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視察談話和”右傾翻案”

1967年7月至8月，毛澤東到比較混亂的中南地區了解”文化大革命”的情況，沿途發表了一些談話，對某些極端的做法加以限制，使局面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他指出，”文化大革命形勢大好不是小好，認為有些地方好像很亂，其實是亂了敵人，鍛煉了群眾，但他強調工人階級內部沒有根本利害衝突，不應勢不兩立，應該實現革命大聯合。同時，他要求正確對待幹部，指出：”絕大多數的幹部都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極少數”，”要擴大教育面，縮小打擊面”。毛澤東糾正了一些”左”的措施，制止宣傳”揪軍內一小撮”的做法，提出要警惕極左的行為的”黑手”和”反革命，同意周恩來盡快穩定局勢的意見。

10月7日，中央把毛澤東視察期間的部份談話轉發，表示明年春天，”文革要結束，接著召開九大，把老同志都解脫出來”。他還列舉了鄧小平、烏蘭夫、賀龍等人。他重申，文化大革命明年春結束，不再搞了。中央連續發佈不准搶奪解放軍武器的規定，維護社會治安和社會生活秩序，並採取措施保護外國使館和僑民安全。根據毛澤東要教育、解放幹部的意見，中央分期、分批辦了學習班，讓一批幹部恢復工作，在輿論上也加強了正確對待幹部的宣傳。此時期，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關鋒、戚本禹等被隔離審查。

以上指示和措施盡管沒有觸動”文化大革命”的指導思想，但對穩定局勢有一定意義。全面奪權，引發天下大亂和武鬥，激起人民群眾的強烈不滿。一旦極左份子受到批評和約束，廣大人民和幹部對造反派、中央文革小組產生懷疑和不滿。1967年底和1968年初，上海某些群眾張貼懷疑和批判江青、張春橋和造反派的大字報。1968年2月中旬，外交部司局級91名幹部聯名為陳毅翻案，要求陳毅回部工作。國防科委也發生兩派激烈爭論，提出”擁護以聶榮臻同志為核心的國防科委的正確領導”。這類情況不斷發生，引發中央文革小組一班人的恐慌和仇視。

3月中旬，江青在多處場合宣稱：目前全國有一股右傾翻案風。張春橋說，上海右的東西出來了；王洪文說，社會上刮起了一陣右傾翻案風；康生說，當前的危機是右傾翻案風，報上把毛澤東的一段話重複刊登：”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實質上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政治大革命”。這個論斷一下子肯定了”文化大革命的意義，反擊右傾翻案風隨之而起。林彪、江青等人製造楊成武三人事件，一方面為排斥異己，鞏固本集團勢力，另方面把矛頭指向陳毅、聶榮臻、葉劍英等人，使文革再次產生反覆。

青少年要懂得什麼是違法犯罪

青少年要懂得什麼叫違法犯罪，不弄清這個問題，就容易給人唆擺，掉落犯罪陷阱。戴耀廷叫你去違法佔中，美國政府把他看成是爭取民主的行為，對中央政府來說卻是擾亂香港社會穩定的行為；美國人佔領華爾街，中國政府看成是美國人民反對華爾街霸權的一種鬥爭，而美國政府卻出動武力鎮壓，把佔領者拘捕，繩之以法。所以不同國家，不同階級的人會有不同的看法，而各國又會有不同的規定。中國把法輪功定性為邪教，而美國卻把他當寶，利用來作顏色革命的一粒棋子擾亂中國。立場不同就會看法不同。

香港是中國領土，實行基本法，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是首要關注的。破壞香港建設，擾亂社會秩序，侵犯市民利益、人身安全和權利的事都屬違法。佔中霸路嚴重侵犯了全社會的利益，既是破壞社會秩序，也是侵犯了全體市民使用道路的權利，間接破壞了香港法治之區的聲譽，也給香港經濟造成了直接的損失。這都是我們劃分什麼是犯罪，什麼不是犯罪的基本依據。犯罪是指人的一種行為，而不是人的思想，也就是說看一個人是否違反刑法，看他有什麼行為，而不是有什麼思想。人的行為往往是思想的表現。

因此，人如把思想變成能夠影響社會行動的文字和言論，去影響他人產生行動，對社會造成破壞，本身就不只是單純的個人思想了，而屬煽動他人從事違法行動的組織者和鼓動者。戴耀廷和黎智英等一類擾亂香港社會秩序的人鼓動人佔中，而且已造成事實，屬對社會犯下嚴重罪行。政府到現在尚未起訴，在社會有很大異議。思想如果不通過行動，不對社會造成損害，當然不用法律追究。例如一個會計想貪污一筆財物，他對一個朋友說了出來，但並沒有實行，顯然沒有觸犯刑律。對這種人必須進行教育加以防犯。

