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華人的生活狀況

人之中有上中下的生存狀態，全世界皆然，中國是這種情況，美國是這種情況，生活在美國的華人也是這種情況。世界難有絕對平均的生存狀態，不管你是那一國公民，或那一個人種。人的才能和機遇，以及個人的奮鬥歷程都是生活發生變化的動因。這次在美國看到一些親友的生活狀態，深感中國移民對美國的貢獻令人感到高興和安慰。我外甥女在港大讀完第一年，往美國繼續學業，以全美最好成績入職美國其中一家大會計師樓，只用很短時間就統領美國其他外國同事，然後再成為有三千博士公司的二把手。

我大外甥到美國留學，姐夫給他買了機票及交給他第一年的學費，他靠做餐館企堂完成學業入銀行工作，後發起一班朋友成立了一家華人的銀行並擔任總裁。我的表弟則畢業後在IBM工作，中國改革開放後派駐香港，後娶了上海姑娘做妻子，也很能幹，到了美國開了製衣廠，後來又做房地產。他們培養出來的下一代也長大成人，八面玲瓏，發展越來越好。中國人在美國就是靠智慧和勤奮在逐步冒起，為美國的發展不可謂貢獻不多。中國移民在美國每年都有，中美關係密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已密不可分。

我的親友遍佈美國各州，各有所長，各有成就，他們已成美國機體中的一部份，也是中華民族分佈在世界的一份子，對世界做著貢獻。華人的上一代全部都退休，我到華人社區早上的早操場地，看到他們一群群的聚在一起打太極、跳舞、練各種拳，做完早操就相約食早餐，非常親密。他們中臥虎藏龍，有的是中國武術三屆冠軍，有的在美國任過科學家及工程師，當然當中也有做非常一般工作的人，但子女都已成才，不是博士就是工程師，成就都令父母感到安慰。總之這些華人令我作為中國人為中華民族感到驕傲。

當然在華人中也有人生活得很不如意，但個人的命運和機遇千差萬別，可是一定要記住我們是龍的傳人，我們遍佈世界的傳統不會斷。那裡有人就有中國人，為人類和世界做出貢獻。寫到這裡接到三藩市一位從香港移民來這裡開印刷廠朋友的電話，他說他生活在美國會全力支持美國的發展，但他不會忘記自己的根，如美國搞香港，他會很不開心。他還告訴我，他有一位來自大陸讀完大學移民到美國工作的友人告訴他說，他不明白自己來了美國這麼久為何還這麼愛國。這種感情就是中華民族振興的力量所在。中國人努力奮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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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能否救美國

每次來美國必去J.C. Penney百貨公司逛逛，這次一來就聽說140間店要關門，六千員工面臨職位的滅失。紐約時報和CNN對特朗普不懷好意，一味反對，特朗普也以開非正式記者會之機不邀請他們回敬，正式學會了中國的有來無往非禮也的祖訓。美國進入了中國時代2.0版本，中國則進入”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的東海和南海戰略，抗拒日本和美國的搞局。世界在互相學習中進步，美國也想學中國的管治模式，對佻皮搗蛋的傢伙，不與理會，讓他們自生自滅。要想國家強盛，就要走自己的路，不要跟著搗亂份子起舞。

香港何嘗不一樣？要想香港好，又想討好搗亂份子，那就難有令人滿意的成果。特朗普要將外國移民數量減少一半，他實際不是不歡迎移民，他的原意是要高質素和有錢的移民。這樣的措施一下子就把一心來拿福利的外國移民排除在外，讓外國移民對美國可以發揮即時的效益。這是歷屆總統都做不到的，他即時做到了。他的動作雖然有點誇張，在墨西哥邊境建萬里長城，宣佈一些國家的移民不受歡迎等，但也表達了維護美國利益的決心。不管你是不是贊成他的做法，他做到了，也獲得不少美國人的支持和認同。

特朗普不會脫離美國要稱霸世界的想法，還把中國作為假想敵，要壓倒中國，但中國何嘗不歡迎美國與我們競爭，在競爭中互相學習，互相促進，共同進步。美國想同中國做生意，賺中國人的錢，中國是採取開放態度的，中國的商人不會是省油的燈，我們的商業奇才絕不會吃虧，一定會全力以赴，最終達致合作雙贏的局面。美國想壓倒中國，中國的商人何嘗不想壓倒美國，特朗普想為美國商人建立爭勝的平台，獅子大開口，中國人是理解的。美國要開天殺價，中國人落地還錢，我們的潮州和溫州商人怎會不明白。

特朗普肯定不會為日本向中國開戰，也不會為菲律賓和越南去打中國，他只是想把這些國家作為籌碼，向中國討到最有利的談判地位。中國的外交實力和人才絕非等閒之輩，你有過牆梯，我有張良計，菲律賓新總統一上任，即改變立場，不做美國籌碼，要做中國投資的商業伙伴，越南對來自中國的投資者非常歡迎，也歡迎美國企業到來發展。特朗普能不能救美國，我們還需時間觀察，但他的路走對了，只是等待美國人願不願意刻苦耐勞像中國人那樣爭氣。可是中國人能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我有百份百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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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需要法治

