閔乃本的小晶體大舞台

閔乃本是我國材料科學家、凝聚體物理學家，1935年8月生於江蘇如皋，1959年畢業於南京大學物理系，1987年在日本獲得理學博士學位。1991年，他當選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2001年當選第三世界科學院院士。他在南京大學任教授，擔任固態微結構國家重點實驗室學術委員會主任。他關心國家大事，是9、10、11屆全國政協常委，還是民主黨派九三學社第十、十一屆中央主席。在科學上，他提出“亞台階”概念，將晶體生長的法蘭螺位錯理論推廣到包含任意位錯、層錯李晶等，發展了非完整晶體生長的理論體系，並被證明是晶體生長的普適理論。他在光、聲、材料科學上催生了疇工程學。

閔乃本能夠獲得成績，他認為是國家重視科技發展，特別是1984年中央決定成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會，並將南京大學固體微結構實驗室變成國家計委首四個國家重點實驗室之一。這使他的學術設想有了實現的客觀條件。閔乃本說，1986年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正式成立，採用自由申請，同行評議，擇優推荐，公平競爭的方針，為基礎科學研究自由探索開闢了新的道路。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的建立是中國改革開放後科技界第一件重要的事情。我們今天看到國家科學的大發展，人才輩出，都與對科技重視有關。

閔乃本對國家計委支持實驗運作的苦心深有感觸，對高等學校科研的創新和歷經艱難，逐漸為國家發展出科研隊伍和教師隊伍，國家的科技政策起了大的作用。863計劃、973計劃，逐步為實驗室購置了激光器、電子顯微鏡、聚焦離子束等現代化儀器和設備，使科研條件大幅改善。中國在科學上貧窮落後，條件極差的情況下，省吃儉用，不斷努力逐步建立起自己的國家實驗室，使科學得以有手段去進行更有效的研究。他說，每個錢都有物質意義，可以用來安排和改善一家生活，但超過了就失去物質意義。錢和時間要用在研究和培養人才上。

閔乃本認為，自古以來，中國知識份子畢生最大的追求，就是將自己的知識貢獻給祖國和人民。他童年時代，日寇侵略中國，山河破碎，心裡萌生振興中華的理念。現在國泰民安，中國知識份子迎來了振興中華最佳年代。他英雄有用武之地，認為科學家的命運與祖國的命運緊密相連，只有社會穩定、民族振興，才能為知識份子提供施展才華的廣闊空間。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科學研究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礎，完全能夠在光電功能晶體的研究領域對人類科學發展做出貢獻。他相信更多中國科學家能夠走在國際前列，把自己的知識和才華貢獻給這個偉大的時代。我們在此為這些愛國的科學家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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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和國旗與國歌

十月一日國慶節快到了，升國旗和唱國歌是必不可少的慶祝活動。周恩來是開國元勛和總理，國旗和國歌自然和他有著血緣的關係。為了選定新中國的國旗、國徽和國歌，他花費了大量時間和精力。在開國大典前的一個多月中，全國人民和海外華僑寄來數以千計的國旗、國徽圖案和推荐國歌，表達了全國人民對新中國誕生的熱愛。周恩來組織了專門的委員會廣泛徵求意見，小心挑選，最後委員把初步選定的五星紅旗交給周恩來審定。他捧在手裡說，”這紅旗象徵著無數革命先烈用鮮血染紅的大地；這一顆大的星星，象徵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周圍四顆星星，象徵著中華各民族緊密團結在黨的周圍。”

以上是周恩來第一眼看到國旗的感想，其他人怎麼想，自有各人根據自己的感受有不同的表現。有人熱血沸騰，有人熱淚盈眶，有人神采飛揚，有人精神振奮，有人酸溜溜不是滋味，有人咬牙切齒，完全根據人的精神世界而定。港獨份子見了，自然不是滋味，像香港電台那些漢奸，故意在國慶前夕把國旗倒過來升，有人見到國旗就罵共產黨。可是無論反共反華份子如何恨共產黨，他們無法把聯合國飄揚的五星紅旗換成港獨旗。他們叫香港人要做好明天國旗升不起來的準備，不知是否叫他們侮辱國旗後準備去坐牢？

香港的漢奸賣國賊，不但見到國旗酸溜溜，聽到國歌更是失魂落魄。當他們聽到"冒著敵人的炮火前進"時，簡直嚇得發抖，知道他們獨立無望，獨立建國也只是虛妄的囈語。愛國者聽到國歌則精神振奮，心中充滿自豪感，人的精神世界就是這麼不一樣。1955年12月9日，周恩來趕去參加中南海懷仁堂大學生"一二．九"救亡運動二十周年演唱會，學生們見到周總理到來非常興奮，最後周恩來對學生們說，救亡運動出現了不少好歌曲，其中一首"義勇軍進行曲"新中國成立後就成為國歌。最後他還親自指揮同學們一起唱。

1960年10月底，周恩來參加中國音樂協會主辦的紀念聶耳逝世25周年的音樂會，當最後一個節目結束後，周恩來站起來指揮大家唱"義勇軍進行曲"和"國際歌"，和大家縱情高唱。可見，周恩來對國歌感情深厚，對英烈在敵人的炮火中衝鋒陷陣，為國殺敵的情景永難忘懷。愛國旗、愛國歌是以感情為基礎的愛，是對國家和民族先烈英勇犧牲精神的崇敬。愛國的精神體現在對實現民族振興和崛起的渴求，是對國家和人民的愛。周恩來的愛國精神是多方面的，從最基本對國旗和國歌的態度上，可以看到他的愛國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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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好人多還是壞人多？

西方發達國家領導人最羨慕中國人的地方就是刻苦耐勞，90%以上的中國人都秉承祖宗的遺訓，深深相信”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好吃懶做的人少之又少。每一個中國人都知道只有經過自己的努力才能獲得世間財或取得成功。中華民族好的品格很多，到習近平這一代領導人，在國家取得成就後提出”達則兼濟天下”的祖訓。中華民族精神必須獲得弘揚，造福世人。但人們看到香港有些中國人不認宗，不認祖，甚至還要分裂國土，自己人打自己人，這些人到底好不好？中國人是否都是好人？香港到底壞人有多少？

