調整知識份子政策和生產責任制探索

1961年制定和試行科學、教育條例，起草文藝條例，逐步端正知識份子工作方向，調動了廣大知識份子的積極性。”工業七十條”重申企業中技術人員是”工人階級的一部份”，但畢竟沒有包括教育、科學、文藝界在內的整個知識份子隊伍。1961年10月，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在廣東舉行高級知識份子座談會，建議”資產階級知識份子”這個名稱不用。1962年春，廣州舉行國家科委的全國科學工作會議和文化部的全國話劇、歌劇和兒童劇創作座談會，對工作中”左”的傾向進行批評，與會成員要求為知識份子脫掉階級之帽。

周恩來在北京了解到會議反映的情況，當即和陳毅飛到廣州，明確肯定知識份子是人民的知識份子，和陶鑄、聶榮臻等討論知識份子的階級屬性。周恩來指出，共產黨要信任、幫助和改善同知識份子的關係。知識份子作為革命同盟，是人民一份子。陳毅說，應為知識份子脫掉”資產階級之帽，加上”勞動人民知識份子”之冕。會後，知識份子熱情高漲，在中共中央領導下，著手制定國家第二個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1963年12月2日，國務院正式批准這個規劃。但中央內部有不少人不同意周恩來和陳毅在廣州的講話甚至明確反對，造成了後來對知識份子以及文化、教育政策出現重大反覆。

國家調整工作步步深入，得到群眾的擁護。人們尋找多種途徑來渡過難關，包括推行各種生產責任制。這是農村對生產力水平和生產管理方式的探索。有些地方實行”責任田”試驗，發現包產對產量比較有保證，指標有所提高，社員出工率大大上升，田間管理明顯加強。凡實行包產到戶的，效果大都較好，很受農民和幹部歡迎。對於實行包產到戶，也是黨內一開始就有不同看法。開始時毛澤東同意試驗，但不久聽了曾希聖的意見，就表明了否定態度，認為不符社會主義原則。不過農民認為那是克服平均主義，按勞分配的好方法，因此還悄悄地維持”責任田”。

1962年上半年，包產到戶未被制止，反倒顯出它的生命力。中央一些領導人下去調查研究，也持支持的正面態度。中央和毛澤東看了調查報告後認為可允許社員在一定範圍內有些”小自由、小私有”，以調動農民積極性和責任心。在這個問題上，劉少奇和田家英開始時持反對意見，後來經過實際調研，也表示同意。鄧小平當時提出，生產方式採取那種方式，就看那種對恢復和發展生產有利，”不合法的使他合法起來”。他說，”黃貓、黑瞄，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貓”。在克服困難上，大家都在積極思考社會主義建設的若干同題。盡管想法不成熟，認識不盡一致，但這畢竟是對探索的深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