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經濟封鎖和禁運

新中國成立後，西方國家在政治上採取敵對態度，中國將對外貿易重點轉向蘇聯和東歐各國，同時也爭取和西方商人交往。毛澤東訪蘇時電告中央：”在準備對蘇貿易條約時應從統籌全局的觀點出發，…. 同時要準備和波捷德英日美等做生意，其範圍和數量要有一個大概的計算。”根據上述方針，中央貿易部連續召開有關農副產品和礦產等一系列全國性會議，研究大宗商品產銷情況，制定計劃和保證措施，控制消費品進口，同時保持和西方國家的貿易關係。香港成為當時重要的轉口港，換取外匯和進口物資的據點。

盡管美國支持國民黨對沿海進行封鎖，但英國仍有不少商人繼續同中國做生意。1950年中國外貿總額達11.35億美元，超過1931年九一八事變以來的任何一年。朝鮮戰爭爆發後，美國對華實施封鎖和禁運，對1700多種戰略物資做出限制。45個國家參加禁運，使1950年外貿急劇下降，造成很大困難。但國家看到西方國家之間的矛盾，各國商人要賺錢，你不做生意，他還要做。中央採取有力措施，針鋒相對地展開反封鎖和禁運。中國對海外2.4億餘美元和物資要被扣留，通過海外人員的智謀搶運回國，同時利用國外廠商的歷史聯係和良好信用關係，開展進出口業務，取得良好效果。

中國積極開展中蘇和東歐的貿易，提出中國未來物資的需求，使對蘇和東歐的貿易額大幅上升。印度、緬甸、巴基斯坦、馬來亞雖然在美國脅迫下參與禁運，但對自身也造成很大損失，中國充份利用這個機遇，打開缺口，爭取到一部份重要物資的進口。此時，英國、法國、比利時、加拿大等國也以香港和澳門為基地，與中國進行非正式或秘密貿易。港澳工委在香港設立香港華潤、澳門南光組織貨源，愛國商人不避風險，鼎力相助，支援了前線葯品、輪胎等被禁運物資。香港和澳門都為反封鎖和禁運做出了貢獻。

此外，中國積極參加萊比錫、布拉格、莫斯科等國際博覽會，同到會的不同國家工商團體接洽，與英國、法國、瑞士、荷蘭、比利時50多個工商企業簽訂了2.24億美元的貿易協定，打破了西方禁運的壁壘缺口。盡管西方阻撓和禁運，但新中國的經濟潛力已為各國工商界所認識。在被禁運的同時，中國挖掘自身潛能，興修水利，發展農產品，不再依靠西方，擴大內需，化解了西方的遏制。周恩來事後總結，封鎖和禁運正好肅清了舊中國對西方的依賴，走上經濟獨立自主的道路，而受打擊的正好是他們自己。新中國確是一條硬漢，過去是，現在是，未來也會是一條受人尊重的、有禮的硬漢。

香港守護者陳淨心與盧寵茂

在面書上看到一個小姑娘，撐起國旗，用尚需改進的國語說自己是中國人，反對擾亂香港秩序的壞份子，使我對陳淨心有了初步認識。當我在新聞中看到被推倒在地的盧醫生，覺得面熟，可會是數十年前外甥叫我開車幫他同期考入港大搬入宿舍的同學。一問果然是他。這些學生當年保釣，為貧苦市民請命靜坐，表現了強烈的愛國心和社會棟樑品質，實在為香港感到驕傲。香港能夠獲得今天的成就，與香港有了一批有民族自尊，愛國而努力向上的一代有關。作為年長者，看到一代代的愛國者在成長，深感欣慰。

對於這些人，市民都不會認識很深，他們只是以自己的力量為國家和社會做貢獻。他們比別人突出的地方，就是在做實事之餘，更敢於表達意見，對是非愛憎非常分明。他們從不混淆是非，對於不認自己是中國人的假洋鬼子非常討厭。對於以學者身份掩蓋為禍港大的偽君子絕不放過，對於既要反國內同胞又想賺國人錢的精神分裂者深惡痛絕。就是這種人，讓反對派肝膽俱裂，想方設法要煽動反對派打手去對付他們。美國中情局甚至動用手中的宣傳工具，發表社論，狙擊他們。可是，有誰可以阻止愛國者的行動？

愛國者以愛社會、愛人民，建設香港，守護正義為己任，獲人民的保護和擁戴。要想滅聲，恐嚇他們，實在無法想像可以如願。中情局雖有錢做這種壞事，但要壓倒愛國者正義的聲音是不會成功的。蘋果社論指陳淨心搞白色恐怖，打擊社會包容氣氛，我覺得黎智英有點莫明其妙，給美金搞到失去常識。陳淨心心水清，釘實雨傘藝人，瞄準既反中國又想賺中國錢的人，不讓他們偷雞，實難能可貴。這種難纏的敵人，斷他們米路，讓他們知難而退，是最和平的策略。壞人的詭計不能得逞，老實做人，香港才會有安寧。

反對派指盧寵茂為討好主子，而不讓陳文敏當副校長，指他干涉學術自由。大家想想，說陳文敏連博士學位都沒有拿到，是為了干涉學術自由，還是希望在大學做副校長的人學術成就能更高一點呢？其次，盧寵茂有什麼主子？他靠自己的努力，成為國際名醫，還擔起管理大學籌款，為學生尋找出路等工作，為大學管治服務，他需要什麼主子？說他“令大學學術自由土崩瓦解，成當權者的禁臠”實在非常可笑。這種大話只有蘋果日報這類漢奸報紙才能製造出來。陳淨心和盧寵茂獲得人們賞識，在於他們的正義行為。