法律就是管治的工具，沒有法律，有法不依，沒有人去執法，香港就會陷入無政府狀態。香港有人說美國有人反特朗普，甚至說加州要獨立，但我們看到警察堅決執法，對加州搞事者拳打腳踢，棍棒齊下，社會立即恢復秩序，更不用說獨立了。今天下機，看到洛杉磯太平盛世，沒有了暴亂的情況，靠的就是執法的警察。沒有警察的嚴厲執法，那些作亂的人那有那麼容易平復下來，恢復社會秩序。香港有法律卻執法不嚴，被黃色革命份子利用所謂人權，把警察手腳綁住，自然要豺狼當道，讓反中亂港份子失控。

把執法的警員送入監獄，顯搗亂份子的威風，歪風自然不會散去。香港的律政司必須糾正錯誤，釋放被判刑的七警，才能讓警察在日後的暴亂中更加威猛，在數小時內平定亂局。執法不嚴，姐手姐腳，有如繡花，暴亂份子怎會善罷甘休。在暴亂中只有雷厲風行的作風，來如閃電去如風，暴徒才會震懾於一支有戰鬥力的部隊。處理暴亂，不同於處理一般的群眾事件，不能以軟弱無力的態度去示弱，不能把警察用來作暴民的出氣袋，而是一支能平亂的戰鬥隊伍。香港警察雖然無需像美國那樣強悍，但要勇武有效。

美國人可以反特朗普，但不能擾亂社會秩序。不守秩序就”無面俾”，必被警察棍打腳踢，看你還敢不敢擾亂社會秩序。香港真要想平安無事，就得嚴厲執法，給警察足夠權力處理暴亂事件。警察是用來服務市民，不是用來做暴民的出氣袋。不接受勸喻，不聽指揮的人群必須採取武力驅散。對於氣焰特別囂張的搗亂份子，應給以合適的懲戒，讓他們知所收斂。不給暴亂份子以教訓，只會助長歪風邪氣，絕不會使香港年青人變得守規矩。香港嚴正執法，才能使想作亂的人不敢打壞主意，不能做出傷害香港的事。

特朗普上台在真正改變美國，使社會上很多要糊弄政府的人感到不舒服，不自在。以前由於醫療由政府埋單，醫生病人及利益集團不管有沒有需要，大量派藥，造成巨大浪費。特朗普一聲令下，醫療秩序得到整頓，醫療機構不敢亂花錢，醫生不敢亂開藥方，病人也不能無償取藥，讓醫療費立即降低。特朗普只上台一個多月，立竿見影，全憑他敢講、敢做的作風。敢講、敢管就會見效，大家都想做好人，結果遭怏的就是國家。香港也必須出一個敢講、敢管的特首。如果人人不作為，大家都裝老好人，香港有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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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俊華狀態大勇

昨天，曾俊華為競選特首之位搶先入閘，狀態大勇，可衝向閘門之時差點扑低。緊跟其後的胡國興，也宣佈獲得156張提名票入閘，長毛因無人問津，黯然退選，成曇花一現之象，得晱笑。這邊廂，林鄭得最少400張提名票仍按兵不動，葉劉則沉著迎戰，堅持到底，等待選委作最後決定，等籌夠150張提名票入閘參加辯論。曾俊華以財爺之身以為可獲商界大多數票，現在只獲得自由黨田北俊為他數的三票和少量游離票，其餘超過八成來自反對派用來搞局的反對票。估計，曾俊華最終會因得票不足300而落敗。

葉劉如無意外，應有機會入閘辯論，估計最終得票會比胡官高，但都會落落大方含笑離開賽場。林鄭將成今屆特首選舉的票后，摘得桂冠，登上特首寶座。林鄭將成第一任女特首，讓美國總統競選大為失色，歷200多年未能出一女總統，香港只用不到20年就出了一位女特首。林鄭和葉劉都是香港愛國同胞心目中的特首，兩人處事和施政風格各異，但都是愛國同胞和中央認可的人。她們不會拿原則作交易，也不會和魔鬼做買賣。只有脊樑挺得直，有擔當和有骨氣的中國人才能承擔起中華民族復與大業的工作。

特首以發展香港、建設香港、管治香港為己任，必須擺脫西方反華勢力的影響，讓香港回到中國人的手上，真正成為祖國的一顆明珠，在東方之珠發出光芒。西方反華勢力在香港豢養一批人擾亂香港秩序，使經濟衰敗和沒落，以遏制中國向上發展的勢頭。可是中華兒女始終有民族氣節高強的人，在特首競選的辯論中自會看到這種精神的顯揚。香港是中國的特區，不是西方反華勢力的反華基地，一切要壓倒民族自由解放的勢力必將被打敗。兩位女將對兩位腰骨有點軟的男士，在愛國的選委中女士將佔極大的優勢。

我是男性，沒有男女偏見，我只看他們能否站在民族立場，有沒有愛國心，是不是真想為香港同胞服務。中央對特首的要求就是擁護基本法，有能力為香港市民服務，愛國立場堅定，獲得香港愛國同胞的支持和擁護。曾俊華雖然率先入閘，但在辯論中看他是否能符合以上標準，是否能獲得選委的信任？每一場比賽，率先跑出的人都不一定勝出，原因就是不懂留力，去得太盡，元氣耗盡，到未段就死不斷氣。有人想賴中央支持林鄭，不支持鬍鬚曾，其實中央只是理解愛國同胞的想法，去實現人民心中的盼望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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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統戰

