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五”計劃制定和”三個突破”

自1969年開始，由於形勢相對穩定，社會生產比較正常進行。經過幾年的動亂，廣大民眾希望結束紛爭，發展生產。1969年全國掀起的戰備高潮，以戰備為主任務的建設得到迅速恢復和擴大。根據周恩來指示，中斷兩年的全國計劃會議以座談會形式在北京召開。會議討論加強國防工業、基礎工業和內地工業的建設。中央採取了強有力的措施整頓生產秩序，真接派出軍隊參與接管，嚴令限期完成一批被停頓的工程迅速重新上馬。1969年，全國工農業生產出現了一定幅度的增長，扭轉了文革造成的滯後局面。

1970年2月15日召開全國會議，擬定國民經濟第四個五年計劃綱要，把對付外敵大規模入侵當作壓倒一切的中心任務，強調集中力量建設三線戰略後方。工廠佈局要求”靠山、分散、隱蔽”。每個大協作區都要有計劃、有步驟地建設冶金、國防、機械、燃料、動力、化學等工業，建設比較強大的農業、輕工業和比較發達的交通運輸業。”四五”期間，除少量受資源限制的產品，盡可能做到自給自足。由於急於求成，依然存在冒進傾向，忽視經濟效益和人民生活，嚴重脫離了當時的實際。雖然這些計劃難以避免出現的缺陷，畢竟結束了文革的無序和無政府狀態。由於國務院有力的措施使建設有所進展。

以周恩來為代表的一大批領導幹部及廣大群眾對動亂的抵制與抗爭，減少了文革對經濟造成的破壞。但這種增長帶有恢復性質，大家對實際情況缺乏清醒認識，認定是”抓革命，促生產”出現的”新躍進”，促使一些人產生脫離實際的高指標和高速度的追求。”四五”計劃期間的不切實際指標，不惜代價建設強大戰略後方，發展小而全的經濟體系。各地區、各部門層層加碼，冒進之風又起。各種”會戰”層出不窮，互相攀比，爭相鋪攤子，國家基建計劃一再被突破。在這種氣氛下，盲目上項目帶來許多嚴重後果，導致佈局分散，管理混亂。基本建設投資過多，擠了農業、輕工業，給經濟發展留下隱患。

國民經濟出現了”三個突破”的嚴重局面，使職工人數突破5000萬，工資支出突破300億元，糧食銷售量突破800億斤，大大超出預定計劃。隨之而來出現了貨幣發行量的突破。周恩來尖銳地指出：”票子發多了，到了最大警戒線。三個突破不如這個突破”。1972年為解決糧食困難，除進口外，還挖了國家糧食庫存。與此同時，全國出現了一場向地方盲目下放權力為中心的經濟體制大變動，各部直屬企業下放地方管理。這樣短時間裡過多、過猛地下放大量骨幹企業，打亂了原有的協作關係，造成企業管理混亂，難以維特正常生產，大大降低了經濟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