河童的神話

“雨傘革命”失敗後，雨傘派趕緊把失敗的中情局的顏色革命降級為”雨傘運動”，以消除人們對顏色革命失敗的陰影和厭惡。河童口中的”Revolution”變成了”Movement”。可是，他還到處宣揚香港的”雨傘運動”是他和幾個像他一樣大的十幾歲學生搞出來的，把美國在背後策劃，以及香港反對派及特務的功勞全都攬到自己身上。他簡直就是香港奇蹟和瘀血，把香港國民教育推倒，將中環和香港交通要道霸佔了79天。河童是香港超人，比李嘉誠還出名，在美國時代周刊封面出現，甚至還瘋狂到要改香港法例讓他當議員。

香港出現”雨傘革命”，是美國中情局佈局世界顏色革命的一部份，目的就是美國的國家利益，以此擾亂不聽話的國家，扶起親美勢力，以稱霸世界。美國開動特務機器，針對中國在世界和平崛起的戰略，挑中國的軟肋香港下手。中情局以宣傳戰入手，把大量駐香港的特務調動起來，深入民間，散播謠言，出錢利用手中控制的傳媒，製造普選真假的疑雲，以及世界標準的謊言，欺騙群眾，混淆視聽，以圖把香港搞亂，達到遏制中國的目的。這種陰謀終於給人揭穿，佔中被騙者紛紛醒悟回家，最終失去支持而結束。

河童在事件中扮演打前鋒的童星，與美國特務戴耀廷在前台當先鋒，帶領一批被蒙騙的學生有所區別。他們互相配合與特務鼓動起來的各方勢力起事。香港反對派議員受主子指示，聯成一氣，對抗中央，甚至有些人猖狂到要推倒共產黨，企圖搞內亂。結果在強大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軍隊的面前，人家一聲不吭，紋絲未動，就把肆瘧香港79天的動亂鎮壓下去。解放軍在香港起了定海神針的作用。香港警方在強有力的支持下，像打死狗般將這些散兵游勇擊潰。河童的功績在那裡，在於他扮演了被美國耍的小丑。

河童是英雄還是小丑，市民眼睛是雪亮的，只有他自己還迷迷糊糊不可一世。起事前，美國駐港總領事接見他，給他打氣，把陳方安生及反對派中人集中起來訓話，大談”民主”。再有人把錢交給他母親，用作請同學仔飲飲食食，以小恩小惠及似是而非的大話矇騙同學。結果有些同學也的確上當了，但特務機構手中控制的特殊老師才是煽動學生的主謀。在佔中期間，被帶出來的學生在老師的監視下坐在地上，只要人們和他們多交流幾句，那些特種老師就出言干涉。河童把功勞歸於自己，實在是自欺欺人，自造神話。

公私兼顧調整工商業

新中國成立的頭幾個月集中打擊投機資本、穩定物價、統一全國財經工作一系列措施，制止了惡性的通貨膨脹。由於物價穩定了，人們無需再搶購物資以保障自己不受經濟損失，市場出現了貨物滯銷的情況，使工商業發生困難。中央財委經認真研究，對社會需求的變化，盲目生產不止，催繳稅金，使一些合法經營的私營工商業生產出現困難，及一些政府部門在公私關係的處理上，過份排擠和限制私營經濟，使私營企業在經營環境上處於不利地位。為此，七屆三中全會提出合理調整工商業，爭取經濟狀況的好轉。

調整採取的主要措施就是加強政府對私營企業的加工訂單，投放貨幣，收購農副產品，擴大城鄉交流。加工訂貨的方針，重點扶持了那些為人民生活和國家建設所急需的行業或企業，對某些國家不急需的產品企業，助其轉產，對不利於國計民生的行業不予扶持。由於當時抗美援朝戰爭，國家為供應前線需要，對私營企業訂單迅速增加，使私營工業的生產起了直接推動作用。在商業方面，國營商業擴大批發以穩定物價，鼓勵供銷合作社和私商收購、販運，規定合理差價，使私商有利可圖，活躍城鄉交流。

中央對金融政策也進行了調整，國家銀行加強對私營工商業發放貸款，並兩次降低貸款利率，幫助私營企業解決資金周轉的困難。稅收方面也作了一些有利於中小企的調整，對部份工業品實行減免稅優惠，鼓勵私營企業為滿足社會需要而生產。在調整公私關係的同時，政府還調整了私營企業內部的勞資關係，讓企業發生困難時，停產欠薪、遣散工人，造成的勞資衝突等問題。中央確認工人階級的民主權利，在有利於生產的情況下，用協商方式解決問題。在防止抽逃資金或故意倒閉，要求工人努力提高生產、減少工薪，協助中小企渡過暫時困難，建立起勞資協商制度的新型勞資關係。

1950年6月至9月，中央財經部門召開一系列全國性專業會議，擬定公私分工合作的原則，確定以銷定產，生產分配等產銷計劃，合理劃分了銷售範圍。城市工商業經過調整，工業生產由萎縮轉向增產，商業銷售量迅速增加。1951年形勢好轉，私營工業生產總值增長39%，私營商業銷售額增長38.7%。資本家對調整工商業政策帶來的市場興旺和豐厚利潤感到振奮。私營工商業的復蘇，增加了國家財政收入，擴大了就業，活躍了市場。國營經濟的領導地位和國家在調節國民經濟的過程中顯出了力量。

