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的新年賀詞

習近平在新年賀詞中宣佈中國進入小康社會最後衝刺階段。十三五規劃就有幫七千萬貧苦群眾脫貧的措施。習近平對每一個為國家做出貢獻的人給予肯定，願他們百尺竿頭更進一步，把中國帶入小康社會。未來五年，會是一個充滿驚嘆的年代，令人對中國另眼相看。一帶一路的國策，給世界建立了和平發展的合作平台，讓全世界分享中國發展的紅利。任何國家的人民都是善良的，人們心中的盼望就是快樂安康、和平穩定，不希望有戰亂，可是和平不是以良好願望去達成，而是以手中的實力和人民的團結去制止。

中國不是萬能神，不是點石成金的魔術師，不是驅逐邪惡和魔鬼的神婆。中國發展靠的是中國人的智慧和勤勞，中國人教育水平的提高，中國人的良知和公德心。在新的一年裡，反腐敗必會深入發展，把邪惡減到最低，把正氣提升，在國家建設小康社會中提升人民的道德素質。13億人的中國，難以讓所有的人都成正人君子，但99%的人都屬安份守己的人；有10%的人有非常高的道德水平和力量，是國家發展的動力；50%的人刻苦耐勞，勤儉持家；30%的人享受家庭和社會的供養，過著安康的生活；9%的人享受著非常安逸的生活；有約1%的人想腐、想貪、想奪權，心有邪惡的圖謀。這是中國的現實。

中國人民盼望有美好的生活，過上小康日子。習近平認為，人民心中的期盼就是國家棟樑工作的目標。一切愛國志士都在為創建一個公平而正義的社會奮鬥。對貪腐官員不留手，對惡勢力不屈服，對邪惡份子不妥協，是社會向1%腐敗份子宣戰的動員令。習近平敢於模老虎屁股，觸動他們的利益，向他們的靈魂深處開火，是社會進步的必由之路。國家發展的紅利，不能讓貪腐份子獨享，人民的努力也不是隨便可以給人侵吞的。每一個人都要以自己的勞動為社會增磚添瓦，為中華民族的振興盡自己的一分力量。

習近平說，”世界那麼大，問題那麼多，國際社會期待聽到中國的聲音、看到中國的方案，中國不能缺席。面對深陷苦難和戰火的人們，我們要有悲憫和同情，更要有責任和行動。中國將永遠向世界敞開懷抱，也將伸出援手”。這是中國對世界的承諾，要做一個負責任的大國。中國將和全世界人民一道向那1%的邪惡勢力宣戰，把世界改造得更加美好。我們在香港也將和習近平一道，把不到1%的香港反骨仔清剿，使香港回復安寧。美好的未來，安定繁榮的日子，不能敗壞在反骨仔手上。我們應毫不妥協地向其開火。

糧食統購統銷

1953年中國大規模經濟起步，國家經濟規模迅速擴大，城市人口達到7826萬人，比1952年增加了663萬人。國家為了發展工業，經濟作物的種植面積擴大，糧食的種植面積相應減少。經過幾年的經濟恢復，農民不僅吃飽了，還希望有餘糧。這些情況導致了糧食供求緊張的矛盾。1953年6月30日的糧食年度內，國家共收入糧食547億斤，支出587億戶，收支相抵，赤字40億斥。同時一些地區受災，減產70億斤，形勢相當嚴峻。國內上億戶的農民非常分散，農民普遍有惜售心理，使國家購糧工作出現困難。

另一方面，私商看到糧食市價高於牌價較多，有利可圖，大肆搶購、囤積，有些地區稻穀幾乎全部被私商買走。部份城市居民見糧食供應緊張，價格看漲，也參與搶購儲存，使國營糧食銷售高於收購量。這種緊張情況若讓其發展下去，就會出現供銷脫節的混亂局面，國家幾年穩定物價的努力將付之東流。陳雲於9月召開中財委十天會議，專門研究糧食購銷辦法，權衡利弊後向中央提出在農村實行糧食徵購，在城市實行糧食配售的建議方案。10月2日下年，中央舉行擴大會議，由毛澤東決定糧食徵購，整頓私商，統一管理的方針。

十月十日，全國召開糧食緊急會議，不用建設急需的外匯去進口糧食，留作改變國家工業落後面貌之用，決定實行計劃收購，計劃供應，即統購統銷，由國家嚴格控制糧食市場，由中央對糧食實行統一管理。在實施方法上，各省都抽調、訓練數萬名幹部，深入農村進行計劃收購，宣傳國家政策，進行教育和動員工作，扭轉人購少銷多的局面，多收了75.5億斤，使緊張的形勢緩和下來。糧食統購統銷政策，做到國家利益和個人利益結合，長遠的利益和目前的利益相結合的目的，但當中出現了區戶分配不平衡的情況。

在工作中要做到正確估實糧食產量，弄清餘缺情況，相當困難。在緊迫情況下，個別地區發生過強迫命令偏差，地方發生過抗徵事件。政府在總結經驗教訓後，提出糧食定產、定購、定銷政策，使統購統銷工作得到改善。1954年，城鄉開始實行棉布、食油也憑票定量供應的新法。1955年11月全國均實行統購統銷制度。從特定的歷史條件下看，統購統銷政策穩定了市場，全國基本的吃飯穿衣問題獲得了滿足。由於統購統銷排除了私商的作用，農民走合作化道路有了基礎。這政策在中國實踐了20年，支持了經濟建設，保證人民生活基本安定，起了逢災賑災度荒年的作用，是中國工業化初期合適的舉措。