任何時代都有壞人，甚至有漢奸，出賣國家利益，禍及百姓。這些情況在歷史上層出不窮。在中國內地好，在香港好，都有這種人，對國家和民族造成傷害。中國不少人看到中國人醜陋的一面，但若把這些人真的當成中國人的本性，所有人都會對中國人失望，失去民族自豪感。實則這種人只是極少數，少到不到1%，而有這種劣根性的人也不到10%。當然，中華民族極為優秀的人也只有約1%，先進份子約在10%左右，80%的人處於中間地帶。在這80%人當中，沒有人不認自己是中國人，但愛國心則有上中下之分。

正因為這樣，中華民族為了自己的生存和發展，必須對國民進行教育，提高人民素質，為國家的未來培養出更多優秀的先進人才，使中華民族在世界崛起。在近兩年，我們看到香港有不到10%的人出來佔中，其中有不到幾千人暴露出漢奸的嘴臉，90%以上的人都不會去做危害香港的事，對佔中行為憂心忡忡。香港先進的份子還走出街頭，反對佔中向被利用去佔中的年青人說理，曉以大義，希望他們不要給不良份子利用。這讓香港人看到希望，知道中華民族優秀和先進的份子在香港這個商業城市也從來沒有缺席。

在香港鬧獨立，搞分裂的壞份子不及10%，但一旦有戰爭爆發，出來抵抗侵略和打擊鬧獨立的人一定會超過10%，全香港90%的中國人都會站到分裂主義者的對立面，把他們淹滅在人民戰爭的海洋中。光從這一點看，我們就可知道中國人好人多，還是壞人多。

中國的壞人和漢奸，對中國做出壞影響的就是出自那不到10%的壞種籽，政府和國家必須抑制這種壞種籽的傳播，不給他們空間發展。國家和政府必須加大力度教育和培植好自己的幼苗，讓他們成為社會的棟樑。教育好人民是國家任務，不能讓漢奸禍害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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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要振作

香港人一向獨立、勤奮、自己決定自己的命運，英國殖民主義者從來不管中國人的死活，要生要死，你自己決定。港英政府一句”積極不干預”，華人企業就得自己想辦法，只繳稅，無支援。後來華人企業家自己想出辦法，搞出支援貿易發展的貿發局，支援工業發展的生產力促進局。在巨額稅款的引誘下，政府才開始撥出少量收入用於支持兩局的發展，讓香港企業家去賺更多的錢交稅。香港人的智慧和勤勞，開創了香港新的局面。七八十年代香港開始騰飛，香港的企業家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貢獻，變成了亞洲龍。

上幾代人的努力造就了今天香港的繁榮。可惜，新一代的年青人不知父輩創業的艱辛，在一些漢奸文人的洗腦下，把這些人教導成一切皆伸手要的大懶人。他們眼睛盯著香港長期積累下來的庫房積蓄，最好把它分光，他要自決怎樣分這些錢。幸好這種年青人只是極少數，教這些年青人做伸手派，還無恥地說這些錢是他們的，要代表全港市民去分這些錢。他那裡知道這些錢是祖輩辛苦賺回來，作為香港的壓載倉用水，如把這些錢花光用光，一遇風浪香港就會翻船。這些人的無知和淺薄，厚顏無恥到非常人可以理喻。

現今香港出了這些淺薄之人，或有心靠害香港的人，我們只能團結一心，反對敗家仔不務正業的行為。守住祖宗留給香港的財產不是守財奴，而是善用財產為香港未來投資，建港珠澳大橋、高鐵、廉租屋等，造福後世。香港的未來在於發展，繼續積累財富，把香港建設得更美麗。祖國的山川秀麗，國家在大發展之中，香港必須拿出一定數量的積蓄做扶貧養老基金，把這些基金投放到國家的建設中去，讓基金生利，去扶助我們的病殘老弱。這種用錢法才是對國家，對香港最有利的理財良方，不是派光食光，不做事。

香港人必須振作，支持政府依法施政，有力地管治香港，為香港的未來發光發熱。一切要打沉香港政府的圖謀，都是對香港穩定發展不利的行為，全港市民必須加以制止。當然，我們要監察政府官員的行為，看清那些人是真正為香港做事，那些人只是抱著打工心態，有一日過一日，到時到候就收錢，那些人抱有殘害香港的目的，要讓香港沉淪。香港不能靠這些人，我們要振作起來，在亞洲幾條龍中重振雄風。畢竟香港是生我、育我之地，在祖國的大發展中必有香港一席之地。我們必須振作，迎著康莊的大道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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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面臨的危機

香港經濟生活照常運作，只是下一代的精神受到破壞民族團結妖孽的污染。這一批人要以美國中情局的顏色革命來演變香港，要把香港變成一個反共反華的基地。香港目前的危機不在於內部政治和經濟鬥爭，而在於國與國之間的博奕，要以扳倒中國或擾亂中國的政治和經濟發展作為目的。中國發展強壓美國，讓美國在世界稱雄稱霸的圖謀受阻。中國以和平共贏的國家戰略，促進社會和世界發展作為對人類的貢獻，牴觸了美國霸權主義的利益，企圖以香港作為跳板，向社會主義中國發動猖狂的進攻，作垂死掙扎。

以損害各國人民利益為前提的霸權主義，在世界有如伊波拉病毒般受到抵制，中國的和平共贏、共同發展戰略受到全世界發展中國家歡迎，對美國病毒起了抑制作用，使美國暴跳如雷。可是全世界人民要和平，求發展的呼聲得到聯合國的響應，對中國的國際策略有同感和渴求。相對於美國用民主自由的空言去掠奪人家的資源，各國人民自有自己的結論。到底是公平合理的交換好，還是以”民主自由”口號去控制人家，給一些人利益，然後去剝奪大眾的利益好，世界人民自有公論。覺醒是遲早的事，詭計不會長久。

                                                                                                                           

香港回歸以來，美國利用中國內戰時期延續下來的反共思潮繼續毒害新一代，甚至加入新的內容，以圖像利用台灣那樣搞獨立等幼稚思想來敗壞下一代思想。美國特務以這種顏色革命的橋段，培訓年青人，給他們洗腦，用來做他們顏色革命的炮灰。現在港獨份子還計劃把港獨思想傳播到小學、中學和大學去，讓一些年青人以為自己可以獨立，做議員，做特首，做“民主自由”的鬥士。黃之鋒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給美國捧為佔中期間的”雨傘革命”英雄。黃之鋒給大漢奸李柱銘和美國特務精心培養，作為漢奸接班人。