數學家丘成桐

丘成桐於1949年生於廣東汕頭，1966年入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數學系就讀。1969年，他提前修完大學獲教授推荐前往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師從陳省身深造。1971年，他完成博士論文，解決了當時著名的”沃爾夫猜想”。1973年，丘成桐在美國數學會議微分幾何作了三個學術報告，讓人們看到他在微分幾何領域的卓越能力。同年，他完成了著名的論文《完備黎曼流形上調和函數》，奠定了他在應用分析方法的基本思想和技巧，成為他數學生涯的轉折點。後來他成了國際數學大師，被聘為哈佛大學終身教授。

丘成桐在數學生涯中囊括了菲爾茲獎、沃爾夫獎、克拉福德獎三個世界頂級大獎。1983年還榮獲了有數學界諾貝爾獎之稱的菲爾茲獎，成為首位獲此殊榮的華人。丘成桐證明了卡拉比猜想，被稱作”卡拉比—丘流形”。這個概念是物理學中弦理論的基本概念，對數學物理和微分幾何的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超弦理論將愛恩斯坦的廣義相對論和量子場論統一起來。他在1976年用偏微分方程式解決了凱勤—愛恩斯坦度量存在性的卡拉比猜想，讓他名噪一時，使他為此成了美國科學院院士和中國科學院外藉院士。

丘成桐證明了大自然除了看得見的四維時空，還存在看不見的六維卡拉比—丘空間。這個神秘的六維空間可以把大如宇宙，小如粒子的運行規律統一到一組方程式中。此外，丘成桐還對cl>0情形下的凱勒—愛恩斯坦度量存在性，作出了具大貢獻，猜想了它與代數幾何中幾何不變量理論下的穩定性的關係。1978年，丘成桐和舍恩合作，通過對極小曲面在時空中行為的分析，解決了愛恩斯坦廣義相對論中的正質量猜想。他在微分幾何方面碩果累累，獲得表彰，被授予了各種各樣的殊榮。

丘成桐在1981年32歲時獲得了世界微分幾何最高獎項之一，美國數學會的維布倫獎。1982年又獲得世界最高數學榮譽，菲爾茲獎章。1983年，他獲得了有數學界諾貝爾獎之稱的菲爾茲獎。他引導著世界數學發展的潮流，一直關心和幫助中國在數學領域的發展。1984年起，丘成桐先後從中國招收了十幾名博士研究生，為中培養微分幾何方面的人才。近年他在中國的港、台地區創建了四個數學中心，培養中國的年青一代。丘成桐中心除了學生還有著名的數學家也來進修。他熱心教學，設立中學生，大學生和研究生數學獎鼓勵創新，以此為中國培養數學人才。這種學人才是值得人們敬重的華人學者。

掃除舊中國的社會痼疾

社會的痼疾掃之不盡，春風吹又生，只能不停地進行，遏止其惡化的傾向。解放初期，社會遺留了大量的社會痼疾，如賣淫嫖娼、販毒吸毒、設莊賭博等，嚴重毒化著社會環境和人們的身心。新中國成立後，人民政府開展掃除社會弊病的工作，打擊妓院老鴇、毒販和賭頭等惡霸勢力，聯結人民民主力量，進行社會改革。舊中國，妓女經受著地獄般的苦難，妓院不僅是淫亂的場所，還是社會上偷盜搶劫、拐賣人口、敲詐勒索等犯罪活動的藏納之地，性病蔓延，道德淪喪，禍及後代。人民政府採取措施，進行清理。

首都北京市率先行動，於1949年11月21日，通過人民代表會議，執行人民的意志，決定封閉一切妓院，審訊和處理妓院老闆、老鴇、領家，把妓女集中起來，改造思想，醫治性病，有家者送其回家，有結婚對象者助其結婚，無家可歸、無偶可配者組織學藝，從事生產。一天之內出動公安、民政、婦聯、衛生局2400餘名人員，封閉了全市224家妓院，將老鴇、領家400餘人集中審查懲處。北京市政府專門成立婦女生產教養院，共收容1200名妓女，讓她們過新生活。全國各地紛紛查封妓院，助被迫為娼者脫苦海。

各地婦聯、民政部門對飽受摧殘的婦女，心靈受到扭曲的妓女進行耐心的輔導，幫她們醫治性病，組織他們學文化，學生產本領，成為自食其力的婦女，擇偶成家，過正常人的生活。共產黨領導人民進行的這一場掃除社會痼疾的行動獲得了社會人士的稱許，樹立了良好的社會氣象。新中國成立之初，鴉片煙毒禍患甚深，西方列強以鴉片毒害著中國人民，戕害生命，耗損民族精神。蔣介石雖曾推行過”新生活運動”，但無禁毒措施，解放時販毒者達數十萬人，吸毒者數千萬人，出現了鬻兒賣女的悲慘社會景象。

