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與回歸

中國共產黨於1921年7月1日誕生，香港於1997年7月1日回歸祖國，7.1對中國人有著特殊意義。香港在175年前鴉片戰爭中在清朝手上給英國人佔據，在19年前由中國共產黨收回，7.1標誌著中國人在香港屈辱日子的結束。在這個意義上，7.1回歸是一個值得紀念的日子，中華民族子孫永遠不會忘記這一天。7.1在香港同胞心中就是一個永遠磨不掉的日子，無論是愛國同胞或是殖民地孤臣孽子，是愛是痛都是根據各人的精神世界而定。是中華民族的子女必感歡欣自豪，是殖民地孝子自會搥心頓足，痛苦萬分。

香港有一批沒有了民族自尊的人視7.1為淪陷日，而中國同胞卻感到無比自豪，煎雪百年恥辱，把英國殖民主義者趕出國土。今年是英國佔領香港在上環大水坑登陸175周年之日。想當年英國殖民主義者得意之情，如今何在？回顧彭定康摺旗撤退一刻，黯然神傷之際，舉國上下歡呼雀躍，讓梁家傑、李柱銘、陳方安生心痛不已。這種情緒讓殖民主義孝子情緒低落，一直延續了19年。每到這一天，他們都會組織人上街緬懷做狗時的快樂，訴說回歸後的不幸，乞求英國收留他們。可惜英國今非昔比，自顧不下。

7.1在中國有兩批人去慶祝，一批是八千多萬的中國共產黨員，一批是香港的愛國同胞。這兩批人加起來有近一億人在同一天慶祝。7.1雖然不是聖誕或佛誕，但卻有著救世的意義，表現了拯救民族、擺脫凌辱的深刻含意。從國家和民族的立場來看待這一歷史事件，回歸是中國的一件大事，而每年的同一天出現了必然之中的偶然事件。中國共產黨在7月1日誕生，香港在7月1日回歸，似乎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對殖民主義者是一種宿命，讓他們無法不於7月1日那天把香港交回到中國人民手中。中國注定了要崛起。

中國是一個禮義之邦，而西方反華者卻擺出不知廉恥之態。在敗退之後，還動用在香港佈下的釘子，四出說香港淪陷給中國了。其實香港回到中國手上，誰也無法再搶奪走。哭喪著臉搗亂也於事無補，只會讓人看到這些人的無能和無賴嘴臉。英國人自以為很聰明，在香港回歸前做了手腳，給香港製造麻煩，拖香港後腿，但有用嗎？在國家寬容大度面前，李柱銘一類代言人只能成為小丑和萬人唾罵的漢奸。做人做到這種程度，既受國人鄙視，也不會為英國人民所尊重。一隻任人耍弄的狗，在7.1那天只能成為笑柄。

文革中突破外貿工作

1972年前後，周恩來頂著江青團伙”崇洋媚外”、”爬行主義”等極左言論壓力干擾，發展對外經濟技術交流。在中蘇交惡的60年代，毛澤東考慮擴大同資本主義國家來往，引進先進技術設備，甚至提出可以讓日本人來中國辦工廠、開礦，向他們學技術。當時由於國際形勢持續緊張，文革處於高峰，這個設想未能實現。文革時，極左思潮蔓延，進出口工作被說成”崇洋媚外”，出口產品質量差劣，進口銳減，外貿急劇萎縮。1972年，在周恩來領導批左中，外貿工作出現了轉機。中國返回聯合國，與西方一些國家建交，削弱敵對國家的長期封鎖，為外貿交流創造了條件。

早在1970年，國內形勢稍有穩定，周思來就展開恢復對外貿易工作。他說，讓外國商人來華做生意，他們賺了錢，我們國家強起來也得到好處。70年代初，毛澤東打開中美關係，也包括開拓對外經濟關係。他從打乒乓球取得突破，開展兩國貿易關係。周恩來和李先念、余秋里以及相繼恢復工作的陳雲、鄧小平一起頂住極左勢力的壓力，決定抓住西方經濟危機中急於出口的有利時機，根據國內需要，引進成套化纖、化肥技術設備。全部引進約需四億美元，報經毛澤東批准。後來又經毛澤東批准引進了六億美元，成套化工設備及1.7米大型鋼板軋機，還定下未來三五年內引進43億美元設備的計劃。

這次的大規模引進，在特定的文革背景下與西方國家的大規模經濟交流，是周恩來批判極左思潮取得的成果。此後又陸續追加一些項目，共建了26個大型項目，進口總額達到214億元，到1982年這些項目全部投產。這次大規模的引進，為70年中期工業化奠定了基礎，促進了經濟發展和技術進步。周恩來在外貿、金融、開展經濟和技術交流都打下基礎，還從美國引進彩色顯像管成套生產設備。在周思來支持下，利用外匯貸款購買新舊船舶，組建遠洋船隊，購買三叉戟飛機，增強民航運輸能力，還組團出國考察。

在利用外資的重大決策中，陳雲協助周恩來做了大量研究利用資本主義危機及其規律工作，打開和西方打交道的缺口。陳雲說，不研究資本主義要吃虧，要求人民銀行恢復外貿金融研究機構，搜集資料，劃清界線，利用好西方的信貸。在周恩來和陳雲的支持下，利用和借鑒外國現代金融和管理手段，利用好商品交易所和期貨市場，完成了國家購買任務，為國家賺取了外匯。同外國人做生意，熟悉人家的政治經濟情況，掌握市場動態，做到心中有數，按供求和價值法則同資本家做生意。周恩來強調學外國的長處，組織一些科學家出國考察，堅信中國必能學到外國的長處，為社會主義所用。