中小企二次創新

香港零售業經歷了一個慘淡的聖誕節。由於反對派支持”鳩嗚”，以達到擾亂政府施政的目的，騷擾國內遊客，斷遊客來源，造成很多零售商店門庭疏落、冷清的局面。國家在十三五規劃期間將有很多措施扶持中小企的發展，零售業也必須二次創新，利用互聯網加實體店，加跨境免稅區條件的利用，搶佔國內市場。製造業經過了三十年的吸收、消化、利用，在國家要成為世界製造業大國、強國的十三五規劃中，香港中小企也必須二次創新。中小企應借香港創科局成立和國家一帶一路的國策，開動腦筋二次創新。

面對國際激烈的競爭，中國製造業如何找到恰當的技術追趕道路，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技術追趕之路，中國的中小企必須走自己的路。當今信息技術突飛猛進，知識經濟迅速蔓延，各種技術交叉複合，各種複雜技術系統和裂變性創新興起，導政世界經濟舞台發生結構性變化。中國軍事工業的創新，帶動了科技創新的熱潮，製造業也必須來一個二次創新。中小企必須打破單打獨鬥的落後局面，抱團與香港新創立的科技局結合，為香港中小企找出一條讓國家成為製造業強國之路。香港中小企必須來一次大變身。

國家一帶一路政策，鼓勵製造業走出去，設立生產基地和技術研發機構，通過併購國外企業獲得技術。香港中小企起碼也應做到利用應科院和科技園中的技術研發力量，壯大自己的生產二次創新能力。中小企可通過技術外包、技術聯盟與企業集群等開放性創新機制，在企業技術追趕的過程中加以應用，參與國際製造的虛擬分工體系，與國內外製造企業建立柔性的技術聯盟。這種開放環境下的學習與創造，是二次創新的演進之路，中小企必須勇於探索。趁著香港科技局的創立，中小企應好好加以利用，有所作為。

在十三五規劃期間，國家將對香港中小企全面開放。廣闊的市場機會是日本、韓國追趕製造技術年代所沒有的。香港企業應不失時機地用好、用足政策，以壯大香港製造業二次創新的能力。香港企業必須學會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抱團壯大實力的做法。有人曾抱怨自己實力不夠，其實香港中小企可創立共同投資機制到國內合適的地區札根，甚至走出國門設廠，香港都可找到自己的路。香港中小企跟著國家一帶一路的政策走，集體用好科技創新局的支援，發揮集體的智慧，必能走出成功的二次創新之路。

農業互助合作的新發展

中國是一個農業國，如何組織農民走社會主義道路需要探索和解決認識的問題。農民用手中的土地入股，按投入的農具和牲畜取得合理的回報，工時如何計算，四萬萬農民如何組織起來走集體化，比工業化更複雜和困難。中央認為，發展農業合作化是增加農業生產的主要方法，要鞏固貧農和中農的聯合，使其願意自願結合，切忌簡單命令或用強迫手段。對農民只能用熱情幫助，耐心教育，以發揮他們生產的積極性，對他們遇到的困難給予解決。設法讓農民認織互助合作優於單幹，使他們自願加入集體合作生產。

在1953年，華北、東北、華東等局部地區出現了急躁情緒，在農民中引起了思想混亂，影響了春耕生產。3月8日鄧子恢向中央作了匯報，中央連夜發出指示，指出強迫命令的錯誤，說小農經濟的私有性和分散性的特點，未經群眾親身體驗，強要實行，必會引起怨恨，使好事變壞，擔誤生產。中央通過”人民日報”，發表評論，把中央的精神讓廣大農村工作者深刻理解。毛澤東要求農村工作人員來一次理論學習，糾正農村工作的急躁冒進或放任自流，要耐心疏導，讓農民見到實惠和合作帶來的經濟好處。

鄧子恢說，”確保私有制”的說法是不正確的，但土地分給了農民就不能剝奪，必須依法保障這種權利。全國農村工作會議也統一了領導幹部的思想，各地冒進的問題獲得糾正。1952年時參加互助組的農戶有25.2%，到年底增加到29%。經整頓後，合作社達到1.5萬多個，參名的農戶有27.5萬戶。在發展互助合作的同時，國家進一步加強對農村的扶持，適當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格，實行依稅率計徵、鼓勵增收的稅收政策，擴大農田水利建設，推動了農業合作化的發展。1953-1954年，工業支援農業也有很大增長。

各地為培養農業技術骨幹，推廣新農具，建立農業技術推廣站，使被指導的合作社增產二至三倍。國家在農貸方面給合作社以特別優惠，對農業社是一個有力的支持。1954年冬至1955年春，各地幫助新建合作社培訓了50餘萬名會計員，並且以區為單位配備了財會輔導員。政府把農業互助合作運動同發展農業生產密切結合起來，實行有利於調動農民搞好互助合作和個體經營兩種積極性的政策措施，使生產在遇到災情時仍維持發展的勢頭。除棉花減產較大外，糧食在1953年為3336.6億斤，1954年為3390.3億斤。

香港應關懷下一代的成長

政府成立科技局、撥出資源辦大、中、小學、資助學生到內地參觀學習、辦好圖書館等都為關懷下一代的舉措。學校舉辦各種活動，鼓勵閱讀、欣賞音樂、提倡運動等都在培養年青人成為全人。人的道德品質，作為人的內涵，是成為全人最基本的素質。全人的素質中排行第一位的應是愛國家和愛人民。沒有了這種素質，這個人就缺了靈魂，難以成為全人。宗教人士可能會把宗教放在第一位，教人要敬畏上帝，我們不反對宗教人士的努力，但我們認為，把愛國家愛人民放在首要位置，就不會給邪教利用做恐怖份子。