1950年春，中央政府禁絕種煙，到1951年3月，西南多數地區煙田被基本鏟除，各地收繳毒品鴉片，煙民開始戒毒。1952年初在”三反五反”運動中，破獲走私毒品大案，暴露出鐵路、航運、郵政、公安、司法、稅務等部門有不少人勾結毒販運毒。4月15日，中央發出指示，發動群眾，查出製毒、販毒的毒犯36.9萬人，處決罪大惡極的毒犯880人。大約經歷了3年時間到1952年底，在舊中國肆瘧的毒禍基本消除。中國共產黨和政府聯結群眾，進行耐心教育，消除賭禍，取締賭博場所，讓賭博陋習獲得遏止。掃除舊中國社會的痼疾，給中國創造了一個奇蹟，振奮了民族精神，讓人們對中國共產黨的魄力和膽識有了一個新的認識。中華民族從此有了一個新的起點。

創新科技局與中小企

創新科技為了什麼？為了讓人類的生活更精彩，更幸福，使人人都能享受到科技進步的快樂。人民幸福的生活不是一個人或一班人受益就可達成，必須是整體社會都受益，整體社會都感受到科技創新帶來的好處。科技創新必須有中小企的支持，必須有中小企的積極參與。為什麼？因為中小企是科技創新的突擊隊，是艦空母艦上的戰鬥機，只有由他們編隊出擊，艦空母艦才能顯出他的威力；中小企還是護航和配合的各種艦艇，如沒有護航的艦艇，航空母艦的戰鬥力就要減弱。創新科技局是航空母艦，中小企就是護航的艦艇和戰鬥機群。

一切科技創新都離不開中小企的配合和貢獻，只有和中小企緊密合作，科技創新才有可能給社會帶來驚人的喜悅。每一件發明，每一個創新，沒有中小企集體的配合，只是實驗室中證明可行，而後由於太粗劣，把他放到一個角落，沒有人再理睬的破爛。只有中小企的大力配合，好的意念，好的創意就可獲得證明，以最美的形態展現於人前，可以給人們帶來驚喜的效果。中小企各種零件的製作，各個部件的配合，讓一個創意成為亮麗的產品。科技局第一步必須集結所有中小企為科技創新鳴鑼開道，形成戰鬥力。

科技創新必須要有企業的配合，不能只是躲在實驗室的工作。香港諾獎得主高錕的光纖能夠證明他的威力，使香港無處不在的無線訊息能夠在全世界也無處不在，不是無線的威力而是光纖的威力，在於他懂得借助企業來證明他的創新技術的有效性。他借企業鋪設越洋海底電纜之機說服人家給他附帶上一條光纖，這種舉手之勞順帶的工作，給世界帶來了驚喜。沒有光纖就不會有蘋果、Cisco、Microsoft、中移動、阿里和騰訊等今天的風光。借助中小企的力量，今天科技創新就會更有前途，更有光輝燦爛的明天。

科技局必須整合中小企的積極性，參與到香港科技創新的行列中來，讓他們從中得益，也讓他們為科技創新發揮作用。科技創新畢竟是為了香港更美好的明天，以自己的創造力為國家及世界服務。利用好中小企的能力是創新科技局的其中一個任務。幫助中小企在國內工程師到香港交流和工作，是科技工作不可少的一個環節。中小企的工廠都在國內，把國內有經驗的工程師吸引到香港工作，是科技創新的重要助力。科技人員的自由流動是科技創新的重要一環。我們願意看到中港兩地科技人員合作無間，為香港科技創新發揮關鍵的作用。

移風易俗，改革婚姻制度

舊的婚姻制度是封建的婦女桎梏，以夫權為中心，壓迫和剝奪婦女的自由，摧殘人性、人權，釀成無數人生悲劇。舊的社會觀念、倫理道德、宗法習俗對整個社會影響根深蒂固。中國共產黨在解放區早就非常關注，對封建社會畸形的道德、習俗進行改革。在解放前夕的1948年冬，已著手起草新的婚姻法。中央政務院法律委員會同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多次就婚姻法草案條文研究、討論和修改，於1950年4月13日，由中央舉行的第七次會議審議通過。毛澤東於4月30日簽發命令公佈，成為解放後第一部基本法律。

《婚姻法》廢除包辦強迫、漢視婦女權益的封建婚姻制度，實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保護子女的合法婚姻，禁止重婚、納妾、童養媳，禁止干涉寡婦婚姻自由，借婚姻索財等陋習。《婚姻法》還對夫妻間的義務、子女關係、離婚後的子女安排、財產和生活都作出規定。各級政府通過各種生動活潑的戲曲如《小二黑結婚》等文藝形式加以宣傳，使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等新的道德觀念在人民群眾中樹立起來。可是在新解放區和邊遠地區，封建宗法思想一時扭不過來，婦女受瘧待自殺、被殺的現象依然存在。

中國共產黨和中央政府對這種情況高度重視，於1952年11月和1953年2月發出指示，要求在土地改革和鎮反運動結束後，開展貫徹《婚姻法》的工作。婚姻制度的改革是一場反封建的民主改革，但婚姻制度改革是人民內部的思想變革，要改變舊意識，需要長期、細緻、耐心的工作，而不能採取粗暴急燥的態度。把幾千年相沿的舊制度摧毀，必須堅持教育方針。對違反《婚姻法》的幹部和群眾主要進行批評教育，對極少數瘧待瘧殺婦女及干涉婚姻自由造成嚴重惡果的犯罪份子，則依法懲處，使惡劣情況獲得遏制。