犯罪是危害社會的行為，一旦做出來了，不管結果如何，都必須受法律制裁。例如一個人拿刀殺人，給被殺者把刀奪下，避過災難，這個人雖沒有殺了人，但也難逃殺人罪罰。犯罪是應當受到懲罰的行為，有警告、開除、罰款、拘留、監禁等處罰。根據國家規定，以教育為主，打擊為輔的方法，對不需要判處刑罰的，酌情予以訓誡或責令悔過。青少年懂得什麼是違法犯罪，知道犯罪的界限也就不會去做犯罪份子。法律保護兒童，對壞人利用青少年無知去犯法特別警惕。青少年有了法律知識就可自己保護自己。

“三支兩軍”和武漢720事件

全面奪權使各黨組織和政府失去應有權威，難以工作。這種失控亂局是毛澤東始料不及的。在無政府狀態下，既要實現奪權，又必須制止武鬥，維持起碼生產和社會秩序，於是毛澤東決定派軍隊全面介入地方工作。毛澤東指示軍隊積極支持左派的奪權鬥爭，批示大學、中學、小學高年級生實行軍訓，實現”復課鬧革命”。周恩來提議對廣東、雲南、江蘇實行軍訓，得到毛澤東批准。周恩來在軍隊軍以上幹部會議上講話，宣佈陷於癱瘓、半癱瘓的位，被壞人篡奪了領導權的單位、邊防和機密要害部門實行軍管。

據此，大批解放軍指戰員投入”三支兩軍”，直接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奪權鬥爭，並且承擔起地方工農業生產的任務。”三支兩軍”的首要問題是支左，但誰是左派，解放軍對地方不熟悉，長期受傳統教育，使他們難以認同文化大革命中的種種極端行為，受到中央文革小組的批評，使支左一開始就陷入深刻的矛盾之中。”三支兩軍”工作至1972年結束，參與的部隊達280萬人次。解放軍部隊和指戰員，在”文化大革命”最混亂、最複雜的情況下維護了社會的穩定，減少人民生命財產的損失，在可能的範圍內減輕了損失。

按照毛澤東的設想，上海一月奪權後，文革應可進入掃尾階段。然而，動亂既起，一時誰都難以駕馳。各地形成相互對立的派別組織，各自都以派別的觀點和利益對中央指示各取所需，各行其是。在權這個問題上各不相讓，甚至還動用了槍炮。毛澤東後來說這是全面內戰。各派各自選擇領導，實行大聯合和奪權、掌權。有的剛被這一派結合，片刻之間又被另一派打倒。7月間謝富治和王力代表中央文革小組抵達武漢，違背周恩來指示，支持一派打一派，激化矛盾，被不同派別群眾帶走，形成聲勢浩大的”720事件”。

本來這是群眾對中央文革小組製造社會動亂不滿的示威，林彪、江青等人無中生有編造武漢發生反革命暴亂的謠言，要揪出和打倒軍中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林彪和江青以兵變罪名加在徐向前和徐東海等老一輩革命家和軍隊領導身上，進行迫害。江青還贊成用文”攻武圍”，叫造反派不要放下武器。上海造反派頭頭王洪文在江青支持下攻打上海柴油機廠，打傷、關押數百人。康生一手煽動寧夏青銅峽流血事件，傷亡230餘人。北京在陳伯達、康生等領導下，把劉少奇、鄧小平、陶鑄夫婦拉出批鬥，肆意侮辱。謝富治、王力把公、檢、法和外交搞到一塌糊塗，給國家聲譽造成了很大的損失。

青少年應成為遵守基本法的模範

一國兩制的基本法是全國人民的共識，受國家憲法保護，得到世界大多數國家的認同，對香港目前來說，是最好的政治安排，對繁榮穩定是最大的保障。學校應對學生進行教育，讓青少年成為守法的先鋒。基本法是國家憲法的延伸，性質、地位為一般法律的關係所決定，同時它也是統治階級和人民意志的表現。一般法律如果不符合憲法，或與憲法相抵觸，就必須修改或廢除。憲法和基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校長必須成為基本法的推行者，使學生成為守法的公民。老師也責無旁貸，為學生前途督導學生守法。

學習基本法，有助青少年認清香港社會的本質，進一步了解香港在一國兩制的安排下的優越性。基本法反映了包括香港居民在內的全國人民的意志和根本利益，是動員和組織香港市民建設家園的有力工具。任何人以任何手段破壞香港經濟建設，都與基本法精神不相容。基本法規定香港有言論出版自由，但不是愛說什麼就說什麼，而是要在基本法規定的範圍內進行。這是全國共識。法國”人權宣言”規定：”各個公民都有言論、著述和出版自由，但在法律所規定的情況下，應對濫用此項自由負責任。”自由也有界限。

