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蘇論戰和社會主義陣營分裂

60年代初期中國周邊環境開始惡化，國家面臨經濟困難，外敵借機施壓，攻擊中國好戰。面對複雜的嚴峻局勢，中央書記處書記王稼祥向中央建議，爭取和平的國際環境，建設社會主義，迅速擺脫貧窮落後狀態。王稼祥指出，應防止美國把印度支那的戰火引向越南北方，警惕赫魯曉夫把中國推入與美國對抗的越南戰爭。他建議中國面對錯綜複雜的國際環境，必須堅持一貫的和平外交政策，扭轉當時已經露頭的國際鬥爭範圍不斷擴大、調門唱越高的傾向，以消除外國對中國外交政策的誤解，緩和緊張的對外關係。

不過，蘇共22大結束後，中蘇關係漸呈緊張之勢。蘇共領導人指名攻擊中共，赫魯曉夫指責中國在美蘇爆發古巴導彈危機和中印邊境衝突中採取的立場。受蘇聯的影響，在國際會議中捲入圍攻中共代表團的兄弟黨越來越多。從1962年12月15日到1963年3月8日，中國共產黨以《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社論形式相繼發表了6篇理論文章闡述中國共產黨對國際重大問題的看法，從當代世界的矛盾、關於戰爭與和平、關於國家與革命、關於現代修正主義、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內部團結等問題進行了論述。

中蘇也曾為團結作過努力，蘇共於1963年2月21日建議兩黨會談，毛澤東於兩天後會見了蘇聯駐華大使。毛澤東說，”你罵我，我罵你，老是這麼罵下去，帝國主義是高興的。….這個戰不是流血的戰，這是唇槍舌戰。不要那麼太緊張了”。中共中央決定對兄弟黨的指名攻擊暫時停止公開作答。但3月30日蘇共寫信表示，在共產主義運動的理論和策略的原則性和根本問題仍將不會調和，並提出先決條件，準備作長期公開爭論的決心。此時蘇、美、英開始了禁止核武試驗談判，中蘇談判則無法取得進展而中途破裂。

從1963年9月到1964年7月，中共連續發表了九篇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文章，簡稱”九評”，全面批評蘇共的對外對內政策。文章揭露了蘇共強加於人的老子黨作風，把本國的利益凌駕於兄弟國家利益之上的大國沙文主義，從理論上和歷經驗方面論述如何防止資本主義復僻與和平演變，直指赫魯曉夫為現代修正主義者。不久赫魯曉夫因內部問題下台，周恩來和賀龍率代表團到蘇聯慶祝十月革命47周年慶典。蘇國防部長向中國代表挑釁說，”我們搞掉了赫魯曉夫，你們也要搞掉毛澤東”。有關中蘇兩黨的論爭，事後總結，干涉別國內政，顛覆別的國家，以不平等的霸權待人都是不可行的。中國以極大的勇氣頂住了壓力，維護了國家主權和尊嚴，使全中國人民感到自豪。

分離與融合

香港回歸祖國19年，有部份人想繼續分離，主流社會則希望融合，雙方各有理由。想繼續分離者說融合了，國內一切不好的東西都會到香港來，分離了香港就可獨善其身，保持其優勢，資本主義可永遠維持下去。想融合者則希望借中國發展的東風讓香港繼續繁榮，維持香港的經濟活力，使大眾的生活更安定，職業更穩固。從這兩股思潮中，前者明顯想法有謬誤，後者則符合實際情況。分離的想法有太多的牽強和附會，融合的想法則正面和積極。兩相比較，前者消極，後者積極，對社會發展有利，具現實可行性。

分離主義者滿腦子都是消極思維，對一國兩制缺乏信心，對國家在世界崛起有抗拒感，不希望國家變得強大。他們對國家的進步視而不見，對國家尚在改進的一些現象無限放大，甚至對中國的進步諷刺、嘲笑和謾罵。什麼”強國人”、”窮得只剩下錢”、”蝗蟲”等難聽的話都衝口而出。他們把融合視為毒藥，認為融合就會把國內不好的東西都融合過來，彷彿香港人很無能，好的不學，專學壞的。有的分離思維更墮入誤區，以為融合了，他們的利益會受到侵蝕，到了2047，他們的財產會被社會主義祖國全部沒收。

分離主義思維是思想錯誤，屬被誤導的思潮，墮入政治陰謀家的陷阱，做出對國家發展不利的行為。其中不少站在前線鬧分裂的人，其背後都有反華勢力在起作用，也不乏美國中央情報局遏制中國發展的計劃在內。黎智英就是其中一個在幕後輸送政治黑金的政治黑手，其機構中的美國中央情報局背景人們不能不加留意。說到底，蘋果日報就是中情局的一個分支機構，除了收集情報，還在製造謠言，混淆是非，引起思想混亂，起了煽動暴亂的作用。搞挑撥離間，把中國妖魔化，給分離主義塗脂抹粉，是蘋果的任務。

融合是正面思維。對接中國大發展，把一切有利於香港的政策用好、用盡，不但對香港建設有利，也能使香港人得到充份就業。一國兩制就是要去掉香港不好的東西，留下好的，再結合國內好的東西，讓香港發展得更好。這是一國兩制的好處，也是一國兩制設計的目的。分離主義者主張閉關自守，抗拒融合，還以2047後社會主義要吃掉資本主義，把私人財產全部沒收來嚇人，引起恐慌，實無必要。社會主義只會使社會更公平合理，社會財富的分配更符合人類社會的發展規律。我們為什麼要抗拒社會的進步呢？

做人的信念

人會有信仰和信念。信仰和信念在思想上影響著人們對生活的追求。盡管人們生活在同一社會環境中，但由於受到的影響不同，所形成的信念因而有所不同。你定的目標越高，你就會朝著更高的目標攀登，而你安於現狀，沒有過高的要求，你就會隨遇而安，見一步行一步。人在世上要做成一些事，必須有自己的目標和信念，才能有作為。社會要進步，人類要改善社會環境，必須要有偉大的理想，形成信念，發揮最大的潛能，去改變人類的命運。錯誤的信仰和信念，對社會就會產生危害極大的禍患，造成損失。