中國共產黨有一偉大的理論發明就是統一戰線，是共產黨的專利，是中國人民用以抵抗日本侵略者，解放全中國，團結全世界華人的有力武器。中共的這一有力武器還在應用，歷久常新，為中華民族復興，在世界崛起而發揮作用。統戰是為了和平，為了國家的繁榮富強，為了團結全世界華人為中華民族復興而共同奮鬥。中國共產黨從來沒有向漢奸走狗搞過統戰，更不會和擾亂香港的漢奸談統一戰線。今天漢奸報紙蘋果日報要向中共乞求去統戰他們，我感到這些人有些神經錯亂。中共沒有向漢奸談統戰的傳統。

在歷史上，中共只有懲奸的傳統，沒有與漢奸搞統戰的做法。對漢奸只有往死裡打，才能讓民族氣節得到顯揚。對不明真相的市民進行教育，辨明是非，才能讓人民分清敵我，一致對外，建成統一戰線，抗擊西方反華勢力擾亂香港社會秩序，核爆中環金融中心的險惡目的。香港的統戰工作是為了粉碎西方毒害下一代，毀滅香港前途的陰謀，驅逐反華勢力出香港，贏得中華民族復興的勝利實現。黎智英不在中共統戰的名單之內，戴耀庭、李柱銘等與民為敵，也早已失去被統戰的資格，釘在了漢奸的恥辱名單中。

與中國13億多人民為敵，人民以他們為恥，不會去團結他們，只會把他們消滅。對於被利用、被蒙蔽、被欺騙的群眾，國家和人民則全力挽救，讓他們明白搭錯賊船，走錯路的情況，讓他們認清形勢，改過自新，為民立功。這是中共統戰，統一全中國，團結全世界華人最有力的武器。要統一台灣，需要統戰手段，爭取台灣開明人士的理解和支持，讓他們為中華民族的統一做出貢獻。統戰不會與李登輝、陳水扁、蔡英文去談統戰，只會與台灣的開明人士談中華民族的利益所在，摒棄台獨錯誤主張，統一國家。

在香港，中共也不會與港獨和顏色革命份子談統戰，只會對部份被利用，誤上賊船的人曉以大義，讓他們洗新革面，重新做人。年青人走錯路，除了給予批評，也要給他們時間在生活中接受教訓。香港各大學均有誤入歧途的青年，但為數甚少，他們的偏激行為只有讓他們在生活中碰到頭破血流才能明白此路不通的道理。世界上有些人就是不撞南牆不會回頭，我們應給他們時間接受教訓，但政府和社會必須堅守底線，讓年青人知所悔悟，回頭是岸。對於判七警重刑，讓壞人逍遙法外，不是統戰手法，而是意圖亂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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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古史學開始人顧頡剛

顧頡剛(8.5.1893-25.12.1980)，原名顧誦坤，江蘇吳縣人，北京大學畢業後任教於母校、廈門大學、中山大學等校，並任北平研究院歷史組主任等職。他主編《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周刊》、《燕京學報》等。新中國成立後，他擔任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中國民間文學研究會副主席和全國政協和人大代表。他應毛澤東和周恩來邀請，從事負責校點《資治通鑒》和《二十四史》，為整理中華典籍作出重要貢獻，是現代古史辨學派創始人，提出”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學說，是中國歷史地理學和民俗學始祖。

顧頡剛一生著作甚豐，有《古史辨》、《漢代學術史料》、《兩漢州制考》等。顧頡剛去世後尚有數百萬文字的筆記未面世，在2005年初出版了《顧頡剛全集》。顧頡剛作為一個史學大家，主張用歷史演進的觀念和科學疑古的精神，吸收西方社會學、考古學等方法，研究中國的歷史和典籍。他運用辯證對比方法將傳說進行系統的考證，作為研究歷史的資料，進行分析、考證，作出盡可能科學的闡釋，揭開歷史研究的嶄新一頁。

顧頡剛對堯、舜、禹等傳說以疑古派的思想與研究方法，為歷史找尋證據。在治史過程中，他以很大的精力研究《尚書》，發現諸多問題，運用全面歷史、地理研究，搞清本質面目的歷史方法。顧頡剛的眼光和對古籍資料鑒別的真知灼見，給中國民間文藝研究以巨大影響。他勤奮治學50餘年，在晚年還定下出10種書的計劃。1980年，在他生命最後一年，還在病床上校閱《孟姜女故事研究集》重版校樣。她女兒想代他做筆錄被他拒絕，仍堅持要自己寫。他認為在學術發展上，自己必須比前人邁進一步。

顧頡剛是一個愛書之人，一生珍藏富五車，在1924年剛在北平時已有二萬餘冊圖書。他每得一孤本，必自定一目錄，並略為記敘。1949年初，顧頡剛贈給合眾圖書館的書，其中還包括了毛澤東贈與的《論持久戰》的簽名本。他一生節衣縮食，藏書極多, 一次搬家，蘇州上海兩地藏書就裝了225箱，約9萬冊，光整理就花去兩個多月時間，中科院為運書替他包了兩節火車。顧頡剛是大學問家，又是現代藏書大家。1980年他逝世前囑咐子女將藏書全部捐與歷史研究所時諄諄告誡：”藏書不分散，以便後人利用。”其子女依囑托，悉數捐給國家，展現了歷史大家的學翰素養，引起國內外普遍讚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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撥亂反正 堅定不移

香港要實行一國兩制，把世界金融中心建在香港為我所用，必須去殖民地化，把商業和 金融條例改得更符合現代運作的需要，把司法權和管治權完全掌握在人民手上。世界金 融界對香港法制有信心，是對香港自由的金融體系和中國的發展有信心。人們有信心的 是中國強勁的經濟發展動力，中國治國理念和對世界有承擔的共建、共享、共贏的理想 和行動。一帶一路的國策和亞投行以世界共創的大旗讓資本為世界所用，為資本發揮最 大效益，以達共贏的目的，正以雷霆萬鈞之勢，迎風破浪前進。香港是得天獨厚之地。