香港的政治怪圈

一個時期以內，香港發展出一個讓人啼笑皆非的現象，彷彿愛國就是民族狹隘主義，遵守國家憲法就是不民主，法治成了違法者攻擊的對象。香港媒體一時之間成了西方反華勢力的武器，向中央和國家發動猛烈進攻。他們一會兒報導不要建高鐵和大陸對接的負面新聞，一會兒連篇累牘地表揚反國內同胞的消息，把擾亂社會治安的人說成是年青一代的覺醒，大量地把分裂和港獨主張說成是香港人的訴求，無視大多數港人的反對意見。他們要代表香港同胞向祖國宣戰，置廣大市民的利益於不顧，敗壞港人的福祉。

香港700多萬人中，持反面態度的人也有數十萬。這一部份人成了香港不安定的因素，加上殖民地時代留下大量接受殖民教育的律師和法官，對分裂和港獨的危害性缺乏認識，在判案時往往輕輕放過。與此同時，一些律師如梁家傑、余若薇等提倡與國家割裂，分而治之，為分裂主義者找各種藉口辯護，說服法官，讓違法和破壞國家憲法的行為大搖大擺於特區之內。香港政府中有些官員也缺乏魄力，脅於反華傳媒鋪天蓋地的攻勢，在處理違法者時縮手縮腳，造成反華勢力氣焰囂張，歪理橫行，出現了怪現象。

一國兩制不是香港人可以有搞分裂，鬧獨立的自由，而是可以實行資本主義，與西方對接的制度。這些人利用香港寬鬆的選舉制度，鑽入議會，圖謀復辟，讓香港變成反共反華基地，延續殖民地對中國的遏制政策。當然，這些人都有著外國反華勢力的影子在背後指揮。他們以各種名堂騙取選票，仿效台獨、藏獨等活動經驗，在香港故意曲解一國兩制，製造思想混亂，讓一些善良的人墮入圈套，以為他們是為香港人好。他們借香港一些反華份子被國家執法機構扣留調查，說是國內公安在香港隨意執法，煽動對抗。

在香港九月立法局議員選舉之際，他們大量製造對立議題，挑撥市民反對國家對香港具有的主權，煽動分裂，企圖把各種分裂勢力送入議會，以控制香港議會，使議會為市民服務的功能失效。香港的這些怪現象，正是西方反華勢力利用香港的反對派實施遏制中國發展的策略。英國脫歐產生的內亂，削弱了反華勢力的圖謀，加上美國本身經濟在走下坡路，對中國施壓無力，使香港反對派的功能大大減弱。中國在反腐倡廉的前提下，調整國家發展戰略，為未來十年更上一層樓做好了準備。香港只要治理好政治上的怪現象，香港必有大發展的機會。走出政治怪圈，香港可為國家做出大貢獻。

文革中整頓國民經濟

1970年，國民經濟剛開始恢復，企業裡的無政府主義思潮使紀律廢馳，管浬混亂、設備失修，知識份子受歧視，各級領導對抓生產顧慮重重。周恩來技巧地領導了一場批判極左思潮的鬥爭，落實經濟和幹部政策。周恩來從1969底到1971年初，主持和召開國務院各專業會議，在不同程度上批判文革初期出現的極左行為，提出了近期和中期生產和工作規劃，揭開了1972年整頓的序幕。這期間專業會議之多，為新中國建設史上所少見。林彪事件後，周恩來整頓混亂的企業，批判無政府主義，把產品質量放到第一位。

國務院明確規定，要恢復和健全崗位責任、考勤、技術規程、質量檢驗、設備維修、安全生產、經濟核算等七項制度。張春橋對糾正極左思潮和”空頭政治”極為反對，挑動反對派阻止通過抓品質、減低材料和燃料消耗、成本核算等措施通過，指”文件長了，不好發”。但是會議的精神受到廣大幹部和有正確認識的群眾支持，由與會代表廣為傳播，對恢復生產起了推動作用。周恩來從質量入手，對極左思潮進行批判，指援外飛機和汽車，出口罐頭和照相機等廣交會展品的質量問題對國家和人民無法交待，必須糾正。

1972年10月至11月，周恩來指示國務院有關部門召開加強經濟核算、扭轉企業虧損的會議，提出要切實地管好企業，允許國營企業在完成指標後，從利潤中提取一定比例的獎勵基金用於職工福利和先進生產者。周恩來批准加強經濟管理的規定，提交給1973年一月的全國會議討論，搞好綜合平衡，實行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堅持按勞分配原則，計時工資加獎勵，可實行計件工資等等。與此同時，金融體系也進行了富有成效的調整，肯定建國20多年的銀行職能作用，對農村金融工作、信貸、外匯、現金和工資基金管理都進行了整頓，健全了銀行機構和人員建設的問題。

周恩來從1972年至1973年間，採取果斷措施，整頓糧食統銷工作，調整國防建設與經濟建設的關係，強調統一計劃和遵守紀律，同時也批評農村經濟工作中的極左思潮。他鼓勵農民發展生產，改善生活，保護和發展農業生產力，反對平均主義和分光吃光做法，強調公共積累。1972年間，根據周恩來《指示》的精神，《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系列批評極左思潮在農業方面的表現，在當時產生了較大影響。終於1973年，在勞動管理、自留地、分配制度上都進行了富有成效的改變，使冒進造成的危害得到緩解。1973年成為文革那幾年國民經濟最好的一年，財政收入達到809.7億元，實現收支平衡。