中國發展的歷史就出現過激進和極端的行動，雖然在前進中獲得了正面的成就，但也留下教訓，讓子孫後世好好記取。新中國在成立之時，由於受到西方制裁、封鎖，採取了自力更生的正確策略，使國家擺脫了受制於人的命運。但由於有人過急地希望中國從社會主義高速進入共產主義社會，未能穩妥地按社會發展的規律行事，因而走了許多彎路。中國共產黨在接受歷史教訓的基礎上，形成國家追求中華民族振興的策略。進入21世紀後，中國很快就追上了世界，成為強國，為發展中國家做出榜樣，成為模仿對像。

中國在世界有了自己的中國夢，要建成一個有信念，有理想，有夢想的國家，按照漸進的步伐，穩步前行，去達成中國在世界崛起的夢想。這股信念，讓西方霸權主義者戰憟，對中國進行污蔑，在現代的世界環境中，一再拿以前的錯誤說事，拿現在社會尚存在的落後現象，詆毀中國。他們無視社會的進步，利用尚需克服和正在克服的困難去妖魔化中國。他們反中央，策動市民製造動亂，在群眾中挑撥離間，散播謠言，企圖拉政府首長落台。這種人自有他們的一套信念。他們的信念和目標就是奪權，獨立成國。

他們的信念不可謂不”崇高”、不”偉大”。這種離了地，脫離現實的東西，離天國近矣。人們說，”上帝要你滅亡，先讓你瘋狂”，大抵就是這個道理。香港本是一個好地方，令世人羨慕，現在這班人要在香港立國，由公民黨的余若薇帶頭製造亂世。他們帶領所謂港大”校友”入校園搗亂，要擁立陳文敏做副校長，奪取大學教育資源，搞港獨理論研究，以達製造香港亂世的目的。這班人要說沒有外國勢力在影響他們，我們的政治智慧和判斷都會有問題。沒有西方的政治的洗腦，沒有人挑撥離間，怎會出現這種政治信念？

中國周邊局勢惡化

50年代中期，中國推行睦鄰政策，倡導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與亞非民族獨立國家建立友好關係。中國主張國家和民族不論大小，一律平等，互不干涉內政，也不輸出革命。在外交活動中，中國根據求同存異方針，與不同思想體系國家接觸，尋找共同點，廣交朋友。中國成立之時，周邊國家之間存在懸而未決的歷史遺留問題，以邊界問題最為突出。周恩來親自領導中緬邊界的談判，獲得成功，成為中國第一個與鄰國簽訂的邊界條約，為解決類似條約樹立了典範。繼緬甸後，中國與尼泊爾、蒙古、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國都簽了協定，對穩定中國的周邊具有重大戰略作用。

在解決邊界問題方面，中國取得了積極的進展，但同時也遇到一些棘手問題。中國和印度在1959年出現邊界糾紛，至1962年演變成大規模武裝衝突。中印邊界長約2000公里，歷史上從未正式劃界，英國殖民地統治者，自行背著中國政府同西藏當局自行劃了一道”麥克馬洪線”，把中國一側九萬平方公里劃入英國版圖。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印度軍隊開始向”麥克馬洪線”以南推進，至1953年佔據了大片中國領土。1954至1956年，中印兩國多次會面，印度堅持英國單方面的界線。到1957年，中國開通新疆通往西藏的公路，印度聲稱公路通過的一部份土地屬於印度，遭到中方拒絕。

印度本是中國友好鄰國，但印度無意通過和談解決邊界問題，在1959年3月西藏上層發動叛亂不久，印度正式向中國提出大片領土要求。印度武裝人員深入中國領土挑釁，中印之間發生了第一次武裝衝突。毛澤東提議雙方部隊各自從實際控制區後撤20公里，遭到印度拒絕。1962年中，印軍不斷蠶食中國領土，在中國管轄區建立了43個據點和24個哨所。中印邊界兩軍對峙，犬牙交錯，大規模衝突一觸即發。1962年10月，尼赫魯下令把中國軍隊從塔格拉山脊清除掉。在印軍發動武裝進攻後，毛澤東和中央軍委果斷出擊，一舉掃除印軍在中國建立的全部據點，全殲印軍，並於次日宣佈部隊全線停火。

此時，美國介入越南戰爭、蘇聯也在新疆邊境挑起糾紛，中國周邊環境開始趨於惡化。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成立，反美國支持的吳庭艷政權。美國總統肯尼迪下令派400名特種部隊和100名軍事顧問進入越南，開展特種戰爭，直指越南民主共和國，間接針對中國。1962年蘇聯策動6萬居民越境前往蘇聯，由於有蘇聯領事館捲入，導致這一地區的領事關係中斷。此外，台灣蔣介石以為有機可乘，著手反攻大陸。1962年6月10日，中共中央向全國發出準備粉碎國民黨軍進犯東南沿海地區的指示，局勢相當嚴峻。

消滅土匪逆賊

香港出現了一群奪取政權的本土政棍，他們打著分裂國土，叛逆國家的旗幟，招搖過市，擾亂香港秩序。這群土匪逆賊，對香港的發展造成極大的衝擊，阻礙社會健康發展，成為社會的癌症源頭，必須將之切除。一粒老鼠屎，可以搞壞一窩粥，這幫土匪逆賊實為香港之患，對香港繁榮穩定搆成了威脅，必須將之清除。對付這幫政棍之道非常簡單，就將他們交給共產黨直接而正面地去處理。為何要由共產黨去處理，而不是由公民黨和訟棍處理，因為他們老想”打倒共產黨”，因此由共產黨去處理較為符合邏輯。

