覽平台精準對準一帶一路國家，香港成為一帶一路的超級聯絡人是毫無異議的。香港必須迅速在這方面作出決策，不失時機地應勢而上。

(九) 這個企業將自負盈虧、自給自足。只要有了起動資金，在專業人員的組織和領導下，將很快獲得一些國家和機構的支持，迅速獲得收入，支持公司持續營運。公司將逐部擴大服務範圍，從一個國家增到兩個，三個直至68個國家均納入服務的範圍。公司將逐步聘請和培訓人才，務求在最短時間內達致最大效益。公司將有專人對接國內城市，也有專人對接68個國家的商務部門和工商團體。我們培養出的人才將是香港一帶一路超級聯係人的代表，對國家和沿線國家都是重要的財富。

(十) 我們將組成工作小組與政府對接，尋求支持，待獲得同意後，將組成籌備委員會成立公司，以香港的創意去挑起超及聯係人的角色。我們特以此提案拋磚引玉，希望獲得更寶貴的意見，讓我們的構想變得更完美，更符合實際，能更好地為香港服務，發揮一帶一路超級聯係人的作用。以上提案草稿謹供參考。(29/5/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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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在憲政上的應用

學者在研究孔孟倫理學結構思想時，提出儒家思想在現代民主憲政發展方面的積極作用。古人早就有憲法、憲章、憲綱、憲令、憲則、憲度、憲禁、憲典、行憲、違憲、司憲等概念。古人提出的憲法概念，將憲法視為治國安邦的基本大法，順其憲則”政令必行，憲禁必從，而國不治者，未嘗有矣”。憲法還是用於治理朝政，規範官員行為的準則，被視為最高當權者必須遵守的”國之憲章”。憲法有彰善惡，”賞善罰奸”的國之憲法，勸民務業，規制恣縱貪官之法。憲法是國家的大禮大法，官民必須”受憲”和”習憲”。

歷各個朝代都制定了大量憲法性的法律，漢高祖的”約法三章”就是憲法性法律，唐朝時將御史台改為”憲台”，明朝洪武四年，太祖親自制定刊佈《憲綱》四十條。古帝王修憲，皆以仁、義、禮、智、信作為憲理憲則，以儒家思想作為修憲的準則。儒家憲政主張明憲直法，依人權修憲法，依良憲定法律。仁憲是儒家的核心思想，闡釋了”憲仁則國仁；國仁則政仁；政仁則人權可保，民生有望”。中國的憲法立身於中國，吸納了中外古今優秀的文明，使中國的憲法既有古代的智慧，也有了現代的概念，使憲法安國富民。

中國的憲法尊重人格尊嚴，體現了仁愛平等的儒家思想。思想自由、宗教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學術自由、拒絕權、請願權、財產權、賠償請求權等皆是仁憲觀的基本立場。憲法必須體現公義的精神，也就是公平、公正、公開，不能把一黨之見置於憲法之中，妨礙社會公義。在憲法中必須節政以禮，尊重傳統習俗，國不侵人權，官不犯民權，民不犯國法，保障國家的和順。儒家的智憲觀就是要合理地安排基本政治社會經濟制度，認為合理則制順政通，違理則制亂政敗，重視制定憲法的合理性等問題。

儒家要求信主忠誠，要求忠誠於憲法、保衛人權。在市場經濟中講信，在憲政中也要講信。仁議禮智信原則要求興人權、立公正、通和順、符合理、樹忠誠，在21世紀的憲法中也有儒家的思想在內。中國的現代文明已走過了一百年，但其中有傳統的文明思想仍在憲法中閃光。現代的社會當然不會以儒家為主導，但儒家思想是中國文化的一部份，繼承了五千年中華文化優秀部份，雖然有些觀念落後了，但精華部份還是可以吸收，用於現代社會。一個仁義禮智信的社會，比講霸權，講打講殺，不守信的社會可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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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是中共傀儡？

林鄭即將上任，黎智英一類的漢奸走狗指她為中共的傀儡。在漢奸走狗的眼裡，遵紀守法的人都是愛國”狗”和中共的傀儡。愛國的人全成中共的傀儡，13億中國人也都是沒有思想，沒有靈魂的傀儡。中共能夠把全世界華人都聯合起來，為中華民族的復興而奮鬥，中共培植傀儡的能力的確驚人。到低誰是傀儡，誰是愛國者，不用我在這裡多說。黎智英做漢奸和走狗是自願的，他是不是傀儡，我們可以在這裡討論。我認為他是自願的傀儡，當然也是美元帝國控制下的扯線公仔。特首則是自願為國家服務的愛國者。

特首服從中央統一領導是國家的意志，人民的囑托，不是沒有靈魂的傀儡。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的執政黨，他執行的是人民的意志，是中華民族的復興事業。特首作為香港特別行政區首長必須和中國的執政黨合作，行使國家賦與的權力，為香港市民做事。國家給特首以權力管治香港，為國立功，按照基本法和國家設計的政治制度履行職責，是愛國的行為。中華民族復興的理想是中國共產黨復興中華的主張，是民心所向，全世界熱愛中國的人都支持的事業。為國家做事是愛國者自覺和自願的行為，扯線是扯不來的。