1953年3月中央還開展了宣傳貫徹《婚姻法》的運動月，做到家喻戶曉，深入人心，從而改變風氣，移風易俗。各級婦女聯合會、青年團與民政、司法部門共同配合，對漠視婦女權益，遷就買賣婚姻的行為進行處理，使《婚姻法》在短短的幾年內取得明顯成效。男女平等和婚姻自由形成社會新風氣，民主和睦的家庭大量湧現。廣大婦女參加各種生產活動積極性高漲，政治地位也有了很大提高。中國共產黨在推進民主改革和社會改造，做出了移風易俗的貢獻。婦女獲得真正的解放，最終要取決於經濟社會的演變。

民主改革進入工礦企業

中國人民志願軍進入朝鮮與美軍作戰，中國大地在進行著土地改革。同時從農村到城市，從工礦企業到機關學校，都在為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掀起了生產熱潮。工礦企業的民主改革，是一場改變在半殖民、半封建的歷史條件下產生的中國近代工業畸形的狀態。工礦企業中形成了一套由封建把頭控制的管理模式，工人成了任人欺壓的一群。國民黨時期，許多把頭都是反動黨團、特務系統、封建幫派在企業中的組織者和骨幹。城市解放後，由於接收是原封不動的接收，因此把頭制度還殘留在企業之中，民憤極大。

這部份人和隱藏在企業內的部份原國民黨軍政人員和特務份子，在企業中造謠和挑撥，利用把頭手中的權力拉攏群眾，或混入共產黨和青年團，壓制工人的政治熱情。1950年在國營廠礦建立了黨、團和工會的基礎上，開始進行民主改革，廢除工人深惡痛絕的封建把頭制，取消對工人極為侮辱性的搜身等制度。1951年11月，中央發出《民主改革指示》，發動和依靠工人群眾，有領導、有計劃、有步驟地對工廠、礦山和交通等企業部門內部的反革命勢力進行系統的清理，改變舊制度，進行必要的民主改革。

工礦企業在解放初期情況比黨政機關更複雜，共產黨的領導力量還沒有延伸到企業中去，工人群眾還未能獲得解放。各地黨委抽調得力幹部，結合企業中原有職工，訓練職工中的積極份子，對企業進行系統的調查研究，成立專門機構領導民主改革。各企業改革小組對工人進行思想動員，號召工人群眾分清敵我，整頓自己隊伍，勇敢面對壓迫，揭露和控訴欺壓和盤剝工人的封建把頭和劣蹟昭彰的壞份子，對反革命份子依法懲處。對過去有欺壓行為的人，看其有沒有悔改表現，錯誤大小，分別對待，為工人出冤氣。

在清除企業中的反革命勢力之餘，教育工人消除舊社會幫派的習氣，狹隘的地域觀念，職員和工人之間的隔閡。同時幫助有政治歷史問題的職工卸掉思想包袱，以團結為主的原則來解決問題。企業通過召開談心會、座談會、採取批評和自我批評來解決矛盾，逐步在企業中建立起成主協作的新型關係。就華南、華北八個煤礦區，就有2000多個有劣蹟的把頭受到處理，1.2萬多名工人獲提升為班組長、井長、礦長或技術員。在此基礎上，各廠礦建立起廠長領導下的工礦管理委員會、職工代表會議等民主管理制度。隨著民主制度的建立，工人當家作主，工作熱情高漲，促進了工業生產的發展。

蘋果口中的”中共國”

在蘋果日報出現一個頂陌生的名詞”中共國”。為什麼有人要造出這個名詞，他的目的是什麼，值得去探究一下。我們知道美國中情局的策略就是要把中國分裂成幾個國家，以便美國能永遠稱霸世界。如果中國是一個統一的整體，他在世界的霸主地位必受挑戰。蘋果日報是美國中情局的喉舌，他的每一個動向都受中央情報局控制和指示，因此他搞出一個”中共國”，無非他們心中就有一個不可告人的算計。他們想把中國分裂成”中共國”、”西藏國”、”新疆國”、”台灣國”和”香港國”，他們的惡毒用心已經非常清楚。

美國中情局早在解放戰爭時期已經培養西藏獨立勢力，送他們去美國軍事基地訓練，搞武裝叛亂，直到現在還一直在支持和豢養著一些背叛祖國的勢力。在新疆，美國中情局也把一些分裂主義者養起來，做出分裂祖國的恐怖惡行；在台灣，台獨勢力也受到美國中情局的支持；在香港，美國中情局也以本土主義來引發矛盾，為港獨勢力撐腰，搞顏色革命，企圖弱化國家統一對外的力量。蘋果日報把中國說成”中共國”不是信口開河，而是有極其惡毒的目的，希望中國不再存在，讓美國分裂中國的陰謀有實現的一天。

他們把中國叫”中共國”無非就是搞挑撥離間的一種手法，把中國由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說成是一黨專政，妄圖挑撥和欺騙無知的人，指中國的政治制度為一黨專政，沒有民主，只有八千萬的中共黨員在獨立成國。他們口口聲聲”結束一黨專政”的口號，其實是最典型的騙人的口術，把人民民主專政說成”一黨專政”，把國家憲法規定的由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政治體制變成”一黨專政”的制度。我們不去說出真相，不撥亂反正，一般人不知還要給他們欺騙到什麼時候？對於別有用心的離間口術一定要提防。