香港的未來地位重要，角色不可替代，英美各國反華勢力看在眼裡，妒忌之心如火燎 眉。中情局用顏色革命手段擾亂香港，企圖核爆中環，讓香港金融中心一朝喪失。可是 他們無法達成目標，耗盡數億錢財未能動香港一根毫毛。他們狗急跳牆，把他們潛伏在 司法界的特務暴露出來，以圖毀掉香港警隊維護一國兩制的意志。他們把顏色革命的搗 亂者說成是”誠實可信的證人”，把淋尿和氣焰囂張的公民黨黨徒、暴亂的小頭目定位為 市民，對警察懲戒暴徒囂張氣焰說成使用私刑，並判以重刑，企圖打擊警隊的士氣。

三萬多休班警員和退休警務人員湧到警察會所開會員大會，聲援被律政司告上法庭，並 被判以兩年重刑的警務人員。這起事件由公民黨中的暴徒曾健超，在公民黨黑衣人的指 使下捏造成用私刑打市民事件。公民黨的密友法官，道貌岸然，扮公正，把維護治安， 清除進攻政府總部的暴徒的警察送入監牢，而讓暴亂份子逍遙法外。這種極端錯誤的處 理方法，律政司必須馬上糾正。袁國強如有種必須站出來維護正義，不是要把對不公的 判決提出批評的市民控以藐視法庭罪。撥亂反正，釋放七警，糾正錯誤才是正路。

警察有不當行為，當然可以作為普通市民被告上法庭，但在暴亂之夜，警察執勤，如有 出錯，只能內部調查，如有人犯錯必須受犯律處分，不是把平亂的英雄當犯人送入監 牢，把暴徒視為”誠實可信的證人”，讓他繼續逍遙法外。這種司法界的錯亂是黑衣人和 假髮人的傑作，目的都為讓香港沉淪，黑白不分，是非不明，讓香港金融中心地位不 保。保衛香港運動遠沒有結束，督促政府有關官員撥亂反正要堅定不移。香港特首有不 可推卸的神聖職責，為七警討回公道，獲得釋放。要維護香港金融中心地位，必須嚴明 法紀，黑白分明，對搗亂份子施以嚴刑峻法，讓顏色革命份子不能越雷池一步。 http://nationyouth.blogspot.hk/

殷墟發掘大師傅斯年

傅斯年(26.3.1896-20.12.1950)，山東聊城人，1909年入讀於天津府立中學堂，1913年考入北京大學預科，1916年升入北京大學文科。新文化運動期間，他創辦《新潮》雜誌，宣傳科學和民主思想。1919年，他成為五四運動的學生的旗手，同年夏天，他先後考入倫敦大學研究院、柏林大學哲學研究院，留學七年，廣泛涉獵哲學、歷史學、政治學、物理學、化學、地質學等學科。1926年回國，傅斯年任廣州中山大學教授兼文學院院長和歷史系、中文系主任；1928年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1937年曾代兼中央研究院總幹事。抗日戰爭爆發，他主張抗戰，任西南聯大教授，抨擊貪官污吏。

傅斯年一直在學術和教育機構擔任要職，在歷史學、語言學、考古學及教學領域成就非凡。他為搶救和保護祖國傳統文化遺產，做出了積極貢獻，對教育方法和制度進行改革，使北京大學、台灣大學教育工作突飛猛進。作為社會活動家，他憂國憂民，投身抗日。他坦蕩正義，疾惡如仇，用大量擲地有聲的文章抨擊孔祥熙、宋子文等人的腐敗行為。抗戰勝利前夕，他以國民黨身份為國共合作斡旋。他著書70餘種，編為《傳孟真先生集》，被譽為學術界通才。傅斯年國學功底深厚，了解國學的弊病，理解白話文對國民的重要性。他在《新青年》發表文章，和北大同學創辦《新潮》做新文化運動的旗手。

抗戰勝利，國民政府任命的北大校長胡適在美未歸，傳斯年暫代，負責北大遷回北平復校工作。他對偽北大教職人員堅決不予錄用，他說，”專科以上學校，必須要在禮義廉恥四個字上，做一個不折不扣的榜樣，給學生們，下一代的青年看看。”北大有絕對自由，但他為了陶冶教育下一代，不聘請偽組織之人任教。在抗戰期間，在逃難的日子裡，他不遺餘力保存學術，培育下一代。1948年，傅斯年出任台灣大學校長，精心策劃，銳意革新，把混亂的台大整頓好，引入正軌。毛澤東在北大做圖書管理員時，兩人地位懸殊。1945年7月，傳斯年和黃炎培等七人到延安考察，與毛澤東談了整整一個晚上。

傅斯年為了對歷史進行研究，聘請陳寅恪、趙元任等一流學者15次到安陽殷墟進行大規模考古發掘，找到大批甲骨文和殷商文物，對古代中國文化的研究具有里程碑意義。故宮博物院中藏有大量明清檔案，很多人以為無用之物，打算付之一炬，而辛亥革命後日本一家公司立約買下，準備運回日本，傳斯年叫蔡元培代表政府出錢買回這批檔案，最終避過一劫。傅斯年終生與書為伴，學識淵博，與香港那批反西九故宮建設不學無術之輩真的不可同日而語。他一生以愛國氣節報國，以文人的正直守護國家，功德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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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勝出 七警有救