特首為國家做事風格各有不同，有人為打好這份工，有人要無為而治，有人要積極進取，有人要創新作為。無論怎樣他們做事都有個準則，就是按基本法辦事，這是在做特首前都必須深入了解的，不需要踢一下動一動。23條立法很艱難，有人要反對，但國家安全，社會安定不能沒有了他，因此把這個工作做好，不但是中央的要求，也是全國人民的意志，中共不會去扯線要你做這件事，而是基本法和人大要求你去履行人民的意志。國家有權監督特首把這個工作做好。漢奸走狗反對特首為國家安全立法，能聽嗎？

中央讓香港維持一國兩制不變，要香港特首用好行政主導權，把立法和司法置於行政架構之中，各司其職，為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服務。香港歷來的資本主義制度比西方資本自由、靈活，在國際享有崇高聲譽，皆因香港的行政在主導香港一切事務，讓香港資本具有靈活性。行政沒有了主導權，香港行之有效的資本主義就會與日本、美國、歐洲資本主義制度那樣變得死板，失去經濟活力。中央由張德江告誡香港要維持行政主導權，讓特首掌握香港經濟發展的主導權，使林鄭更有所作為。這是中央對香港的特別關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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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主導與一國兩制

回歸20年，張德江重提行政主導，目的就為糾正香港反對派行差踏錯的言行。反對派在講三權分立，可香港重來沒有三權分立過，而是行政主導。反對派想以三權分立來達到立法主導和司法主導，中央睬你都傻。中英談判之時，中方早就向全世界表明，港人治港，由愛國者作為治港的核心，香港政制一切不變，包括行政主導權。中央保證一國兩制不變樣，不走調，包括行政主導的地位不變。香港愛國同胞提出去殖民地化，不是去掉香港政制的行政主導核心部份，而是把崇洋媚外的醜陋東西去掉，顯揚中華文明。

西方反華勢力在香港企圖把這個城市變成反共反華基地，首要的工作就是通過誤導市民，壓低特區政府的威信，把香港政府變成一個沒有主導權的政府，把立法會變成一個不是立法的地方，而是拉布的場所，不為市民做事。行政主導的政府就是政府把計劃要做的事，提交給立法會討論，把民間的意見拿來衝量計劃的利弊，尋求出最佳方案，然後立法和撥款進行建設。利用立法會去主導政府工作，不是為政府提最佳方案，而是去阻撓政府工程，這種以輔奪主的想法偏離了行政主導和一國兩制的政治制度設計。

鄧小平不是一般的政治家，他是共產黨的優秀領導者。戴卓爾夫人曾想以香港的主權換治權，鄧小平就直接了當告訴她這件事就免談了，因為他及所有中國人都不想當李鴻章，但一國兩制，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50年不變是可以談的。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包括了行政主導權都是鄧小平把握得很好的港人治港的條件，而這個行政主導權還是由香港的愛國同胞掌握。他毫不含糊地告訴全世界，包括全世界華人，收回香港後由愛國的香港人管治，不是由漢奸走狗和殖民地的餘孽管治。中國領導人不會偏離這個安排。

香港反華勢力想通過香港議會和司法制度，企圖改變鄧小平的政治制度設計，把一國兩制改得面目全非。全國13多億人中多的是智者，要騙是騙不了他們的。中央一再叫這些人不忘初心，不要作奪權非份之想，老老實實為香港市民服務，切勿把一國兩制的政治設計毀掉，因為對國家和香港都不利。國家有心維持香港作為國際商業交往的城市，必須維護香港原有的資本主義社會制度，不走樣，不變調，香港才能有其價值，否則變樣了就不是原來的東西。中央沒有一個領導人會去改變改革開放總設計師對香港的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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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生態倫理的思考

道家、佛家和儒家在歷史長河中一直相互影響，相互吸納，在生態倫理方面也是互為因果地發展自己的理論。對於生命的根本意義的精神信仰，遵守著生態倫理規範的中介思想觀念，相容互補。古代儒家並不絕對禁止殺生或伐木，而是有節制地去做，按時令做合適的事。曾子說，”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夫子曰，”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儒家惜生與愛人憫人融為一體，要按照大自然的節奏，節律來安排。《禮記．月苓》篇記載：”孟春之月，禁止伐木，毋履巢，毋殺孩蟲胎夭飛鳥……”。

這些時禁有為人利益的一面，讓百姓有”有餘食”、”有餘用”、”有餘材”，另方面也是為各種生命自然成活而生生不息。當時的思想不包含現代挽救瀕危物種的主動行為，不包括對其牠動物建立某種忠貞、信任關係的命令，只是對春夏生長季節和對動植物幼小時的禁令，因為當時還沒有今天這樣的生態危機。不過生態倫理在古代存在是確定無疑的，“聖王之制”中都早有記載。這些時禁不是只對百姓，也約束君主，警告君主如不守禁，象徵天下太平的吉祥物就不會出來，自然災害就會瀕生，生態危機就會引發政治危機。

儒家在行為規範上除了父母、兄弟、夫妻、家族到朋友、鄰人、鄉人、國人、天下人的這個圈子外，還有一個由動物、植物到自然山川由近及遠的倫理。儒家把天、地、人視為一個有機的整體，把天道和人道聯係起來思考。天、人雖然有別，但從宇宙學來看，天、人又是合一的。莊子說，”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同一”而聖人之所以神聖，在於”其能以一心觀萬心，一身觀萬身，一物觀萬物，一世觀萬世”，在於”其能以心代天意，口代天言，手代天工，身代天事”，以及”上識天時，下盡地理，中盡物情。”

