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發動和派工作組的分歧

中央正治局擴大會議於1966年5月4-26日在北京召開，議程由毛澤東確定，但會議期間毛澤東卻在外地，會議由劉少奇主持，由康生向毛澤東匯報。林彪在發言中誣陷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是反黨集團，要搞反革命政變。會議決定停止他們的職務，並於5月16日發出通知，經毛澤東七次修改，對彭真”二月提綱”作了全面批判，指他們掩蓋學術批判的政治性質，為資產階級復辟作輿論準備。通知還說，這些人正受信用，被培養成我們的接班人，如赫魯曉夫一樣，是睡在身邊的野心家。通知帶有嚴重的錯誤論斷，是毛澤東發動文革的主要依據，認為領導層已出了”修正主義”。

5月18日，林彪作長篇講話，說近幾個月要特別注意防止反革命政變，羅列了古今中外政變事例，危言聳聽說，”可能要發生政變，要殺人，要篡奪政權，要資產階級復辟，要把社會主義這一套搞掉”。林彪還竭力鼓吹個人崇拜，說毛主席一百多歲都是最高領袖，誰反對他，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他的講話造成極度緊張的氣氛，產生了非常惡劣的影響。中央在彭真落台後重設文革小組，由陳伯達任組長，康生任顧問，副組長為江青、張春橋等，組員有王力、關鋒、戚本禹、姚文元等，逐步不受中央政治局的約束。

江青和康生等人將通知內容散播到社會上去，報紙大批判的勢頭越來越凶猛。鄧拓、吳含、廖沫沙分別在《北京晚報》發表的雜文，廣徵博引，知識性強，委婉批評”左”傾錯誤的文章深受讀者歡迎，此時卻遭受攻擊。何明在《解放軍日報》等發表短文指他們的文章都是經”精心策劃的、有目的、有計劃、有組織的一場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進攻”。一時”大陰謀家”、”牛鬼蛇神”、”黑幫”、”毒箭”充斥報端，宣傳領域一片殺伐之聲。黨內絕大多數高級幹部很難接受這種極端的做法，毛澤東因此擔心政治批判不足形成強大的衝擊力。此時正好北京哲學系聶元梓等七人違背周恩來的規定，在校園公開貼大字報。

毛澤東指示新華社全文播發聶元梓等七人大字報，後來被稱作”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大字報指北京大學黨委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頑固堡壘”，號召把他們打倒。這在全國引起強烈反響，大中學校學生都起來反”修正主義”。由於毛澤東不在北京，劉少奇和鄧小平，面對群眾起哄，主張加強黨的領導，約束狂熱情緒擴散，派出工作組去做工作。毛澤東有不同意見，認為太快派工作組並不好，認為要天下大亂才能大治。此時許多教授、專家被批判為”反動學術權威”，有些學生不經工作組自行組織批鬥”黑幫”，將幹部、教師抹黑臉、戴高帽、罰跪、扭打、侮辱，工作組發現後制止，造成分歧加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