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形勢逐步好轉,但”左傾”錯誤並沒有根本糾正。中蘇爭論進一步激化,中央對形勢估計和工作指導上的分歧又逐漸發展起來,在探索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的進程又發生了新的波折。八屆十中全會在9月召開,討論經濟發展的安排,但卻錯誤地開展了對”黑暗風”、”單幹風”和”翻案風”的批判,對工作產生了消極影響。毛澤東批評有人把形勢說成一片黑,喪失信心,看不到光明。他對包產到戶,分田到戶有意見,批評鄧子恢支持富裕中農要求單幹,甚至指為站在地主富農資產階級立場上反社會主義。
毛澤東出外視察的近四個月,對農村所有制問題形成了自己的看法,而這些看法又和中央一線的領導人有分歧。主持一線工作的領導人認為經濟形勢還相當困難,劉少奇、鄧小平、陳雲認為農村可以實行包產到戶的生產責任制。毛澤東則認為涉及所有制是重大原則問題,走群眾路線,但對原則問題不能全聽群眾的。在”翻案風”上彭德懷的申訴信和小說”劉志丹”成了兩個靶子,把習仲勛關心小說寫作同彭德懷、高崗聯係在一起批評。鄧子恢因包產到戶其主管的中央農村工作部被撤銷,包產到戶也因而被迫中斷。
“左”傾錯誤理論根源在同如何正確認識社會主義和社會主義一定範圍內存在階級鬥爭問題密切相聯。毛澤東認為,被推翻的反動統治階級不甘心於滅亡,他們總是企圖復辟。還說為防止復辟的危險,階級鬥爭必須年年講,月月講,使這個重要而複雜的問題再次被提出來。作為執政黨,必須正視階級鬥爭的實際存在,但如把社會主義一定範圍內的階級鬥爭擴大化和絕對化,就會混淆敵我和是非界限。對這個問題不夠清醒,最後在”文化大革命”中,階級鬥爭被確定為”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的基本路線”,為政治上”左”傾錯誤的再度發展,作了理論準備。
毛澤東對劉少奇沒有頂住包產到戶和分田特別不滿,對探索社會主義建設中的分歧認作階級鬥爭,使過火的政治批判,釀成內部越來越嚴重的偏差,導致了後來”文化大革命”的發生。毛澤東雖然也提出不要因階級鬥爭而放鬆經濟工作,但後者還是不斷受到前者的牽制和干擾。毛澤東的提醒暫時把矛盾控制在一定範圍內,但火藥一觸即發,埋下了文革的火種。必須承認,毛澤東把嚴重經濟困難過程中採取暫時性措施,認作階級鬥爭,定性為兩條道路的鬥爭,是不符合實際的。這個教訓國人應當深刻記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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