共產黨對於消滅土匪逆賊最有經驗。在1949年新中國成立之時，舊中國遺留下不少山賊土匪和國民黨殘餘部隊在山區之中，擾亂新政權和地方人民的正常的生活。解放軍當時深入各山區，採取勸降和打擊的兩種手段，使被利用的貧苦農民洗心革面，回鄉務農，同時嚴肅處理首犯，清剿了殘餘匪幫。香港回歸了19年，共產黨採取寬大政策，讓這些人改過自新，但潛伏得很深的土匪逆賊死不悔改，全部浮出了水面，到了一網成擒收網之時。他們要打倒的是共產黨，難道共產黨對於妨礙中華民族振興的土匪會手軟嗎？

一國兩制，不妨礙共產黨收服破壞國家安全和穩定的土匪逆賊，讓香港回歸正常狀態。不收服這些土匪逆賊，一國兩制無從正常運作。既然打倒共產黨是這些人的目標，那就由目標人物來處理這班土匪逆賊是最正常不過的事。共產黨書記和全國人大已宣佈香港一國兩制不變，港人治港政策不會變，但這班土匪逆賊不讓一國兩制獲得正常實施，中央就要做到言出必行，堅決果斷，消滅逆賊。香港市民將燒炮仗慶祝消滅土匪逆賊之義舉。炮仗如不夠隆重，舉行過回歸慶典的會展中心，大可來一場煙花表演，以娛市民。

黎智英、梁家傑等都是反共、反中央的”英雄”，全港市民都想看看他們到底是英雄還是狗熊？人們都很想看看被人民子弟兵押解上叛國法庭的土匪逆賊的狼狽相和賊樣。香港不能給這些土匪逆賊興風作浪，擔誤香港繼續發展和繁榮的時機。香港市民像盼星星盼月亮般等待光明的一刻。黎明前的黑暗最難熬，同胞必須堅定信心，等待共產黨來給香港市民作主。香港的法律界及法庭給殖民地時代培養出來的土匪逆賊霸佔，收回法院和教育陣地是國家的任務。收回香港，不收服土匪逆賊，不可能讓香港有光輝的未來。

談青年參政

任何一個時代都會有青年加入不同領域追求自己的夢想，沒有值得特別認可或不認可的問題。有人想做警察，有人想做消防員，有人想做醫生，有人想做總統，一切都屬正常。可是有人想做議員，加入政府，為了推翻政府，分裂國家，那才是怪事。這些青年加入政府為了推翻共產黨，拉梁振英落台，在議會拉布，讓香港辦不成事，建設不起來，這種青年參政動機和目的，值得香港市民思考和研究。這些人的想法和反對派的想法一樣，有人認為是新時代的思潮，是民主和自由培育出來的思想，無需大驚小怪。

抽鴉片、吸大麻也曾是一個時代的自由，做這些事前也都是由這些煙民自主的行為，他們曾認為抽鴉片是地位像徵，是過癮又快活的事。這股思潮和行為並不是值得提倡和縱容的自由，也不是什麼令人羨慕的”民主”。香港有人提倡港獨、背叛祖國、反領導中華民族復興的共產黨，還有人以各種理由去為他們辯護，實質上就是讓這些年青人上癮，把他們推落火坑的殘忍行為。青年參政沒有問題，但問題出在有人走入歧途，危及社會安寧和發展，別有用心的人為他們護航，連社會人士不敢直斥其非，助長了囂張氣焰。

青年參政，為社會服務，建立公平、和諧、民主、自由的社會，是每一個時代的主題。但明知他們開步走就聽從了戴耀庭和陳文敏在大學散播的違法教育，用違法的毒品殘害下一代，人們不加制止，不對違法行為進行懲罰，講些不痛不痒的話，實質就是助紂為虐，助長吸毒之風。黃毓民、黎智英一班人要打倒共產黨，把共產黨描繪成魔鬼，煽動人去動手，自己躲在後面煽風點火，對於這種人不及時制止，任由他們播毒，對法治為害甚大。由這些人洗腦洗出來的參政者，對社會危害極大，絕不能聽之任之。

青年參政，不走正路，起步就破壞建制，走不守法之路，香港的前途自然黯淡。香港的未來一定不靠這種青年人，香港市民也不能指望這種人為香港做什麼貢獻。只要看到公民黨的楊岳橋被選入立法會後，即開始拉布，聽梁家傑指揮，拿著小喇叭在議事廳大吹大叫，把這種人送入議會實是香港的不幸。難道香港沒有正派有能量的青年嗎？非也，而是香港傳媒有太多錯誤思想和喜好吸毒的老編。他們以偏見和謬誤代替理性，以假民主和偽自由去誤導社會選擇錯誤的人參政。選楊岳橋等於選擇抽鴉片，自毀前程。

中蘇關係惡化的來由

50年代中期，中蘇之間出現分歧。1957年莫斯科會議，雙方都作了一定的讓步，維持了社會主義陣營的原有格局，但到1958年又出現分歧，但雙方都小心翼翼地遮蓋著。1958年4月，蘇聯國防部向中國提出，為方便指揮蘇聯在太平洋地區活動的潛艇，希望中蘇共同出資，在中國境內建一座大功率長波電台。毛澤東批示同意全部出資，蘇聯出技術，中蘇共用。但蘇聯堅持共同建設，共同管理，共同所有。中國則明確表示，電台由中方負責建設，屬權應歸中國，建成後可兩國共用。雙方在所有權上有很大分歧。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蘇聯向中國提出建立共同潛艇艦隊的問題。當時中國正著手加強海軍建設，要求蘇聯給予技術上的援助，赫魯曉夫則建議中蘇兩國建立一支共同潛艇艦隊，以對付共同的敵人美國，但當即遭到毛澤東和中國領導人的拒絕。毛澤東的立場就是建長波電台和艦隊涉及中國主權問題，”在這個問題上要講政治條件，我們可以一萬年不要援助”。看到中國領導人在主權問題上的敏感態度後，赫魯曉夫趕到北京會談，同意提供貨款，由中國自己建設，雙方有所諒解。中蘇兩國國防部長簽署了訂購設備和聘請專家合約。後因蘇聯撤走專家，撕毀合同，中國自行完成這一長波電台的建設。