毛澤東、周恩來批極左和落實幹部政策

林彪事件使越來越多的幹部和群眾對文革產生懷疑，引發人們思考，對批判極左行為提供有有利條件。毛澤東雖然不能從整體上認識文革錯誤，但他受到很大震動，引發他重新思考，放棄幾年前讚揚和肯定文革的態度，加深對極左危害性的認識，認為在必要的範圍內糾正錯誤，調整政策。1971年10月4日，毛澤東在接見中央軍委辦公會議成員時，批評林彪的形式主義。11月20日，他在又一次的談話中說到林彪警衛工作因林彪事件感到臉上無光，說中央何嘗不是一樣。在1972年6月接見外賓時說，這些人火燒英國代辦，”今天要打倒總理，明天要打倒陳毅，後天要打倒葉劍英”，其後台就是林彪。

毛澤東的這些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對文革前期一些做法的反省和悔悟，並轉向務實。這個變化是初步但也是明顯的。毛澤東的變化，對抵制文革錯誤提供了可能，使與江青等人的鬥爭中一度處於有利地位。文革開始後，周恩來一直在可能範圍內抑制極左思潮泛濫，在奪權高潮中，周恩來根據毛澤東指示，對不可一世的王力、關鋒、戚本禹採取斷然措施，遏制極左勢力。在批陳整風運動上批判極左思潮。周恩來在一系列專業會議上，嚴肅批評一些部門極左行為。周恩來要求掌握政策的指示，得到人們的擁護。

周恩來領導批判極左思潮，是在毛澤東支持下，落實幹部政策，推倒加在許多幹部頭上的誣陷不實之詞，把他們解放出來，恢復原有待遇，以至安排一定的工作。1968年下半年以後，因受到林彪、江青等人阻撓，政策落實舉步維艱。林彪事件後，毛澤東改變了對一大批老同志的看法，直接過問高級幹部的落實政策工作。對曾經使他震怒的”二月逆流”採取了肯定的態度，指陳毅、葉劍英對付林彪、陳伯達、王、關、戚，和他們吵，同我來講就好了。那時我們搞不清楚。這些話實際上是為”二月逆流”平反，毛澤東叫周恩來和葉劍英向病中的陳毅同志傳達一下。葉劍英趕到醫院傳達幾小時後，陳毅逝世。

毛澤東抱病臨時決定參加陳毅追悼會，對陳毅夫人張茜說，”陳毅同志是一個好人，是一個好同志”，”他為中國革命立下大功”。這個消息給受到衝擊的老幹部帶來了解脫的希望，紛紛寫信給毛澤東和周恩來。1972年8月14日，毛澤東在鄧小平來信上作了批示，此前也批示讓陳雲等恢復工作。1973年12月21日，毛澤東在談話中表示要對一些領導同志的冤案承擔責任，提出給賀龍、”楊、余、傅”和羅瑞卿平反，承認自己聽了林彪一面之詞。在毛澤東支持下，周恩來把握機會，指示對一些老同志解除監禁，推動全國落實政策，讓全國各地工程技術人員回到專業技術崗位，給96%以上的人恢復工作。

在絕望中看到希望

香港在戴耀廷一類教師的帶動下，學校裡出現了一些政治的狂熱學生，在港大、嶺大、中大進行”黃衛兵”式的擾亂校政和衝擊行為。從報章上的報導，似乎各大學都淪陷了，香港的大學生沒有一個是懂事、理智的人，好像香港大學教育完全失敗，香港沒有一個好人。但人們只要細心觀察，冷靜思考，人們會會發現在大學內持偏激思想的人最多只有一二百人，佔學生中的極少數，絕大多數學生不會參與擾亂校政的行動。努力學習、一心向上的學生還是佔絕大多數，其中對政治和國家能夠作出正確判斷的學生也遠遠超過偏激的學生。教育當局如能採取正確的教育政策，大部份學生還應是可造之材。

過去香港教育對中國歷史和國情都採取放任態度，任由老師自由發揮。這就給國際反華勢力利用，由”黃色”思維的老師給學生洗腦。他們把國際霸權主義思潮引入香港，進行顏色革奪權的宣傳，實行不尊重憲法和大多數人民意願的專橫民主，代替人民民主，圖謀奪取香港的話語權。殖民地留下的法治機構中的餘孽，繼續以脫離國家憲法的方式解釋法律，使市民感到大惑不解，製造思想混亂。可是另方面，我們也觀察到法律界中有人對那些墮落行為進行糾正，讓法律回歸服務於國家穩定發展的軌道上來。

社會上出現了各式搶奪管治權的小組織，借爭取權益的名義欺騙市民手中一票，讓他們上位，以實現他們遏制香港發展的圖謀。他們把目標對準中央和中國共產黨，妄圖以騙取的選票進入議會，繼續其遏制中國發展的目的。這些組織以偽善的面目展現於人前，嬉皮笑臉迎人，讓不明就裡的選民墮入他們的圈套。這種鋪天蓋地而來的攻勢，好像香港快要被攻陷了，大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可是人們也注意到，香港的正能量正在成長，正氣也在上升，維護一國兩制，保衛香港穩定繁榮的隊伍一個個走到街頭。

香港正處於一個非常時期，也是香港能否脫離險境，讓正氣獲得顯揚的關鍵時刻。每一個希望香港回歸正常，回到建設香港的軌道上去的人，都必須在一些令人絕望的現象中看到希望，保持信心，以自己的愛國心來維護香港的繁榮。每一個人的努力都是對民族的一分貢獻，都是對先輩流血，為中華民族振興所付出貢獻的報答。國家和民族利益高於一切，香港市民必須勇敢地站在愛國者一邊，謹記自己是炎黃子孫，要與分裂主義者劃清界線。我們在對那些被洗腦的人絕望之餘，必須看到光明，看到香港美好的未來。

