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的導火線

經過全國人民的共同努力，國家克服了嚴重的經濟困難，完成了調整工作，從1966年開始執行第三個五年計劃。人民群眾滿懷信心，準備為實現四個現代化而工作時發生了”文化大革命”。此時，亞、非、拉國家民族鬥爭和武裝革命風起雲湧，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學生運動、反戰運動、民權運動日益高漲，左翼思潮在不少國家得到發展。越戰升級，中美處於對抗狀態，中蘇處於意識形態的激烈爭論中，中國與周邊一些國家也處於緊張狀態。這些情況都影響著國家領導人對整個世界形勢的觀察和估計。毛澤東認為，世界上絕大多數共產黨變成了修正主義，中國也面臨著復辟的現實危險。

毛澤東之所以採取”文化大革命”這種極端形式，是因為過去幾年的農村意識形態領域的批判，都已不能解決問題，只有採取斷然措施，公開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才能揭露黨內和國家生活中的陰暗面，把所謂走資派篡奪了的權力奪回來，才能“避免出修正主義”和”防止資本主義復辟。新中國成立後，由於歷史的原因，國家領導體制高度集中，個人崇拜現象滋長起來，使黨和國家都難於防止”文化大革命的發動和發展。文革不是任何意義上的革命或社會進步，而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利用，使國家陷入嚴重挫折和損失，給人民帶來痛苦和社會主義遭到挫折的浩劫。

國家在文化大革命艱難時刻，廣大幹部和人民也以各種形式抵制，但始終控制不了他的發展。國家雖然受到巨大損失，但廣大的科學工作者，抵住困難，為國家在尖端科學技術取得了發展，中國人民解放軍仍然英勇地保衛著國家的安全。這些成就與”文化大革命”無關，也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假如沒有”文化大革命”，中國的社會主義事業會取得更大的成就。毛澤東出於對”修正主義”的憂慮，於1966年10月開始文革，迅速從文化、教育領域及黨政機關擴展到工礦企業和廣大農村。導火線由批判歷史劇展開。

江青當時擔任毛澤東秘書，認為《海瑞罷官》存在嚴重的政治錯誤，多次向毛澤東說該劇在為彭德懷翻案。毛澤東初時雖不同意，但後來被說服了。江青到上海和上海市委書記張春橋，由寫作組姚文元執筆，除毛澤東外，背著政治局常委秘密進行。這篇文章刊登後，在學術界普遍引起反感。許多著名學者斥責姚文元陷人於不義，表示如果整吳含，所有知識份子都會寒心。中央曾有過規定，對知名人物的批判要經過批准。彭真當時為北京市市長，對副市長的文章被批判感到極不正常。姚文元的文章在十天內，北京和全國報刊未作轉載，毛澤東認為彭真是吳合後台，針插不入，由此引起了反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