撥亂反正，勵精圖治，香港才能有救。警察被暴徒告上法庭，法官把搗亂份子說成是誠實可信的證人，這個法官就是在玩弄法律，欺騙世人，完全表現出支持顏色革命的立場，與警察是否犯法打人無關。昨晚警員集會，聲援同僚，期望他們上訴得值，無罪釋放，早日歸隊。有記者問大會組織者是否不相信法律，那個負責人巧妙地回應每一個人都要守法，暗示他們只是不相信那個判警員以重刑的英籍法官。這個法官紀了玩忽職守，玩弄法律的罪行，香港市民最終要與他算帳。他的惡行不是不報，只是時候未到。

香港的法律什麼時候有望撥亂反正，把黑衣人和假髮法官鏟除，要待國家安全法的基本法第23條法立好。黑衣人和假髮人為什麼這麼容怕23條立法，就因23條法立好，他們的飯碗就全部會被砸爛。香港正義和公正的律師將取代他們的職位，讓他們成為堆填區的垃圾。葉劉或林鄭做了特首必會把23條法律完完整整的做好，讓社會清新的氣象重新讓香港煥發出光彩。現在特首選舉在如火如荼地進行，林鄭勝出的局勢漸現，從民眾到中央都傳出正面的支持信息。林鄭的辦事能力有口皆碑，立法對她只是小菜一碟的事。

法律必須回到人民的手上，維護治安的警察必須回到警隊中去。只於做錯了事，打了該打的騷亂份子，教訓了口出狂言的暴徒，壓下他囂張狂妄的氣焰，如有錯誤，也只能回到警隊給予紀律處分，而不是把他們關進監牢，讓搗亂暴徒逍遙法外。這是法官判案犯了常識性的錯誤。相信這個法官不是不懂法，也不是法盲，而是屁股指揮腦袋，坐到了情局顏色革命的位置對保衛香港的警察進行有計劃的陷害。我們更相信，香港的司法制度必須回到人民手上，回歸正路，香港英殖民地餘孽才不能囂張肆瘧，為禍香港。

特首選舉雖然還有幾個星期就可塵埃落定，但大勢已擺在那裡，林鄭出的機會極高，而她又是一個能辦事，辦大事，可信賴的特首人選，愛國同胞必會站在她的身旁為她保駕護航，完成她的使命。政治有時是殘酷的，魚與熊掌有時是不可兼得的。葉劉雖然也是治港好人才，但特首之位只有一個，市民和選委也必須有所取捨。不過，葉劉也一定會像警察一樣，不會因遭到不法的假髮法官的迫害同僚而躺倒不幹，她仍會帶領新民黨，為香港的發展出力，為國增光。葉劉任重道遠，培養新人，為港服務；林鄭勝出，撥亂反正，殊途同歸。七警有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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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學教育家陳垣

陳垣(12.11.1880-21.6.1971)，廣東新會人，出身藥商家庭，自幼好學，受”學而優則仕”儒家思想影響，14歲讀完十三經。他根據張之洞的《書目答問》按照目錄選購經史子集，廣泛涉獵。17歲他到北京參加順天鄉試，因文章不合八股規範未中，用兩年時間進修，但科舉卻取消了。後，他以經世致用為治學宗旨，靠自學闖出一條廣深治學之路。陳垣擔任過北京大學、北平師範大學、輔仁大學教授和導師、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一屆至第三屆委員。他畢生致力教育事業，從教70多年，任過46年大學校長，挑李滿天下。

陳垣主要著述有《元西域人華化考》、《校勘學釋例》、《史諱舉例》、《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諍記》、《通鑒胡注表微》等，在宗教史、元史、考據學、校勘學等方面皆有精深研究，受到國內外學者推崇。毛澤東曾說，”這是陳垣，讀書很多，是我們國家的寶。”1905年，陳垣在孫中山領導的民主革命影響下在廣州與友人創辦《時事畫報》，以文學、圖畫做武器進行反清鬥爭，辛亥革命時又創辦《震旦日報》宣傳反清，後因政局混亂，潛心治學和任教。他將210卷，200多萬字的《元史》通閱一遍，把凡提到”也里可溫”的地方全部錄出，考訂出是當時對基督教會人士的統稱。

陳垣在研究宗教史的同時，也進行元史和制度史研究，對《元典章》進行校補，並用元刻本對校沈刻本 再以其他諸本互校，查出沈刻本中偽誤、衍脫、顛倒共12,000多條，於是分門別類加以分析，指出錯誤原因。七七事變，日軍攻占北平，他以史學研究對敵進行鬥爭發表史學論著，抨擊敵偽漢奸，顯示不屈不撓的民族氣節，含有諷今喻世、抒志表微的用意。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他已經69歲，掌握了豐富的歷史知識，對新事物接受很快，毛澤東在懷仁堂舉行國宴對他大加贊賞。1949年1月31日，北平解放當天下午他與學生柴德賡、劉乃和三人從輔仁大學出發，步行十多里迎接解放軍入城。

陳垣堅守民族氣節，在日本淪陷區使輔仁大學成為抗日的一片淨土。他說，”一個民族的消亡，是從民族文化開始的…..我們要做的是，在這個關鍵時刻，保住我們中華民族的文化，把這個繼承下去。……這也是抗戰。”在抗戰八年裡，他向生活困難的學人約稿，以此助他們渡過生活難關，”以文會友，以友輔仁”。陳垣重視學習方法，常常以自己的經驗和學生交流，宣揚”品行第一”，激勵知識份子要愛國，要堅持民族氣節。他的學生說，陳垣治學就像一架顯微鏡，一切古人的錯處都逃不過他的眼睛，有錯必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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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法制需要改變

