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7月至8月,毛澤東到比較混亂的中南地區了解”文化大革命”的情況,沿途發表了一些談話,對某些極端的做法加以限制,使局面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他指出,”文化大革命形勢大好不是小好,認為有些地方好像很亂,其實是亂了敵人,鍛煉了群眾,但他強調工人階級內部沒有根本利害衝突,不應勢不兩立,應該實現革命大聯合。同時,他要求正確對待幹部,指出:”絕大多數的幹部都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極少數”,”要擴大教育面,縮小打擊面”。毛澤東糾正了一些”左”的措施,制止宣傳”揪軍內一小撮”的做法,提出要警惕極左的行為的”黑手”和”反革命,同意周恩來盡快穩定局勢的意見。
10月7日,中央把毛澤東視察期間的部份談話轉發,表示明年春天,”文革要結束,接著召開九大,把老同志都解脫出來”。他還列舉了鄧小平、烏蘭夫、賀龍等人。他重申,文化大革命明年春結束,不再搞了。中央連續發佈不准搶奪解放軍武器的規定,維護社會治安和社會生活秩序,並採取措施保護外國使館和僑民安全。根據毛澤東要教育、解放幹部的意見,中央分期、分批辦了學習班,讓一批幹部恢復工作,在輿論上也加強了正確對待幹部的宣傳。此時期,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關鋒、戚本禹等被隔離審查。
以上指示和措施盡管沒有觸動”文化大革命”的指導思想,但對穩定局勢有一定意義。全面奪權,引發天下大亂和武鬥,激起人民群眾的強烈不滿。一旦極左份子受到批評和約束,廣大人民和幹部對造反派、中央文革小組產生懷疑和不滿。1967年底和1968年初,上海某些群眾張貼懷疑和批判江青、張春橋和造反派的大字報。1968年2月中旬,外交部司局級91名幹部聯名為陳毅翻案,要求陳毅回部工作。國防科委也發生兩派激烈爭論,提出”擁護以聶榮臻同志為核心的國防科委的正確領導”。這類情況不斷發生,引發中央文革小組一班人的恐慌和仇視。
3月中旬,江青在多處場合宣稱:目前全國有一股右傾翻案風。張春橋說,上海右的東西出來了;王洪文說,社會上刮起了一陣右傾翻案風;康生說,當前的危機是右傾翻案風,報上把毛澤東的一段話重複刊登:”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實質上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政治大革命”。這個論斷一下子肯定了”文化大革命的意義,反擊右傾翻案風隨之而起。林彪、江青等人製造楊成武三人事件,一方面為排斥異己,鞏固本集團勢力,另方面把矛頭指向陳毅、聶榮臻、葉劍英等人,使文革再次產生反覆。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