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與農民革命

中國歷史上出現了無數次揭竿而起的農民革命，但大部份都以失敗告終，唯獨毛澤東和彭湃領導的農民運動卻最終奪得了政權，建立了現代化的中國。要研究中國社會變遷，必須對中國的土地與農民革命有一個基本的認識。電影”1942”描寫的是河南大災荒和日軍入侵，國民政府應對這兩群人的史實，但更重要的是道出了生活在最底層農民的苦況。孫中山說:”若能將平均地權做到，那麼社會革命己成七八分了。”他還提出”耕者有其田”的思想。

孫中山看到蘇俄政府將全國田地分給農民，讓耕者有其田，但為了避免大地主”再來革命”，”生出大反動力”，他主張”要聯絡全體農民來同政府合作，慢慢商量來解決農民同地主的辦法。”正因此，國民政府在土地改革上”不敢開罪於巨室”，使土地問題積重難返。農民面對種種自然和社會壓力，災荒與饑饉，連綿不斷的戰爭及伴隨而來的兵差、攤派與征發等繁重的苛捐雜稅，土匪的迫害，造成了農民的貧困和農村生產力的衰敗。農民失去了生產的動力和興趣。

國民政府的統治重心在城市，不重視農村，土地革命受到黨內利益群體及地主階層的反對，”平均地權”的主張成了一句空口號。在馬克思和列寧對於農民的評價中認為，無產階級政黨不與農民運動建立一定的關係，不實際援助農民運動，要在落後國家裡贏得政權就是空想。1919年李大釗就指出，”中國是一個農國，大多數的勞工階級就是那些農民。”中國共產黨在成立後明確指出，”中國三萬萬的農民，乃是革命運動中的最大要素。”革命要成功必須依靠農民。

中國共產黨以城市暴動奪取政權的道路屢遭挫折，在大革命失敗以後，開始獨立領導武裝鬥爭，在1930年代中期前後將革命重心轉移到農村。在極其險惡和艱苦的環境下，政黨和紅軍要生存下來必須深入農村，與農民結合。毛澤東、彭湃等領導人，敏銳地發現農民革命的潛能，施以適當的方式，將他們參與社會管理的熱情引導到無產階級革道路上去，形成了近代以來農民運動的高潮。他們實施限租減租、荒年免租、取締高利貸等政策，獲得農民的擁護。

中國共產黨在農村中作為外來意識形態和組織體制，在擴充組織的過程中，借助中國傳統各類社會關係，通過農民的家屬、親友、近鄰建起了人際網絡。這些外來的知識份子，深深介入農民的日常生活，提供各種服務，促進了農民的組織化。彭湃在海陸豐，他首先轉換了裝束和說話方式，通過相熟的村民介紹進入群眾之中，教孩子唱歌、聽留聲機和演木偶戲，將農民吸引到農協，為他們免費醫療，進行仲裁調解婚姻、債務和土地糾紛，把農民組織起來。

為了保衛農民各種己經獲得的權利，農協紛紛建立自己的農民自衛軍，在共產黨的政治指導下作出了奪取政權的武裝嘗試。當時美國駐華官員約翰‧謝偉思認為，”中國共產黨軍隊的快速發展，如果沒有活動地區人民的支持是不可能的。中國共產黨人的政策和方法具有民主性質。”中國共產黨從滿足農民現實利益入手，進而順應社會需要，不斷調整不同時期的歷史任務和行動戰略，為民主革命提供了堅實的合法性基礎。軍隊由黨指揮的傳統就由此時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