中國就是中國，何來”中共國”？中華民族從來就是一個統一的民族統稱，那怕我們由56個各有特色的大小民族組成，我們都是中華民族的一份子。誰要以民族問題來分裂中國，都將證明他們是歷史罪人，遺臭萬年。黎智英和李柱銘一再以惡劣的行為通番賣國，背叛中華民族的利益，破壞中華民族復興的事業，必被中華民族的後裔所唾棄。跟著這些賣國賊搖旗吶喊的人，都不會有前途。在他們面前的只有一條絕路。在香港搞分裂祖國的勾當，不但無恥，而且還是不得人心的。香港上當受騙的人必最終醒悟，回歸中華民族復興的大旗之下，迎接光輝燦爛的明天。

土地改革在全國範圍完成

到1952年底廣大新解放區土地改革基本完成，佔全國農業人口總數90%以上的地區都已完成改革。在整個改革中沒收和徵收的土地有7億畝，分給了約3億無地和少地的農民，免除了土地改革以前農民每年給地主交納高達3000萬噸以上糧食的地租，獲益的農業人口達到60-70%。土地改革完成，土地佔有關係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佔農村人口92.1%的農民，佔有全部耕地的91.4%，原來佔農村人口7.9%的地主和富農，只佔有全部耕地的8.6%。延續了兩千多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被徹底廢除。”耕者有其田”的理想在中國共產黨的帶領下得以實現。長期被束縛的農村生產力，獲得了歷史性的解放。

人民政府從經濟上對翻身的農民給予扶持，實行一系列利於促進農業生產的政策措放，促進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添置各種農具擴大經營農業生產。1951年糧、油、棉英產量姥姥1950年有所增長，1952年又比1951年增加，充份顯示土地制度的改革對解放生產力和恢復和發展農業的巨大作用。在生產發展的基礎上，農民收入增加，生活明顯改善。1953年，農民淨貨幣收入比1949年增長123.6%，人均淨貨幣收入增長111.4%，對中國經濟、政治、文化和城鄉社會都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形成了有組織的階級隊伍。

據1951年10月統計，華東、中南、西南、西北四個行政區，農民協會成員約達8800餘萬人，一大批農村黨員、農民積極份子，參加農村基層組織，實行了對舊的基層政權的改造。每個鄉村還建立了民兵組織，全國民兵發展到1280餘萬人，對鞏固人民民主專政和保衛農民翻身都有很大作用。在發展組織之餘，各地農村普遍開展文化掃盲運動，利用冬季農閒時間，組織農民學習文化、政治、提高農民的素質。1950年上冬學的農民達到2500萬人，1951年，上常年夜校的農民有1100萬餘人。科學知識開始廣泛傳播。

勞動光榮逐漸成為社會的風氣。翻身的農民子弟開始大量入學，接受文化知識教育。1952年和1949年相比，農村在校小學生數增加111.8%，中學生增加186.2%。全國開始新婚姻法、掃盲、愛國衛生教育運動，破除陳規陋習等移風易俗的活動，使農村興起了文化熱潮。中國封建制度的根基被鏟除，為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掃清了障礙，奠定了社會進步的基礎。從另一方面看，土地改革的完成，並非反封建主義任務的徹底完成，繼續肅清封建和小生產的政治和思想影響，仍然是中國相當長的歷史任務要努力消除。

三七之局已定

這次區議會選舉反映出香港民心求定、謀發展的大趨勢。未來四年在七成區議員的主事下，市民盼望社會能獲得更好發展。三成反對派區議員也必須按民心、民情的要求處事，否則難有作為。香港主流社會都以發展香港為大前提，不會讓別有用心的政治訴求來侵蝕香港的安寧和經濟生命。打倒共產黨從來不是香港主流社會的訴求，與中央對抗只是少數受國際反華勢力影響的一群，始終在香港不佔主流地位。說他有三成人實在太抬舉他們了。我們觀察所得，基本上跟著反對派轉的人都是一群思想受控制的可憐蟲。

香港約有三成人的思想不多不少受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對華政策左右，按著反華勢力的設計對中國進行攻擊。其中一部份激進份子，緊跟西方反華勢力，散播謠言，製造民族矛盾，進行挑撥離間，敗壞人心，以圖分裂香港出中國。他們的詭計主要以破壞民族自尊，對國家產生離心，以達成西方反華勢力遏制中國崛起的目的。他們利用社會的陰暗面指責中國人，用社會尚待進步的落後現象指中國政府是這些現象的製造者。他們故意看不到中國的大進步，也故意看不出中國政府在花大力氣改變社會不合理的現象。

國家的進步和發展是世界有目共睹的。全世界華人都在為國家的進步和發展歡欣鼓舞，感到無比自豪，而香港這部份民族敗類卻以激進的行為來破壞香港和平安寧的生活。他們甘心做美國反華勢力的走卒，自然有根可尋。美國中情局有大量特務在香港，其中絕大部份都是華人。他們是中情局的雇員，以各種身份掩飾他們的真正身份。有的潛入政府，有的潛伏於大學之中以學者身份作為掩護，有些在民間收集情報和組成反華小分隊，擾亂社會安寧，給政府製造麻煩。更可惡的就是利用媒體製造挑撥離間的言論。