香港回歸20年，英殖民地留下的制度暴露出極大的漏洞和弊端，是時候進行改革了。改革是溫和的，但革命卻是激越的，”不是請客吃飯”，是”核爆中環”式的翻天覆地的行動。我們要選擇那種形式進行改變，是改革還是革命，要由香港市民作出抉擇。特首是香港的領袖，現在就得看特首怎樣決策。改革就是由政府帶領法制小組進行法制改變，去偽存真，去殖存法，讓政權真正回到中國人民的手上；革命則暴風驟雨，攻占法院，把人民深惡痛絕的法官押上法庭，由人民給予審判，將其收監，判以兩年重刑，順勢變革。

這是擺在香港人面前的選擇，也是未來兩年政治動蕩的原因所在。人民的力量在聚集，人民的怒火在燃燒，人民的意志不可侮，我們盼望特首很快會有決定。人民的怒火一旦爆發，砸爛的不是金融中心，而是維護港獨和拖累香港發展的殖民地培養出來的律師和司法人員的飯碗。司法界必須重新站隊，重新審核，把李柱銘一類黑衣人和假髮法官通通打進十八層地獄。法律人才在香港多的是，國際金融知識豐富的律師和有正義感的司法界人才也不缺乏，只是香港必須把黑衣人和假髮人的圈子砸爛，掃進歷史垃圾堆。

香港是中國的一個城市，也是國際資本進入中國市場不可替代的城市。香港的金融和商業法律目前沒有改變的需要，可維持原來適合國際金融運作的模式進行，但對於國家安全和治理香港的法律必須改變。香港的法制一定必須遵守一國兩制的規定，把國家安全法立好。這不只是國家安全的問題，還是香港律政司在為誰服務和效忠的問題。一個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效忠的律政司，為擾亂香港的顏色"革命"份子脫罪而效忠、重判維護治安警察的法官，完全脫離了人民的監管。這種司法獨立王國的狂想曲，必須被制止。

司法制度是可以改變，也可以回到人民手上的工具，不是西方顏色革命的專利。槍械可以用來殺人民，也可用來殺敵，就看掌在誰的手上。司法制度由顏色革命份子掌握，人民必定遭怏，維護香港法紀，保衛香港的警察必定要受罪，甚至瑯璫入獄。香港愛國同胞的憤怒不可忽視，必須嚴正對待。不在沉默中死亡，必在沉默中爆出一場革命。所有參選特首的人士必須回答香港市民的關切，對司法界中的不公、不義，不能漠視不聞。選委也必須監察競選特首參選人對國家的忠誠度，手起刀落，選出支持改革的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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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學大家王國維

王國維(3.12.1877-2.6.1927)，浙江海寧人，清未秀才，1900年赴日本東京物理學校學習數學，辛亥革命後僑居日本，研究甲骨文、金文、漢簡等，1922年受聘北京大學研究所導師，1925年任清華研究院導師。王國維集史學家、文學家、美學家、考古學家、詞學家、金石學家和翻譯理論家於一身。他生平著述62種，批校古籍逾200種，以《觀堂集林》、《宋元戲曲史》、《人間詞話》等最為著名，被譽為”中國近三百年來學術的結束人，最近80年來學術的開創者”。他甲骨治史前無古人，探殷周卜辭業績非凡。梁啟超說“他不獨為中國所有，而為全世界之所有之學人。”

1925年，胡適、顧頡剛等人因崇仰王國維的學問，推荐他擔任新成立的清華大學國家研究院院長。他以精深的學識、篤實的學風、科學的治學方法和樸素的生活影響了清華學人，培養和造就了一批文字學、歷史學、考古學方面的專家學者。同時他自身的學術也成果豐碩，為古代歷史、古代地理等研究做出巨大貢獻。王國維馳騁文史哲諸學數十載，是最早運用西方哲學、美學觀點和方法剖析中國古典文學的開風氣之先者。他研究中國古典戲曲史達到前人未有的高度，為戲曲研究積累了系統的資料，令世人矚目。

王國維畢生治學勤奮，學問獨到，思維明晰，韻味無窮。他治學的三種境界就是：”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眾裡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他以詩意表達治學三境界，志存高遠，不懈努力，終獲成功。他在50年的人生中就是這樣一步步走來，終成一代大師。1927年6月2日，國民革命軍北上時，正值他的學術生涯巔峰，在北京頤和園昆明湖自沉棄世。他的死有各種推測，但卻引起文化界的巨大反響，梁思成、陳寅恪，認為他是為獨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郭沫若評價王國維的《宋元戲曲史》和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時說，毫無疑問是中國文藝史研究上的雙壁，不僅是始創還領導著百萬的後學。他所作的《殷代制度論》，運用甲骨文與古文獻資料相印證，探討了中國古代社會歷和政治文化制度的演變。其研究方法首創的”二重證據法”，即以地下的材料與紙上的材料相比較，以考證古史的真相。這種考證法，既繼承了乾嘉學派的考古傳統，又運用了西方實證主義的科學考證方法，使兩者有機地結合起來，成為後人疏通證明古代歷史的科學方法，讓中華文化發出光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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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