“批林整風”運動

九一三林彪事件後一段時間裡，國內很多人都不明原因，議論紛紛。根據毛澤東指示，中央陸續揭發林彪集團一系列陰謀活動的重要文件，逐層傳達，群眾對事件本身的猜測逐漸平息，但對文化大革命的懷疑和議論明顯增多。1971年9月29日，中央宣佈將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離職審查。9至10月間，李富春召集中央老領導陳毅、聶榮臻等舉行九次座談會，譴責林彪的武裝政變罪行。中央成立以周恩來為首的專案組，審查林彪、陳伯達的問題。中央慎重、妥善地對捲入的人和單位進行審理、清查，並對空軍、海軍、總參謀部、總後勤部等單位領導班子進行了適當的調整。

在揭發、清查過程，一些原造反派組織的少數人趁機混水摸魚，拉山頭，一些領導幹部又受到批判和衝擊。軍隊和地方幹部之間矛盾加劇，工廠停產，一些地區又一度出現混亂。1971年11月至1973年上半年，中央在各地召開工會議，統一幹部認識，調整班子，穩定了局勢。按照毛澤東的佈置，全國範圍內開始了批林整風運動。林彪事件對中共和全國的震撼是巨大的，動搖了人們對”文化大革命”一系列理論的看法。由於林彪集團是以極左面目出現，自然批判也集中在批極左思潮，客觀上有助糾正文革極左錯誤。

在毛澤東支持下，周恩來主持中央工作，比較系統地糾正極左思潮，落實幹部政策，恢復正常秩序，使各方面工作有了轉機。毛澤東在承認並糾正文革某些錯誤的同時，卻仍然堅持文革錯誤的指導思想，特別對極左思潮的江青等人仍然受到信任和重用。這使糾正極左思潮的努力無法進行到底，而使局勢有出現大反復的可能。廣大幹部群眾對林彪陰謀活動十分憤慨，但感到要批深批透不容易，怕出錯，等待上級表態，大家都採取回避態度。由於歷次運動都有擴大化現象，這次也出現了互相指責，無限上綱的情況。

當時由於有各種文件限制的範圍，不能觸及文革錯誤理論的前提下，批林只能是一些不得要領的形式主義，整風運動難以深入下去。毛澤東在1972年5至6月會議中公報了林彪借他的語錄整人的事實，但都無法解決批林如何深入的問題。批判林彪煽動極左思潮的罪行，是為了克服極左思潮的干擾。在周恩來的領導和支持下，真正反映群眾意願的整風運動，突破了原定的框架。毛澤東支持周恩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但對否定文革不能容忍。江青集團趁機發動反擊右傾回潮風，周思來落實政策的努力被迫中斷。

培養愛國的下一代

香港一般人都比較善良，有上進心，法律觀念也比較強，對一國兩制的基本法非常尊重和樂於遵守。但一樣米養百樣人，其中也有一小部份人在反對派的誤導下走入誤區，把自己和祖國對立起來。他們在反華言論的引導下對國內同胞產生誤解和歧視。究其原因，就是反華傳媒把國內同胞一些農村習慣加以渲染，使一些不懂分析的人以為內地同胞都一概不懂文明，不講衛生。在香港反對派的誤導下，有些年青人走上反內地遊客的怪圈中去。公民黨的毛孟靜在這方面起了極惡劣的作用，帶頭把內地客當蝗蟲驅趕。

這部份帶著有色眼鏡看世界的人，除了自己偏離了生活的正常軌道外，也讓別人感到不舒服。香港出現這種現象，實在讓人痛心。這種現象不是年青人找不到工作，也不是因為挨餓而對逐漸富裕起來的同胞妒忌，而是出於反華勢力在香港通過媒體，攻擊中國種出來的惡果。他們跟從美國中情局的宣傳口徑和策略，向年青一代中洗腦，讓他們鄙視自己同胞和國家，讓他們產生離心，製造分裂。在西藏搞藏獨，在新疆搞疆獨，在台灣搞台獨，在香港搞港獨，是西方反華勢力企圖遏制中國崛起的一個戰略部署。

要處理好香港問題，首先政府要關心國家和香港政治安全的問題，要把基本法中第23條有關國家安全的法律立好。其次要在教育上對學生進行為國主義教育，了解中國歷史和國家發展的前景，讓年青人懂得為國家發展和個人前途而讀書。一個不了解國家真實情況的學生，在偏見和有色眼鏡的掩蓋下，難以對國家產生感情。香港年青人在媒體惡意製造偏見的宣傳下，無法正確了解國家的現代化努力和在世界取得的巨大成就。沒有愛國的下一代，中國的崛起會遇到阻力，中華民族的復興會受到人為的障礙和挫折。

在回歸後的香港，培養愛國的下一代非常重要，不能掉以輕心，也不能讓反對派和反華傳媒說我們向下一代”洗腦”而不敢名正言地進行。愛國心無論在任何時代和對任何國家都是最可寶貴的品格。一個不懂愛國的人，你要他成為一個對社會有用的人實在有點難度。縱觀歷史上的叛國者和漢奸走狗都是沒有愛國心的人，這種人只要有奶便是娘。香港佔中一役，李卓人、梁國雄、梁家傑都收受黎智英的政治黑金，結果都成了他的一條狗。黎智英又是收受美國政治黑金的源頭，結果香港受到了沉重打擊。據此，人們應重新思考培養下一代愛國者的重要意義。

