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識形態分歧和國共爭鬥

抗日戰爭勝利結束，中華民族在百餘年來第一次獲得了反侵略戰爭的勝利，並在抗戰期間以英、美廢除強加於中國的不平等條約為先導，中國加入了聯合國任常任理事國。百年積弱的中國一夜之間一躍而成為世界"五強"之一。國民黨的威望突然高漲，但不久光環迅速消失，甚至喪失政權。作為國家的執政黨，在政治、經濟和社會上一系列無能表現，使其喪失了作為執政黨的合法性。知識階層，希望通過聯合政府來限制其權力，但它卻要維持一黨專政。

與共產黨最大的分別，就在於當時的國民黨不能整合國家的大多數人的共識，作風霸道，對公教人員刻薄，政府官員貪污作弊，種種的刁難使工商界人物怨氣衝天。同時財政金融失策，物價暴漲，城鄉居民怨聲載道，人人離心。而那時共產黨站在人民立場，利用經濟上的貧富對立和政府偏袒富裕階級的弱點，動員社會大多數貧窮的人，取而代之。國共兩黨各有政治主張，作為民族主義政黨他們有共性，但在社會改造的路上，卻有著本質上的差別。

意識形態是維護和開發政權合法性的基礎，對社會的整合與動員有重要的角色。國民黨秉承孫中山民族、民主、民生原則，由蔣介石基於"國民革命不變之原則"，強調了其唯一性和統治地位。但"三民主義"並非嚴格意義上的意識形態理論，孫中山死後，黨內派系林立，各派別為了自身的利益，各有各解釋，喪失了意識形態所必須具備的嚴肅性和內涵的規定性。當時，國民黨排斥異己，喪失凝聚力和控制力，逐步走向沒落，日益與社會民眾的需求相脫節。

此時，共產黨在意識形態上卻日趨成熟，組織形式採納了列寧的建黨原則，意識形態上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形成了強大的組織結構和動員能力。延安整風後，破除了主義的教條化，與中國本土的實踐進行了創造性的結合，抓住時代特性，體現了當時人民的現實需求。"新民主主義社會"的建國方案，要組織聯合政府，建設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富強的新國家，召開國民代表大會，涵蓋各黨派，為結朿國民黨一黨專政，形成廣泛的社會動員和整合力。

國共當時基本上勢均力敵，中間勢力為開明知識份子組成，主張和平民主建國。中間勢力成為一塊舉足輕重的砝碼。誰爭取到這個盟友，誰就佔了道義的制高點。共產黨知道僅依靠工人和農民力量是不夠的，必須取得中間勢力尤其是民主知識份子的支持。 共產黨突出對民主政治的訴求來與國民黨的專政與獨裁相區別，逐步引導中間勢力轉向革命。中間派主要希望將西方政治制度移植到中國，但他們不瞭解國情，與基層民眾想法脫節，經過共產黨的引導，瞭解社會的運作邏輯，整合了政見，歷史性地選擇了與共產黨多黨合作的政治體制。

由於國民黨遠離民眾生活需要而進行制度建構，最終喪失了優勢地位。共產黨則制定靈活的策略，把"階級鬥爭"的矛頭指向"惡霸"和稅收人員，調動了城鄉人民的革命熱情。共產黨進行土地改革，掃除文盲，解放婦女，把治理國家無能而腐敗的國民黨比下去。解放戰爭，城鄉人民熱烈送子女參軍，為奪取政權打下了基礎。革命文化和信念，主導了中國建國頭30年的社會發展，也同時制約了新生國家的建設。因此總結歷史，作出適時的調整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