黃之鋒被培養成小漢奸，有其歷史必然性，因其父母就是美國佈在香港的其中一個特務。他所做的一切均有美國黑手的影子。不過到目前，李柱銘和黃之鋒形像太差，兩個人乾乾瘦瘦，簡直就是漫畫書中漢奸的樣子，是不用化裝的漢奸材料和演員。這些人不用管了，把他們逮起來就完事。目前最主要的還是把看不出來的漢奸和特務辨別出來，不讓他們去毒害學生。與看不見的敵人去爭奪下一代是政府和教育界重要的工作。解除目前危機的唯一做法就是把教育管好，嚴守陣地，去除毒害學生的”教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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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如何恢復正常狀態？

香港現在處於非常不正常的政治狀態，不務正業，不發展香港，不教學生守法，不審煽動違法者，不吊銷宣傳違法律師的執照，不開除衝擊大學校委會的學生，不對傳播港獨的非法組織和公然讓港獨份子對中小學生洗腦而不採取行動。大家都在懷疑，香港政府和國家領導人到底有什麼難以落手的決定？香港是否就像現在這樣拖下去，讓港獨思潮大行其道，讓擾亂香港的勢力繼續肆瘧，讓一國兩制給中國做出一個最壞的先例？我想絕對不會是這樣。人們心中都有疑問，這就是我們想要的港人治港嗎？

把香港搞死，香港人肯定要自己埋單，顏色革命肯定要組織人上街推政府落台，要積聚一定力量上街和政府對抗，要挑戰中央宣佈自治和獨立。中央和國家當然沒有人會答應，於是出動軍隊平亂，大開殺戒。讓事情鬧大再開槍可以平息政爭，但把事情鬧到這種地步是下策；上策是香港人自己教育自己懂得收手，但目前看不到有這種可能性。其次就是香港人自己動手，把漢奸走狗全部抓起來，殺一兩個敢於反抗的人，然後對香港政府進行改革，炒掉那些漢奸形官員、吊銷煽動人違法的律師執業資格。

當然這種革命性的行動必須獲得解放軍支持，有中央在後面撐腰，但這不是上策，雖然是港人革命，港人治港，但不是上策。上策還是中央直接落命令，勒令香港政府斬妖除魔，逮捕一二百個擾亂香港的顏色革命份子頭頭，殺幾個敢於抵抗的頑固份子，跟著抓捕漏網份子，將其繩之以法，香港馬上可以安靜下來。把顏色革命份子繩之以法，美國、英國、日本會有一些反應，但香港一國兩制不變，變的只是不能利用香港搞反共反華活動。香港仍然實行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願意和中國做生意的公司可以留下。

香港一切法律不變，一國兩制不變，港人治港不變，只是把反共反華份子打入十八層地獄。有人說如果這樣做香港金融中心地位不保，可是大家要知道，國際資本看中的是中國的發展，不是香港的顏色革命，把這些人清除了，國際資本會在香港發展得更放心和安全。有沒有香港，國際資本照樣和中國合作，把顏色革命禍患清除掉，國際資本只會更安全。不信的可以暫時撤出香港，待他們有信心了再回來。這種事情不是沒有過，歷史一再重復，顏色革命的惡勢力必須重力鏟除。要香港恢復正常，這個方法最行得通。是不是這樣，大家可以討論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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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魅力中國》

朋友在國家刊物管理單位登記註冊了《魅力中國》雜誌，介紹中國生活的各個領域的發展狀況，包括佛教、基督教等宗教活動。中國可拿出來談的東西太多了，而且充滿魅力。聯合國秘書長在中國總理李克強演說後說，只有中國總理可以吸引這麼多人來聽，其實這就是中國魅力。中國之所以有魅力，因為中國人勤勞勇敢，充滿智慧，人們都想了解中國如何可以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做出如此巨大的變化 : 中國的北斗衛星、量子通訊衛星、載人航天探月工程、高速巨型電腦、大型機C919、深潛器”蛟龍”、高鐵等。

《魅力中國》可以和世界交流的內容太豐富了，我的朋友準備在香港發行國際版，與一帶一路65個國家的朋友交流經驗，增進友誼，互相勉勵，共同合作，建成和諧、共贏的世界。《魅力中國》肩負著發展一帶一路國家和人民友誼的使命，為建設美好的世界貢獻自己的一分力量。《魅力中國》除了文字圖片介紹中國外，還會組成《魅力中國》音樂歌舞團把歡樂帶到65個國家去，同時還編製網上雜誌、網上視頻節目，加強和各國朋友的聯係，擴大影響。《魅力中國》將建成中央製作中心，把節目錄製成65國語言播放。

《魅力中國》國際版，是一座與65個國家連通的橋樑，是民間以友誼帶動合作的發動機。《魅力中國》的使命就是把中國企業家和一帶一路國家的企業家凝聚在一起，互相交流、彼此合作，共創輝煌的未來。中國地方政府和一帶一路地方政府，根據各自的需要，自由組合，通過《魅力中國》搭建的平台互動，通過論壇、展覽、文化活動，建立起民間最廣泛的接觸。我們相信只有互相接觸，建立友誼，才能互相了解，互相信任，和平友愛地為建設美好世界而努力。《魅力中國》除了發展友誼，也促進經濟發展。

我對《魅力中國》充滿期待，盼望朋友們的計劃能盡早在香港實現。我在這裡為他們的宏偉構思祝福和祈禱，希望宗教界和文化界的朋友們也能伸出友誼之手，把這份《魅力中國》扶上馬，送一程。中國需要這份刊物，一帶一路的朋友更需要有一個平台互相交流，以便互相學習，共同進步。在互聯網發達的時代，印刷品的效用已大大縮少，但人是需要線上線下互相接觸的，《魅力中國》將是線上線下雙管齊下的多元化、立體式的出版物，我祝願這種模式將永續不衰。願《魅力中國》將成為一帶一路國家人民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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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永志圓飛天夢

中國自古就有嫦娥奔月傳說，但於上世紀美國登陸月球，把中國人的飛天神話擊破。可是中國人奔月之志從來沒有中斷，航天人的志氣就證明了這一點。王永志這個航天技術專家，讓中國人圓了飛天夢，使他成為民族英雄。王永志1932年生於遼寧，1952年考入清華大學航空系，1961年畢業於莫斯科航空學院，擔任解放軍總裝備部研究員，並成為國際宇航科學院院士。他早期投身於中國第一種自行設計的火箭研製工作，繼而參加了多種火箭的設計和研製，先後擔任洲際火箭、三種新一代地地火箭總設計師，是大推力捆綁式火箭的倡導者和研製總指揮。1992年開始擔任中國戴人航天工程總設計師。