儒家的生態倫理在人的行為方面主要考慮人的生存利益，具有強烈的政治勸誡意味，而在精神方面，則天人合一是為了生生不息的存在。儒家關愛的次序以親為先，擴及其它生命和生物。”仁於他物，不仁於人，不得為仁”，”仁也者，仁乎其類者也”。在儒家思想中崇洋媚外，並不可取，但對於外國朋友，願與中國友好者，有一種善待的心態。在儒家思想裡沒有征服和奴役他族或國家的心態，能設身處地置自己與他人於一個平等地位，共同和平地生存與合作。古人的這種態度，也影響到後人對其它生命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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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主導與中央話事

香港高度自治，不是自治或獨立。高度自治是行政主導，中央話事，一切權力來自中央，香港人管香港人，不是外國反華勢力在香港亂說亂動。香港的高度自治是行政主導，不是立法主導，也不是司法主導，這都是中央的話事權。基本法和基本法的解釋權都在中央，這是基本法在香港實行20年內的實踐。人大的決定就是13億多人民的意志，中央就是按人民的意志辦事，要香港繼續以行政來主導香港事務，立法和司法必須按照基本法行事。中央決心培養更多人才，研究基本法，按基本法來管治香港。

李柱銘一流的黑衣人該靠邊站了。不準備按基本法辦事的人遲早得退出法律界，不要以為普通法可以不按基本法行事。不守法的律師必被除牌，不守基本法的法官必被炒尤而且不會有補償，因為不守基本法，還得去伏法。枉法的人在香港不會有好下場，不守基本法的人也遲早被送上審判席。立法局個別議員想主導香港事務，阻撓香港發展，是阻撓行政主導的政治體制設計。行政主導了的事，立法會就要立法，不能阻撓，但可提出正反兩方面意見，去粗留精，提出更好的做法，不是不去立法或破壞行政主導的設計。

行政主導，中央話事，就是中央決定整個國家的大政方針，香港由行政去主導國家的政策融入香港的發展之中，然後立法予以實行。中港對接，一帶一路，都是國家大政方針，死硬對抗不可行。基本法沒有一條可以讓香港分裂和對抗中央的安排，更沒有什麼“公民抗命”佔中不用受罰的條文，也沒有立法會議員接受金錢利益，不受法律懲罰的說法。李柱銘為違法佔中者辯護的理據，在基本法中找不到支持。他以待罪之身為同犯辯護的做法，基本法中沒有給予他這個權力。在普通法裡有規避利益衝突的要求，他沒有這樣做，也必須受到法律的制裁。

香港是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特就特在有高度自治，享有一國兩制，而不是脫離中央另行一套。香港一切權力來自中央，依中央要求做，回歸行政主導。立法會不要自把自為，說什麼三權分立，妄圖奪取香港的話語權。香港的話語權在中央，一切由中央話事。這個簡單的道理，香港人都知道，只有黎智英這班人在誤導市民，以為騙到市民就可以由他們去主導香港的一切。在香港回歸祖國20年的時候，中央由張德江親自告訴香港人這個事實。我們希望香港人不要受黎智英之騙，上錯賊船，認賊作父，是所為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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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國學與經學

國學是相對於外國學而言，外國者洋也，也即是中西之分。人類在進化的過程中積累了各種學問，千差萬別，包羅萬有，人們要窮盡一生之力都無法學盡。國學當然除了經史子集，也包羅了天文、地理、醫術等學問。不過今天人們談國學，都集中在談中國的文史哲思想上，而且都是用時代的思維來談自己的觀點。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為現代人研究古代的學問，沒可能按照漢朝或唐朝人的思想進行研究，那是實際上做不到的。例如”達則兼濟天下”，古人想的天下可能只是中華大地，而今卻是一帶一路沿線各國。

國學當然不只是孔孟之說，盡管孔孟學說在華人社會中佔有重要地位，但不是國學的全部。現在人們提倡國學，其目的就是為自己找到身份標識，從傳統文化裡面尋找寶貴的遺產，以更好地建立我們的民族自信心和加強我們的民族凝聚力，認識我們祖先為世界文明作過的貢獻，以激勵後人繼續努力。中國傳統文化之所以博大精深，值得加以研究，因為自古以來中國是一個多民族、多地域、多文化的國家，所以中國文化傳統上就具有多樣性和包容性。海納百川，有容乃大，大就大在中國文化的包容性上。

經學自是國學的一個方面。經者意為常讀必讀，《詩》《書》《禮》《樂》《易》《春秋》都是古人經常讀的書。古代的教育一直都如是，可見經和經學早就存在，有人說孔子把這種教育加以普及和提高，他也因而成為聖人和萬世師表。孔子在中國文化中佔有重要地位，我們學習孔子也必須以現代社會的思維從中吸其精華，去其糟粕，把其中精華變成我們的力量。世界孔子學院的成立不是要誦經禮拜，而是傳揚中華文化優秀部份，結交天下朋友，共謀天下大事。經學中的優秀思想可以作為與世界交流的中華文化元素。