關懷年青人應從關懷老師做起，政府要從源頭做好審查老師資格工作，這是教育局責無旁貸的義務。就算西方特務派人恐嚇、跟縱、釘梢、甚至暗殺，作為教育工作者和教育當局都不能放棄自己的責任。清理教師隊伍，不是滅聲，而是正本清源，培養愛國愛民的下一代的重要工作。把教育隊伍中的敗類如戴耀廷、成名、陳建民、陳雲等清理出教育戰線是頭等重要大事。政府手握大權，有人民解放軍作後盾，何懼西方反華勢的瘋狂進攻？香港是中國的城市，國際的大都會，但主權屬我，教育下一代是我們的責任。

將粗口老師，導人違法老師清理出教育戰線，吊銷其資格是教育局的職責，是國家和人民賦於的權力，任何人都不能違抗。民主社會就得按民主制度辦事，按人民的意志執行國家的任務。把年青人教育好是政府的神聖職責。對於反國民教育的家長和學生，應分清誰是被蒙騙者，誰是受外國反華勢力所控制者。對於受謠言蒙蔽者，教育局應耐心以理服人，對於港奸，政府應直斥其非，據理力爭不退讓。香港的學生90%以上都是好的，死心塌地跟著反華勢力走的只是極少數，我們應加倍關心90%學生，把他們教好。

對於如黃之鋒等等有反華背景的學生，他們已深陷叛國團伙之中難以自拔，無需給予特別援助，讓他們自己在生活中接受教訓。對於10%有反叛思想的學生，他們一時受矇蔽，通過清理教師隊伍後，由老師給予輔導。90%的好學生才是我們要重點培養的未來社會棟樑。培養他們的歷史感、正義感、平等自由、尊重民主、遵守法紀、尊敬長輩、禮貌待人等品格使他們成為愛國家、愛人民的未來接班人。愛不愛上帝，是否拜天地，敬神靈，那是宗教人士的工作，不屬教育局的中心工作。辦好教育是關懷下一代的舉措。

穩步進行重點建設

1953年國家開始計劃經濟建設，全國經濟情況基本穩定，但在工作中由於缺乏經驗，也出現了不少問題。稅制方面的偏差由社會經濟不斷改組，經營方式和流通環節發生變化，造成稅收下降。由於沒有充份估計到稅制的變動會牽涉到多方面的經濟生活，條文改得不適當，將批發營業稅移到工廠繳納，引起物價波動。毛澤東對此狀況進行了批評。中財委在編制國家預算時把上年結餘的30億元不恰當地列入國家預算收入，使預算底子鋪大，發生預算支出膨脹，收支失去平衡，出現21億元的赤字，影響商品流通。

周恩來在全國財經會議上總結，要穩步進行重點建設，不要百廢俱興，必須留有餘力，要有因地制宜的靈活性，又必須集中資源用到點子上。他呼籲要減少盲目性，要虛心向有經驗和知識的人學習。陳雲採取補救措施，對私營大批發商給予一所定限制，減輕國營企業，繳付大部份稅務的過大的負擔。財政預算出現列支上年節餘數額不準確，產生預備費不夠用等問題。1953年下半年，中央採取緊急措施，動員人民增產增收，厲行節約，緊縮開支，很快扭轉了經濟工作被動的局面。中央提出”重點建設，穩步前進”方針，給實施”一五”計劃任務起了指導作用。

1954年國家財政預算”收入打足，支出打緊，留有餘地”，使當年國家預算不但沒有動用上年的結餘，而且收支相抵，還結餘16億元，成中國成立以來財政最好過的一年。1954年長江、淮河和華北平原都出現了洪澇災害，在戰勝自然災害的情況下，各項建設工作乃能較好完成國家計劃。1955年由於農業歉收，影響工業發展，通過挖掘企業潛能，也能完成計劃的94%。企業通過增產節約，勞動競賽，提高了計劃管理水平，增強工業設備的利用率。到1955年底，基本建設投資已完成五年計劃的51%，有253個項目建成投產。蘇聯援建的項目有106個正式施工，已經投產的有29個，包括汽車、發電站等。

經過工業化的努力，國家已經能夠生產火車機車、大型機床、電機、現代採煤機械、地質鑽探機械等大型設備。由於發電廠的建成，使中國成為世界電力發展最快的國家。交通方面，建長江大橋、康藏公路通車、蘭新鐵路建成通車，到1955年底已提前完成”一五”計劃的任務。”一五”計劃的實施，使中國在工業化目標的追求上，獲得了十分寶貴的經驗。蘇聯曾派三千多專家到來指導，中國也派出七千多學生往蘇聯留學和實習。中國奉行自力更生原則，既虛心向蘇聯學習，也主動承擔協助設計、安裝工程，消化吸收引進技術。1956年，中央更提出建立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從此走上自力更生的道路。

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實施

經過醞釀和反覆討論，第一個五年計劃從上到下建立起集中統一的經濟機構。中國人口多，底子薄，在有限的歷史條件下，可利用的外資也非常少，國家必須集中資源投入到急切需要的重工業和國防工業上去。戰爭過後，國家亟待建設，但資金短缺，建材和工業原料長期不足，只有實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才能提高積累，有效保證重點工業的建設。1953年4月25日，中央確定了完成國民經濟各項工作，加強計劃管理，建立統計機制和責任制，確保建設質量，同時推廣先進經驗和核算制度，確保任務的完成。

“一五”計劃建設開局良好，上海和東北等沿海城市的工業基礎，因資源集中調配，發展較快，也因而成為支援全國建設的工業基地。老基地以擴建為主，新基地則以新建為主。冶金方面安排改建的有鞍山鋼鐵廠、安徽、四川、山西的鋼鐵企業。1955年開工興建的武漢鋼鐵廠為大型綜合性鋼鐵基地，使中國工業佈局從沿海向中部地區推進。礦山機械、電機、電工器材設備、煉油化工設備和農業機械等製造都同時開始投入建設：太原重型機器放、洛陽礦山機械廠、沈陽風動工具廠、長春第一汽車製造廠、哈爾濱電機廠等等一百多個項目逐步推出。

