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被分成單位制,每個個體都服從於組織體系中政治權力而生活。從衣食住行到生老病死都由單位包辦。中國共產黨建國後的實踐就是借這一總體性的制度框架,實現了對社會成員的動員,按照自己對共產主義理想社會的藍圖,對社會進行改造和整合。兩千多年傳統社會結構和封建科層體制被徹底改變。社會重建方案由單位社會所取代。武裝革命勝利,中國共產黨擁有的巨大威望,讓重建社會的精神和方式在革命後仍然延續,具有理由和實踐空間。
20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社會動員能力空前絕後。民族解放運動的慣性、國際形勢賦於的壓力、毛澤東崇高的威望和中央集權體制,都使之成為可能。舊中國散慢無組織狀態,人們思想千差萬別,在建國後內憂外患的社會緊急狀態下,單靠國家或行政體系的力量有限,只有通過社會總動員去積極控制危機。在當時弱肉強食的國際現境下,中國要生存下去,必須對社會進行重組,把民眾凝聚成一個整體。通過動員,中國整合成具高度動員能力的國家。
通過這一種政治性目標的建構,以革命精神和集體主義倫理,把廣大民眾動員起來,整合到建設共產主義社會的理想中去。社會充斥著浪漫主義和激情,並對社會生活全面滲透和控制。社會成員成為國家的附屬,國家職能全面放大。社會生活呈現政治化和行政化特徵,個人不能獨立於政府和政治的社會團體。由於動員者掌握重要的稀缺資源,動員運動得以順利開展。那時諸如經濟生產、婚姻、教育、擇偶,都受到國家政治邏輯現在看來"非理性"的強大影響。
1949-1978年的30年內,國家不僅成了生產資料的壟斷者,也是生活資料的發放者,乃至權力和威望的配置者。改革開放前社會分化程度低和緩慢,具較高的同質性,政治、意識形態、經濟重合為一,高度集中。國家具很強的動員與組織能力,但社會結構僵硬凝滯、單一。所有社會組織不管行政、事業或經濟、政治,均由政府控制和管理。社會成員在一種光榮的階級意識和自豪感激勵下,很多優秀社會成員服從國家安排,不辭勞苦,投身到建設中去。
像錢學森這樣國際級優秀人才,在為國家效勞的革命浪漫和熱情中回到中國。千千萬萬人投身到建設新中國的拼搏中,為國家建立了功勛,創造出兩彈一星,打好強國基礎,為今天的騰飛做好了物質準備。我太太在國內出生,11歲加入跳水隊,一不為名,二不為利,只為國家的榮譽,於70年代獲得了全國冠軍,什麼利益也沒有得到,但她認為這是一種光榮。80年代,我只好代國家把自己打包,變成獎品給她送去。這也應算是我為國捐軀的"高尚情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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