1958年8月23日，中國開始炮轟金門，赫魯曉夫訪中國時雙方沒有討論過此事，蘇聯不知底細，著駐華使館了解。周恩來解釋台海形勢，並說明是為懲罰國民黨部隊，阻止美國搞兩個中國，請蘇聯放心，中國會自己承擔後果，不會拖蘇聯落水。實際上蘇聯對炮轟行動不滿，主要怕引起美蘇衝突。1959年，中蘇分歧進一步擴大。蘇聯借同美國等西方國家談判禁止核試驗，中斷向中國提供原子彈樣品和有關資料等項目。此時中印邊境發生衝突，赫魯曉夫正準備訪美，擔心國際局勢復雜化，不支持中國自衛反擊的立場。同年9月，蘇聯同印度在莫斯科簽訂協議印度提供貸款，印證了中蘇兩國的分歧。

9月底，赫魯曉夫訪美後抵北京，宣傳蘇美和解的”戴維營精神”，圖向中國施壓，不要用武力解決台灣問題。中國領導人據理予以駁斥，會談不歡而散。中蘇分歧已從最初的意識形態領域擴展到現實的國家利益範圍。1960年4月，在紀念列寧90周年誕辰時，中共理論刊物《紅旗》發表《列寧主義萬歲》等文章並編成小冊子，系統地論述戰爭與和平、反對現代修正主義等一系列重要觀點，拉開了中蘇論戰的序幕。赫魯曉夫也借兄弟黨各種會議向中國施壓，採取惡化兩黨關係的嚴重步驟。此時，蘇聯撤走1390名專家，撕毀數百個合同。中國抵住了極大的壓力，”決心用自己雙手的勞動來彌補這個損失”。

背叛祖國罪大惡極

宣揚分裂國土的人無論用何理由都是民族罪人。同情港獨等同支持叛亂，抵觸了香港法律，是對香港一國兩制的挑釁，屬港獨同路人。目前，主張港獨的人數量很少，同情的人卻有10%左右。他們的理由都是香港政府做得不夠好，要由他們上台執政，做香港摩西，帶領香港向西行，渡過紅海，登上極樂世界。這些人有如邪教，描繪天國藍圖，讓信眾誤上賊船，墮入萬劫不復的險境。背叛祖國，分裂國土，理由再充份，謊言再美麗，都是沒有根的沙堆，一推就散。何況國家手上有足夠強大的保衛力量阻止分裂。

香港主張港獨的人，其中就有很多持外國護照的人，根本已脫離中國籍。當然不是持外國護照的人就是反華反共份子，反共反華有其背景和想法，與持外國護照，認同中華民族，愛中國的人分別很大。反共反華者，首先就是被洗腦的人，認定中共和中國人就是魔鬼。他們以偏見和過時的見解來看待現代的政治，大大落後於政治現實。這一批人中絕大多數由於對中國歷史不能正確理解，只看到中國進步中負面的經驗和教訓，看不到中國進步的力量在那裡，導政他們得出錯誤的結論。這其中受媒體誤導的成份很高。

對於屬認識問題的人，國家會給予機會，讓他們洗心革面，走上正途。對於死不悔改，煽風點火的首犯，國家安全部則一個都不會放過。有些人以為給傳媒吹捧，很”過癮”，有一種”英雄感”，但其實這都是糖衣毒藥，給蘋果一類傳媒人利用。這就叫做精人出口笨人出手，十足十笨豬一名。當人們把社會上所有的壞事都往你身上推，說你是強姦犯、惡霸、以權謀私、貪贓枉法，人們都會說你是大壞蛋。當梁振英給人污蔑時，你何嘗不是在落井下石。當中國共產黨在領導中華民族復興之時，你去聽信流言怎不犯錯？

中國這麼大，人這麼多，各種人都有，各種想法都有可能左右你思維。人必須懂得用腦分析，什麼對國家、對社會有益，什麼會給社會帶來災難性的後果。現代社會都在進步之中，人們必須循序漸進，不能急於求成，一口想吃出個大胖子。急進只會壞事，不可能給社會共來益處。背叛祖國，分裂國家，絕不是香港人的選項。香港絕大多數年青人都會好好學習，練就一身本領為社會發展出力。要背叛祖國的人，想通過分裂國家獲得好處，只能給人民唾棄。人民解放軍存在於香港，隨時等待國家召喚埋葬港獨份子。

反對美國製造兩個中國

50年代後期到60年代中期，中國在外交上要面對國際上許多不確定因素，影響著中國政治和經濟發展。那時，國際形勢發展充滿動蕩和曲折，中國處於與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相對抗的地位。1955年5月13日，周恩來提出爭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灣的構想，準備使台灣重新回到祖國懷抱，避免使用武力。中國取消禁止美國記者進入中國的禁令，在大使級會談中恢復兩國間的貿易，促進中美人民往來和開展文化交流。但美國卻加強對台軍事援助，加緊製造兩個中國。1957年更派譴鬥牛士導彈部隊進駐台灣，騷擾大陸。

台灣蔣介石決心反攻大陸，把1/3兵力佈置於金門、馬祖和沿海島嶼。美國國務卿杜勒斯聲稱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對新中國入聯合國，繼續對中國進行封鎖。這時中東地區革命風起雲湧，黎巴嫩人民起義，要求親西方的夏蒙政權下台，伊拉克要推翻親美的費薩爾王朝，成立伊拉克共和國。美國派兵登陸貝魯達，英軍也進入約旦，台灣以中東地區局勢緊張，在大陸沿海進行偵察和軍事演習。美國命令第七艦隊進入台灣海峽備戰。毛澤東際此時刻下令炮轟金門，懲罰國民黨軍，牽制中東美軍，引起世界關注。