長毛是香港史上最沒有機會當選的特首參選人，但他卻心存僥倖期望有奇蹟出現。他口說只是出來搞局，不期望當選，但他和他的抬轎人卻希望他有朝一日飛上枝頭，麻雀變鳳凰。我們暫且晰目以待，看誰真有能力拿到提名票。現在，最有把握入閘的只有三人，分別為林鄭、曾俊華和葉劉。胡國興和梁國雄則危危乎。畢竟，特首要真能為香港做事，越離地的人機會越少。我們希望能入閘獲得提名的人，在競選辯論中使出渾身解數，講出如何帶領香港發展和進步的招數，讓廣大市民從中受到教益，共同努力。

特首是香港的領袖，工作能力排行第一位，能夠把自己的治港理念講清楚，並在辯論中說服市民的人才有機會勝出。每位獲得提名的候選人必須珍惜機會，爭取最廣大市民的認同。只有這樣，選委才能根據民意做出自己的決定。提名和投票是兩回事，提名是根據平日的觀察和對被提名人的認識而作出的決定，競選辯論卻是考察其是否最具備做領袖的能力。沒有說服力，政綱離地，不符民心和民意，也難以獲得選委的票。有人說中央欽點某某人，講講可以，但到正式投票就不是那麼回事。梁、唐之爭就是最好例子。

獲得提名的人必須全力以赴，不要受外界或輿論影響，去爭取勝利。有抱負治理好香港的候選人，當然要盡最大努力去摘取桂冠，但特首之位只有一個，服務香港的領袖卻可以有很多個。拿不到金牌，也要爭取到銀牌或銅牌，不辱為香港出力和做貢獻的使命。香港整體力量的提升，不會是一個人有多能幹就能做到，而是整體香港人素質的提升。一個國家的奧運體育成就高，不是一個人就能搞掂，而是在體育界有不同的領軍人物，為整體的水平做出貢獻。特首選舉有如十項全能比賽，各人各有優劣，優多者勝。

當然選舉是關乎全港市民福祉的事，各人有各人的偏好。一般市民就看誰給我的利益多就選誰，誰說得動聽就信誰，可理性的人就主要看誰的理念踏實可行，真正對香港的長遠發展有利。誰能遠近結合給香港帶來實惠，又能為長遠利益做出合適的安排，誰勝。香港國家安全的立法、教育改革是近期和長遠結合最重要的一環，我們願意在這次特首競選辯論中看看候選人的表現。我們期盼這次特首選舉能有令人眼前一亮的表現。對於七警被重判，我們也希望候選人能有令人信服的見解，讓香港人看到他們的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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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現代國際法之父周鯁生

周鯁生(6.3.1889-20.4.1971)，湖南長沙人，早年留學日本加入同盟會，後留學英國獲愛丁堡大學博士學位及巴黎大學國際法學博士學位。他擔任過北京大學、東南大學、武漢大學教授、校務長，中央研究院院士。新中國成立後，他任武漢大學校長、外交學會副會長職。1950年起，他開始擔任外交部顧問，1954年歷任全國人大代表，195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周鯁生的主要著作有《國際法大綱》、《近代歐洲政治史》、《不平等條約十講》、《現代國際法問題》、《國際法新趨勢》、《近代歐洲外交史》、《贏得太平洋上的和平》、《現代英美國際法思想動向》、《國際法》等，為中國培養國際法專家。

辛亥革命爆發，他在日本加入同盟會，後赴歐學習，回國後從事國際法和外交史的研究及文化教育工作。周鯁生參加武漢大學建校、壯大，直至把武漢大學交給新中國。從1945年到解放初，他從美國留學生中應聘來武漢大學的授課的青年教授就有50人，到1948年武大教員297人，比1946年增加了100人。1949年初，白崇禧勒令他遷校，他公開表態反對，直到把大學交到人民政府手上。他授課深受學生歡迎，每次講課，連窗台都坐滿了人。他執教國際法15個春秋，直到晚年還在大學演講、授課，教育下一代。

1950年起，他任外交部顧問和外交學會副會長，協助周恩來、陳毅元帥為初建的外交事業拼搏，參與了和多國建交事務，在萬隆會議外交活動中參與起草交外宣言和聲明，為樹立新中國外交形象做出卓越貢獻，深得毛澤東和周恩來的信任。周恩來簽署的重要國際條約、協議、演講都必須周鯁生審閱，否則周總理不會簽署。周鯁生《國際法》一書將和平共處五項基本原則列為國際法之基本原則，使傳統的國際法發生了質的變化。他的法學著述是現代法學生包括許多名家都深受其教誨和影響，奠定了中國國際法基礎。

周鯁生一生致力廢除強加於中國的不平等條約，他說中國必須有俄國那樣的革命才能廢除不平等條約。1931年日本侵略軍占領東北，英法等國操縱國際聯盟，借口調解中日爭端炮製歪曲事實的報告，他發表文章從國際法角度給以深刻的揭露。新中國成立，中國面臨建交處理一系列舊條約的談判，涉及大量法律問題，他都起了重要作用。在抗美援朝志願軍及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問題上，他字斟句酌。在中緬劃界等問題上他都出色地完成任務。他在1954年制定國家憲法時當顧問，國家主席董必武稱讚他作出了很大貢獻。他還為中國在恢復聯合國合法的席位做了傑出的工作。他是中國法學界的一位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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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政司在自毀長城