濫用是要負責的，而且解釋權在全國人大手中。這和全世界的情況都一樣，不是香港反對派或戴耀廷那樣的無政府主義者宣傳的那種歪理，毒害香港青少年，讓他們墮入違法的陷阱。學校必須教導青少年分辨真偽，學習遵守基本法的意義，認識自己對國家和社會的責任，自覺地投身到服務社會的隊伍中來，成為良好公民。人是有奮鬥目標的，沒有目標就失去前進方向和動力。青少年應有振興中華的志向，努力學習，樹立崇高的志願。學好基本法，作為自己的行為準則，履行公民義務，必能成為對香港有用的人才。

遵守基本法是一個公民必須履行的義務，不講義務只講權利，就是不講民主，不要紀律。所謂民主自由不是反對派所表現的那樣，想做什麼就做什麼。自由是做法律所許可的一切事情的權利。如果一個公民做了法律所禁止的事情，他就不再有自由了。學習基本法可使青少年正確認識和履行民主和自由的權利。青少年應該認識到那些損人利己、無組織紀律、無政府主義的行為，是違反憲法和基本法的，絕不能聽信反對派胡作非為的言論。學校有責任教育學生成為遵守基本法的模範，使青少年具有高尚的品德。

中央領導層反動亂

文革中全面奪權，引發全國大動亂。1967年1月4日，中央文革小組陳伯達、康生、江青捏造罪名，宣佈中央政治局常委，文革小組顧問陶鑄為”中國最大的保皇派”，突然將他打倒。他擔任中央文革小組顧問，對一些極端行為進行抵制，陳伯達指他為劉鄧路線的忠實執行者。毛澤東曾批評一個常委打倒另一個常委是不正常現象，但還是認可了這個結果。中央文革小組的陳伯達、康生、江青等人在政治上握有超乎尋常的特殊權力。中央文革小組王任重和軍中的劉志堅、蕭華等也先後被林彪、江青、陳伯達打倒。

1月6日，清華大學”井崗山兵團”將王光美從中南海騙出來，押到學校批鬥，經周恩來干預，王光美被放回。13日，毛澤東單獨約見劉少奇，劉少奇表示願意承擔文革中所犯錯誤的責任，希望把廣大幹部解放出來，使黨少受損失，自己辭去領導職務，以便盡早結束文化大革命。1月中旬北京發生紅衛兵包圍衝擊中南海事件，要批鬥住在中南海內的劉少奇、鄧小平、陶鑄等領導人。周恩來夜以繼日堅守在中南海，反覆批評和勸阻紅衛兵的極端行動。他將中央機關和地方首長安排在中南海內保護起來，也關心黨外人士。

無法無天的造反、奪權使領導幹部受到殘酷迫害，而且在全國引發無數武鬥和流血衝突。全國黨政機關和城鎮居民生活秩序被打亂，引發嚴重的全國動蕩局面。動亂的急劇蔓延，引起老一輩革命家的嚴重關注。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一場與中央文革的尖銳衝突一觸即發。1月19日、20日，在北京京西賓館的碰頭會上，江青、康生、陳伯達指軍隊不能搞特殊化，一定要和社會一起搞運動，被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三位軍委副主席堅決反對。他們一致認為軍隊是國家柱石，軍隊不能亂，三人拍台而起怒斥江青。

1月22日毛澤東贊同軍隊應保持穩定，徐向前要求制定穩定軍隊的文件，獲葉劍英、周恩來等同意，由毛澤東批准下達。然而這個文件已無法扭轉天下大亂的局面。2月上旬，在中南海懷仁堂再次爆發了老一輩革命家揭露和抨擊中央文革小組亂軍亂黨的鬥爭。毛澤東嚴厲的批評了陳伯達和江青。聶榮臻也說，殘酷迫害老幹部就是不按好心。會上，陳毅、李先念、余秋里等作了措詞尖銳的發言。在江青的策劃下，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搶先向毛澤東匯報懷仁堂會議，指他們否定文化大革命，使局面出現逆轉。此時中央文革小組取代了中央政治局，給陰謀份子有機可乘，被提拔到重要崗位去。

青少年必須學點法律

香港”黃雨傘動亂”，由戴耀廷宣傳違法佔中開始，一大批青少年受無政府主義的思想影響很深，個別人走上了違法犯罪的道路。香港媒體中的”黃雨傘”傳媒人，加以渲染，甚至以肯定的口吻去助長違法行為。美國的輿論工具更把黃之鋒一類人列為英雄，在香港青少年中造成了是非不分，成了社會秩序的破壞者。這種情況至今流毒未散，給社會造成很大傷害。據此，政府必須依法從嚴從快懲處重大現行刑事犯罪份子，另一方面要刻不容緩地進行綜合治理，特別要加強對廣大青少年的教育和引導工作，予以糾正。