1958年8月23日下午5時30分，福建前線部隊向金門守軍猛烈炮擊，歷時兩個多小時，發射炮彈2.92萬發，一舉擊斃擊傷國民黨中將以下官兵600人。次日，又組織炮兵和海軍艦艇，重創”中海號”，擊沉”台生號”。同時宣佈所有外國飛機艦艇不得進入中國水域和領空12浬範圍以內，為中國海洋權益定下規矩。福建炮擊進行了4次大打、83次中小打和上千次零星炮擊，使美國陷入進退兩難的境地。陳毅發表聲明，”台灣海峽地區的緊張局勢完全是美帝國主義對我國侵略造成的”，炮擊金門是內戰，中美之間沒有打仗，根本無需和美國談停戰。杜勒斯答記者問時，宣稱對金門不承擔使用部隊的義務。

美國企圖放棄金門、馬祖，換取中共承認其霸佔台灣，但毛澤東和蔣介石有共同點，都反對兩個中國。彭德懷以國防部長名義發表了兩份告台灣同胞書，提出國共兩黨談判，以和平形式解決內部爭端。福建前線宣佈逢雙日不打炮，讓金門獲得補給，從軍事形式的鬥爭轉化為政治方式為主的鬥爭。當年12月，美國宣佈自台灣地區撤出部份海空權。中共向台灣放言，台灣回歸祖國除外交需要統一外，台灣可保有軍隊，社會改革可以從緩。中美大使級談判在隆隆炮聲中恢復。毛澤東當時估計形勢不是熱戰破裂，不是和平共處，而是冷戰共處，而這種僵局一直要延續多年。

少數民族自治和經濟發展

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歷史中，國家的民族政策取得了重要發展。廣西藏族自治區、寧夏回族自治區和西藏自治區的建立，是這一時期堅持實行的區域民族政策，以實現政治平等，讓少數民族當家作主的實踐。周恩來強調，政策為幫助少數民族共同發展，解決中國民族問題的基本政策，也是中國一項基本政治制度。這個制度，促進了民族之間的團結和民族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得到各族人民的擁護。民族自治制度的實行，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各族人民，通過政治協商，達成的共識，是中國各族人民的創舉。

少數民族區域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經過了從互助組到初級社、再到高級社的發展過程。在改造的過程中充份考慮了少數民族的風俗習慣。雖然在經濟建設上受急於求成的”左”的思想影響造成挫折，但在1962年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對發生的嚴重錯誤和缺點給予糾正。自治區內關顧少數民族經濟特點、文化形式、語言文字、風俗習慣，強調放手讓少數民族人民和幹部自己去管。實踐證明，尊重少數民族特點和選擇，在民族平等團結的基礎上走共同繁榮、共同進步的道路，才是社會主義社會解決民族問題的正確原則。

經過不同類型的穩妥社會改革，少數民族分別從原始公社制度、奴隸制度、封建農奴制度、封建地主制度，過渡到社會主義制度，少數民族經濟發生了大變化。少數民族地區人民生活非常貧苦，文化教育處在極端不發達狀態。經過”一五”和”二五”計劃及三年經濟調整期，特別是在1964年以後，國家投資建設三線的過程中，少數民族地區得到更多實惠。當時內地許多技術先進和設施完備的企業都搬到少數民族地區，大量技術人才的進入，促進了少數民族地區的經濟繁榮。在民族平等共進的政策下，人民素質得到提高。

舊中國少數民族地區信息閉塞、文盲充斥、疫病流行、人口凋零，遠離現代文明。新中國成立後，國家支持少數民族繼承和發揚自己優秀的文化傳統，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進行少數民族文化建設。政府在城市設立民族學院，為少數民族培養和訓練大批幹部和專業人才，設立民族教育的管理部門。到1965年全國少數民族學生達到21870人，中學生達37萬人，小學生達521萬人，比50年代多了5-9倍。全國少數民族地區醫護人員增加到156889人，解決了醫病靠土方甚至求神問卜的落後方式。少數民族在共產黨的帶領下獲得了新生，出現了蛙王穆祥雄打破世界男子百米蛙泳紀錄等，為社會主義建設作出了貢獻。

青年是人類的春天

作家巴金認為”青春是美麗的東西”；戲劇家易卜生認為”青年時種下什麼，老年時就收穫什麼”。人們基本都有一個共識，青年就是人類的春天，趁萬物生長的最好季節播下美好的種子，吸納有益的知識，收穫美好的未來。香港絕大部份年青人都知道這個道理，但有多少人去努力，多少人走上正途，那正是社會要思考的問題。走正途，肯努力的青年是人類的春天，讓社會充滿生機，給社會帶來活力和繁榮的景象。走上歪路的青年，成為社會負擔，讓社會產生動蕩，阻礙社會發展，讓社會出現衰敗和不安情緒的苗頭。

香港在國家一國兩制的安排下，青年一代的成長，成為香港未來成功的保證。對一國兩制不認同，對國家歷史和制度認識不足，就無法正確行使政治權利，就會讓香港陷入混亂之中。香港面對內鬥，一批走上邪路的青年被誤導成分裂國家的種籽，成為春天中的毒草，危及田中的禾苗健康生長。種田的農夫必須除去雜草，保證秋收成果。除草有多種手段，但都需要農夫的耕耘。香港愛國者就是這塊土地的耕耘者，把這片土地經營好就是他們的任務。香港的未來需要愛國者的勞動，以迎接人類春天的到來。

青年人成為怎樣的人，愛國者負有崇高而不可替代的義務。國家的未來就靠青年一代的接班。培養出一代分裂主義者，要把香港獨立出國家版圖，香港必不會有安寧。香港近期在反對派的暗中支持和煽動下出現了港獨小團體，還鼓動和組織他們到海外香港留學生中宣揚港獨主張。這種行為對青年的毒害非同小可，對香港造成的傷害更深遠，國家不能不制定政策，遏制這種組織在香港的活動。港獨是嚴重違反基本法的行為，也是對一國兩制的犯罪。對於犯罪行為不加以懲罰或聽之任之，亂世將於不久將來出現。

