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展開”鬥、批、改”

九大之前，毛澤東提出：”建立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大批判，清理階級隊伍，整黨，精簡機構、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員，工廠裡的鬥、批、改，大體經歷這麼幾個階段。毛澤東希望通過這個運動，在各個行業落實一些政策，清除資本主義和修正主義影響，樹立新風尚、新思想，鞏固文革成果，達到促生產、促戰備的目的。他親自抓”六廠二校的典型。當時大多數各級領導都被當作”走資派”打倒，很多教授、專家、工程師、作家都被當成”反動權威批鬥。”六廠二校”經驗提出”一批二用”、”注意政策”、”給出路”，強調”抓革命，促生產”，抑制了極端化，對緩和矛盾起到一定作用。

“鬥、批、改”主要內容就是”清理階級隊伍”，對象是所謂”走資派”及叛徒、特務、地、富、反、壞、右，以及群眾組織裡的壞頭頭和”混進組織裡的壞人。清理隊伍有很大的主觀隨意性，成為派性鬥爭、挾嫌報私、排除異己、打擊報復和處理”歷史問題”的堂皇理由。許多人被無中生有、捕風捉影地誣為”階級敵人”。1970年1月和2月”一打三反”運動，再次釀成大量冤假錯案。清查工作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結束也沒有正式宣佈完成，株連大批親屬，人為地製造階級鬥爭的嚴酷氣氛。”整黨建黨”，防止官僚和腐敗，毛澤東原想建立朝氣蓬勃的先鋒隊組織，但當時不提領導國家經濟、政治和文化建設。

整黨要吐故納新，清除廢料，吸收新鮮血液，抽象地講，並沒有問題，但在文革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吸納的都是”造反入黨”、”吐疏納親”，結果一部份符合條件的黨員被排擠，接納的一部份卻是不合格的黨員。這次整黨運動，發展出嚴重的個人崇拜、無政府主義、破壞組織紀律、爭權奪利、大鬧派性，使組織處於很不正常狀態。但從中央到地方黨組織恢復了組織生活，對遏制造反派勢力、穩定局勢有一定作用。”教育革命”，各城鎮、農村實行三結合領導體制，這措施從體制上否定校長、教師在學校中的主導作用。學校正常的秩序被打亂，編寫的教材凌亂，水平低下，影響教學質量，貽誤一代人。

1971年8月13日由張春橋和姚文元審定的《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紀要》，成為廣大教師乃至知識份子的精神枷鎖。當時大學不招生，工廠不招工，商業和服務業停滯，城市積聚高中畢業生達400多萬人，毛澤東發出上山下鄉的號召。大比知識青年下放農村，擔任生產隊幹部、小學教員，甚至”赤腳醫生”。上千萬的知識青年到邊疆接觸生產實踐，貢獻青春年華，後來也出現了一批國家建設人才，但也給國家造成了人才斷層。幹部和科技人員被派到農村或”五七”幹校，擔誤了寶貴的科學文化研究時間，給國家造成損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