政府必須讓市民看到法律的權威性和威力，既要懲辦犯罪份子，又要積極把違法犯罪現象消滅在萌芽狀態。學校要關心學生成長，糾正反對派在社會發出的錯誤號，在課堂或早課講解法律常識，通過法律知識的傳播，使廣大青少年獲得遵紀守法的教育。青少年懂得什麼是法律，為什麼要守法，從而分清什麼是合法與非法、違法與犯罪的界限。懂得犯罪是對社會造成嚴重危害的違法行為，必會受到刑律處罰，就能使青少年認識到犯罪的卑鄙可恥，達到厭惡和痛恨犯罪行為，達成預防和減少青少年墮入法網的目的。

學校和老師必須關心學生的健康成長。在佔中期間有些校長和教師曾借民主之名教學生不守法，還有些老師還帶同十四、五歲學生去佔中，對青少年成長造成的壞影響無法彌補。政府教育部門應切實做好補救工作，防止教育者以違法言論去影響學生，使他們去紀法，造成終生的遺憾。學校給學生傳授法律知識，是防止”黃雨傘”教師繼續毒害學生的措施。學習法律知識除了讓學生了解法律的概念，樹立法制觀念外，幫助青少年養成遵紀守法的習慣，懂得抵制不法份子，自覺維護社會秩序。學校有責無旁貸的義務。

法治是社會精神文明的基石，把法律觀念灌輸到千萬個青少年心靈，是教育工作者神聖的職責。這項任務光榮而偉大，讓戴耀廷和梁家傑等反對派造成的法治破壞獲得修補和糾正。佔中給香港青少年造成的思想混亂和法律虛無主義非常嚴重，流毒和影響至今尚未徹底肅清。學校和政府必須堅持正面教育，拿出具體事例循循善誘，防止訓斥挖苦或冷落疏遠。不正確的方法會傷害青少年自尊心，給其心靈帶來創傷。社會必須以國家民族大義來教育青少年，讓他們樹立為社會建功立業的遠大理想，為香港未來作出貢獻。

全面奪權 天下大亂

1967年初，上海造反派的”一月奪權”，導致全國性的全面奪權。在江青、康生等人的把持下，對劉少奇的”審查報告”，造成了中共黨史罕見的冤案。1966年11月初，王洪文等人籌劃成立”工總司”，”集中目標攻上海市委”。1967年1月4日，張春橋、姚文元，以中央文革小組名義回上海，要”工總司”奪取上海市委領導權，發出通令公開宣佈上海市委、市政府停止辦公，由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操縱。毛澤東高度評價上海”一月奪權”。1月1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發出賀電肯定。

2月5日，在張春橋等人的指使下，成立了”上海人民公社”。北京造反派也成立了”北京革命造反公社”。不久毛澤東對張春橋、姚文元說：還是不要改名，不要叫公社，現在的臨時機構叫革命委員會好。2月23日，上海人民公社改名為上海市革命委員會。此後經奪權產生各級政權和政府事業單位乃至企業領導機構均統一定名為革命委員會。”一月奪權”拉開了全國範圍”打倒一切”、”全面奪權的序幕。參加奪權的成份越來越複雜，內部矛盾越來越尖銳。隨著全面奪權，無政府主義急劇膨脹，全國動亂迅速升級。

各地成立革命委員會，《人民日報》很快予以報導，發表社論讚揚。五花八門的造反組織爭相佔領報社，衝擊電台，為所欲為，發生激烈衝突。按毛澤東的意見，中央在奪權中要實現”大聯合”，要正確對待幹部，但在如此嚴重的動亂局面，指示很難起到多少作用。許多地方的奪權，實際上造反派之間的”搶權”和”爭權”，造成了各派之間的武鬥，打、砸、搶、抄、抓，橫行無忌。全國各地小山頭迭起，派別林立，出現無政府主義狂潮和混亂。領導機關和各級組織普遍陷於癱瘓，領導幹部被揪鬥，黨紀國法全部失效。

一些野心份子、冒險家、投機份子及社會渣滓，趁機不受約束，濫施破壞。這些人成為林彪、江青等野心家製造動亂所依靠的社會基礎。許多原本出於對毛澤東信賴被捲入運動的人，並不贊成無情打擊，經不同途徑覺醒，紛紛離開造反派，變成”逍遙派”，有些人甚至為此付出了代價。各地出現反覆奪權多次的情況，對生活造成嚴重的破壞和損失。許多黨內資深領導都失去了發言權，雖然周恩來尚在位，但他力挽狂瀾，能起的作用也很有限。張春橋提出文革就是要奪權，所有的權都要奪，使理性的主張處於被壓制的地位。