王永志長期工作於中國國防建設和航天事業第一線，為運戴火箭研製造出重要貢獻，是航天工程的帶頭人，為實現中國載人航天的歷史性突破立下不杇功勛。1994年，他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首批院士。2003年10月，”神舟”五號飛船騰空而起，成功返回，舉世震驚，實現了中華民族千年的飛天夢。王永志出身於貧苦農民家庭，由於哥哥沒有文化遭人欺凌，他背著父親到鎮的小學報了名。五年後，抗戰結束，他進入八路軍昌北中學接受免費教育。他萬分珍惜，刻苦用功，年年考第一，被保送到東北實驗學校讀高中。

王永志讀高二時，朝鮮戰爭爆發，美軍飛機不時侵犯遼東領空，空襲警報一響，就要躲入防空洞，幸福寧靜的學習生活就被破壞。不久，學校附近瀋陽北陵機場出現了蘇製米格-15戰鬥機。他給迎擊敵機的勃勃英姿迷住了。這一段經歷讓王永志立志學飛機，並於1952年如願考上清華大學航空系飛機設計專業。他於二三年級暑假時，在莫斯科邀兩位中國同學翻譯出版了《噴氣式飛機》一書。後，隨著國際局勢變化，1957年12月，根據國家需要，王永志開始改學導彈設計專業。1961年他以優異成績畢業，回國工作。

王永志在中國火箭技術研究院工作，一幹30多年，從一名普通設計員，先後成長為總體設計部總體設計組組長、總體設計室主任、總體部副主任、主任、研究院副院長、院長。在60年代初國家決定加快研製洲際火箭，他提出了”全箭系留試車”方案，不僅贏得了時間，還節省了大量投資。1985年，王永志已成為”兩彈一星”工程的重要技術骨幹。1986年美國”挑戰者”號爆炸，他提出研製大推力捆綁式火箭，於1990年成功發射。他60歲的時候，毫不猶疑地迎難而上，擔負起中華民族千年飛天夢的神聖使命，一幹就是14年，創造性地提出各種解決難題的方案，使載人飛船技術一步趕上世界水平。中國載人航天工程具備了世界上最完善的航天員安全設施，使航天科技迎頭趕上世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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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邦之爭

公元前六世紀的希臘社會，是在激烈的社會變革和錯綜複雜的政治事變中發展的。經過長期的黨派紛爭，達到了初期的”太平盛世”。可是，戰爭和殺戳持續發生，相伴而來的是內亂和權鬥不息。內亂和政變，不僅使小小的城邦社會生活處於變動、緊張和對抗狀態，而且使整個希臘的民族、階級、階層的社會集團心理和思想，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人們心中產生疑問，究竟鬥爭是善的嗎？人們知道鬥爭是城邦衰亡的原因，主張和諧，反對鬥爭；但也有人歌頌鬥爭；有人不分是非地厭惡一切戰爭，追求和平與幸福。

這種現象與香港目前的狀態非常相像，只是時代不同，不具有那年代弱肉強食的條件。香港有法律管著，就看執法者能否用好法律這個手段管好香港。矛盾在這個世界中永遠存在，鬥爭可說是一種永恆，但必須置於可控的狀態之中。當時，小亞細亞城出了一位哲學家赫拉克特，他認為”一切都由對立而產生”，”對立物存在於同一東西中”，”一切都是通過鬥爭而產生和消滅”。他甚至認為”鬥爭就是正義”。而與他相反的色諾芬和畢達哥拉斯則宣揚事物的”和諧”與”靜止”是宇宙的根本秩序，否認對立和鬥爭。

哲學的爭論在思想領域可以引起人們的思考，無傷大雅，但對於香港目前的政治狀況卻必須有人拿出解決方案。香港畢竟還要發展，還必須為國家做出貢獻。一國之內不把一個城市管好，何以去面對一國之利？有城才有國，城市建得越好越多，國則越強越富。把一個城市搞到人不人，鬼不鬼，官不官，商不商，鄉不鄉，黑不黑，白不白，這個城市不亂套就不可能了。香港人必須弄清，誰是人，誰是鬼，那個官黑，那個官白，那個商黑，那個鄉白？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不分黑白，才能為香港的未來理出一個頭緒。

新一屆立法會有一些書未讀好的人能否分清官、商、鄉、黑，還是不分黑白，亂抓一通，實在要待大家細心考察。香港是中國一個城市，不是希臘式的城邦。中國是一個大國，一城構成不了一個邦，中國是一個有著數千城之邦，香港是中國一個較強大的城市，但絕成不了一個邦。想成邦成王的人，只是一些沒有見識的人的夢囈之語，是不見棺材不流淚的蠢人。大家應知香港是一個多元化的社會，利益的爭鬥不會止息，大家必須在一國兩制基本法的框架內爭鬥。要越出法律的容許範圍謀求利益，必將遭到挫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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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法律的政治立場

三位佔中搞手被法庭輕輕放過，英國BBC評論員認為衝擊香港事件審判的結果與中國內地判案有很大分別。我們同意他的觀察，也同時看到法律受政治立場的影響。香港這個法官判案除了看到犯法者非法行為外，還替犯法者說出他們的政治目的，認為他們在為他們的理想奮鬥，因而給予輕判。這個法官的同情心似乎應獲得世界”人權獎”，因為依據她的說法，人們可以得出為了個人理想的實現，可以侵犯大眾和社會的利益，做出毀滅香港的自殺行為。BBC為此行為大唱讚歌，歌頌犯法行為，鞭撻中國對法治的尊重。

法律是為社會穩定和秩序而立，為社會大多數人的福祉而定出強制性措施，而這個胡塗法官離棄社會的共識，用她個人的政治偏好判案，並要人尊重他的判決，社會大眾對此難以贊同。警方在證據確鑿下緝拿歸案，檢控官也落力履行職責，小心求證，結果被這個法官輕判，律政司認為如此嚴重破壞社會的案件判得如此之輕，不能服眾，於是發回由原法官重新考慮，結果還是維持原判。BBC記者對此大唱讚歌，還對中國內地法庭依法辦事持否定態度，我們看到西方記者對法律的觀點，也是以政治立場作為評論依據。