有人質疑學國學經史有何用，那是以功利的思想來看待文化。香港有一部份人把國民教育視為洗腦，其實國民教育就是國學的一部份，它不是功利的，而是文化和精神的養份。中國國力強盛了，我們對世界文化不能自強自信，崇洋媚外，這種民族是沒有希望的，也無法引領世界前進。世界21種文明，很多都不存在了，中華文明能夠存在到今天，就因其中有寶貴和優秀之處，必須加以肯定和發揚下去。把國學研究好，整理成國民精神的養份，中華民族將屹立於世而不倒，並能引領下一代繼續為世界作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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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1989的六四事件

經過改革開放，鄧小平把中國國民生產總值從1978年的3,650億元幹到1989年的34,519億元。這是驚天動地的成果，引來了不少狂蜂浪蝶。今天，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是74.41萬億元，是任何國家都撼動不了中國的成績。回想89年，美國想在把東歐解體後一舉將中國解體。5月19日李鵬總理在中南海紫光閣會見澳大利亞總理特使伍爾科特時說，”北京發生了混亂，這個混亂不同程度地蔓延到其他一些地區。中國政府將以負責的態度採取措施來制止混亂，恢復正常的社會秩序，保證改革開放政策的順利進行。這純屬中國的內政。”當日北京的形勢相當嚴峻，如不迅速扭轉局面，必引發全國大動亂。

中央認為，廣大青年學生的心靈是善良的，主觀願望上不想搞動亂。但是，任意採取遊行、示威、罷課乃至絕食請願等方式不利於解決問題。事態朝著良好願望的反面發展。極少數人要通過動亂達到他們的政治目的，就是否定共產黨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中央領導把廣大學生的愛國熱情和製造動亂的人嚴格區分開來，對他們在學潮中過激的言論不予追究。中央從外地調來了一部份人民解放軍部隊，協助首都武警和公安幹警執行任務。同日，中國還對美國插手中國西藏事務，誣蔑中國侵犯人權進行嚴正抗議。

5月25日，國務院發出通知，堅決制止各地學生衝擊鐵路，強行乘車進京。5月27日，李先念講話，指出”極少數人幕後策劃，製造謠言，挑撥煽動，蓄意擴大事態，企圖通過動亂，達到他們否定共產黨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的政治目的，如果他們的陰謀得逞，我們的國家和民族就會陷入深重的災難之中。”5月30日，有人抬著”民主之神”雕像進入天安門，要在天安門為”女神”立碑。5月31日，鄧小平指出，腐敗的事情往往可以抓到，但我們就是下不了手，使人以為我們在包庇腐敗。他說，這個關我們必須要過。

共產黨對腐敗是深惡痛絕的，但中國人的社會人情這個關非常難過，遇上有人要解體中國，確難以應對。習近平就決心過這個關，他與共產黨的貞忠份子，結成反腐團隊，把中國帶上正軌。他們這班人就是鄧小平當時在下層的堅定支持者，到了他們上台，自是大開殺誡，不留情面的斬。89年6月3日凌晨解放軍奉命進入警戒目標，6月4日解放軍報發表題為《堅決擁護黨中央決策，堅決鎮壓反革命暴亂》完成好憲法賦予的保衛人民成果的神聖使命。當日北京戒嚴部隊進入天安門廣場執勤，平定了西方反華的陰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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遲來的公道並不公道

“遲到好過無到”，”不是不報時候未到”，都是中國人社會的想法。這是中國的文化一部份，對公道和公義追求的不竭精神的延伸。其實遲來的公道並不公道，佔中兩年了，犯罪事實清楚，給人一拖再拖，到了佔中三子及從犯被告上法庭，李柱銘也是一個從犯還可以為這些人辯護去繼續拖，實在令人嘆為觀止。李柱銘想拖到七月，等梁振英卸任，他幻想林鄭上任開心起來要實行大赦。法官一眼看出李柱銘的目的，告誡他不要妨礙司法公正，該罰的要早早判刑，不能讓這些人逍遙法外。法律如講公道，絕不去拖。

戴耀廷、朱耀明、陳健民當初煽動人佔中，說是公民抗命，願意負上法律責任，接受法律制裁，現在被告上法庭了，全部否認罪名，看來犯罪事實清楚，非去坐監不可了，就想”賴貓”。想當初豪氣干雲、殺氣騰騰，好像要把香港吞下去之勢，到如今監牢的寶座送到面前，想退縮，要僥倖，世上有如此便宜的事嗎？朱耀明牧師應該明道理，知教義，把耶穌的教訓記於心間，”以眼還眼，以牙還牙”難道不是對不義之人的訓斥嗎？你犯了罪還不肯認，不知悔悟，難道上帝還要在天堂給你留個好位讓你去享受嗎？

多行不義必自斃，不要以為拖了兩年就可不了了之，要知全港愛國同胞都在盯著律政司，看他如何作為。法律擺在面前，戴耀廷是你同學兼死黨，你能隻手遮天，逃過愛國同胞的金睛火眼嗎？我們會盯著不放，誰貪贓枉法，誰去負法律責任。管你是律政司，還是牧師、教授，誰都沒有特權。在人民面前，你必須老老實實按法律辦事，別想繞過法律，發你的春秋大夢。李柱銘這種訟棍，加上陳淑莊法律界敗類，以為自己讀過幾部法律書，就可玩法耍弄人民。國家的法律不會和你開玩笑，別自作聰明，圖謀脫罪。

