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形勢的嚴重估計造成的政治影響

從1962年開始，中國的國家安全形勢出現了新的變化。中央對國際形勢的估計趨於嚴重化。毛澤東對戰略防禦逐步調整。蔣介石乘大陸暫時經濟困難，實施軍事進犯計劃。中印邊界衝突增加，新疆邊民出逃，美國介入越戰，中蘇國家關係惡化，邊境爭端和軍事衝突增多。陳毅指出蔣介石竄犯大陸的軍事冒險受美國資助，美國派遣偵察機侵犯中國領空，都要由美國政府負責。同時，到1964年10月，中蘇邊境地區共發生衝突1000餘次。毛澤東要求解放軍作好戰爭準備，建立地方武裝、民兵、兵工廠，以迎擊敵人。

毛澤東說，敵人來了就要打，打就會打爛壇壇罐罐。敵人可能要四處來，必須作出全面軍事準備的戰略性構想。要立足早打、大打、打原子戰。這個預想延續了十多年，直接影響了國家政治經濟的走向。當時戰備工程的投資，佔了國家基建總投資的一半，在政治和思想動員上起了一個急劇的變化。周恩來認為，只要有帝國主義就要有備戰思想。60年國際冷戰和中蘇論戰，以高度警惕和充份準備來保障國家安全，完全有其必要性。有備無患是正確的，但對戰爭危險估計過於嚴重，把經濟建設置於服從戰備的地位。

60年代初，中央提出了中國出修正主義的問題。毛澤東把過去的右傾機會主義起了一個新名，叫”中國的修正主義”。在他看來，中國已出了”現代修正主義”，在本質上與國際上的是一回事。毛澤東認為赫魯曉夫是社會主義國家中的高薪層，屬特殊階層，也是社會主義的新生資產階級。他們提出的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和平過渡，以及全民國家和全民黨，使無產階級的國家發生蛻變，背棄了馬克斯列寧主義，造成蘇聯社會的階級分化。蘇聯提出的全民黨和全民國家，違背了無產階級政黨的理論，但把問題絕對化和擴大化也是不正確的。

將國際上反對修正主義，與國內批判”修正主義聯系起來，作為社會主義社會階級鬥爭的根源來加以認識，則進一步發展了”左”的錯誤。不幸的是，由於一系列複雜的政治、思想原因，60年代的中國把反修防修緊密結合起來，發展成一種互動關係，鑄成錯誤。從蘇聯”變修”的所謂教訓和誇大國內存在的階級鬥爭，提出”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使共產黨的注意力和矛頭，越來越集中到自己內部甚至黨的領導機關。毛澤東反覆強調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義”，最終提出要”識破”正睡在我們身旁的”赫魯曉夫那樣人物”，使後來出現了”文革” 那種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