其實法律就是法律，必須鐵面無私，除了考慮犯案動機，還必須看犯法者對社會造成的影響，以達到警醒世人不能以身試法的目的。而這個法官所作出的判例正好相反，讓無知的人以為只要動機純良，殺人也是合法，值得同情的事。這種法律觀點，讓人們看到美國和西方派兵到伊拉克殺了十萬人，把人家國家搞到亂糟糟也能辯說自己為民主和人權而出兵。可見法律如給政治立場綁架，對社會的危害實在非常驚人。其實法律是社會道德行為的規範，人人都必須遵守，通過案例教育市民守法，而不是讓社會是非不分。

法律和道德是規範人類循規蹈矩的手段，教育人們做應當做的事，懂得什麼是明智，什麼是勇敢，什麼是公正，什麼是節制。把不應當的事都做了，而且還替犯人開脫，說他們的魯妄行為是為理想，那就是世上絕大的荒謬的案例。這幾個人為了所謂真普選，把香港普選扼殺，還要癱瘓香港政治經濟中心、毀滅香港，為了他們的政治訴求，侵犯大眾利益，罪同要香港自殺的怯懦行為。現在他們使香港”自殺”不遂，這個法官等同鼓勵香港那些持不同政見者繼續去為香港”自殺”，自己搞死自己。這種政治立場實在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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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選情

香港特首選委會正在醞釀，宗教界的代表不用投票方式，而採用抽韱方式。這種方式對宗教界來說似乎有其內在邏輯，把決定權交上帝安排。其它界別就不這麼簡單，必經一番激烈的競選和投票過程。畢竟世間的利益沒有宗教界那麼單純，各人有各人的考量，要找出能代表自己利益代言人。反對派反梁振英連任很好理解，那是他們的利益所在，攻倒政府首腦是後台老板顏色革命的指定動作。可是有人不明白為什麼《成報》也加到倒梁的戰陣中去，他們在問《成報》的後台老板是誰？到底是何方神聖如此猴急？

其實，這很好理解，香港是一個多元化社會，除了反華反共勢力以外，尚有利益集團在裡面。《成報》一定有自己的考量，必須為其後台老板的利益著想。《成報》倒梁是製造輿論準備，以圖影響選委會的人選問題，企圖推出與梁競爭的人並取得勝利。梁的在位必定影響這班人的利益，起碼梁的在位讓他們的發財大計不那麼順利，如梁下台，換了另一個死黨上台，那他們要進入禮賓府飲杯茶，只是拍拍心口和指指”鼻哥”的事，還有什麼不好做？不過香港利益，國家利益還是選特首最需要關注的，不是小集團利益。

作為香港市民，我們需要一個願意解決香港社會問題的特首，能夠為建設香港出好主意的有心人。有錢人的利益當然要關顧，但一般市民的利益更要有序地思考和落實。香港的長遠利益在那裡，在於香港的發展，在於配合國家政策發展香港。要管好香港，必須把反共反華者管理好。他們可以在香港有一個生存空間，但必須守基本法，不肯守法，作為特首必須有膽量送他去見上帝。只有這樣的特首才能成為香港的主心骨。梁振英在競逐特首大位的政綱中能否有這一點，會是這次競逐特首大位選委考慮的一個因素。

梁振英發展經濟的信息已經很明確，一帶一路的計劃也很周詳，科技及創新的發展已作了初步的安排，土地房屋政策也得到普羅大眾的認可，扶貧安老有一定成果，對青少年的教育要再加把勁做得更好，醫療衛生可以再上一層樓，文康建設要再改善一下就可達到市民要求。但在地區行政及管治上要加大力度，把反共反華組織管治好，那他如能在政綱中講清楚，他連任的機會就十拿九穩。管治能力是人們最關心的事，不能把反共反華份子治住，讓他們可以在香港群魔亂舞，那另一人有一套建議出來，他就必定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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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麥育種專家李振聲

李振聲是我國遺傳學家、小麥育種專家，生於1933年2月25日山東淄博周村。他於1951年畢業於山東農學院農學系，曾任中國科學院遺傳研究室主任、遺傳與生物發育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科學院院士、發展中國家科學院院士等職。他育成小偃麥八倍體、異附加系、異代換系和易位系等雜種新類型，將偃麥草的耐旱、耐乾熱風、抗多種小麥病害的優良基因轉移到小麥中，育成小偃麥新品種，累計推廣3億多畝農地，增產100多億斤，為解決中國糧食問題做出了貢獻。他為小麥染色體工程育種實用化奠定了基礎。

李振聲幼時家境貧寒，但父母雖為農民，卻重視孩子的教育。1940－1942年，山東連續三年大旱，他挨過饑抵過餓，深知糧食的重要性。他到高二，由於父親去世而輟學。為幫補家計，他到濟南找工作，路上看到山東農學院招生，提供食宿，又有書讀，於是他去投考，獲得錄取。他非常珍惜學習機會，勤奮向學。在山東農學院，得到來自燕京大學沈壽銓教授的引導，對小麥進化、分類到育種的理論與技術有了認識；而余松烈教授講的遺傳學也很生動，使他在這兩位老師的講課中提高了對小麥育種理論的掌握。

畢業後，李振聲深知糧食對國家的重要性，從50年代開始花了20年時間，鍥而不捨地做試驗。育種耗費時間很長，動轍20年，他創新地運用偃麥草中得來的藍粒基因創造了一套藍粒單體小麥，為染色體工程育種開僻了一條新路。他提出了”少投入，多產出，保護環境，持續發展”的育種目標，成為育種同人的共識。經過這些科學家的努力，1987年至1993年，我國糧食從8000億斤增加到9000億斤，6年增長了1000億斤。回顧他50多年所走過的歷程，小麥育種需要8年才育成一個品種，沒有毅力和使命感難以有成。

李振聲和袁隆平被稱為”南袁北李”，一個搞水稻，一個搞小麥，為國家解決糧食問題做出了超越國界的貢獻，為國家爭得了榮譽。1995年，美國人布朗出了一本書叫《誰來養活中國？》質疑中國糧食的安全問題。雖然這個問題引起世界的關注，但其推論充滿謬誤和偏見，預測與事實差距很大，於是李振聲在2005年4月的博鰲論壇上對布朗的論斷作出回應。根據布朗的推論，中國人到2030年要吃飽會使世界挨餓，李振聲以精確的數字統計出中國糧食15年合計進出口基本持平，中國糧食的發展狀況，中國人能自己養活自己，有力地打擊了對中國的不實和危言聳聽的污蔑。我們堅定地相信中國科技的力量，也感謝中國科學家畢生為糧食安全所作出的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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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疑一切