中國道路與香港

新中國走過了艱辛的六十多年，建成了社會主義國家，歷經了”大躍進”、”文化大革命”、”六四動亂”等你死我活的鬥爭，終於找到了自己的道路。建國前三十年是自我鞏固，改變著社會經濟結構，後三十多年是自我完善，走向世界，以全新的面貌，重登世界經濟舞台。中國有五千年歷史，新中國歷史卻只有約67年。近一百多年在打破舊觀念、舊體制的過程中，又要趕走列強對中國的侵略。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人，可說是立下了豐功偉績。雖然毛澤東也犯過錯誤，但他畢竟帶領中國走上了自強不息的道路。

中國道路走了六十多年，從孫中山開始的制度改革，在毛澤東手上逐步得到實現，在後三十多年的成就，完全超出了中國人自己的想像，迅速地坐上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寶座。這除了中國人的努力外，與國家政策的正確引導有關。中國政治體制給國家的發展帶來的好處，沒有人可以否認。中國式的協商制度，用中國社會科學院歐洲所所長黃平的話來說，就是無需像美國那樣等四年總統大選後才去改變。中國可以隨時聽意見，隨時調整。這種中國式的民主，事實上是中國制度的優越性，也是中國模式和中國思維。

有人會指這是造成中國不穩定的因素。人們可以有自己的意見，但對於不利於中國發展的事我們要那麼穩定幹什麼？該變的就變，一本通書讀到老有什麼好處。這是中國人的智慧。眼看香港都快沉船了，還對港獨和分裂份子文質彬彬，那不是加速香港的覆滅嗎？不過國家要做最有利於中華民族振興的事，用黃平的話來說就是在利益方面如何向民眾普及，讓民眾都享受到發展的紅利。盡管，每人所得多少會有不同，但基本上大家都會有所得。作為政府，平衡各種利益，調整政策，讓大多數人在國家的發展中受惠。

中國現在正以中華民族大度的面貌面對世界，不以掠奪作為國家發展戰略，而以合作共贏，共建美好世界。國家”一帶一路”戰略步署，肯定會給世界新秩序產生作用，也會給香港發展帶來巨大商機。最近我和香港一些企業和商人溝通，看到他們都在佈局之中，未來十年必有大成。中國在社會制度和哲學思維上給世界提供了另一個緯度的思考，對和諧的世界必有貢獻，但對於看到中國崛起而急了眼的霸權主義者，正是他們要擾亂中國的原因。中國不會因他們而不前進，也不會為香港給他們擾亂而亂了方寸走錯路。

如何看待零星騷擾事件

黃絲”雨傘革命”運動由反對派策動，基本已失敗告終，國家也有了結論，認為是在折騰香港，破壞社會秩序和經濟發展。那些借本土企圖鬧獨立的組織也被判死刑，處於等死狀態。現在社會上還有零星騷擾事件，那只是臨死前的掙扎，有如死雞撐飯蓋，沒有什麼可怕。讓香港以平靜心，把他們送走，拋到歷史垃圾堆裡去。本土港獨不成氣候，我們只要以開玩笑的心態對待他們，讓他們平靜地死去。過去黃絲文人為擾亂社會的人歌功頌德，現在也感沒趣，漸漸不再狂熱。人終歸要回復理性，不能抱著怨恨去見上帝。

文人歌頌在街頭講粗口罵警的老師，你認為合理性的嗎？人家出來維持秩序，處理法輪功在繁忙街頭阻礙交通，有問題嗎？身為老師，為違法者出頭，這在社會傳達一種什麼信息？黃絲文人為其歌功頌德，是非曲直給不同政見蒙蔽，還能算是正常人嗎？法輪功被中國定性為邪教，自有其原因，你同情法輪功，也不能因政治原因說講粗口罵警就是對。法輪功是宗教組織，把宗教和政治結合，把人變得神不神鬼不鬼，被國家定性為邪教，在理、在法都可講得通。上帝救人靈魂，法輪功要天”滅中共”，你說邪不邪？

香港警方必須嚴格執法，取締一切未經許可，在街頭胡亂擺攤的行為。街頭藝人和小販都要受到管制，擾亂思想，宣揚仇恨和分裂的人更應受到管制。社會不對這種人進行管理，社會秩序必受衝擊。市民當然討厭，敢怒不敢言，但警察必須執法，法官必須依法處理，不能因為是政治事件，就雙重標準處理。政見不同也要守法，不守法或法官以雙重標準處理，不但是知法犯法，而且是在破壞香港法律。律政司和市民有權為此提出異議，而不是蔑視法庭。人必自侮，然後人才侮之。做法官公正嚴明，誰會去批評他？

街頭事件，警察必須發揮大作用，大膽執法，維護法紀。香港市民會支持嚴明執法的警隊。警察不能為市民的安寧做應做的事，法官不依法審案，只顧睇政治面色，這種法官根本不稱職，該撤就得撤。這是律政司的職責所在，必須撥亂反正。現在是調整香港管治的最佳時機，應該讓市民清楚明白守法的重要性。管你是議員、平民，管你是政黨領袖還是黨員，管你是報館老闆還是記者，在香港都沒有特權，也沒有免死金牌。犯法就是犯法，沒有因你有言論自由就可有亂說話的權利。法律就是法律，沒有特權。

