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文化領域的過火批判和糾正

1963年中蘇兩黨爭論日趨激烈，毛澤東認為中國黨內也出了修正主義。毛澤東點名批評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鄧子恢、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王稼祥、中央統戰部長李維漢。鄧子恢被當作國內修正主義革職；王稼祥向中央提出爭取對外關係相對緩和的建議被曲解為修正主義國際綱領；李維漢關於統戰工作的主張，被說成”不講階級鬥爭，”向資產階級投降。李維漢隨後被撤銷中央統戰部部長職務。康生以抓”反修防修為名”，排擠和打擊王稼祥，1966年3月，王稼祥被免去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職務。

毛澤東對西方敵對勢力的”和平演變”戰略，保持高度警惕，對培養接班人作為”反修防修”和防止”和平演變”的一項重大措施。毛澤東把能否防止出赫魯曉夫一類人物視為”關係黨和國家命運生死存亡的極其重大的問題”。他提出接班人的五項條件為：必須是真正的馬克斯主義者、全心全部為人民服務、團結絕大多數人一道工作、執行民主集中制和富於自我批評精神。這些條件都符合共產黨的性質、宗旨，對執政黨的建設有積極意義。但由於在”左”傾思想指導下，受”反修防修”和階級鬥爭擴大化的影響，也走入了誤區。

這一時期文藝戰線出現了活躍的局面，但文化教育和意識形態領域一系列錯誤的批判正在加劇。江青指責劇作家孟超改編的昆劇《李慧娘》是與社會主義不相容的鬼戲，同時對廖沫沙等進行批判。毛澤東也批評文化部是”帝王將相部”、”才子佳人部”，共產黨人不宣傳社會主義。此時文藝界整風批判《北國江南》、《早春二月》等一批故事片，把小說《三家巷》、《苦鬥》都打成大毒草。哲學社會科學領域、經濟學界也受到牽連。哲學家馮定的《平凡的真理》受到無端的批評，歷史學家翦伯贊也受批判並被革職。

1965年，中央在北京召開會議，毛澤東和劉少奇發生分歧。一個認為黨內外矛盾交叉一起，要通過社會主義教育解決這些矛盾，一個認為不是黨內外交叉的問題，不是敵我矛自和人民內部矛盾問題，而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毛澤東還不點名批評劉少奇搞四清不依靠群眾，把鬥爭擴大化，組織上萬人搞”殲滅戰”，把打擊面搞得過寬。此時鄧小平和彭真都想糾正日益過火和錯誤的批判，希望能實事求是對待學術批評。但在“左”傾的背景下，試圖糾正的作用有限。不久，這些努力被更加猛烈的批判所打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