法律擺在面前，你只能去伏法，不要耍花招。今天這個律政司或法官是你朋友，你耍耍小把戲可以脫罪，當知人民之中懂得法律的人比你更犀利，騙得了甲，騙不了乙，誰把法律玩得多了，必最終把自己搞到監獄中去。法律給你玩了一段時間，而這段時間不短，還能再拖下去嗎？李柱銘與法律界中的敗類打”攏通”，還想拖拖，但人民已失去了耐性。把罪犯送入監牢實事不宜遲，要馬上執行了。愛國同胞需要公道，看到公正和公義在香港真正落實。遲來的公道，其實並不公道，但遲到好過無到，是時候報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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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釋道與中國文化

我們談中國文化，不是要徹底復古，也不希望全盤西化，而是與時俱進，吐故納新，把精華部份拿出來，加上現代意義，應用在現實的生活中。中國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不僅產生了本土學派，也不斷有外來文化的傳入，在矛盾衝突中相互吸收和融合，豐富、發展和壯大了，有的被吸收改造後消失了。中國從東晉開始至隋唐時期，中國文化逐漸確立了以儒釋道為主體的格局，一直延續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歷1600年左右。中國文化是儒釋道三家鼎足而立，在糾葛、矛盾鬥爭中調和與融合，共生共長。

在中國文化的發展的歷史過程中從不獨尊一派。西周以前學在官府，東周以後，學術逐步走向民間，春秋後期出現對社會頗有影響的儒家、墨家等不同學派，而至戰國中期，則出現了百家爭鳴的局面。他們對治國安邦，各有所見，中國文化就是在諸子百家學派分合之中不斷發展和豐富起來。兩漢是儒道二家廣泛吸收諸子百家，發展和豐富自己而確立作為中國文化代表學派。這是廣採了陰陽、儒、墨、名、法各家之長，吸納融匯，成為中華文化的精神代表。中國文化的融通就是"兼愛"、"尚同"的一種精神力量。

儒道之間在融合之前也曾有過激烈的碰撞，儒家要入世，而道家講"坐忘"，"形如槁木"，"心如死灰"，自是水火不相容。及後道家以"不自見"、"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即不自作聰明，不自以為是，不自居功勞，不自我誇耀作為修心養性的方法，逐步開始和儒學靠近。佛教是由印度在兩漢之際傳入中國的外來文化，初時本土文化與儒道之間也發生了激烈衝撞，而且與道教之間發生在爭奪社會地位上。唐武宗時還出現過道教人士勸諫滅佛。佛教與儒家倫理網常等禮教也直接有衝突，以剃度不娶妻、不敬養父母，有違人倫，不為儒家所接受。

後來佛教為了在中國扎下根來，則進行自覺的主動融合，把佛學譯成優美文字，傳意達旨，影響迅速擴大。佛道儒在衝突中相互滲透，融入到人們日常衣食、語言、思想、文學、藝術、建築乃至醫學中，成為中國文化的一部份。儒、釋、道三家在衝突中相互吸收融合，既保持其基本立場，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充份體現了中國文化的融合精神。南宋孝宗皇帝趙杳說，"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的中華人文精神在儒釋道培育下形成，是中國文化重要的部份。在千年文化衝突裡，中國文化一直在進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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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空氣談國家認同

國內有一學生到外國讀書，畢業時在典禮上談到美國空氣有多好，生活有多自由，但她忘了她是拿著父母的庇蔭，在美國過著悠遊自在的生活，還訴說在國內受著師長和父母的管教當作受到壓抑。她分享的感受和經驗，是對祖國和母親的不敬，是不知感恩的年青人的陰暗心理狀態，自必然受到國內同齡人的反唇相譏。國內報紙評論員對此事作出評論，與我在這裡看到這種社會現象作出評論並沒有兩樣。蘋果日報的黎智英硬是認為這件事觸犯了西方文化天條，指為一言堂。那國內年青人的言論自由又去了那裡？

青年談空氣當然不是問題，但她在畢業典禮上表達的卻是對祖國的詆毀，說美國有自由的空氣，中國沒有自由，這不是討好美國反華勢力的奴才行為，讓在同一個畢業典禮上的中國同學所不齒。網絡上展開了廣泛的討論，而且是鋪天蓋地地引來批評，這正說明中國的絕大多數年青人懂得是非，勇於站出來批評錯誤的思想，是值得肯定的行動。蘋果日報和黎智英怕得要死，因為他誤導年青人的言論獲不到絕大多數年青人的認同，批評這個同學的錯誤，就等同揭穿黎智英串同美國中情局製造騙局的陰謀不能得逞。

中國出現霧霾，是發展中的一個問題，中國正致力治理，與”高壓的空氣，不能再自由自在的呼吸，不能再隨心隨意發言”去掛鉤。黎智英能把這種情況都拿來攻擊國家，可想黎智英這種人對祖國惡毒到如何程度。他還是中國人嗎？我們表示極大的懷疑，就算他說他是中國人，我們只能相信他是漢奸或是西方反華勢力的走狗。中國人說什麼不行？你說習大大有十個情人都行，只要你不給人家抓到你誹謗的把柄就好。誹謗在文明的社會是犯法的，不是你想說什麼就說什麼，每個人都要為自己的言論負責，不能為所欲為。

