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擴大到經濟領域的總結

周思來於1966年9月8日主持制定了《關於抓革命、促生產的通知》，毛澤東批示以中共中央名義下發，要求工農業和科研及經濟工作不能因文革停產。周恩來一再強調，一定要抓革命、促生產。可是10月後批判開始擴展到經濟領域，嚴重干擾國民經濟的正常運行。11月初，上海一些工廠造反派籌建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簡稱”工總司”。中共市委根據周恩來和陶鑄以及中央不成立跨行業工人組織的規定，沒有承認”工總司”。11月10日王洪文組織2000人上京請願，煽動工人臥軌，製造安亭事件，獲張春橋支持。不久，毛澤東同意了張春橋的處理意見，開了工人串連造反，停產鬧革命的先例。

毛澤東不是不要生產，而是主張通過革命去促進生產，但事與願違，對生產造成嚴重破壞。中共黨內高層對企業如何進行文化大革命一直存在嚴重分歧，安亭事件後，釀成一場激烈的鬥爭。為此，周恩來召開工業交通座談會。會上，陶鑄、谷牧、余秋里對企業受到衝擊深感憂慮，紛紛批評中央文革小組，贊同周恩來運動只能在業餘時間和黨委領導下進行，與會領導對社會動亂和中央文革小組提出的主張激烈反駁，說到最後都站起來，群情洶湧。然而這些意見在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組的干預下被壓制下去。工交座談會後，中央文革小組的極左觀點被確立，經濟工作的正常運作已經十分困難。

這場運動的目的引起在外串連的幹部群眾和紅衛兵的懷疑，對所見所聞的混亂局面感到困惑。有人在街頭貼出大字報，”向中央文革質疑”和”向江青同志質疑”。一些工礦企業老員工和勞動模範及幹部自發組織起來，抵制擾亂生產秩序的造反行為。11月13日和29日，中央軍委在幾位副主席陳毅、葉劍英、徐向前在北京工人體育場召開十萬人大會，批評文化大革命以來的極端做法。他們對打擊面太寬、太大表示擔憂，呼籲解放軍不能亂。可是下久卻被江青指責為”鎮壓群眾，並作為”十一月黑風”加以批判。

到1966年底，經過七個月的發動，文化大革命終於難以阻擋，破壞性極大的運動隨之發展。毛澤東作為中共領袖和新中國締造者，對鞏固艱難建立起來的政權關注，高度警惕資本主義復辟和防止修正主義，一直得到全黨和全國人民的支持。但他在人民掌權的情況下用天下大亂去達成天下大治的方式，嚴重脫離了中國的實際 。他把不同意見，特別對社會主義建設的不同意見作為走資派和修正主義來批判和打倒，顯然出現迷誤。毛澤東在建設新中國和社會主義中享有崇高威望，然而日益發展起來的專斷和個人崇拜使抵制他的左傾錯誤非常困難。在林彪、江青、康生等野心家的利用下，災難終難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