大膽懷疑，小心求證是做學問的其中一個辦法，可是現在給別有用心的傳媒利用來做新聞，只求大膽懷疑，不用求證，亂說一通即可。此風一長，政界牛鬼蛇神也搬出懷疑一切的做法，嘩眾取寵，製造新聞，危言聳聽，以爭取眼球。懷疑主義，古已有之，”人有旦夕禍福”，”天有不測風雲”，使人感到世事變化不定，一切皆不可信。這種對事物持否定的態度，就是懷疑主義的來源。吉凶不可測，城邦被侵佔，亞里士多德以後的八百年，羅馬社會的意識，始終摻和著令人疑惑不解的懷疑主義思潮，使人逃避現實。

西方哲學史上的皮浪就是懷疑主義的創始人，懷疑認識的可靠性。他認為任何事既不不存在，同時又不存在；或者說它既不存在而又存在。人們不能說出任何肯定的東西，也不能說出任何否定的東西，不能對事物的真假、有無，作出任何確實的判斷。反對派對所謂”真普選”就是以這種方式來擾亂公眾的思想，而”國際標準”到底有沒有，他們根本無需去求證，能騙就騙，講大話可以不眨眼。基於這種懷疑論，他要導人毫不動搖地堅持不發表任何意見，不作任何判斷，對任何一件事物都說，它既不不存在，也不存在。

香港反對派用這種懷疑論，否認人們的行為有善惡、正邪、美丑、光榮與不光榮的性質區別。他們把愛國和做漢奸都看成是一回事，講粗口和不講粗口都一樣，把社會價值和真理以這種理論巔倒過來。他們要分裂祖國和要維護國家統一的訴求，都視為沒有標準可言，喜歡怎樣就可以怎樣。你提出正確的主張，他可以用懷疑的態度把你否了；政府提出合理的建議，他可以提出一萬個懷疑和質疑把建設性的建議拖死。這就是為什麼議會中拉布行為如此可惡的原因。香港要給這種議員繼續玩這種懷疑主義遊戲，香港前途將給拖入無法前行的旋渦中去。

皮浪懷疑主義嚴重到，不迴避任何事物，面對著不管撞車、摔倒、被狗咬，他也根本不相信他感官的任何判斷。有人說皮浪有一次在航行中遇到風暴猛烈顛簸，船上的人都異常驚慌，他安然指著一頭正在安靜吃東西的豬說，”聰明人應該像豬一樣不動心。”這種說法雖然有些誇張，但完全反映了懷疑主義不去正視現實的一切不幸和不合理事物，不去追求真理、辨別善惡，而採取無動於衷的態度，要人逆來順受。這正是懷疑主義要人像奴隸一樣跟從他們的計謀墮落，讓他們的愚民哲學得逞。香港人必須在反對派懷疑一切的陷阱中警醒，找尋自己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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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政爭何時了？

按現行方式治港，政治爭拗只會愈演愈烈，看不到緩和的可能。有人說按蘋果日報換梁振英的提議，香港政爭會有所緩減，這都是一廂情願的說法。香港的問題不是特首問題，也不是一國兩制問題，而是顏色革命問題。要梁振英落台只是打擊管治威信，衝擊中央權威的一招而已。誰上台，顏色革命的陰影都會繼續存在，如不採取措施鏟除反華勢力，香港難有寧日。香港唯一解決政爭的方法就是法治，必須嚴格按基本法行事，對違法者採取雷厲風行的手段。對於在宣誓就職中玩花樣的議員將其鏟除，就是方法。

歐洲中世紀的哲學家托馬斯．阿奎那認為，法律體現國家的強制力量，是統治階級的意志，維持統治秩序的手段。要有成效地管治國家，他強調法律的重要性，把其放在道德之上。他認為道德只能勸告，不能強迫，當公共的利益遭到侵害，勸告不被接受時，只能採用法律的強制力量。阿奎那認為，法律的執行就是誘導那些受法律支配的人求得自己的德行。法律的目的在於引導人走向公共的高尚道德。只有用強制的辦法，才能引導整個社會走向理性，知道整個社會必須按法律運行才能獲得公共安寧和公共利益。

阿奎那強調法律對於道德的作用。他認為人的身上存在一種傾向為善的習性，但是向善的習性只有經過鍛煉才能臻於完善。他說，有些青年秉性純良，經父母勸告就行了，有些性情乖戾，易於作惡，很難為衷言所動，必須用壓力和強制手段使他們不做壞事。只有這樣才能保證其餘的人享受安定、太平的生活。他得出結論，法律的制定是為人們享受安定、和平、有德性的生活所必須的。他說，人在達到德性完備時，是一切動物中最出色的，但如他一意孤行，目無法紀，他就是最惡劣的禽獸，與道德背道而馳。

香港由於有外在勢力撐腰，故意搗亂，要打破基本法的規條，在香港建立起反共反華基地，以顏色革命去影響中國，香港如縱容這種行為，以德行去感化是不會有成效的。唯有嚴格執法，雷痛風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將其猖狂進攻衝垮，才能讓香港回歸正常。政爭什麼時候都會有，但不是以港獨和分裂對社會作出毀滅性的號召，可以讓人們自己教育自己。但涉及對社會作出反叛和對抗的主張，必須毫不手軟，迅速以法律手段予以撲滅。對死硬派必須強硬，對一般百姓可以疏導，雙管齊下，必能解決香港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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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

袁隆平是中國雜交水稻育種科學家，中國工程院院士，全國勞動模範，全國優秀科學工作者。他既是全國政協，也是聯合國糧農組織首席顧問，連美國科學院也頒了外籍院士給他。袁隆平生於1930年9月1日的北京。1953年，他在西南農學院畢業後分配到湖南省安江農校任教。1960年，他開始水稻育種研究，1966年提出水稻雜種優勢育種”三系法”，1973年領導科研協作組實現了雜交水稻”三系”配套。1986年，他提出雜交水稻育種三個戰略發展階段構想，1995年以”兩系法”雜交水稻和中國超級雜交水稻研究均獲得成功，使中國水稻育種研究保持領先水平，對世界糧食產量的提高做出重大貢獻。