凡事不及時處理，日積月累，必讓事態越來越嚴重。青年是接受事物最好的時期，但接受的錯誤信息，必會犯下終生遺憾的錯誤。青春是美麗的，但美好時光用來去做破壞社會秩序的事，將使青春失色。愛國者必須站在社會前頭，用年長者的智慧去指導青年人的朝氣，朝正確的方向發展。春年是嬌嫩的幼苗，需要培育和扶植。在陽光和雨露的滋潤下，青春歲月才會更壯麗。為了讓青年成為社會棟樑，批判港獨主張，懲罰犯罪份子，才能起警示作用，扶傾救危。要讓青年成長為人類的春天和希望，必須重視教育。

港獨台獨合流的結局

 黃毓民是港獨的幕後策劃者，但他把這些活動推給他的跟從者。他到處宣揚孫中山的革命思想，煽動年青人搞革命。他比孫”大砲”更大砲，孫中山的大砲用來打弱得透頂的滿清政府，黃毓民的土砲卻想用來打有導彈的中共核潛艇，實有心無力，有如小花貓見到鯨魚，雖然口水流到一地都是，卻無法咬下去。於是他想聯合台獨在香港搞大龍鳳，把香港變成反共基地，配合美國反華政策，獲取政治黑金，養肥自己，成為香港盟主，雄霸一方，讓蕭若元及長毛等向他頂禮膜拜。港獨台獨合流是找伴行墳場的膽小鬼行為。

港獨的主張受台獨、藏獨的啟發，是一種跟尾狗的行為，不是什麼獨創。港獨者以為可以靠台灣名揚天下的詐騙術，騙到群眾幫他分裂國家。黃毓民自以為懂中國歷史，但他對中國近代史一無所知，只知道中共在建設社會主義制度之時走過的彎路和曲折，不懂中共在此期間獲得的成功經驗。由於他只聽信片面宣傳，不懂得全面總結中共建國60多年的經驗，所以他還以為台獨、藏獨是好東西。他看到達賴衰極，跑到印度還能獲得美國資助，獨據一方。於是，他想和台獨合流，獲台獨份子支持，奪得香港領導地位。

黃毓民的思想幼稚，自以為胡說八道就是口才，聲大夾惡就可使人禁聲，會講故事就會騙到人，吸引到人聽故事就是領袖。這種故事佬，搞拉布，只是一種伎倆，讓無知者以為有料，在有識之士眼裡卻一份錢不值。他是自掘墳墓典型的政治例子，不用多久就可知道他的手段還能用多長時間。騙子最終都會遭人識破，再狡辯、再大聲也於事無補，只會獻世自曝其醜。香港給末代港督彭定康撤離時做了不少手腳，埋下像陳方安生這樣的炸彈。但這些在中共的眼裡都是不值一提的小把戲，那有可能奪到國家的管治權？

蔡英文算是奪到了台灣的管治權，大家可以看看台獨份子敢宣佈台灣獨立嗎？她要敢這樣做，我敢包她第二天就要跑到深山和台獨份子去打游擊，無法在台北坐在領導人位置上。中共必揮軍挺進，直至將其殲滅。這是近代史上中共處理藏獨給我們上的歷史課，黃毓民懂否？彭定康撤退時做了手腳，法庭、政府部門、警隊內部都打上釘子，中央只要一聲令下，就可把釘子全部拔除。可是，中央願意讓香港按自己的步伐去改革，減少震動，循序漸進建成民主自由的社會。港獨和台獨合流不是香港選項，而是死路一條。

西藏民主改革

 西藏封建農奴主階級殘酷的黑暗統治被推翻，改變了封建領主的土地所有制，變革上層僧侶貴族專政的”政教合一”制度，成為歷史必然。舊西藏社會政教合一的農奴制，從公元10世紀開始，延續了1000多年。官家、貴族和寺院上層僧侶三大領主，組成農奴主階級對廣大農奴實行經濟剝削和政治壓迫。約佔人口5%的農奴主佔有幾乎全部的土地和農奴和奴隸。農民勞動收入的一半或70%被農奴主剝削而去。由於農奴制的實施，社會生產力低下，自然經濟佔絕對優勢，文化教育全為寺院和貴族壟斷，文盲佔95%以上。

西藏上層集團發動武裝叛亂後，藏族人民要求推翻封建農奴制度的願望爆發出來，實行民主改革勢不可擋。正如毛澤東所預見的，反動份子的叛亂，使西藏問題有了早日解決的可能。1959年3月22日，西藏工委書記張經武，不達中央平息叛亂指示說，”西藏地方政府已經撕毀十七條協議，背叛祖國，發動西藏全面暴亂”，”中央原來決定六年不變的政策，自然不能再繼續執行下去”。”中央認為在這次平息叛亂的戰爭中，必須同時堅決地放手發動群眾，實行民主改革，以便徹底解放藏族人民，走上社會主義道路。”

中央採取邊打邊改的方法，完成全區的改革。按照中央所確定的方針，共產黨帶領藏族群眾，完成西藏地區的民主改革。中央政府下令解散壓迫西藏人民的噶廈政權及其所屬的軍隊、法庭和監獄，廢除舊西藏法典及刑罰。緊接著有計劃、有步驟地在農區實行徹底廢除農奴。對參與叛亂的農奴主實行”誰種誰收”政策，對未參與叛變的農奴主及其代理人實行減息，按月息一分計算。”三反雙減”運動，用人民的力量打破農奴身上的枷鎖，在政治上和物質上，讓群眾獲得利益，廣受人民的擁護。1960年10月，中央決定對獲得土地的農民頒發土地證，以確定農民的土地所有權。