福州天主教堂

福州天主教堂已經有一百多年歷史，解放後天主教堂經歷了一些波折。福州天主堂原神父姓鄭是父親小時候的朋友，後來做了神父。解放後在三反五反中給送去改造，一改20多年，直到四人幫下台，鄧小平出山實行改革開放，他也獲得了解放。不久，他還得到中國天主教會委任為福建省主教。國家宗教局對他關心無微不至，使他傳教工作發展順利，把老教友組織起來做禮拜，傳揚上帝的旨意。他除了把福州天主教堂恢復外，還在長樂地區的半山建了一座全新的教堂、修道院及養老院，把傳教工作做得非常出色。

我大姐是一位虔誠的教友，她每年從美國回來都會來看望這位當了主教的叔叔。我因為大姐的原因，也陪他去看望過鄭主教。有一年，他以93高齡帶我們去看他長樂新建的教堂和他為一千多教友做彌撒的場面。幾年後他去世了，大姐還不斷從美國回來去福州天主堂望彌撒。現在的福州天主堂富麗堂皇，座落在閩江邊，給現代化的高樓大廈包圍著。福州的變化令人刮目相看，而福州天主堂也重新佈局，而且還把原神父、修士居住的樓移動了五十米，保持了天主堂址的原貌，但看起來更宏偉、更有聖殿之感。

因為教堂靠近我老家五分鐘路程，大姐每天早上六點都要我陪他去望彌撒。想不到每天早上都有男女五六百教友在教堂內。每天早上能有這麼多人到教堂為自己靈魂做工作，恐怕只有在共產黨治下的中國才能做到。在社會主義中國，退休的老年人自己有一份穩定的退休金，兒女又長大成人，想的就是未來靈魂的去向。想上天堂，想兒女平安、有成，他們就需要心靈的安靜。只有上帝才能幫助他們滿足心靈的需要。慈悲、善良、博愛是上帝的旨意，而宗教能起這種作用，作為國家給他們以信仰自由，非常合理。

福州天主堂的變遷，使人看到國家政策的穩定性，在保護民族文化之餘，也保護宗教自由。對於邪教和歪門邪道保持警惕，才能讓真正導人向善和慈悲之心得以弘揚。要讓宗教獲得發展，必須打擊邪教去殘害人的心靈。不清理社會上的壞人，讓壞人利用宗教為非作歹，宗教就不可能健康發展。國家必須嚴格執法，把不純的宗教鏟除，才是保護宗教信仰的良方。福州有發展很好的天主教，在河南周口的基督教在宗教局的指導下，正常傳教，教友發展到70萬人。誰要說中國沒有宗教自由，完全是胡說八道。

共產黨與宗教

共產黨人絕大多數都是無神論者，但中國共產黨人和宗教界人士卻有著各種聯系，可說是入鄉隨俗的表現。中國的歷史發展了數千年，各個朝代的皇帝都和各種僧人有著各種關係，中國共產黨治下也有宗教局，管理宗教事務，也讓人有信仰的自由，同時監察有人呃神騙鬼，保護人民的權益不受侵犯。宗教信仰無所謂好壞，只有利用宗教做壞事的人才最可惡。共產黨一直對利用宗教做壞事的人有很高的警惕，在近一百年裡，共產黨見過無數利用宗教做壞事的人，也見過不少宗教人士給社會做過的好事。

共產黨人有很大的包容性，對宗教信仰給以自由是由於看到宗教在人民生活中的作用。宗教對社會的積極性在於導人向善，更注重心靈的修養。可是信宗教的人卻常常希望借助神的力量，給自己添財、添福，忽略了靈魂的豐盛。祈求平安、有好的姻緣、財運亨通、兒孫上進，都屬人的正常思想。這30年來，神靈好像特別靈驗，求風得風，求雨得雨。各種信仰在中國如雨後春筍般發展起來，無論是天主、耶穌、佛祖或其他神靈，都有人篤信不疑。求財的得財，求子成龍的，兒女成高幹、高管、高層或入高校。

最近30年，各種神佛在中國好像特別靈驗，使信眾越來越多，越堅信自己獲得神靈的關顧。全國各地香火鼎盛，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太平盛世，越來越多教徒相信國家得到神靈相助，而用心思考中國通過建國67年的奮鬥取得今天成就的人只有很少一部份。他們要嘛相信自己本事，要嘛相信神靈相助，對於國家採取正確的管理模式和政治制度想得很少。我們不反對宗教，也尊重宗教信仰自由的重要性，但我還是希望提醒國人，正確理解前人創下的良好環境，珍惜今天來之不易的成果。國家能夠有發展，領袖功不可沒。

保護國家安定團結，不給國家添亂，是對國家最大的貢獻。如果你還能為國家的建設和發展出力，那你就是民族英雄。我們希望每個人都有信仰，都要為國家和民族福祉著想。每個人都有慈悲之心，國家就會發展得更快。那些想把國家搞亂的野心家或外國反華勢力，絕不是宗教所應有的行為。光從這一點看，法輪功要”天滅中共”就是邪教中的邪教，一點慈悲都沒有，更不要說是上帝的旨意。國家治理邪教和擾亂國家的惡勢力絕不能手軟，否則對13億蒼生不仁。我們要代替上帝把製造生靈塗碳的人送入地獄。