香港的反對派有些人不懂這個道理，就因為受了黎智英的誤導，以為這是言論自由，亂吹胡編都是自由，一旦被告上法庭就說被人迫害。這種集非成是，不懂禮貌，沒有廉恥之心的人就是黎智英之流所鼓吹的自由。撥亂反正，糾正社會風氣，必須人人敢於站出來批評錯誤言論，才能培養出社會正氣，樹立講禮貌，懂得感恩的社會風氣。香港必須創建一個讓年青人除下口罩的社會純正之風，不再受黎智英之流，遮遮掩掩的陰暗心理所影響的社會風氣。認同自己的國家，當然可以談改善國家空氣的問題，但不是用空氣去詆毀自己的國家，背宗毀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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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學與中華文明

中華文明是世界文明的一部份，國學是中華文明的結晶，但有精華也有糟粕。我們並不認為中國的一切都好，外國的一切都壞。中華民族是一個海納百川的民族，在歷史的長河中吸納各民族的優秀養份，成為發展自己，成就他人的民族。這種博大的胸懷，就是中華文明的精華所在。我們不獨尊儒學，而是諸子百家中優秀的東西都吸納為中華文明的一部份，結合世界先進的文化，走中國人的路。學習國學有利於傳承中華文明，實現文化認同與民族認同，扭轉中國人對本民族文化的陌生和疏離，以實現民族統一大業。

傳統文化唯有古為今用，朝著現代化思維轉化、創新，才能留在人們的生活中而非記憶裡。因此，我們要用現代理念對傳統文化進行再認識，用現代手段對傳統文化再表現，用現代研究成果對傳統文化進行再補充。一個不能與傳統和解的民族，始終處於無根的狀態。但和解絕不意味著復古，而是在當今世界的文明中，把中華文化精華的部份拿出來與世界共享。一個在國際事務與世界文明格局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大國，必須有自己的標識，讓世界認出中國來。我們高與地看到從胡錦濤到習近平都秉持了這種態度。

我們提倡以德治國、以人為本、和諧社會、社會主義公平、公正、平等、自由、民主、敬業、愛國等核心價值。這是中華民族的源頭活水，教育界必須予以重視。現代教育切斷了中華文明精髓部份，讓人文學科、文史哲都與傳統文化不融通，使文理都處於游離狀態，也就是說培養出這種學生那裡會有民族文化的底蘊。香港有些人咒罵祖國、背宗棄祖，就是沒有了禮、義、廉、羞。學習中華文化不為復古，必須以現代的、開放的、多元的、發展的、自主創新的態度來對待國學，讓它成為當今世界所用的學問和文化。

我們提倡國學和中華文化，要把它放到中國實現現代化的大格局中，放到全球化的大格局中進行研究和推動。文明必須與時俱進，具備國際化和現代化的視野，並有開放包容自主的心態。研究中華文明必須進行歷史綜合，明其因果，探其義理，把古今中外加以比較而推陳出新。在世界文明建構中，中國必須有自己的文化自覺與文化自信，才能建設既融合世界先進文明，又富有中國品質的社會主義新文明。這是身份標識，文化認同，國家軟實力的表現。發展國學研究，弘揚中華文明是與世界對接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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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世紀的文化浪漫

文革以後，中國打開了被封閉的國門，開放性的文化語境，從政治經濟層面向文化層面推進。五四運動涉及的是政治問題和文化問題；辛亥革命涉及了全盤西化與中國本位問題、民族主義問題、文學革命等問題。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對文藝為人民服務問題作出了闡釋。中國文化在近代經歷了各種變遷，但總的方向就是在鴉片戰爭之後，中國人在尋找自我，在茫茫的文山文海中，尋找民族的過去、現在和未來，以圖找到出路。中國人在受盡凌辱後，要在自己祖宗的精神家園中找出生存的意識。

中國人對本民族事物的熱情懷戀，衍生出強烈的民族感情，對大自然深情投入，對鄉土田園的熱戀，伴隨著文化浪漫應運而生。中華民族在近代面臨巨大的危機，八國聯軍攻陷中國人的心，使國家傳統受到劇烈的打擊，使中國有識之士產生了強烈的情感焦慮。這種變局，李鴻章認為西人之東來侵略是三千年來大變局，中國社會光緒年間，曾紀澤認為是五千年來大變局。姑勿論變局是多少年，那是自古迄今前所未見的變局，對中國文化產生了巨大震撼。很多人失去了自我，但有識之士則奮力反抗，拯救國家於危難。

百日維新、五四運動、延安座談、白貓黑貓、韜光養晦、中華復興、中國夢等一路走來，讓全世界華人都感到振奮。科技的興起，文化的復興，人心的醒覺，使中國人成為一隻睡醒的獅子，不得不讓人敬畏三分。中國人憂天下之所憂，懷抱拯救世人的理想，胸懷祖國，放眼世界，要一帶一路的與世人共進。”達則兼濟天下”的人文精神，讓全世界都為此擊節贊好。智、仁、勇是中國人的人生高貴品質，在新的世紀煥發出青春的光輝。有什麼比這更能令中國人激動，為此而獻出自己所有的力量去創出新的中華文明？