西藏牧區的民主改革，同農區有所區別，實行不鬥爭、不分配，採取了一種寬鬆和靈活的政策，進行反叛亂、反烏拉、反奴役及牧主和牧工兩利的民主改革，贏得廣大牧民的擁護，使牧區生產力得到促進。1961年創了西藏牧區有史以來1161萬頭牲畜的紀錄。中央同時對寺院進行了民主改革，整頓長期實行的政教合一的領主專政。寺院是叛亂份子的巢穴，在平亂的基礎上，徹底清查反革命組織，沒收叛亂僧侶的土地，廢除寺院特權，組織沒有參與叛亂的貧苦僧侶和宗教界愛國守法人士參加寺院民主管理委員會執行宗教自由政策。經1959到1961年的努力和浴血奮戰，在古老的西藏實現了民主改革。

平定西藏上層叛亂

1959年3月10日，西藏上層撕毀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悍然發動全面武裝叛亂。這次叛亂受到敵視中國的外國勢力支持和教唆，有預謀、有組織地製造事件。1950年，達賴喇嘛經師、攝政王為美國代理人，取得美國中央情報局和外國勢力的聯係， 12月即出走亞東伺機出逃。1952年，中央和西藏簽定協議不久，西藏上層統治集團，暗中鼓動，支持叛亂者組織的”人民會議”的活動，提出修改協定，要人民解放軍撤出西藏。1956年，在西藏上層的蠱惑下策劃武裝騷動。

1956年4月，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宣告成立，進行民主改革。對於土地改革，籌委會決定由地方領導人和西藏人民協商，在條件成熟時採取自上而下的和平協商辦法進行。但是，西藏上層統治集團中的一些人密謀行動，從布達拉宮軍械庫秘密發給哲蚌、色拉、噶丹三大寺各種槍支5000餘枝，並密示三大寺喇嘛反對改革，保護寺廟特權，維護西藏地位。7月20日，昌都江達地區頭人發動叛亂，在川藏公路沿線進行搶劫破壞，殘殺地方工作人員，開始西藏地區的局部叛亂。中央此時對上層還在耐心做說服工作。

中央指示，社會制度的改革必須進行，但要在地方政府和人民協商認可的情況下進行，中央不加強迫。這個決定就為減少上層對民主改革的擔憂，獲得上、中層愛國人士的擁護。但上層統治集團未改變民族分裂主義立場，提出永不改革，陰謀策劃叛亂，妄圖實現西藏獨立，把西藏從祖國分裂出去。1957年起，叛亂活動逞日趨擴大之勢，叛亂份子以”保衛宗教”為幌子，提出西藏獨立。叛亂份子武裝襲擊解放軍兵站，襲掠道班，伏擊車輛，炸毀橋樑，截斷公的，圍攻黨政機關駐地，燒殺搶掠，造成無辜群眾傷亡。

到1958年底全區武裝叛亂份子已發展到2.3萬人。1959年3月10日，西藏上層決定同中央分裂，背叛祖國，發動全面武裝叛亂，下達命令，凡18歲以上，至60歲的男性，必須自帶武器趕來拉薩，以獲取西藏獨立勝利。3月17日夜間，達賴喇嘛簽署一份給武裝份子的”執照”，聲稱西藏過去是獨立國家，鼓動叛匪頑抗。毛澤東鑒於西藏上層發動全面武裝叛亂，中央軍委作出平亂決定。3月20日上午10時，人民解放軍發起反擊，僅用兩天時間粉碎了拉薩叛亂，斃、傷、俘5300人，繳獲武器彈藥。到1961年底，殲滅西藏境內殘餘叛亂武裝，取得平亂勝利。達賴在外逃過程中，未受到解放軍阻截，做到仁至義盡，送他一程。

香港政策將向中下層人士傾斜

共產黨的政策始終要為社會的公平而服務，其純正的黨員政治目的是最透明不過的了。共產黨人，用馬克思的話來說，就是”從不隱瞞自己的觀點”，為建立一個公平、合理、完美的社會而奮鬥。他們為建設社會主義制度，最終達到世界大同，進入共產主義的初衷沒有改變，而他們對進入的時間和方式經過幾十年的模索，有了一套更接地氣，越來越符合人類社會發展階段的形式。他們不奢談共產主義，只一步一個腳印，談民族復興，談建設小康社會，談一帶一路共建、共創、共贏、互惠互利，讓中華民族復興。

中國共產黨員有八千多萬，純粹的共產黨人不下一千萬。中國這三十多年的發展，成為世界其中一個經濟強國，靠的就是這些人起的中流砥柱的作用。他們有很強的向心力，把全國和全世界華人都團結在自己周圍，為了一個共同目標建設美好的中國。在中國發展之餘，他們也沒有忘記他們對世界的責任，為建設一個更合理的世界而貢獻自己的力量。香港作為中國的一部份，這些共產黨人絕不會放棄這裡的人民。他們自認有責任讓香港變得更好，做愛國同胞的後盾，為建設公平合理的社會而奮發圖強，造福後世。

董建華擔任特首時，中央已有向中下層市民傾斜的政策，其中一項就是科技政策和八萬五建屋計劃。可惜當時受到陳方安生的阻撓，認為政府要積極不干預，不讓科技得到支援而胎死腹中。而地產商和中產階級又因自己從房產中受益，出於自私利益的驅使，不讓八萬五計劃得到實現，使樓價攀升，讓低下層人士買不起樓，過上悲慘的生活。香港的內部鬥爭，拖垮了香港本應有的競爭力和活力，使香港出現政治危機。到了現在，有些地產商還在背後出錢驅使一些所謂本土派，反對東北發展，企圖拉倒政府建屋計劃。