袁隆平書香世代，祖父是文化人，父親袁興烈是南京東南大學中文系畢業的愛國知識份子；母親小時在教會學校就讀，能講一口流俐英語，擔任過小學教師，是典型的知識女性。他父母正直敦厚，性情溫和，做事一絲不苟，在父母熏陶下，他們弟兄幾個都認真讀書，先後考上大學。1943年，日軍攻陷漢口，他遷往重慶讀中學，校舍雖然簡陋，但教學正規，使他對學問的追求產生極大興趣。他小時候就喜歡花卉植物，跟著母親在花園學鬆土、剪枝，興緻很高，長大就想學農。1949年，他在南京附中高中畢業時，選擇了農業，父母開始不贊同，勸說無效，最後也就尊重了他的選擇。

那時新中國剛成立，百廢待興，他學習勁頭很高，主修遺傳育種學，受到候光炯、鮑文奎、楊國榮等先生教導，打下了很好的基礎。1953年畢業時23歲，被派到農校工作，第二年就調到學校育種教研組。他邊教學邊學習，以提高自己的水平，他說，”要給學生一碗水，老師就要有一桶水。”他嚴格要求自己，使自己水平不斷提高。1960年，一場罕見的天災人禍，引發了全國性糧食饑荒，眼見當時的慘況，他暗下決心，要專心搞水稻優良品種培育試驗，解決百姓吃飯問題。他深入農田，日以繼夜奔波勞碌，尋找出路。

袁隆平為了縮短試驗周期跑到海南工作，那時內地一年只能種兩造水稻，而海南能種三造。他反復分析論證，到處尋師訪友，在田間勞作，心中有的就是解決中國人民的糧食安全問題。他說，”中國地少人多，預計到2030年，中國將會有16億人口，誰來養活中國人，這是大家都關心的事。華國鋒曾找過他，把周總理關心他研究的事對他說，讓他大受鼓舞，後來朱總理、溫總理、江澤民、胡錦濤等都去過他那裡，鼓勵他為百姓解決吃飯問題。他還代表國家到發展中國家傳授技術，為世界糧食的增長作出貢獻。越南原是個缺糧國家，在他的幫助下，一躍而成為僅次於泰國的大米出口國。袁隆平因幫助解決世界糧食問題，使不少國家受益，最少有30多個國家的總統、國王、總理接見過他，表彰他對糧食的貢獻。他說，”成功易使人陶醉，莫把百尺當盡頭”，以勉勵後人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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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時代的兩面性

香港被英國人侵佔後，主要把香港作為鴉片轉運口岸，把鴉片交給毒梟轉運到內地分銷，再把賣鴉片所得，換成茶葉、絲綢、瓷器等運回英國。當年港英政府的主要財政收入就是賣鴉片收入，也同時把香港變成對歐轉口貿易的港口。英國統治香港時代，上有上刮，下有下刮，各有貪腐手法。港督、高官自有富人向其獻媚奉獻，幫辦、警察，則有黑社會和小販向其奉獻。當時黑社會頭子是警署常客，不是去錄口供，而是去送錢，把一捆捆錢送到警署進貢。賊即是兵，兵即是賊，就是殖民地年代的寫照。

50年代初，香港只有120萬人左右，因國共兩黨內戰，逃來香港的人逐漸增多，上海的資本也陸續逃到香港。中國人把上海工業和經營商業的資本和經驗帶來香港，香港逐步有了自己的工業。同時逃難到香港的難民因無屋可住，在山頭野嶺搭起了木屋棲身。當時，九龍、香港山頭都是木屋和中環半山形成鮮明對比。後來英資財團看到巨大房屋市場的商機，開始進入房地產，給有錢的人建房，香港政府也建起徙置區和廉租房，增加財政收入。當時商人為了賺錢，半夜雇人放火燒木屋，把窮人趕走，把山頭變房屋。

中國來的商人和工業家在香港發展，辦起紗廠、紡織、製衣，和英國通商。後來又來了美國人，利用香港廉價勞工辦起電子業，到60年代末，一個女工每日工資也只有一美元。到了70年代，在中國人的努力下，有了玩具業、電子業、計算器、電子錶等。香港經濟開始蓬勃發展，英國王室英女皇一行於1975年首次訪港，讓香港人認識皇室的風采。及後，皇子、公主、皇妃多次來港，表現出親民的形象，訪企業，到街頭和民眾握手，表現君臨天下之勢，使百姓受寵若驚。其形象與百姓在街頭受欺壓有天淵之別。

此後，特別在反英抗暴鬥爭之後，港英政府開始懷柔政策，建立廉政公署，打擊貪污，另方面設立政治部，高壓對付反英組織。港英政府開始改革落後的管治手段，在各社區開展音樂和文化活動，疏導抗英情緒，把年青人的精力引導到唱歌跳舞的文化活動中去。英國人後期的管治方法就是對政治高壓制衡，由政治部出面，有殺錯無放過；在生活上，講法治，講自由，在政治上寸土不讓。相對於現在的香港，中國利益給到盡，政治上也放任自由，到了令人難以置信的地步。政府如何收拾殘局，必須盡快拿出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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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城”自治”和”獨立”？

根據基本法規定，香港屬一個高度自治的城市，行政和立法也獨立於國內其它城市，唯獨不獨立於中央。香港特區首長必須宣誓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並由中央政府任命，執行一國之內的任務。香港一切外交事務由國務院主理，香港防務也由解放軍負責，香港內外大小事情都通過中央政府駐港辦事處和中央各部委聯絡。我城”自治”和”獨立”，是有限度和有條件的自治和獨立，由香港人自行管理香港人的措施。但在大的方面，例如香港出了漢奸和賣國賊一類敵對份子，這些人將由國家按憲法規定處置，該判刑的判刑。

香港反華份子一直以來都在誤導香港年青人，宣傳做漢奸和賣國賊，國家都不能來香港執法，甚至煽動年青人要起來對抗中央政府，反對國家公安人員來香港執法。實際上，香港人犯了法，不要說香港警察可以執法，香港警察也可和中國公安聯合執法。中國警察不但可在中國境內執法，甚至可到國外執法，就看犯人犯了那類案件。一飛機，一飛機在境外犯法者被公安部警察押送回國，不是沒有先例。不要說香港犯人，就是台灣電訊詐騙犯也受中國公安警察管制。漢奸賣國賊要是犯了法，國家完全有權加以處理。

