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自由與群眾路線

五四前後，中國人心目中的西方文明，以民主科學為標誌。新文化運動就是要喚起民眾，讓他們參與到社會新秩序的構建中。中國的知識份子打著啟蒙的旗幟，宣揚民主與科學，尋找適合中國社會的救亡道路，或激進或漸進，提出各式各樣的政治主張。清末立憲派的失敗，辛亥革命的不成功，人們意識到革命要成功，必須要有一個強而有力的政黨來推行思想主張，不能只停留在期盼和憧憬上。中國共產黨人意識到這一點，於1921年建黨進行革命。

康有為曾以上下關係的調和去適應現代民主政治；梁啟超提出民權思想為中國救亡以自強；孫中山則以民主制度去奠定國家的政治制度。可是在政治實踐中，這些主張對民主的傳播有一定的意義，但伴隨而來的卻是黨派林立，黨爭不休，原則模糊，唯利是趨，300多個政團因人而黨，政見雷同，弊端顯現。政黨政治的失敗，讓人開始反思中國的民主道路，使資產階級民主思想遭到質疑。陳獨秀、李大釗等早期馬克思主義者，開始探索無產階級民主之路。

陳獨秀等人把階級鬥爭看做受壓迫者翻身求解放，實現平等新社會的手段。李大釗在俄國十月革命後提出”統制一切之權力，全收於民眾之手”。在政治上，他們要求普選，在經濟上要求分配平均，教育上要求平等機會。毛澤東對社會進行調查後說，中國缺少的東西很多，但主要的就是獨立和民主。中國的知識份子對資產階級民主產生質疑，從而選擇了馬克思主義。早期中國學習西方，可西方卻”打破了中國人學西方的迷夢，….老師老是侵略學生。”

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全面入侵中國，中華民族處於生死關頭。抗戰要勝利不僅取決於軍事，還取決於民主與集權的政治。只有促進黨派間的合作，破除一黨專政，才能擺脫日本帝國主義的壓迫，實現民族獨立和解放。當時國民黨一黨專政，阻礙思想自由，違背平等原則，人民失卻自主動力，國家因之衰落，社會凝滯。1939年和1943年兩次憲政運動由中間黨派民主知識份子主導的民主立憲，打破國民黨一黨專政的立憲，獲得共產黨的支持，但都流產。

中國共產黨選擇了走武裝鬥爭的道路，在全國各也建立紅色政權，實行民主選舉，賦予廣大群眾更廣泛的民主權利，保障農民的經濟權利，解放婦女，實行八小時工作權和監督生產的權利。延安時期創建的人民民主政治體制，改變了國民黨獨裁政體，加強與各階層及民主黨派的合作，獲得各民主黨派和民主知識份子的贊賞。毛澤東對黃炎培說，”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延安民主政權的建設贏得了知識份子的認同和贊許，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多黨合作的聯合政府，獲得了各民主黨派的擁護。

毛澤東致力於創立全新的政治秩序，傳播民主自由的理念，滿足了知識份子的思想願望，吸引了無數知識份子加入建設社會新秩序的革命中來。中國共產黨按國情通過社會關係和組織，發展地下黨，在城鄉宣傳和組織，培養對共產黨的向心力。各級黨組織執行”勤業、勤學、勤交友”政策，以職業掩護身份，依托社會關係組織和動員產業工人。共產黨的群眾路線，運用傳統風俗道德、社會關係資源，對關係進行重構和身份認同，完成了社會權力的構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