黃絲運動興起和沒落

全國人大通過決議，讓香港2017可以由普選產生特首，反對派政黨知道由香港各界組成的提名委員會，給逢中必反的反對派出選機會很微，於是說普選是假普選。從而由民主黨李柱銘和公民黨幕後策劃，以香港大學作為基地，煽動學生搞佔領中環、核爆中環運動，以擾亂社會為代價，企圖讓有利於反對派的方法出台。結果違反基本法的方法遭到否決，於是由港大公民黨的陳文敏，指使戴耀廷宣揚違法佔中，揭開黃絲帶運動，佔領金鐘要道，截斷交通，包圍政府總部，抄查政府進入總部的車輛，做出無法無天的事。

經過79天的佔領，政治黑金被用於佔領行動，後在政府嚴格的監控和市民強大的壓力下，政治黑金受到控制，以致反對派彈盡糧絕，佔領行動草草收場。接踵而來的就是”鳩嗚”行動，由台獨份子支持的反共小團伙出擊，給小商人做成滋擾。這個運動初期獲得一些市民支持，主要原因大家都有一種民主要求，要普選特首，但忽然有人散播謠言和指人大批准的普選，不符國際標準，是假普選，有些市民信以為真，以為中央在香港要實行假普選。一些學生更被愚弄，不少市民也弄不清是非真假，被捲入佔領行動之中。

隨著運動深入發展，社會展開大辯論，網上各種意見紛陳，人們逐步認識到國際上對普選並沒有一個標準，英美各國都各行其是，中國提出符合基本法的普選並沒有違反普選的基本準則。政府也採取了最大的容忍度使大家清醒評估當前形勢，香港必須恢復法治，以法律來規範政治訴求和行為。至此，黃絲運動開始曲終人散，黯然落幕。在此期間，香港出現了藍絲團體，支持警察執法，恢復社會秩序。佔領期間，傳媒中的黃絲文人起了極壞作用，為黃絲運動的發展和思想混亂製造了基礎，誤導全香港讀者和民眾。

追求民主和政治自由是香港大多數市民心中的響往，但什麼是民主和政治自由的真諦，香港人卻在傳媒的錯誤引導下，進入迷區。有人把反中央、反共和不認中國人作為追求民主和政治自由的方法，完全背離了國家憲法和一國之內的政治民主範圍。追求政治民主，與分裂祖國和港獨不能相提並論。要求普選，而又把普選分真假，製造出子虛烏有的”國際標準”騙人，結果騙子被逮住，發現”國際標準並不存在。人大的普選規定合理合法，但卻被反對派否決。反對派折騰了香港，失去了2017普選的機會。只好等下屆了。

文革擴大到經濟領域的總結

周思來於1966年9月8日主持制定了《關於抓革命、促生產的通知》，毛澤東批示以中共中央名義下發，要求工農業和科研及經濟工作不能因文革停產。周恩來一再強調，一定要抓革命、促生產。可是10月後批判開始擴展到經濟領域，嚴重干擾國民經濟的正常運行。11月初，上海一些工廠造反派籌建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簡稱”工總司”。中共市委根據周恩來和陶鑄以及中央不成立跨行業工人組織的規定，沒有承認”工總司”。11月10日王洪文組織2000人上京請願，煽動工人臥軌，製造安亭事件，獲張春橋支持。不久，毛澤東同意了張春橋的處理意見，開了工人串連造反，停產鬧革命的先例。

毛澤東不是不要生產，而是主張通過革命去促進生產，但事與願違，對生產造成嚴重破壞。中共黨內高層對企業如何進行文化大革命一直存在嚴重分歧，安亭事件後，釀成一場激烈的鬥爭。為此，周恩來召開工業交通座談會。會上，陶鑄、谷牧、余秋里對企業受到衝擊深感憂慮，紛紛批評中央文革小組，贊同周恩來運動只能在業餘時間和黨委領導下進行，與會領導對社會動亂和中央文革小組提出的主張激烈反駁，說到最後都站起來，群情洶湧。然而這些意見在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組的干預下被壓制下去。工交座談會後，中央文革小組的極左觀點被確立，經濟工作的正常運作已經十分困難。