香港的政治形勢的確嚴峻，面對的挑戰也不會一時三刻獲得解決，必須有耐心地長期面對。但市民必須用好手中的七成選票和議會中七成力量來抗衡這種挑戰。議會中有三成反對聲音也屬正常，我們應以這三成的聲音來教育和警醒香港市民，讓他們自己去體會真理和歪理的區別。這三成人通常會把歪理和真理混雜一起，以欺騙世人，讓人真假難分，但只要我們肯用心去分析，不難看出他們的虛偽。香港市民只要大權掌握在正能量的手上，就不必害怕歪風邪氣的侵擾。只要七成市民團結一心，必能戰勝邪惡。

計算機科學領域表表者姚期智

姚期智是中國科學院外籍院士、美國科學院院士、美國科學藝術學院院士、清華大學高等研究中心教授。他於2000年獲得世界計算機科學領域的最高獎項，圖靈獎。姚期智於1946年生於上海，後隨父母移居台灣。1967年考入台大物理系。在學習中，他接觸到相對論和量子學，對物理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同年，他赴美國哈佛，跟從諾獎得主格拉蕭學習物理。1973年，姚期智作出了一個重要決定，放棄物理，轉學新與的計算機技術。姚期智進入伊利諾大學，攻讀計算機科學博士學位，在兩年後獲得了學位。

信息技術改變了每一個人的生活，但大部份人對它的了解只限於手機、電腦、和車上定位系統等硬件上，對於硬件背後的現代信息技術知之甚少。姚期智看到幫助人們設計運行手中硬件設備的法則，是發展嶄新類型應用所必須的概念。他認為信息技術科學有一個很大的基礎科學庫，不同學科在使用科學庫的同時，都需與信息技術交流，因而21世紀信息科技具有很多創新的機會。他指出，近幾十年內，信息技術始終走在信息科學的前面。他預測，高性能計算和數字仿真為特徵的信息科學革命必在未來興起。

2004年，姚期智辭去普林斯頓大學的終生教職，進入清華高等研究中心，擔任全職教授。他對建立世界一流大學，對清華大學和中國政府都寄予很大期望，願意在其中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他在清華創建理論計算機科學研究中心，為中國的計算機科學研究和創新教育鋪設一條”超級公路”。2006年，清華計算機系有三篇論文在學術會議FOCS入選，實現了國內學者在該學術會議上零的突破，而且入選論文比美國頂尖大學都要多。同年，姚期智帶領的團隊又填補了中國學者在《美國科學院院刊》上發論文的空白。

2007年，清華理論計算機科學研究中心主辦第十屆國際公籲密碼學會議，由姚期智擔任主席，吸引了來自15個國家的學者。適逢學會成立十周年慶典在中國召開，使大會成為有影響力的盛會，為中國和外國學者交流開了一道很好的大門。2009年，總理溫家寶接見姚期智，他向總理介紹了他的”中國計算機2020計劃”，要集中外學者的力量，在中國成立一流的計算機科學基地。他在清華成立交叉信息研究院，促進信息與物理學、生命科學、數學、社會科學交叉，在新興科學領域進行有效的研究。2011年，他建造了世界第一台量子計算機。作為一位華裔科學家，他關心民族的振興和科學發展，讓人敬佩。

新解放區的土地改革

從1950年冬季起，歷史上空前的土地改革運動在有領導、有步驟、分階段地在新解放區利用冬春的農閒時節展開。在整個運動中，採取”依靠貧農、雇農，團結中農、中立富農去消滅封建的土地制度，以發展農業生產。土改工作隊深入民間，宣傳地主的發家史，農民的血汗史及解放後農民地位的變化，改革土地分配不合理的制度。在發動起群眾的基礎上，開始劃分階級，澄清部份群眾以為”越窮越光榮”的模糊認識。對隱瞞、謊報行為進行說理和揭露，既不漏劃地主又防止錯劃，制定標準來界定富農和中農的分別。

為了穩定中農的情緒，各地貫徹團結中農政策，向中農講解”勞動致富光榮”的道理，解除他們怕冒尖，戴上”富農”帽子的顧慮。農民協會以貧雇農為領導核心，吸納中農積極份子參加工作，列席各種貧雇農大會和代表會，讓大家以團結互讓的協商方式解決問題。這種民主的作風，縮小了地主的劃分面，保護了相當一部份出自農村，從事非農社會職業勞動者的合法利益。評議階級有了初步方案後，召開鄉農民大會予以通過，報請區人民政府批准，張榜公佈定案。各地力求做到公平合理，使運動健康發展。

完成土地財產的分配後，各地組織農民銷毀封建性的舊地契，召開農民大會，宣佈土地改革勝利結束。土改工作組事後還派出人員進行複查，糾正階級成份漏劃或錯劃，分配不公等偏差。各地政府發動農民發展生產，組織農會，提倡互助合作，幫貧雇農解決生產資金和技術等困難，掀起了生產熱潮。對於城郊土地，政務院出台政策，對工商業用地、寺廟用土及小商販、自由職業者擁有的小量農業用地者，均不劃為地主。城郊沒收和徵收的農業土地，一律歸國家所有，由市人民政府管理，徵收的土地給予合理補償。

對於華僑和少數民族地區的土地也制定政策進行特殊處理，以團結僑胞和少數民族，對鞏固國防，促進地區經濟發展都起了作用。毛澤東號召各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打通思想，整齊步代”，像過好戰爭關一樣過好土地關，過好反封建土地制度的改革關。各地政府還組織各界人士前往參觀土地改革運動的情況，各民主黨派抽調了大批人員了解幫助農民翻身的工作，提高了自身的認識，消除了對土地改革的疑慮，有利於發現土改工作中出現的偏差及時予以糾正。這樣使地主階級在全社會陷於孤立，讓土改順利進行。

