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批判導致 領導人撤職

毛澤東是中國偉人，抵抗外侮，平定內亂，建立新中國，但對他在文化大革命的錯誤決策，後人必須引以為鑒，不能盲目掩蓋或辯護。對的錯不了，錯的也對不了，歷史必須尊重事實。作為偉人，毛澤東完全有能力去承擔歷史責任，為自己的政黨改正錯誤，走出文革陰影。烏雲始終不能永遠擋住太陽的光輝，但毛澤東同陳伯達等人1965年底在杭州的談話，認為”海瑞罷官”是為彭德懷翻案，揭開文革陰暗面。談話傳開以後，批判調門提高，範圍迅速擴大，許多學者、作家心情緊張，惶惶不安。《紅旗》雜誌編委關鋒、戚本禹寫了批判文章，由彭真召開文革五人小組會議，把批判控制在學術層面來討論。

五人小組定出提綱，不贊成把批判變成嚴重的政治批判，要實事求是，以理服人，不能像學閥一樣武斷，以勢壓人。有不同意見可保留，以後繼續討論。報送毛澤東和中央政治局其他常委，經討論，予以認可。彭真、陸定一、康生等到武漢向毛澤東匯報，也沒有表示反對。中央發文件要求各級黨委”照此執行”。江青等人對此極為不滿，不久即圍繞”二月提綱”開始一場新的、更為嚴重的鬥爭，將意識形態領域和文教部門擴大到政治和對高級領導機關的鬥爭，指他們包庇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曉夫”。江青把《海瑞罷官》的批判，變成了與”中央出修正主義”聯係起來。

1966年2月2日至20日，江青在國防部長林彪的支持下，在上海召開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指責文化部不貫徹她文藝工作的意見，不支持她搞京劇革命，專了她的政，要解放軍支持她。解放軍總政文化部向黨委匯報會議起草的紀要，引起江青不滿，派陳伯達、張春橋參與修改。修改後，提出了”文藝界被一條與毛主席思想相對立的反黨、反社會主義黑線專了我們的政”，號召要進行一場文化大革命，徹底搞掉這條黑線。這個紀要全盤否定了建國17年文藝工作的成績，進而否定一些領導人提供的理論依據。江青與林彪相互勾結、相互利用，在領導層展開奪權活動，指中宣部是閻王殿。

1966年3月28-30日，毛澤東在上海連續找康生、江青、張春橋等談話，嚴厲指責”二月提綱”是錯誤的，扣押左派稿件，包庇反共知識份子，不分是非。康生傳達了毛澤東三月的談話，關鋒、戚本禹發表了一批殺氣騰騰、羅織罪狀的文章，把這場”革命”轉向政治。楊尚昆因職責範圍內整理文件的工作，被誣陷為竊聽和把內部資料給人抄錄。林彪和妻子葉群會同吳法憲、李作鵬親筆向毛澤東寫幾份材料誣告羅瑞卿要奪取軍權。不是中央委員的葉群在中央委員會議中誣告羅瑞卿要搶林彪的班，導致了彭羅陸楊被撤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