林彪集團的覆滅

在批陳整風之際，林彪集團意識到情況不妙，加快準備政變的步伐。林彪之子林立果起了惡劣的作用。早在1967年4月，林彪通過吳法憲把林立果安排到空軍，任空軍司令部黨委辦公室秘書。1969年根據林彪要求，任命林立果為空軍司令部辦公室副主任兼作戰部副部長。吳法憲吹捧林立果是”一顆政治衛星”，是”天才、全才、全局之才”。在林彪精心培植下，林立果既沒有在基層鍛練過，沒有空戰實踐經驗的25歲青年，成了空軍的“太上皇”。林立果打著林彪的旗號，依仗吳法憲的支持，插手空軍的一切工作。

在林彪的支持下，1969年10月，吳法憲批准林立果在空軍成立以他為首，有周宇馳、劉沛豐、于新野等組成的調研小組。這個小組成為日後進行陰謀活動的骨幹力量。1970年，這個小組改名為”聯合艦隊”，經常到各地搜羅骨幹，培植親信，在北京、上海、廣州等地設立秘密據點，私藏槍枝、彈葯、電台、竊聽黨和國家機密。1971年3月，他們看到林彪權力可能會被削弱，商定了實施篡權計劃，作好”武裝起義”的準備，妄圖通過謀害毛澤東”奪取全國政權”。據此，于新野起草了《五七一工程紀要》策劃武裝政變。

1971年8、9月間，毛澤東到一些省市視察，和軍政負責人進行多次重要談話，表明”批陳整風”沒有觸動林彪等人不能解決問題，希望各地黨政軍負責人了解中央內部的嚴重分歧，防止因不了解底細而繼續跟林彪走。毛澤東說，有人急於想當國家主席，要分裂黨，急於奪權，並說軍隊要統一，軍隊要整頓。在談話中，毛澤東批評林彪讓自己的妻子做了自己辦公室的主任，批評了對林立果的狂熱吹捧，表明他已不再信任林彪。林彪等人通過各種渠道了解談話內容，於9月8日下達在上海蘇州鐵路上謀害毛澤東計劃。

葉群向林彪報告，叫林立果行動，同時準備攻打江青、張春橋等人住的釣魚台，到上海捉王洪文。與此同時，為另立中央或叛逃做好準備。毛澤東了解到林立果的異動，提高了警覺，9月10日到了上海沒有下車，接見了當地負責人，11日即一路不停全速北返。林立果在謀害毛澤東計劃落空後，驚恐萬狀，12日晚與林彪、葉群決定實施南逃計劃。當晚10點30分，周恩來接到報告，他雖不了解整個情況，立即下令徹查自調飛機到山海關的原因，並命令其立即飛回北京。林彪等知道南逃計劃失敗，9月13日強行北逃叛國，飛機在蒙古人民共和國墜毀，機上人員全部身亡。林彪事件引起全國人民思考和反醒。一個提倡個人崇拜，把毛澤東捧上天的人為了權力挺而走險，實在始料不及。文革的理論和實踐破產，使毛澤東陷入極大的痛苦之中，也使中央冷靜地思考文革的問題。

批陳整風運動

1970年8月31日，毛澤東寫了《我的一點意見》，嚴厲批評陳伯達等”採取突然襲擊，煽風點火，唯恐天下不亂”，提出不要上不懂馬克思人的當。為了穩住林彪，毛澤東特地寫上”我同林彪同志交換過意見，我們兩人一致認為”這樣的話。九屆二中全會開始批判陳伯達，吳法憲也受到批評。在慌亂中，這些人私下活動，商討統一口徑的策略。全會議程回到原定議程後，批准了國務院1970度國民經濟計劃報告和加強戰備工作的報告。毛澤東稱團結”不是無原則的團結”。中央宣佈了對陳伯達進行審查的決定。

從表面看，這次會議是對設不設國家主席的辯論，其實是由陳伯達、吳法憲出面與張春橋等展開的鬥爭。林彪和江青兩個集團在文革中積累了不少矛盾，轉化為毛澤東領導的反對林彪集團的陰謀和分裂活動。毛澤東高度警惕，採取了一系列制約林彪集團的措施。林彪集團勢力被削弱，江青勢力逐漸上升，野心也”迅速膨脹”。林彪兒子林立果對他的心腹說，”看來這個鬥爭還長”，”我們要抓軍隊，準備幹”。由於林彪、江青兩個集團的鬥爭，國民經濟計劃和戰備決議都只是草草通過。毛澤東提議大家學些哲學。

1970年11月16日，中央發出傳達陳伯達反黨問題的指示，揭露他假馬克思野心家的面目。”批陳整風”運動因而從上而下的開始了。陳伯達在文革中直接參與誣陷黨和國家一大批領導人，製造大量煽動極左思潮的輿論和迫害幹部的冤案，引發矛盾和衝突。根據毛澤東的一個指示，在繼續批判陳伯達的同時，還批判北京軍區司令員和政治委員。1971年1月，中央宣佈改組北京軍區，任命李德生為司令員，謝富治為第一政委，還派人參加中央軍委辦事處，打破黃永勝把持的局面。毛澤東把這措施稱為”摻沙子”。

林彪集團權力被削弱，毛澤東說，實際上是通過部隊整風，對一些不正常的地方進行調整，叫”甩石頭”。吳法憲等人受到批判既恐慌又不滿，作檢討時避重就輕，隱瞞事實。毛澤東指”由幾個人發難，企圖欺騙二百多個中央委員，有黨以來，沒有見過”。1971年1月9日至2月14日，中央軍委召開有165人的座談會，議程是”批陳整風，但黃永勝等心存抵觸，不深入揭發陳伯達，毛澤東則抓住不放。他不滿衝突中負主要責任的林彪既不檢討，也不表態，甚至不露面的消極態度。在削弱林彪集團權力的同時，江青勢力得到擴張，掌控了傳媒，由康生任宣傳組組長，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等任組員。