跨越千年的歷史長河，進入中國最美好的年代，中國人熱情澎湃，文化浪漫起來了，普普通通的喝茶也成了藝術，文藝的大花園更是百花盛放，繪畫、音樂、電影和傳統劇目都滋生出令人欣喜的中華氣息。中國人的語境感動了世界，有什麼比共商、共建、共享更能感動世人？中國出錢出力，上百億，上千億的支援世界各國兄弟共生、共長、共贏。中國人要貞忠愛國，正身潔己，志存高遠，發憤圖強，才能對得起我們前輩用生命和鮮血創造出來的新局面。讓我們在跨世紀的文化浪漫中，飲一杯屬於自己的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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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文化的現代重建

100年來，國學與西學、新學與舊學的爭論從來沒有停止過。自西方文化舶來中國之後，國學至尊地位受到前所未有有挑戰，引發國人搶救國學的民族運動連綿不絕。國學是什麼？章太炎說，國學是”經、史、子、集”；梁啟超說是中國歷代學術思想史；胡適心目中的國學是故學，一切傳統中國文化都叫國學。國學到底內涵多深，外延多寬，沒有定論，但作為現代國民，我們不希望徹底復古，也不希望全盤西化，而是吐故納新，從古紙堆中把優秀的東西找出來，傳承下去。我們高興地看到中國的領導人都這樣做。

當今世界全球化是趨勢，雖然美國近年表現得有點退縮，怯於中國強勁的崛起，但世界各國對中國一帶一路共商、共建、共享的共贏的思維抱有很大期望。伴著全球化而來的是本土化潮流，目的就是在全球化中認出自己，自我認同和主體建構。重建中國文化，不為游離於世界，而為更好地融入世界，不失自我。這與香港提倡本土而脫離本國，完全是一種逆世界潮流而動的行為。人面對著一個與他人共通的世界，但這個世界具有他獨特生存意蘊的世界。台灣人有別於新疆人，香港人有別於澳門人，但都是中國人。

《周易》上說，”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中西文化不應是一種對抗，中西學術不必以分科模式相矛盾。那是戰爭和革命年代特有的一種現象，以凝聚社會和教化的力量。中國的儒學在先秦本為百家之一，到了漢代獨尊儒術，才成為官方的意識形態。到了現代，中國民間學術和教化的特質，仍表現為一種自由的精神，自由講學，自由思考，自由討論，乃至信念上的自由選擇。你可以選擇做共產黨員，也可以選擇做佛學大師、天主教徒、基督徒或中國國民黨員。這是由中國憲法所規定的國民合法權利。

一個民族的復興因緣際會，21世紀的中國隨著總體國力逐漸由弱轉強，國人的文化意識和思潮也在不經意間發生了根本的轉變。中國社會精神生活之歷史記憶開始復蘇，國民的民族文化自信力、文化認同和主體意識已逐漸覺醒。人們開始尋找自身文化的獨特性，力求返本開新，以達文化主體性的現代重構。這為文化精神的復活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契機，在國際間的交流有一個中國自己的特色。這在社會生活中孕育發酵，形成一種無形的力量。各學術團體應找好自己定位，形成系統，為重建中國文化做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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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與中國崛起

2001年9月11日美國受襲改變了中國被美國追擊的命運。小布殊當選美國總統，對中國表現出極不友善的態度，我們對這種國際形勢感到很大憂慮。可是想不到911後，美國對中國的態度發生了180度的轉變。美國出於反恐需要中國的支持，對中國的施壓突然鬆弛下來。中國趁勢而起，國民生產總值從1986年的10,309億元增長到2001年的110,270億元，到2016年更高達74.41萬億元人民幣。911當年，美國陷入愁雲慘霧中，而中國在南京卻開起世界華商大會，共商中華民族復興大業，讓中國走向富強繁榮。

當年中國尚沒有北斗衛星，而美國GPS衛星系統卻在統領世界，我們聚集南京在星空下為世界華商朋友舉辦文藝晚會，看二胡表演，聽民族歌曲，欣賞民族舞蹈，心情非常愉快。當時很多人都在想，美國要是從衛星看到中國的景象，心中會是什麼味道。今早醒來，看到朋友發來一篇美國評論員在紐約時報的一篇文章，說出他在中國看文藝表演的一些感想。他說他在看精彩演出時，"我不由得回想起過去七年中美兩國不同的經歷：中國一直在忙於各種場會的各種工作，而我們忙著對付基地組織。"有望洋興嘆之感。

他說，"作為一個現代國家，中國接受了現代國家主權和人權的主要觀念。但中華文明的種種特質又使他與眾不同。"中國的興旺與美國一些衰敗的現象讓他大為感嘆。911後，中國明顯地國力提升了，中國的貿易順差讓中國有能力購買美國大量國債。這期間，我剛認識的一位北京朋友，由財政部派往美國工作，見證了美國在還不清中國債務時，把房產抵押給中國的情況。中國由受人二分六的年代進入財雄勢大的時代，走過的是一條不平坦的道路，但絕不是走槍炮搶掠的道路，而是靠全世界華人的努力和智慧。

911給人類的教訓是霸權不可靠，槍炮換來的只會是仇恨。與人為善，共生共存的世界才是有作為的人類生命共同體的思維。共贏的世界必須有商有量，公平合理地共同出力去建設，然後共享世界建設的成果。中國時代已經開啟，中國人必須擁抱世界大同的理想，走出國門與世界共同分享繁榮的成果，互相幫助，公平合理地分享世界資源。香港年青人必須看到國家一帶一路國策的長遠意義，胸懷祖國，放眼世界，成為有志氣和理想的新一代。生在和平年代，必須知道和平得來不易。香港人應好好珍惜，順勢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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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認同