巨型電腦的設計者金怡濂

中國的科技發展走過不平凡的道路，都是在封鎖、禁運、學術自由交流被剝奪的環境中走出自己的路。金怡濂就是中國在這種學術環境中成為超級計算機總設計師，被譽為中國巨型計算機之父。他的巨型計算設計思想和技術方案取得一系列成果，推動中國高性能計算機的峰值運算速度從每秒10億次提升到每秒3000億次以上，為中國高性能計算機技術的跨越式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金怡濂1929年生於天津，1951年從清華大學電機系畢業，1957年被選派到蘇聯學習計算機技術。他克服語言障礙，於翌年學成回國。

回國後，金怡濂擔任運算控制部份的負責人，參與仿制中國第一台大型電子計算機，104機，從此開始了計算機的研製生涯。1959到1962年的四年間，金怡濂和同事們完成四台大型機的研製，成為中國大型機發展史上的一段傳奇。中國曾斥巨資進口一台巨型計算機，但進口機時還必須配帶聘請兩位”監工”，防止中方人員接觸核心技術，連開機關機都由監工操作。金怡濂知道金錢買不來技術，必須靠自力更生。1963年，金怡濂去到大西南偏僻的山溝裡，渡過20年閉關磨礪的日子，思想日益成熟，技術越來越精純。

1967年，金怡濂實現了由電子管向晶體管的轉變，成功研製出運算速度每秒16萬次的改型計算機。不久，他向更新並行模式領域進發，從單機模式向並行模式發展。1976年，他終於研製成了運算速度達到350萬次的改型機器。他是中國第一個提出並主持雙機並行處理的科學家。1978年，鄧小平提出，”中國搞四個現代化，不能沒有巨型機。”國家億次機研製的”905工程”獲批准立項，金怡濂獲委任為項目主持。1986年，中國第一台標量巨型機成功問世，成為”中國血統”的獨立自主開發的巨機，立下集體一等功。

金怡濂在平面格柵網基礎上的”分佈共享存儲器大規模並行結構”的總體方案，以及網上多種集合操作、無匹配高速信號傳送等技術構想案，完成了中國”神威”巨型機系統的研製工作。1999年9月，”神威”投入商業運作，運算速度達到每秒3840億次，實現了中國高性能計算機的歷史性突破。”神威”問世以來，完成了20多個單位，一百多個課題的高性能運算，為中國的經濟建設和科學研究發揮了巨大的作用。中國國家氣象中極為複雜的中尺度數值天氣預報也是通過”神威”計算，為港澳回歸和國慶50周年活動氣象保障都發揮了重要作用。金怡濂和他的同事一次次的跨越，為中國計算機科學立下功勛。

土地改革新政策

劉少奇代表中央指出中國土地制度不合理，是落後和窮困的根源。改變土地制度，是解放農業生產力，實現工業化，鞏固新政權的重要舉措。1950年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通過土地改革法草案，作為實行土地改革的法律依據。把徵收富農多餘的土地和財產，改變為保存富農經濟，”保護富農所有自耕和雇人耕種的土地及其他財產，不得侵犯。富農所有出租的小量土地，亦予保留不動；但在某些特殊地區，經省以上人民政府的批准，得徵其出租土地的一部或全部。”使土地改革變得有法可依，避免打亂仗。

同時，把沒收地主在農村中的一切財產，改變為只沒收”五大財產，即沒收地主的土地、耕畜、農具、多餘的糧食及其在農村中多餘的房屋，但地主的其它財產不予沒收。這種安排使地主能維持生活，又能讓他把其它財產投入農業生產或投資工商業，對穩定社會秩序，發展生產有利。另外，地主兼營工商業及其直接用於經營工商業的土地和財產，實行不沒收政策，嚴格遵守《共同綱領》，使工商業私有財產受到保護。對於因缺乏勞動力而出租部份小量土地者，均不作地主論處，以保障社會各界人士的正當收入。

《土地改革法》還規定保護中農的土地及其他財產不受侵犯，對保證土地改革的順利進行，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有利。政務院還頒佈了《農民協會組織通則》、《人民法庭組織通則》以及《關於劃分農村階級成份的決定》等，明確了成份標準，對知識份子的階級出身，依其家庭成份決定，其本人的階級成份，依本人取得主要生活來源的方法決定”，對各界人士身份的界定都作了比較合理的分別。封建剝削制度在中國延續了兩千多年，雖然有些開明紳士願意服從土改法令，但整個地主階級不甘心失去原來的地位和利益。

圍繞土地的鬥爭是激烈的，有些地主知道改革在即，預先把該沒收的土地，以欺騙手段，假裝”贈送”給親友，分散給老佃農，以待土改後再追回。少數頑固地主還以各種手段對待土改，以金錢女色收買幹部和農民積極份子，以求庇護，或派人混進農會破壞，散播謠言，蠱惑農民，甚至殺害農村幹部和積極份子，有的人留下變天帳，準備反攻倒算。政府在城鄉各地宣傳土改的必要性和目的性，解釋法令和政策使家喻戶曉，推動改革的進行。許多城市知青通過參加土改隊，深入農村，了解農民的困苦，受到教益，加強了對改革必要性的了解，增長了才幹，後來都成了懂政策，密切聯係群眾的幹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