正面看待國家

香港有些人凡事必從反面看待在中國發生的事件，從不會從正面審視和觀察其中原由。例如見到禁書在國被禁，不問情由就說是妨礙出版自由，還說在香港能出版的為什麼到了中國就成為禁書？還說為了保護出版和言論自由，香港人必須站出來發聲。我認為這是無知和幼稚的言論。法輪功在香港能夠活動，不是因為他是好東西；胡說八道的文章在香港能夠出版，也不是那是什麼優秀作品。禁制不良意識，打擊惡意中傷的出版物，是對法治精神的尊重。管理好影響社會秩序的宣傳和行為，是人民的正當要求。

一個胡言亂語的民族，愛好道聽途說的謠言，國家必有大難。管理宗教行為，分清真假，不讓少數人利用宗教行騙，毒害民眾是政府必須做出的正確行為。制止謠言的傳播，正確引導社會生活有有序運行也是政府責無旁貸的義務。要保護好人民，正確引導人民為國家發展出力，必須抵制挑撥離間，製造分裂的言論。中國這麼大的一個國家，大政思想不能統一，整天歪歪扭扭鬧別扭，國家和人民難以統一，要把國家建設好是不可能的事。中國要改變命運，在大政上必須統一，不能讓錯誤思想傳播，破壞團結。

團結是有原則的，凡對國家不利的事不能做，對國家發展不利的話不去說。只有這樣，人民才能一心搞建設，讓中國盡可能快地走上繁榮和發展之路。總是抱著負面思維的人，有破壞無建設，總以各種理由拖國家後腿，甚至拉布，不讓香港發展，製造思想混亂，對國家會有什麼好處？只見其弊，不見其利的言論被禁有何不好？中國要崛起，民族要振興，提倡正能量，正是全中國人民的呼聲。把負能量剔除，弘揚正能量，正是社會獲得發展的動力。那個國家不是這樣做？那個國家不去禁止誹謗他人的言論？

中國社會並不是完美無缺，也像所有國家那樣都有缺陷，但我們必須學會正確看待發展中的問題。有問題就積極解決，有貪官就堅決打擊，有缺陷就想辦法修正。不能一有錯誤都說國家不對，政府有錯，拿不出辦法，說了也沒有用。能拿出正確而有效的方法才是國家所需要的。說三道四，越說越糊塗，越不能解決問題。正面看待國家內部的問題，尋找有效的手段處理，才是對人民和國家負責任≒的做法。去搞群眾鬥群眾，甚至和國家對抗，只會把國家搞亂。能夠領導人民解決問題的人才是國家最需要的人才。

我愛妳香港

我愛妳，香港。妳是培育我成長的地方，是我扎根的天堂。妳越來越可愛，因為妳擺脫了殖民的統治，回到了祖國的懷抱。妳在香港同胞的辛勤勞動和智慧的付出下，發展成今天的樣貌。殖民地的法律曾保障過殖民主義者的利益，如今在一國兩制的基本法的保證下演變成保護香港利益的法律。香港的法律經一百多年的蛻變，變成現代化、去除殖民者利益的法律，保護全世界投資者的正當權益。香港成了全世界最自由的商業城市，變為中國一顆閃閃發光的明珠。香港，我愛妳，因妳是祖國一塊無比珍貴的瑰寶。

我愛妳，香港。我不會讓妳給反華勢力所摧殘。保護妳的純潔和對祖國的忠誠，是中華兒女神聖的職責。任何存心不良的份子，別想沾污妳的聖潔。祖國這塊寶石和明珠，香港人視同掌上明珠，是全國人民如珠如寶的神聖領土，誰想把她分割出去都是絕對不被容許的。全香港的中華兒女會以熱血和生命予以保護。誰提出港獨和分裂主張都是全香港同胞的敵人。我們絕不容許任何人有非份之想，更不容許外國反華勢力在香港與風作浪，騷擾香港健康的肌體。任何侵犯我國領土的企圖都必將給13億人民的意志所粉碎。

我愛妳，香港。妳是13億人民的一面旗幟。妳是國家一座面向世界的友好之都。妳敞開胸懷擁抱世界，給全世界人民打開一道通往祖國大地的大門，讓他們了解中國，走向中國，擁抱中國的繁榮和發展。香港是一帶一路國策通往世界的大門。我們要共同發展，共建、共贏，互惠互利，讓周邊國家都發展起來，建成一個美麗的世界。中國人民的美好心願，從香港釋放出友好的信號，伸出友誼之手，與世界共創美好的明天。我們將一代一代的為此而奮鬥，我們必能有所成。香港的年青一代將和祖國攜手，共創未來。

我愛妳，香港。妳是我心中的希望。我們不能讓不肖子孫折磨妳。我們必須把這種壞人驅逐出建設香港的團隊，不能讓他們肆意搗亂。反對中央、對抗一國兩制的安排，破壞基本法是罪大惡極的行為。不能給這種人削尖腦袋，鑽進持區的管治團隊裡。我們要用自己手中一票，把他們驅逐出議會，讓真正願意為香港美好未而服務的新一代進入管治隊伍。我們不能給騙子奪權，用拉布和擲杯等惡行來折騰香港。我們折騰不起，必須要有緊迫感去創造新生活。我們要用自己的雙手，保衛祖國的明珠，以表達我們的愛意。