圍繞老工業區的紡織、制糖、造紙工業建設，原材料的供應也由進口逐漸轉向立足於國內。重點引進的156工業項目和694個國內建設項目都需要集中資源和人才，避免資金和人力分散和浪費。全國勞動部門和工會統一招收工人，制定工資標準和勞動制度，成為計劃經濟的管理體制。全國展開了增產節約的勞動競賽，充份挖掘企業潛力，增加生產，提高品質，節約材料。一切都為了建設計劃的完成。當時的技術革新能手王崇倫、郝建秀、馬六孩等的創新精神成為全國學習的榜樣，鼓勵開動腦筋，為國服務。

隨著基本建設的不斷擴大，大批青壯年農民被工礦、建築企業吸收，投身於國家的工業建設。當時由於工業落後，農產品處於不等價交換，農民為國家建設資金積累作出了重大貢獻。工業的建立和發展也給知識份子施展才華的機會。知識份子服從國家分配到國家需要的地方去，滿足了基本建設的需要。1952、1953年兩屆工科學生提前一年畢業，配備到新建、改造和擴建的廠礦、交通、水利等部門，從事勘探、設計安裝等工作。國家為了探明資源，培養地質隊伍，從解放前200人發展到1954年地質畢業生就有2000人。同時以華羅庚為首的留學生2000多人回國參加建設，為國家作出了重要貢獻。

溫水煮蛙及其它

無線有”廢青”之稱的主持人約阿叻做訪問，拿個呼啦圈放在地上叫他站進去，原本希望他不肯做，誰知道阿叻二話沒說，就站了進去，讓他無計可施。阿叻肯按指示做 因為他既上了節目，就預了給他們玩。他這種專業的藝人精神，值得年青人學習。好了，這個“廢青”主持人在訪阿叻之前在街上叫人站進呼啦圈，無人肯做，人家認為他傻得可以，沒人肯陪他癲。於是他走到一班坐在草地上的女學生，叫她們做同樣的傻事，也吃了檸檬。最後他用絲帶放在草地上把這班女孩圍在中間，叫人家幾分鐘之內都不要動。

事情發展到這裡，人家原本就蓆地而坐談天，不要說幾分鐘之內不會走出圈外，要是他們要談得開心，恐怕一兩小時也還會圍在一起。此時，這班女學生由談天變成看這個”廢青”主持要做什麼，再看他們拿著電視台攝錄機對著他們起勁地拍，實在非常好奇。這個人到底葫蘆裡在賣什麼藥呢？再看看他們沒有惡意，而且還是她們所熟悉的電視台，難道要上電視嗎？這時這位廢青主持，再把呼啦圈放到地上，再叫她們其中一人站到圈中去要求她幾分鐘之內不能動，其中大膽一點的女生就按指示做了，目的就想知結果。

結果就是這個女孩做了以後還是不知他們在賣什麼藥，只知道會被放到電視節目中去。這對一個女生來說是一件快樂的事，但是她不知道這個”廢青”主持在利用她向全港宣傳錯誤的思想。他的意思想說，你劃個大圈，人家不會反對，圈小了人家就不樂意，所以開始時先要給人大圈，然後慢慢縮小了人家就不會反對，以示政府在用這種方法管治人民。這個”廢青”在邏輯上就已經不通，人家給你寬鬆的政策，你怎會不要呢？人家給你緊的政策，你又怎會自願去要呢？你怕現在要了寬鬆的，以後就會有緊的，你信嗎？

寬的不要，怕以後會有緊的，這叫杞人憂天，自尋煩惱。溫水煮蛙，也只能是一個比喻，根本不可能發生。在溫水中游泳，你會感到舒服，可是當水滾熱時，你不逃離才是傻瓜。因此想用溫水引人入水池，然後慢慢加溫，把人煮死在水池中也不可能發生。除非那個人溫感失調，或行動失調到沒有了自顧能力，逃不離水池。香港反對派想用這種比喻來恐嚇一般市民叫大家不要接受中央普選安排，否則就要被煮死。以這種天荒夜談的謊言來騙人，不但幼稚還是把人民當傻瓜的做法，非常不尊重香港人的分析能力。

談獨立

人要有獨立的人格，民族要有獨立於世界而生存的能力，國家要有獨立的精神，決不受外族侵犯國家的尊嚴和民族的利益。20世紀中葉，世界風起雲湧的民族獨立運動，使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國紛紛從殖民的統治中解放出來，以革命的行動發起民族獨立的戰爭，趕走殖民主義者。香港有一班人自作論據，說香港是一個獨立的民族，要從中國獨立出去，以香港本土作為他們的根據地，企圖背叛祖國，視國內同胞為”蝗蟲”，指他們在侵食香港的利益。當我們細細觀察國內遊客帶錢到香港消費，是誰在給誰利益？

香港是一個國際大都會，世界各國都有人在此居住，但絕不是一個民族，中國人佔了80%以上，部份華人由於歷史的原因，歸化為英國海外公民的有不到二十萬人。這部份人中有少部份人說自己代表香港，要與中國決裂，把香港的美國人、加拿大人、印度人、非洲人都變成他們的本土一族。這種幼稚可笑的謬論，本來不值一駁，可是他們在一些別有用心壞人的推波助瀾下騷擾社會安寧，使香港的愛國者不能不起而發聲，聲討港獨份子。香港已回歸祖國，本來就是中國領土，在香港滋事鬧獨立，必被徹底殲滅。