我城”自治”和”獨立”，內容全在基本法規定之內，規定以外的自治和獨立要求都屬非份之想。要把香港獨立出中國，要擺脫中央進行自治，甚至排擠中國人出香港，都是不自量力的非份之想。毛孟靜就是最典型的一隻反華妖精，給香港年青人做出了最壞的示範，讓年青人跌入違法的陷阱。反對國內同胞到香港購物，不但打擊香港旅遊業，也傷害國內同胞的感情。她拿著香港特區護照，不認自己是中國人，我們想知道她是那一國人？政府必須認真替她照肺，如是白骨精，應把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收回，驅逐出議會。

對於那些不清楚我城自治和獨立內容的當選議員，立法會應由政府派員解說清楚。要獨立於中央，要脫離中央而自治的，都屬想過了頭，脫離了現實的妄想。如不知悔改，堅持錯誤的主張，都應將其解除職務。如觸犯國家憲法，視情節嚴重程度，移送相關單位處置。國務院港澳辦必須密切注視香港立法會選舉漏網的港獨份子，嚴格處理提出和支持港獨主張的議員。國務院港澳辦，不只管內地單位不能干涉香港事務，也管香港官員和議員必須按基本法辦事。國務院港澳辦有權要議員依法治港，對不法行為進行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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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振英能否連任？

盡管特首選委會尚未成立，反對派已按不住，在報上吵吵嚷嚷要梁振英下台。他們放出誰誰會出來競選的消息，但都是得不到證實的謠言。你說，香港有多少人想做特首？我想，說多不多，說少不少，起碼會有一百幾十萬人心中有這個願望，連小學生都有這個想法，希望有朝一日成為香港特首。住進特首禮賓府是公務員的最高目標，那一個公務員不希望自己能成為最高領導人？但現實歸現實，想想可以，把這個目標作為人生追求也沒問題，但最終還得看主流社會怎麼想，看被選出來作為社會精英階層代表的想法。

總得來說，經過近20年的實踐，社會精英階層看清香港的問題，實際不是港人治港的問題，也不是一國兩制的問題，問題出在國際反華勢力要反對派反共、反中央的政治佈局，要以顏色革命來擾亂香港，阻礙中國發展。因此，就算梁振英一改過去香港政策向資本家傾斜的做法，稍稍向弱勢社群傾斜，一樣得不到反對派的支持，反而在他尚未上台就叫他下台。人們清楚地看到，誰做特首都不是問題，只要你選上特首，被中央認可，你在反對派眼中就是共產黨的人，他們就要置你於死地。他們要的是顏色革命。

這麼清楚的政治信號，香港精英階層怎會看不出來？當然在精英階層中也有人不喜歡梁振英，也有人是反對派中反梁振英的人，甚至是反共和反中央的人，但在即將成立的選委會中估計反對派中人不會超過三份一，而總的反梁的人要超過600人，我猜想難度非常大。我的估計，梁會再次以689票當選，如中央給予明確表態，分分鐘會超過689票。網上有一位仁兄，要以十萬港元來挑戰我，叫梁輸了要我捐十萬元給他學校，如他輸了給我十萬。我當即代表他學校多謝他，因為梁勝出，我也會把他的錢捐給他學校。

到此，梁振英的選情如何，相信大家心中都有底。更重要的是梁振英去年啟動了跨越2030的遠景規劃，社會人士希望在他任內把這一計劃藍圖落到實處。香港住屋問題嚴重，那一個特首有勇氣和有能力承擔這一重任？在精英階層中絕大部份人都感到梁振英有這個實力，換了另一個人都會打折扣。而解決社會居住環境問題，必須由一位懂行的特首主理，否則難以做出成績。雖然立法會中有人阻撓，但換另一個人來做，就更無法克服困難。住屋問題是香港的軟肋，在本階段，誰能解決居住問題，誰就是香港特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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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家王元

 中國每次發射火箭、放衛星、探月或建太空站都能準確進入軌道，比十拿九穩還要穩，這一切都與數學好有關。奧巴馬到中國訪問，為討好中國，也在習近平面前讚中國學生數學好，經常在世界數學比賽中獲獎。中國數學好自古已然，新中國成立後，更是人才輩出。王元就是其中一個。他原籍江蘇鎮江，1930年生於浙江，1952年畢業於浙江大學，後在中國科學院數學研究所任研究員。50至60年代初，他用篩選法對哥德巴赫猜想進行研究，證明了命題”3+4”，1957年又證明了”2+3”，使中國躍登世界領先地位。

1973年，王元和華羅庚合作 證明用分圓獨立單位系構造高維單位立方體的一致分佈點貫的一般原理，被國際學術界所讚譽。1980年，他在丟番圖分析方面取得傑出成績，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王元讀小學的時候，由於日本侵華戰爭，為了逃難，他的小學教育並不完整。到高中一年級時，抗戰勝利，他才回南京就讀。1948年，王元在浙江英士大學讀了一年，該校併入浙江大學。浙江大學的氛圍，喚醒了他對數學的興趣。浙大老一輩數學家陳建功、蘇步青對王元起了很大的啟發作用，培養出學生數學研究的能力。

1952年，王元大學畢業，被分配到北京中國科學院數學研究所，在華羅庚門下進行數論研究。一個22歲的青年去研究如此困難的問題，他心中無底。為了把工作做好，他研讀大量文獻，把英文、俄文、德文、意大利文能找到的資料都拿來認真分析。他白天黑夜工作，連星期天也不休息，累了就伏案休息一下。他這樣苦幹了兩年，但得不到成果，後來他偶然用篩選法做出一些成績。他曾想放棄對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華羅庚鼓勵他要堅持，振作精神。最後他證明了”3+4”，後把方法加以改進，又證明了”3+3”與”2+3”。

王元說，做科學是殘酷的，80%的人一輩子默默無聞，經歷漫長的”苦悶關”，要做出成績，必須要有創新和突破。王元對陳景潤和華羅庚等中國數學家評價很高，在自己研究之餘，把陳景潤和華羅庚等數學家做學問方法記錄下來，與後來者分享，使大師級的科學研究方法和精神得以傳揚。王元積極參加國際交流，也像前輩一樣，培養下一代，為中國的數學發展登上世界殿堂做出了貢獻。中國科學的發展，數學做出的貢獻不可磨滅。在中國缺計算機年代，他們用心算，日夜苦幹都能出成績，現在工具齊全，更是如虎添翼，使中國科技發展一日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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