這場運動的目的引起在外串連的幹部群眾和紅衛兵的懷疑，對所見所聞的混亂局面感到困惑。有人在街頭貼出大字報，”向中央文革質疑”和”向江青同志質疑”。一些工礦企業老員工和勞動模範及幹部自發組織起來，抵制擾亂生產秩序的造反行為。11月13日和29日，中央軍委在幾位副主席陳毅、葉劍英、徐向前在北京工人體育場召開十萬人大會，批評文化大革命以來的極端做法。他們對打擊面太寬、太大表示擔憂，呼籲解放軍不能亂。可是下久卻被江青指責為”鎮壓群眾，並作為”十一月黑風”加以批判。

到1966年底，經過七個月的發動，文化大革命終於難以阻擋，破壞性極大的運動隨之發展。毛澤東作為中共領袖和新中國締造者，對鞏固艱難建立起來的政權關注，高度警惕資本主義復辟和防止修正主義，一直得到全黨和全國人民的支持。但他在人民掌權的情況下用天下大亂去達成天下大治的方式，嚴重脫離了中國的實際 。他把不同意見，特別對社會主義建設的不同意見作為走資派和修正主義來批判和打倒，顯然出現迷誤。毛澤東在建設新中國和社會主義中享有崇高威望，然而日益發展起來的專斷和個人崇拜使抵制他的左傾錯誤非常困難。在林彪、江青、康生等野心家的利用下，災難終難避免。

紅衛兵大串連和惡果

八屆十一中全會結束，在毛澤東支持下紅衛兵運動席捲全國。毛澤東支持紅衛兵運動，為消除文革阻力，也考慮防止和平演變，使美國國務卿寄望中國下一代演變的預言難以實現。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身穿綠軍裝，佩戴”紅衛兵”袖章，向手持《毛主席語錄》和高唱《造反有理》的紅衛兵揮手致意，表示支持。北京學生率先衝出校門，上街破四舊。他們出於對毛澤東和共產黨的熱愛和對革命理想的追求，投入造反行列。他們幼稚狂熱，單純又盲從，沒受基本法制教育和法律意識，在”造反有理”的號召下，以簡單、粗暴、橫蠻的行動打擊他們認定的”牛鬼蛇神”，為街道、商店、醫院易名。

出身成份不好的學生被迫害，街頭巷尾發生抄家、打人、砸文物、剪長髮等嚴重違法行為。破”四舊”行動，得到林彪和中央文革小費肯定和讚賞。紅衛兵運動迅速蔓延到全國各地，很多遺存千百年的文物、古蹟遭到破壞，造成空前浩劫。很多享有很高名望的民主黨派領導人和宗教界人士的住所被抄掠。中央發出組織外地師生來京參觀文化大革命的通知。從8月18日到11月，毛澤東共計8次接見來自各地的紅衛兵，人數達1100萬，使個人崇拜，懷疑一切，炮打一切的左傾思潮泛濫。周恩來、陶鑄等努力把運動納入黨組織領導，要求紅衛兵注意政策，不搞武鬥，不影響生產。

毛澤東在8月29日主持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時強調，”文化大革命發展到社會上鬥批改，要文鬥，不要武鬥。”周恩來經毛澤東批准，明確提出工農業生產堅持黨的領導，堅守崗位，完成生產，紅衛兵不要到工廠農村串連。但林彪為消除中高層對文化大革命的阻力，對劉少奇、鄧小平發動無限上綱的批判，向持有抵觸情緒的領導幹部施壓，號召踢開黨委鬧革命，促使無政府主義思潮泛濫。陳伯達、林彪宣稱革命運動是合理的，並指名攻擊劉少奇、鄧小平。劉、鄧被迫作出書面檢查。毛澤東對兩人的檢查表示認可，說他們犯錯有原因，不要把批劉大字報貼到街上。毛澤東當時估計文革可很快結束。

群眾一經發動，時間、範圍和方法難以控制。林彪、陳伯達批劉、鄧講話被大量印發，更多造反派加入，成份越來越複雜。被工作組抑制的造反派頭頭，成為造反組織負責人。對社會現狀不滿，對幹部官僚作風和特殊化、對工作狀況和待遇不滿的人和臨時工以為加入造反組織，可轉正和提高待遇，甚至在反右傾中受過批判的人借造反要求平反。文革前累積下來的矛盾，畸形地爆發出來。江青陳伯達授意北京大學聶元梓貼鄧小平大字報，讓中央到地方黨委癱瘓。康生誣陷劉少奇，大批領導幹部受屈，身陷囹圄。

2047的高齡老人

2047年反對派中很多人都會成為高齡老人。30年後，李柱銘、陳方安生、黎智英、陳日君，不蒙主寵召，不患上上老人癡呆症，不吊著尿袋做人，也是如植物人那樣，木口木面。我不是在詛咒他們，但他們在香港宣揚分離、自決、港獨、毒害年青一代的行為必遭全港市民唾罵。陳方安生搞”2020”不成，敗退龜縮，反對派中人決定重整旗鼓，搞出個2047，給反對派新生代搭建舞台，讓他們去搗亂。當然很多人都會在2047回歸上帝懷抱，不能像看”2020”摺旗收攤那樣握手稱慶，但2047必有高齡老人見證2047歷史。