林彪、江青兩個集團矛盾激化

在文革”鬥、批、改”運動中，發生了震驚中外的林彪妄圖篡奪國家最高權力事件。陰謀破產後，林彪等人乘機外逃，結果機毀人亡。在文革當中，林彪、江青兩個集團依靠動亂和鼓吹極左思潮，攫取了國家和黨的大部份權力。九大後，毛澤東希望通過”大亂”達到”大治”，而全國人心思治，中央採取了相應措施。林彪、江青兩個集團則想獲取更大權力。此時，江青和林彪在權力分配上矛盾日益尖銳。1967年林彪借中央文革小組的支持，打倒了羅瑞卿，把黃永勝、李作鵬、丘合作保下來，掌握了全軍的運動。1968年3月改組和成立了以黃永勝為組長、吳法憲、葉群、李作鵬等組成的中央軍委辦事處。

原本林彪和江青並無多少來往，在文革中則走到一起，誣陷政軍一大批領導幹部，使他們越來越緊密勾結在一起。1966年8月14日，林彪、葉群炮製的誣陷劉少奇材料送江青往上報。9月8日，林彪誣陷賀龍”搞顛覆活動”，江青馬上響應，聲言”賀龍是壞人”。11月，林彪未經軍委討論以軍委名義下令聘江青為”全軍文化工作顧問”。在整理劉少奇黑材料中稱江青是傑出的黨內女同志，出色地指導專案工作。1968年10月，在討論九大黨章會上，堅持要把林彪作為”接班人”寫進黨章。在文革中他們互相勾結和支持，沒有林彪的支持，江青不可能有那麼大的能量。但野心家的勾結，為利益始終不會長久。

1969年9月，林彪擔心張春橋有可能成為”接班人”，張春橋則擔心手上沒有軍隊。隨著九屆二中全會臨近，兩個集團的矛盾表面化起來。1970年2月，中央政治局討論修改憲法問題，要設立國家主席一職，提議毛澤東擔任，毛澤東在外地獲悉後表示不設國家主席一章，說”我不當國家主席。周恩來主持會議，傳達了這一意見。會上存在兩種不同意見。毛澤東知道後，重申立場，給林彪寫了一封短信申明自己的意見。但林彪堅持己見，在自己的小圈子裡散播設國家主席的主張。林彪讓黃永勝要吳法憲等人在憲法修改會議上寫上國家主席一章，說毛澤東”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發展了馬列主義。

8月14日晚，吳法憲提出”要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謙虛貶低毛澤東思想”，並與康生發生了爭執。8月兩次會議圍繞”三個副詞”問題使林彪、江青兩個集團矛盾激化。8月23日，事先未曾表示要在會上發言的林彪突然要首先發言，說”毛主席是偉大領袖、無產階級專政元首、最高統帥”，進一步強調說”毛主席是天才”。林彪集團口徑一致，迷惑不明真相的與會者支持他的論點。 這些活動打亂了毛澤東和周恩來原定的議程，毛澤東說，誰堅持，誰當國家主席。會議決定立即停止討論林彪的講話，收回第六號簡報。

談民主政治實質

民主並不能解決世界問題，也無法讓世界變得更好。美國號稱世界民主國家，但民主並不能使他不把軍艦駛入中國南海進行挑釁，也不能讓他不把軍隊開入人家國家殺人，把人家國家炸得爛爛溶溶。民主在這個層面上說，並不是好東西，而是導致授權惡行的制度，讓惡行理直氣壯地橫行。民主的倡議者是為了讓人民有作主的權利，但很多時候卻給壞人用來作惡。壞人都想作人家的主人，借民主之名結黨營私，把小圈子的利益無限放大，不顧大多數人的福祉，就像香港那些高喊民主的人，可以置香港利益於不顧。

作為政治制度，民主是用來解決重大社會問題的，即調整和確定不同階級、階層和集團之間的利益關係，其核心是經濟關係。從歷史上看，首先提出民主要求，為實現民主而奮鬥的是當時新興的資本家及其代表人物，以分權制衡和多數決定來建構西方民主制度。西方民主在價值觀上主張”人民主權”，以英國和美國為例，民主政治發展史上，民主制度下的選舉都被刻意地限定在”某一群有資格的人”中。經過三百年漫長的演變，建立了擁有選舉權的普選制度，也不過是以”金錢代替了刀劍成了社會權力的第一杠桿”。

到目前，西方國家依然通過”金錢政治”，把國家權力牢牢掌握在統治集團手裡。這種現實是人們認識西方民主時不能忽視的，而且要用以對比香港的普選民主制度。香港既然要維持一國兩制，在香港實踐資本主義，就不能不明瞭香港民主制度的本質。香港民主制度的權力在一千多名選委會成員手上，比美國集中在幾百名選舉人票上開明得多了。美國有三億多人，香港只有七百多萬人，那個更民主，聰明的香港人一定可以得出自己的結論。民主不民主，什麼是國際標準，戴耀廷和他同黨到底研究過沒有？

觀察西方民主的起源過程，他們提出的內容無一例外是為保護和擴展自己的利益。由於他們擁有大量財產，具有一定地位，他們提出的要求就是首先制定保護私有財產和有產者人身自由和權利的法律，進而落實集團對社會的經濟權力，主要是稅收權力的掌控。議會制度在現代西方民主政治中普遍實行，一切有產者的政治性格，就是有錢就要說話，就要擁有政治發言權。從李澤楷在某歌星遭愛國者抵制被炒後，就高調說要永遠錄用她，充份表現出有錢就要有權，就要統治社會的霸道嘴臉。西方民主實質就是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