經過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人開始找回文化的自信，邁向文化自覺與注重軟實力建設的時代。在20世紀初，中國面對西方列強在政治、經濟、思想、文化，乃至軍事的強大壓力下，知識份子為喚醒民眾對自己民族文化的自信，增強民族自尊，整合中華文化，以抵禦自甘暴棄，中國必亡，黃種必被剿滅等比西洋人相差甚遠的言論。新中國成立後，有人全盤否定中國文化，到文革破四舊，把中華文化踩在腳下，史學研究成為鬥爭工具，子學的研究也被標籤為封建文化，傳統文化被閹割破壞，使民族文化被全盤否定。

經十年文革之後，人們對社會動蕩、經濟蕭條、思想僵化、人性扭曲及文化的嚴重破壞，痛定之後全面反思。2002年，中國人民大學成立孔子學院，2004年教育部支持《儒藏》編纂，由全國26所高校的學者參加，計劃15年完成，其規模遠超《四庫全書》。文化的多元化是世界的一種趨勢，美國文化的單邊和文化霸權引起世界警惕，中國文化的崛起成為必然。德國前總理舒密特說，”世界上沒有那個國家能像中國這樣，既有悠久的歷史，又能在經歷百年衰敗和屈辱之後重新中興。這在世界歷史上是罕見的”。

實現中國和平發展是國家的當務之急，文化是軟實力，文化的吸引力、國內政策的親和力、國際外交的合理化及其所體現的道德威信，都離不開文化。中國幾千年文化傳統和文明智慧，是中國軟實力建設的文化資源。人類進入全球化，信息化，中華民族經過一個多世紀痛苦的掙扎和艱辛的努力，擺脫了厄運，實行民族復興。中國不會走文化復古之路，也不主張全盤西化，而是走兼容並蓄，既繼承又超越，走中西文化融通之路，創造符合時代精神的新文化，也就是民族精神和世界文化的融合，保持民族文化的認同。

中華文化講和平、和諧、平衡、與時俱進、天人合一、和而不同、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將心比心、忠恕之道、以人為本等。這是習近平共商、共建、共享的精神之所在。文化認同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對本民族文化的了解和把握，即中國幾千年文明的成果。中華儒、釋、道等各家所包含的合理因素和生存智慧構成了中華文化的精華之所在。人類文明轉型，在全球化的格局下首先需要文化認同，最後融合為一個更加符合人類生存和發展的文化體系。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以及馬克思主義文化互為比較、借鑒、吸納和融通，把握中華民族文化智慧，保持民族文化認同，使中國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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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評黎智英與UGL

UGL給了梁振英5000萬元，那是梁振英合法收益，要調查收入合不合法是稅務局或廉政公署的事，與黎智英無關。黎智英和梁繼昌這麼積極，無非想製造假新聞，欺騙市民，指梁振英被調查，收受利益，做對不起香港的事。黎智英想借此把他即將被檢控佔中時使用政治黑金的罪行，轉向要梁振英去專注於他被誹謗的UGL事件上去。梁振英接受周浩鼎查詢其UGL事件的來龍去脈，把梁繼昌等在黎智英的指使下整理的調查文件給他過目。梁振英在文件上寫下自己的意見，使調查不帶偏見和合理，都屬正常做法。

黎智英帶領反對派把這種做法說成打攏通，讓人以為梁振英要推卸責任和罪行。梁振英退出UGL，收回自己應得的部份，合理合法，何罪之有？這種帶傾向性的調查本來就不合理，修改其中不合理的部份，變得合情合理、不帶偏見的調查是再正常不過的事。現在反對派強烈反對，周浩鼎為顧全大局，退出調查委員會，是一種有風度的表現。現在黎智英發動馬仔繼續造文章，以圖未審先判，造成社會以為梁振英有錯的假象，以達轉移視線的目的。其用心，市民皆能清楚看到，只是司馬昭之心，反對派裝作看不到。

梁繼昌造謠誹謗，被梁振英告上法庭，他和黎智英以為梁振英會由於清白，任由他們造謠，清者自清，不作反應。怎知梁振英疾惡如仇，對敵人進行反擊，這使黎智英之流失了方寸。他們居然在社論中要梁振英收聲，要清者自清，不作反駁，任由他們去製造謠言中傷。這個如意算盤對梁振英是無法打響的，他的戰鬥性是強的，無論你喜不喜歡他的性格，但他的做法是對的。沉默只會使香港更是非不明，更黑暗，讓香港一竭不振。只有敢於站出來，挺住反華勢力猖狂的進攻，香港才能回復正常，尋回自我。

黎智英追擊梁振英和周浩鼎背後有著重大陰謀，目的在於要建制派為UGL不存在的賄賂事件陪葬，把他們全拉下水，讓他們為此事搞到一團糟。那知，周浩鼎退場，讓黎智英措手不及，而被告上法庭的梁繼昌反應不過來，還想以被告身份去調查原告對其所製造的謠言是否屬實。由這種人去調查UGL事件，引起市民對製造謠言者的不信任，梁繼昌還怎能坐在這個座位上？黎智英這班人就是反應不過來，落後於現代社會對公正的極高要求。我們在這裡多說也無為，人們只能希望反對派反省，照顧社會對公正的觀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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