這些鬧獨立的人，人格不獨立，生活上也要靠特區政府給予支助，包括樹仁大學學生會候任主席，立法會中如梁家傑之流都在拿特區政府的薪津。他們跟從國際反華勢力起舞，企圖遏制中國崛起，在香港製造謠言，煽動群眾反中央，詆毀國家憲法，反人大決定。他們用顏色革命手段禍害香港，用”黃雨傘革命”阻塞香港交通要道，以圖癱瘓中環金融中心的運作。他們由潛伏於大學中的特務學者，煽起違法行動，再由漢奸、港獨份子到外國”講衰”香港。這種行為不僅沒有獨立人格，連獨立思考的能力都讓人質疑。

香港80%以上都是中國人，首先他們不會支持本土的港獨主張，更不會去做爆炸等無腦的”黃色革命”行為，因為他們知道這種行動炸死的只會是自己和同胞的恐怖行為，最終必被國家繩之以法，處以極刑。對於民主政治，香港人有不同的理解，你要這樣做，我要那樣做，想法不一定一樣，但必須以主流社會的想法為依歸，以民主的政治方式解決，不能強人所難一定要按你的方法去做。投票的結果如何，就按投票方法去做，就叫民主。立法會投票達不到三份二贊成普選，2017就不普選。這就是基本法賦予香港政治獨立的表現，一國兩制真實的寫照。

從組織上為工業化作準備

1953年，中國開始執行第一個五年計劃，政府通過《人民日報》以社論形式向全國人民宣佈，號召全國人民集中力量，克服困難，以最大的熱誠來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建設。為了確保各個經濟環節之間的配合，加強中央統一的領導，在軍事工作、外交工作、公安工作保持統一和集中外，在經濟、文化、教育、政治工作等方面都加強統一和集中，連政府機構也進一步加強。1952年11月15日，中央人民政府減少行政層次，取消大區一級的政府職能，改為行政委員會，領導和監督地方政府機關，以適應新形勢。

國家新設計劃委員會，由高崗任主席，鄧子恢任副主席，陳雲等15人為委員。1953年2月，中央要求各國民經濟部門和文教部，迅速加強計劃工作，編制各行業長期和年度計劃，並檢查執行情況，積極推動國營經濟和合作社經濟發展壯大。根據中央決定，高崗、饒漱石、鄧小平等中央局主要領導人及鄧子恢、習仲勛、等實際負責人，相繼調中央工作。為了保證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成功，在組織上統一調派幹部，培養工業建設人才成為第一重要的工作。毛澤東預見到工業建設的重要性，開始了從組織上下功夫。

為迎接大規模經濟建設的到來，中共中央在1951年10月便決定抽調3000名縣處級和縣處級以上幹部到國營工業部門工作。1952年下半年又從地方抽調5000多名幹部到中央各部門工作。這批幹部整體素質較高，政治水平和實際工作經驗都好，經過一段時間學習，基本熟悉了工業管理，為大規模經濟建設準備了力量。1953年，毛澤東動員全國要把從蘇聯引進的100多個業項目做好，下決心抽調大批地委以上的優秀幹部到工業戰線上去。未來五年需要20萬新技術人才，國家從工人和知識份子中大量選拔，加以培養。

國家組織部門下最大決心，精簡政府機構，提高工作效率，破格提拔，克服調走部份幹部部門產生的工作困難，實行逐級負責制，精心遴選。1952年至1954年三年中，全國抽調到工業部門工作幹部共有16多萬人，其中到蘇聯援建的重點廠礦就有領導幹部3000多人。根據形勢發展的需要，中央組織部調配千餘名領導骨幹到文教部門工作，加強大學和科研機構的領導工作。同時對支援邊疆、少數民族地區建設也給予關注。1954年12月，中央決定對中、高級幹部給予有計劃、有步驟的進黨校輪訓的機會，以提高理論和政策水平和鑽研工業建設的業務，把自己從外行變內行，為”一五”做好組織準備。

第一個五年計劃的製定

早在1951年春，中央財經委員會根據”三年準備，十年計劃經濟建設”的部署，著手試編第一個五年計劃，1952年7月形成第二稿，即1953年至1957年計劃草案。經中央政治局討論，以草案作為向蘇聯提出要求援助的依據。1952年8、9月間，周恩來、陳雲、李富春、張聞天、粟裕為代表的中國政府代表團出訪蘇聯，爭取援助。斯大林與周恩來進行會談，對中國的五年計劃提出了一些原則性的建議，表示在資源勘探、企業設計、設備供應、技術資料提供、派遣專家和提供貸款盡力給予幫助。周恩來回國作了匯報。

1953年初，中財委對五年計劃作了第三次編制，同年6月改由國家計劃委員會進行第四次編制。留在蘇聯的中財委副主任李富春，與蘇聯政府各有關部門進行廣泛接觸，具體落實援建項目。中共中央經研究後，贊成蘇聯提出的建議和設計項目清單，願意盡一切力量來完成協定文件中所規定的義務和責任。李富春代表中國政府在莫斯科簽署了經濟協定，共有141個項目，包括鋼鐵、有色金屬、煤礦、石油煉油企業、重型機器、汽車、拖拉機製造廠、動力機器及電力機器製造廠、化工廠、火力發電站等還有若干國防工業企業。1954年10月蘇聯政府又增加了15個項目，初步扭轉了中國工業的面貌。

