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召開八大以後,本來在1961年應該召開九大,由於種種原因,在”文化大革命”前一直沒有召開。毛澤東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提議在1967年適當時候召開九大。當時局勢相當混亂,九大的準備工作無法進行。秋天時,毛澤東要求張春橋、姚文元在上海作些調查。11月初,毛澤東指出,文化大革命就是整黨、整團、整政府、整軍隊,要吐故納新,修改黨章。中央文革小組要寫黨內兩條路線鬥爭史,要大力宣傳林彪是”毛主席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要寫入九大的報告和決議中,要選文革中出現的新生力量入黨中央,要把叛徒、特務和反革命修正主義清除出去。
提交九大解決的還有劉少奇定性和處理問題。文化大革命發動之初,提出劉少奇有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但他的問題仍被看到是黨內問題,他仍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國家主席。1966年12月,中央成立以謝富治為組長,目標指向劉少奇的王光美專案組,對劉少奇的歷史進行審查。毛澤東在一些場合表示九大要選劉少奇做中央委員,康生此時利用群眾組織搜集誣陷劉少奇的材料,進行專案審查。隨後江青、康生、謝富治指示專案組”狠抓劉少奇變節問題”,為打倒劉少奇製造罪證。此外還有一大批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都被誣陷為”叛徒”、”特務”、”裡通外國”等罪名,被打倒、審查和監禁。
戚本禹在毛澤東審改後發表評反動電影《清宮秘史》,全國報刊掀起批判劉少奇”反革命修正主義的浪潮,指他使資本家繼續掌控企業大權,”三自一包”使資本主義泛濫,還污蔑他破壞社會主義建設,指他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是”篡黨篡政的總綱領。這種批判不顧事實,斷章取義,混淆是非,顛倒黑白,竭力詆毀劉少奇。這一系列行動都為召開九大的政治思想鋪路。通過這些行動,上屆中央委員出席不足半數,而被擴大吸收的卻達總數的55%以上。會議期間,林彪、康生、江青、謝富治對陳毅、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李富春、李先念、朱德、陳雲、鄧子恢、王稼祥等老一輩革命家橫加誣蔑。
會議在極不正常的情況下,通過”決定”和”黨章”,批准關於劉少奇問題的審查報告。這個報告製造大量偽證,拼湊事實。當時很多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被剝奪出席會議的權利,很多委員不能行使正當權利和充份表達自己的意見。劉少奇被加上”叛徒、內奸、工賊”的罪名。在當時的政治氛圍中,與會的中央委員陳少敏仍對這項決議拒不表示同意。公報還對江青所把持的中央文革小組加以稱讚。會議期間,毛澤東還制止了林彪、江青要開除鄧小平的鼓噪。九大對劉少奇的處理完全錯誤,而他在囚禁中病逝河南開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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