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辦托拉斯以改革管理體制

在調整的三年中，國家進行了某些經濟制改革的探索。較為突出的就是在工業交通部門試辦托拉斯，對勞動制度、教育制度進行改革，目的就為按經濟管理的原則來管理經濟。50年代中期，國家基本在模仿蘇聯高度集中的計劃體制造成統得過死，行政對經濟生活干預過多等弊端。劉少奇曾說過，”如果我們經濟不如資本主義靈活多樣，而只是呆板的計劃性，那還有什麼社會主義優越性呢？”國家決心在管理體制上來一個改革，以更節約、快速地對企業進行綜合經營和利用。只要所有制明確，托拉斯是一個好的制度。

計劃體制的弊端在經濟調整中充份暴露出來，劉少奇叫工業部門負責人對體制問題要好好研究，認為黨委和政府要超脫一點，要有全局觀點，只管計劃、平衡、仲裁、監督、思想工作。生產由公司、工廠去經營。他提出”資本主理企業的經驗，特別搞壟斷企業的經驗要學習，組織全國的專業總公司，可以試試看。”毛澤東肯定了劉少奇試辦托拉斯的意見。1964年7月，經反覆調研，8月17日，國務院批轉了試辦工交企業托拉斯的報告。按照中央的安排，工業交通先後試辦了12個托拉斯，此後有六個省也試辦11個。

托拉斯的試辦，改變了過去以廠礦為單位的獨立核算、分散經營的辦法，把全行業聯合成一個統一的經濟組織。以前的部、廳、局，變成管理行政機關成了經營管理單位。經過一年的試辦，以托拉斯形式的工業管理體制便顯出一些優勢，有利於全國戰略佈局和專業化協作，對全行業的企業進行合理的調整。例如，醫葯企業在全國有297家，經調整，關、停、轉生產重複，質量低下的工廠114個，精簡職工4700人，但產量卻提高了29%，發揮了經濟效益，集中技術力量把科研和生產相結合，統管了產、供、銷。

中央要求把眼光放大一點，要解決內部外部的矛盾問題，處理好地方和中央利益的矛盾，搞一個共同遵守的托拉斯章程。中央希望以此為契機，逐步解決經濟體制中權力過於集中、行政干預過多等問題。從社會主義實踐歷程看，是對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一種探索。但是不久發生了文化大革命，中斷了這種有益的嘗試，使剛剛打開的一個改革經濟體制的突破口，又關閉上了。當時國家還進行了教育和就業制度改革，全國推行固定工和臨時工並行的勞動制度，試驗半工半讀制度，激發了群眾勞動和學習的積極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