1954年2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成立以陳雲為主持人的八人工作小組，對第一個五年計劃進行了第五次編制。由於舊中國統計資料不齊，國內資源狀況不明，難以掌握原有企業的生產能力。同時，從中央到地方各部門都缺乏編製經濟計劃經驗，第一個五年計劃只能邊執行邊修訂、調整、補充，五易其稿，終於形成了工業建設的藍圖。第一個五年計劃為國家工業化和國防現代化奠定了初步基礎，同時也發展了交通運輸、輕工業、農業和商業，培養了人才，逐步提高人民物質生活和文化水平。五年內國家用於經濟建設和文化教育的投資達766.4億元，折合黃金7億多兩。

“一五”計劃編製和實施堅持了實事求是，謹慎從事，反復論證，解決了經濟建設中的重大問題：關於優先發展重工業和相應地發展農業、輕工業問題；關於經濟發展平衡沿海和內地佈局問題；關於經濟建設規模、速度和效益的同題；關於自力更生和爭取外援的問題。實施”一五”計劃，69.4%資金來源於國家財政收入和國內人民認購的國家建設公債，來自國外的貸款只佔2.7%，較好地解決了經濟建設中的內外問題。”一五”期間增加了422萬人就業，激發了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的積極性，為國家經濟建設積累了經驗。

尋釁滋事罪

尋釁滋事肯定屬無賴行為，這種行為在文明社會必是觸犯刑律的罪行。在不文明的社會，看誰的拳頭硬，尋釁滋事者被打死也與人無尤。”先撩者賤”，這是社會不明文的規定，也是千百年來的古訓。作為家長，對子女的教育，一般都會叫孩子不要在外撩事鬥非，盡量不要去惹人家。犯賤者，如樹仁大學候任學生會會長，走去立法會放火爆炸，做出這種帶恐嚇性的恐怖行為，可說是在老虎頭上釘蝨，自作孽。人家要為保護版權立法，你抄襲人家作品，怕觸犯刑律受罰，用恐嚇手段阻止立法，尋釁滋事，可行嗎？

在立法會作出挑釁行為，衝上去撒冥錢、擲玻璃杯、口出惡言，肯定不是民主行為，只能用尋釁滋事來形容。民主就要容許人家發言，你說不服我，我說不服你，就要用投票來決定，不能有恐嚇性的攻擊行為。只要做出這種行為就是尋釁滋事，法律就要管這種人。香港這種罪行不叫尋釁滋事罪，而是用騷擾或滋擾社會秩序來定罪。文明社會為什麼騷擾或滋擾人家會被定罪，因為每一個人的自由是受到保護的，而一個人做出妨礙他人自由的行為，必會受到應有的懲罰。喜歡尋釁滋事的人，不要以為無人管，只看何時執法而已。

凡事都要有個度，社會的容忍度是有限度的，超過了忍受的限度，或不知悔改造成壞風氣泛濫，政府必在壓力下嚴格執法。社會要求警方嚴格執法的呼聲越來越高，政府不可能永遠不採取行手動。一國兩制，民主自由，都不是給尋釁滋事份子犯法的藉口。一國兩制不是不可以管制尋釁滋事份子，民主自由也不是讓尋釁滋事份子有作主的自由。不尊重他人的權利，滋擾人家的安寧，威脅他人的自由都應受到社會的譴責和受到法律的制裁。屢勸不聽者，更應重罰，以儆效尤。不尋釁滋事是民主社會應有的修養和禮貌。

習近平說，香港實行一國兩制不動搖，別以為一國兩制你就可胡作非為。一國兩制，指的是資本主義制度，不是尋釁滋事。香港可以在資本市場大有作為，為世界資本找出路，國家也可提供廣闊的天地給香港馳騁，但絕不是尋釁滋事。香港的滋事份子應及時收斂，習近平已清楚表明了一國兩制要走到底的決心，滋事份子不收手，前面就是沒落的命運。我們希望黎智英和李柱銘不要再煽動不明就裡的年青人鬧事。你們也就這樣了，學生是無辜的，要是他們犯了刑律，做出衝擊社會的惡行，上帝也將幫不了他。

TSA白卷英雄

黃之鋒考不到12A李怡說因他14歲參加學運，使他成為香港畸形教育的犧牲品，所以他拿不到12A，也入不了香港八家大學。他預言黃之鋒因參加了學生運動，將會和傅斯年一樣可以做到台大校長，甚至可以像羅加倫做清華大學校長，並說黃之鋒如在美國，所有大學包括哈佛都會搶著要他。另一邊，反對派說如果TSA通過，他們將會號召學生擺考，讓他們做白卷英雄，那哈佛、MIT、台大、清華就可讓他們隨便挑，想入那間去那間。反對派這種扮天真，害學生的行為，讓家長和教育界不能不揭穿他們的壞心腸。

學生真要聽他們的胡言亂語，我不能相信這些學生會有好前途。成功要有那麼容易，不用費功夫，就可進入好大學，那大家都跟李怡搞學生運動，像樹仁大學那個候任學生會長去縱火爆破，給警方用鐵鎖捆住，蒙頭去現場作案件重演。他已成恐怖份子，誰還敢請他當校長？他要被判刑，恐怕連學生都做不成，還談什麼做校長。陳文敏帳務不清，不好好做學問，連拿個博士學位都偷懶，他要做副校長都給人否了，更不用說做校長這麼大想頭。高錕、沈祖堯，人家才是真才實料的科學家，黃之鋒做校長等執笠都得了。

文革當年有個張鐵生以交白卷聞名於世，人家是第一人，成為天才，被江青捧上了天，就像反國教”英雄”黃之鋒，被美國中情局捧上雲端。現在烏雲散去恐怕也快跌死了。張鐵生後被關進了監牢，出獄後，從此洗心革面，乘著中國改革開放的東風成了富豪。黃之鋒大學校長一定做不成，坐牢機會尚多得很，想乘中國的東風發達也不會有可能。那他的前途，一是繼續做特務，由美國中情局給他出糧，一是在賣國賊的監牢中渡其餘生，讓中國人把他關在籠中養起來。背叛祖國，擾亂社會安寧，其前途可悲也。