梁振英上台企圖扭轉香港頹勢，大興扶貧、科技、文化和建屋計劃，但都遭到內部勢力的阻撓。內部勢力有著外部勢力的作用力，以西方所謂民主作幌子，把香港發展和解決民生的政策全部推翻，讓香港解決不了問題，也讓中國無法利用香港作為走出去的橋頭堡，以遏制中國發展。中央在充份了解了香港的局勢後，決定向中下層市民傾斜，對於貪得無厭的富豪不留情面地打擊。中央對治港政策作了調整，對於愛國商人加倍給予扶持，對貪得無厭的商人和分離派採取壓抑手段。未來五年，香港必有一番新的景象。

如何對待少數鬧事的人？

歌德說，”那些反對理性真理的人，不過是在那裡撥火，結果弄得餘燼亂飛，把原來不曾觸到火的東西都給燒掉了”。歌德說的這種人全世界都有，當然也包括香港。毛澤東認為對這種人必須施以教育，讓他們分清真偽。當然他也認為少數人鬧事，要分別對待，看看他們說得是否有理，如屬有理，必須改進工作中的錯誤，如果沒有道理，也要對少數鬧事的人說明道理，加以規勸。對於極少數，煽風點火，挑撥群眾鬧事的人，則必須嚴厲處置，絕不手軟。這是毛澤東對待少數人鬧事問題的處理方法，附合治國原則。

香港少數人鬧事的問題愈演愈烈，在於那些反對理性真理的人，在那裡撥火，還不惜擾亂機場秩序，妄想挑動機場員工跟隨他們鬧事。幸好機場沒有幾個人跟隨這班人胡鬧，我們看到的來來去去都是那些滋事的常客，什麼余若薇、陳淑莊等一班公民黨政棍和跟尾狗。那些在那裡撥火，弄得餘燼到處飛的鬧事者，就是那麼一少撮人，他們鐵了心和中央對抗，一心要把香港搞亂。香港愛國者看得心急如焚，國家和政府卻好像還很有耐性，還沒有下命令對他們落手。個中原因，就為了教育被利用的群眾，讓他們覺醒。

世事都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美國對香港的反華政策，以遏制中國發展為目的。香港如不採取果斷措施，嚴厲處置那一小撮煽動鬧事的人，香港難有安寧的日子過。這班滋事份子，日夜宣傳國家不能在香港執法，連保衛國家安全的執法手段也不能在香港用。他們說，這會破壞一國兩制的政策。可是我們真的看不到制止分裂國家活動在香港發展會影響一國兩制的實施，我們只看到消滅港獨勢力在香港的發展，可以使香港更安寧和穩定，讓一國兩制可以更順暢地實行。大家可以自己下結論，應如何去處置鬧事份子。

這一少撮滋事份子當然不是省油的燈，他們確有外國勢力在背後給他們油水。有人要我拿出證據。其實證據就在律師打官司和法律顧問的費用上。如果我們深入了解這批訟棍的收入，調查他們的經濟來源，不難看出他們用隱晦的手法，把資金來源合法化，把政治黑金洗得白白淨淨，但也無法掩飾其黑金的來處。當然犯罪者都有一套使黑變白的方法，但並不能掩飾他們犯罪的意圖。對於被煽動起來去做糊塗事的群眾，人們應採取教育和保護的方式，但對少部份累教不改、死不悔悟，鐵了心背叛國家的人絕不能手軟。

調整知識份子政策和生產責任制探索

1961年制定和試行科學、教育條例，起草文藝條例，逐步端正知識份子工作方向，調動了廣大知識份子的積極性。”工業七十條”重申企業中技術人員是”工人階級的一部份”，但畢竟沒有包括教育、科學、文藝界在內的整個知識份子隊伍。1961年10月，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在廣東舉行高級知識份子座談會，建議”資產階級知識份子”這個名稱不用。1962年春，廣州舉行國家科委的全國科學工作會議和文化部的全國話劇、歌劇和兒童劇創作座談會，對工作中”左”的傾向進行批評，與會成員要求為知識份子脫掉階級之帽。

周恩來在北京了解到會議反映的情況，當即和陳毅飛到廣州，明確肯定知識份子是人民的知識份子，和陶鑄、聶榮臻等討論知識份子的階級屬性。周恩來指出，共產黨要信任、幫助和改善同知識份子的關係。知識份子作為革命同盟，是人民一份子。陳毅說，應為知識份子脫掉”資產階級之帽，加上”勞動人民知識份子”之冕。會後，知識份子熱情高漲，在中共中央領導下，著手制定國家第二個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1963年12月2日，國務院正式批准這個規劃。但中央內部有不少人不同意周恩來和陳毅在廣州的講話甚至明確反對，造成了後來對知識份子以及文化、教育政策出現重大反覆。

國家調整工作步步深入，得到群眾的擁護。人們尋找多種途徑來渡過難關，包括推行各種生產責任制。這是農村對生產力水平和生產管理方式的探索。有些地方實行”責任田”試驗，發現包產對產量比較有保證，指標有所提高，社員出工率大大上升，田間管理明顯加強。凡實行包產到戶的，效果大都較好，很受農民和幹部歡迎。對於實行包產到戶，也是黨內一開始就有不同看法。開始時毛澤東同意試驗，但不久聽了曾希聖的意見，就表明了否定態度，認為不符社會主義原則。不過農民認為那是克服平均主義，按勞分配的好方法，因此還悄悄地維持”責任田”。

1962年上半年，包產到戶未被制止，反倒顯出它的生命力。中央一些領導人下去調查研究，也持支持的正面態度。中央和毛澤東看了調查報告後認為可允許社員在一定範圍內有些”小自由、小私有”，以調動農民積極性和責任心。在這個問題上，劉少奇和田家英開始時持反對意見，後來經過實際調研，也表示同意。鄧小平當時提出，生產方式採取那種方式，就看那種對恢復和發展生產有利，”不合法的使他合法起來”。他說，”黃貓、黑瞄，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貓”。在克服困難上，大家都在積極思考社會主義建設的若干同題。盡管想法不成熟，認識不盡一致，但這畢竟是對探索的深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