2047年是香港回歸祖國50周年紀念。現在很多剛退休不久的人，知道過去的香港發展歷史，對反對派胡作非為的行為，反對最烈。他們站在社會最前線，保護下一代，希望藉著自己的聲音，消除反對派鬧分裂給香港造成的傷害，挽救年青人墮入叛國深淵。保衛香港成為這一代人的任務。到2047，那些現在5、60歲的人將成高齡老人。他們都想養好身體，放長雙眼，看反對派的結局。全中國和全世界華人現在更關心的是中國提出的雙百計劃，而不是2047，而是2021和2049。這是中國兩大重要紀念的日子。

2021是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紀念日，習近平在幾代領導人的努力下決心帶領中國人民進入小康社會，讓大家過上快樂、舒心的日子。2049則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00周年紀念，中國將成世界第一強國。作為中國人都為此而努力，祝願祖國繁榮倡盛。我有很多朋友為看到這些日子的到來而鍛練身體，希望自己能活到99，能見證國家無數喜人的成就。我以前認為人如能活到88歲，人生無憾了。但現在看來不成為高齡老人或長壽老人會死不瞑目。活到99能看到國家100周年紀念的人，必能看到香港回歸50周年。

我們為能看到中國”雙百”的人祝賀，也為他們健康長壽而高興。我們為他們熱愛國家，為民族振興而操勞的精神慶賀。中國近一百多年為國家克服內憂外患，在此我們對為國家振興而奮鬥、而獻出生命的人表示感激之情。沒有他們的努力和奉獻，中國走不到這一步。他們的精神必須獲得傳揚，這是中華民族能生生不息的原因。從林則除開始，到近代以詹天祐、錢學森等為代表的傑出人物都為中華民族振興作出貢獻。中國共產黨更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領導國家崛起。在迎接雙百時，我們必須紀念這些優秀的兒女。

天下大亂和”十六條”出台

文化大革命中工作組處理亂鬥的辦法，得到多數群眾的支持，卻加劇了同造反派的對立。劉少奇、鄧小平等中央領導人同中央文革小組之間的分歧日趨尖銳。在陳伯達、江青、康生等的挑動下，學生轟走工作組事件不斷增多。中央文革小組建議全國大中學校、機關單位成立文化革命小組。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中，有人提出撤消工作組，遭到劉少奇和鄧小平等多數人的反對，陳伯達等人的意見被否決。7月18日，毛澤東從武漢回到北京，聽了康生、陳伯達等人的匯報，對運動進展表示不滿，說”不要工作組，要由革命師生自己革命，成立革命委員會。”他指工作組阻礙運動。

在這種情況下，鄧小平、周恩來、劉少奇對中央派工作組一事承擔了責任，撤出工作組。這使文化大革命進一步削弱了黨對運動的領導，導致全國出現”天下大亂”的局面。中央一些主要領導人和廣大師生、教師對這場運動不理解，對混亂局面的憂慮不斷增加。毛澤東認為，要破除阻力，才能使這場運動深入、廣泛展開，需要對”文化大革命”進一步發動。1966年8月1日，毛澤東主持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原定為期五天。會議開始後改變議程，會期延長為12天。會議印發了毛澤東給清華附中紅衛兵的覆信和革命造反的大字報。學生自發集會，成立了全國第一個”紅衛兵”組織。

清華附中的大字報聲稱”革命就是造反，毛澤東思想的靈魂就是造反”，”不造反就是百份之一百的修正主義”，”我們要把火藥味搞得濃濃的”，”來一場大搏鬥、大廝殺”，把舊世界打個翻天覆地”。毛澤東讚揚這些大字報，要求大家對類似的大字報要給予支持。在以後兩天的會議中，中央各部委及省委領導人紛紛檢討自己跟不上形勢，”犯了方向路線錯誤”，流露出對運動的困惑和對動亂局面的不安。8月7日，會議印發了毛澤東所寫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指責工作組壓制不同意見，滅無產階級志氣。此後，會議指向中央主持日常工作劉少奇和鄧小平。最後林彪被召回來，發表殺氣騰騰講話。

林彪說，”這次要罷一批人的官”，”組織上有個全面的調整。”十六條”指出，”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要大鳴大放，不怕出亂子”。根據毛澤東提議，全會臨時改組中央領導機構，政治局常委由7人擴大為11人，排名依次為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陶鑄、陳伯達、鄧小平、康生、劉少奇、朱德、李富春、陳雲。林彪躍居第二位，原來主持中央一線工作的領導集體不復存在。中央領導層對如此重大的變動感到震驚。毛澤東被稱為天才地發展了馬克斯主義，使”左”的錯誤佔了主導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