香港的未來不會屬於交”白卷英雄”，反對派叫跟從者子女交白卷，那反對派的後人必是社會的失敗者。競爭並不是一件可怕的事，有競爭才會有進步。社會上每一個人都要在學生時代開始鍛煉自己的意志力和不怕困難的精神。如果一個人經不起摔打，弱不禁風，遇到困難就退縮，不肯努力，一遇困難就罷讀、罷考，你還怎樣到社會與人競爭？考得好不好是另一會事，但連迎接挑戰的勇氣都沒有，那裡還算是一個完人？考試只是拿起筆這麼簡單的一個挑戰，又不是叫你上戰場，連這種能力都沒有，還怎樣做人？

確定優先發展重工業

根據過渡期的總路線，中國將在相當時間內進行社會主義工業化。實現工業化，是近代中國仁人志士共同追求的理想。在晚清政府、北洋軍閥及國民黨統治時期，這種中國夢一概幻滅。中國在民主革命時期，就明確了共產黨要領導中國從落後的農業國，向先進的工業國轉變作為奮鬥目標。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在人民解放的基礎上奠定了國家工業化的基本條件。1952年抗美戰爭結束，這個歷史機遇終於到來。獨立後的中國在社會主義的制度下，發揮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越性，使現代工業發展找到了出路。

十七八世紀早期工業化國家以輕工業起步，積累了資本後才發展重工業。這條道路相當漫長。相對於十九世紀後期，德國、日本由政府投資發展重工業，特別是軍事工業，較快實現了工業化。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蘇聯優先快速發展重工業，建立完整的工業體系，成為歐洲第一強國。中國缺乏經驗和示範，不少人主張學習蘇聯，實行國家統領經濟，”先圖強，後致富”，以防外敵入侵使國內經濟建設毀於一旦。實現中國工業化，讓國防現代化是國家緊迫的任務。能否趕上先進的工業國，關係著國家的前途和命運。

國家在集中主要力量發展重工業，經過權衡利弊，決定優先發展重工業。毛澤東說，從1953年起，準備20年時間完成中國的工業化。工業化不只是重工業和國防，一切必要的輕工業都應該建設起來。1950年至1953年，國家財政收入共計600多億元，如果平均使用，試圖百廢俱興，必將一事無成。如果沒有重工業，就不可能大量供應化肥、農業機械、柴油、水利工程設備，就不可能修鐵路，製造汽車，輪船和燃料等。同時國家還受到西方的威脅，需要迅速發展現代化國防工業。毛澤東說，我們能造桌子、椅子、茶壼、能種糧食、能磨麵粉，但一輛汽車、飛機、坦克都不會造，必須急起直追。

新中國成立之初全國人口文盲和半文盲高達90%，技術人員短缺，制約著中國的發展。同時蔣介石撤至台灣又捲走大量黃金儲備，留下一個千瘡百孔的中國。蘇聯雖然提供了17億盧布的長期貸款，但只佔基本投資建設的3%。要實現工業化需依靠自身的積累。在這種情況下，人民不能不節衣縮食，艱苦奮鬥。1953年毛澤東分析說，人民當前的利益是小仁政，人民長遠的利益才是大仁政。人民生活雖然要改善，但建設需要資金，不能照顧小仁政，妨礙大仁政。實現國家工業化，是中國人夢寐以求的理想，中國人不能再讓人欺負。中國人必須挺起腰桿，自力更生，堅韌不拔地克服困難。

平安夜揭蘋果反華爛言

黎智英的文化打手又在報上製造謠言，借耶穌誕生反對共產黨，歌頌日本踩中國。日本醫院給一位遊客免除醫藥費，但還是收了人家十多萬元，只屬減免一些費用，但也算是一件善行，可是他卻肉麻地把日本這一起善行捧上了天，以說明中國如何醜惡。為了表達中國的醜，他竟按美國中情局的指引製造反華謠言，說中國有一婦人在交通公具上產子，有一醫生聽到呼籲前往助產，由於沒把胎水處理好，遭到這位不知感恩的產婦控告，並遭到法官不近情理地判他罪成，因他不在執業地點執業。這種謠言匪夷所思。

黎智英的打手製造這種謠言，除了說中國人性醜惡外，還主要想說在共產黨的管治下沒有人性，不尊重生命，不知感恩，與日本比中國人簡直豬狗不如。蘋果日報以特務方式散播謠言，使不知真相的人以為國內同胞都是人性泯滅的傢伙，以為共產黨執政就為了使中國人變得越來越不像人。蘋果日報和法輪功邪教都是按反華指引宣傳邪惡理念，詆毀國家，希望讓中國人失去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做西方反華勢力的順民，任由他們控制。他們借耶穌出生之日作這種謠言欺騙世人，可見蘋果日報邪惡和墮落到何種地步。

耶穌來到世間本意就是要打救黎智英這類罪惡深重的人，可是看到他們這種人的所作所為，耶穌都要搖頭嘆息，真的出不了手救他們。他們要不真心悔改，耶穌也只能讓他們下地獄了。中國有沒有不近人情的人？當然中國和西方各國都有，因為那是人性邪惡的一面。可是中國絕大部份人都比較有同情心，樂意助人，感人的事蹟千千萬萬，可蘋果就是要作這種不近人情的故事來騙人。同時，就他所寫的日本醫院，給人急救後收人400萬元醫藥費，你叫病人如何負擔？給人免去後還收16萬元，這是靠搶還是善行？

美國中央情報局把中國視為敵人，一直想以顏色革命擾亂中國，遏制中國在世界崛起。他們知道要阻止中國進步是不可能的，但總想阻撓中國前進的步伐和速度。他們把中國一部份人的缺點誇大成整個民族性，以圖使人失去民族自豪感；把貪婪、腐敗、淫亂、說成是共產黨統治的結果。他們故意看不到中國的大進步，看不到中國90%以上的人都是正直和善良的，企圖以尚需改進的這部份人說成是中國人的全部，就像佔中份子黃之鋒一樣要代表全香港。借耶穌誕生製造謠言，罪無可赦。願上主救贖全世界的好人！

學習和宣傳過渡期總路線

總路線提出後，為了統一認識，把國家的工作轉向建設社會主義，1953年6月至8月，高崗和李富春分別作了關於經濟建設的計劃報告。李維漢也講了關於利用、限制、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意見。周恩來在全國財經會議上傳達了毛澤東提出的過渡期總路線的內容，毛澤東也到會作了團結全黨為實現過渡期總路線的講話。9月7日，毛澤東和民主黨派和工商界部份代表談話，解釋社會主義改造的方針、政策，指出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是必由之路，將私營工商業引導到國家資本主義軌道上去。他反對急躁冒進思想，也反對遙遙無期的思想。通過交流，工商界解除了對社會主義改造的疑慮。

社會主義改造是將個人資本和國家資本有機地結合起來，是”同登彼岸、花團錦簇”，順應歷史潮流的舉措。李維漢指出，今天有合法的利潤可得，將來有適當的工作可做，和全國人民一道為社會主義服務。這是工商業者的光明大道。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也組織了宣傳和學習。工商業者看到中國最終要消滅私有制，內心是矛盾的，在大勢所趨之下，只能接受社會主義改造。1953年全國工礦企業職工都在學習，知道只有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才能使中國從落後的農業國變成一個社會主義工業國，完成歷史任務。

從11月開始，人民日報連續發表社論，闡述國家為什麼要實現工業化，工業化與農業發展對人民的好處。各地通過讀報、放電影幻燈、舉辦圖片展、演講會，動員群眾為實現過渡期的總路線而奮鬥。毛澤東說，”我們必須這樣做，是因為只有完成了由生產資料的私人所有制到社會主義所有制的過渡，才利於社會生產力的迅速發展，才利於在技術上起一個革命。”全國的文化教育、新聞出版、科學技術、醫藥衛生工作者，都進行了學習。毛澤東還號召全國向蘇聯學習，把他們的經驗借用到中國的第一個五年計劃之中。

中國的國家幹部對”蘇共(布)黨史簡明教程”進行了學習，討論研究工業化對社會主義工業的意義，從理論上和思想上弄清有關工業化時期會遇到各種困難的問題，以達到少走彎路的目的。這次全國性的學習活動，是社會主義觀念空前規模的學習，為國家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實現工業國有化，取消生產資料私人所有制，在國家的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產生了長期的影響。總的來說，這次學習明確了中國走社會主義道路的轉變和選擇。在統一思想的基礎上，動員了全國人民為建設社會主義國家而共同奮鬥。

檢控

黃之鋒和陳偉業等人不聽警方勸告，在警察面前放火，歷經一年多，終於排到明年5月上庭受審。對於黎智英、戴耀廷等煽動佔中的惡行尚未獲處理，我們期待社會的法治獲得政府和警方的關注，及時給予處理。李卓人、梁國雄等人的貪腐案也必須給予檢控，以防日後再出現”袋住先”的欺騙行為。在給人發現、揭發出來後才繳公的做法，不合情理，必須給以適當的懲罰，以杜絕貪腐滋生。防微杜漸，以防崩堤，是法治社會的根本。小的不給予懲戒，待大堤崩潰，造成不可挽救的後果，就會後悔也來不及了。

佔中的嚴重後果，就是放縱戴耀廷等壞人在社會傳播違法”佔中”，讓香港大學給破壞社會秩序的人控制所致。管治大學的人難辭其咎，政府沒有積極干預，也是惡劣後果的原因之一。究其原因，就是社會大眾對民主的理解有偏差，或以為追究意圖違法者就是不民主。更有人以為”講下”有罪嗎？法律不能以言入罪。講下當然無罪，你一天講了千百句無人會檢控你，但當你製造謠言，煽動和蠱惑群眾對社會造出不利的行為，你就干犯了法律，無需等你殺了人才有罪，只要恐嚇他人或社會，你就干犯了法紀。

造謠詆毀基本法，對抗全國人大的決定，就屬觸犯國家法律。政府不檢控這些人，如何可以維護國家的安全？不守國家法律，不尊重全國人民的意志，這種人根本沒有權利享有公民待遇，不給予制裁，難道要等他們做出”佔中”這種事後才處理他們嗎？現在我們看到的是佔中一年多後，製造謠言，煽動”佔中”的違法份子依然逍遙法外，到底檢控部門在顧慮什麼呢？他們已不是說說而矣，而是給香港造成了極大的傷害。政府的工作人員還在顧忌什麼？檢控是政府檢控部門應做之事，至於法官會不會護短那是另一會事。

法官護短，我們當然可以評論，他判得合不合理，市民更有理由發表自己的觀感。法官也必須在人民的監督下工作，不能獨立於社會之外。對於法官的判決，我們沒有能力去扭轉，但我們可以留意那些法官對那個案件是怎麼判的。對於以各種理由輕輕放過破壞社會秩序的犯人的法官，人們可以記錄在案，公諸於世，讓人們清楚明白誰在包庇罪犯裝好人，那個法官在縱容破壞社會秩序的犯人。該撿控的一個都不放過，該揭露的一個也逃不脫。公正公義的社會不偏私，不出賣社會大眾的利益，作個人得失的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