律政出現問題，鎮暴警察遭到罪罰，香港出現了是非錯亂的黑暗時期。襲警者逍遙法外，維護治安挫暴徒囂張無焰的警察去坐牢，這是什麼世界？這起案件由英國籍的法官審訊，站在"顏色革命"的立場向警隊和政府進攻，讓香港人看清英國殖民地餘孽仍在香港作威作福的情景。律政司長袁國強在市民批評不公的判決之時竟然恐嚇市民，不許市民批評，要採取法律行動與市民為敵。這種言行讓人明白，律政司要把司法界作為一個獨立王國的賊子野心。現在越來越多的人站出來揭開法院神秘的面紗，讓人看清真相。

首先，我們看到袁國強是戴耀廷的好同學，因此他可以被逮捕三年，仍然不用被起訴。香港"顏色革命"的搞手，全數可以逍遙法外，在大學拿高薪、在律師事務所為"顏色革命"暴徒打官司脫罪、在傳媒繼續寫文章散播謠言、在立法會妖言惑眾拖延建設香港的工程撥款。香港的律政司放軟手腳，完全不作為，踢一腳走一步。梁振英不命令律政司處理港獨和"顏色革命"份子梁、游、中央不出手釋法，他可以當透明，完全不聞不問。律政司自毀保衛香港的長城，把維護香港秩序、輕傷暴徒的警察判以重刑，請問該當何罪？

杜大衛是英國殖民地時代留下的法官，香港回歸後收留他繼續為香港服務，處理一般案件應該沒有問題，但要他去處理重大的政治案件，他自會站在英國殖民主義者的立場來判案，把"顏色革命"看成是他奪回香港治權的手段。他從心底裡把警察維護治安，平息叛亂的一切行動看不上眼。他還把曾健超說成是"誠實可信"的證人，企圖玩弄法律，把懲罰暴徒的警察說成是襲擊市民。曾健超是正常人嗎？他是公民黨派到街頭領導暴亂的小頭目，在警察清場時淋尿，遭警逮捕，施以小懲戒，這完全是在警方合理的武力範圍之內的事，何罪之有？

杜大衛把襲警暴徒說成受害者，像天使般"誠實"，像上帝般"可信"，把警察變成"魔鬼"，把市民看成愚蠢的"凡人"，難怪他敢用法律語言糊弄世人。對於這種玩弄法律的法官，政府應採取措施，解除其職務，還七警以公道。撥亂反正是政府施政應有之義，不能讓錯誤延續下去。教育年青一代，向全社會發出正確信號，比保住杜大衛法官的職位更重要。律政司袁國強如無能力處理此事，我們呼籲他自行下台，不要在位上讓香港長城自毀。香港市民保衛香港的意志堅定，誓要撥亂反正，還七位英勇的警察以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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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法院中國大法官倪征燠

倪征燠(7.1906-3.9.2003)，生於蘇州吳江黎里，中學畢業後立志學法，報效國家。1928年，他畢業於上海東吳大學，後獲美國斯坦福大學法學博士學位，在美國當研究員。回國後在大學教授法律課程兼做律師。1947年他任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檢察官，參與審理日本戰犯，1948-1954年任東吳大學教授兼法律系主任，1956年獲周恩來邀請到北京擔任外交部條約法律司法律顧問，1971年中國重返聯合國，代表國家出席國際海洋法大會，1981年當選聯合國國際海洋法委員，1984年當選聯合國國際法院法官，任職十年。

倪征燠享年97歲，著有《法律的進化》、《法律的假設性》、《美國和英國的司法制度》、《國際法中的司法管轄權》、《船舶碰撞中的法律問題》、《領海寬度問題的歷史和現狀》、《關於水域劃界問題的實踐》、《關於國際海底的法律制度》、《關於外層空間的國際法問題》等前瞻性法律的專門研究。他一生以法抗擊列強，為國鞠躬盡瘁，從小以包公為民請命為榜樣，立志以法事國。晚清時期，他看到勞苦大眾受欺辱，外國人在中國橫行霸道，燃起為他們伸張正義，討回公道的決心。他在上海讀中學時，專門到租界的法院看過，暗暗發誓要努力求學，立志收回國家司法權。

他在留學期間細心觀察，學習西方司法體系、審判程序和證據採集，把中外法律作對比，掌握了法律的精粹。1947年10月6日，東京遠東國際軍事法庭開審日本戰犯，審訊方法採用英美法三國的程序，審判中美國極力操縱法庭，日本戰犯除了自聘辯護人還要配美國律師，戰犯在辯護中狡辯，橫生枝節，讓中方陷於有冤難訴的情景。倪征燠臨危受命，四處收集證據，日本中國兩地跑，找到毒死吳佩夫的證據，要求進入查封的日本前陸軍檔案庫找尋對華侵略戰爭的罪證，在法庭慷慨陳詞，取得主動權，把25名戰犯中的東條英機、松井石根等七人繩之以法，判處死刑，為死難的中國同胞討回公道。

20世紀50年代對於領海寬度各國並不一致，英美法主張3海浬，以圖擁有海洋大國的霸權地位，如何宣佈領海的寬度關乎國家的經濟利益。1963年8月13日，倪征燠與毛澤東、周恩來、喬冠華等一起討論海洋主權問題，指出海岸線總長度是按直基線計算的，而受國際法所承認，中國宣佈12海浬為中國領海寬度，後為全世界所承認。倪征燠後來擔任國際法院大法官，超越國家利益之上，為國際秩序的建立，贏得世界的聲譽。他一生流過兩次淚，一次是把日本戰犯送上絞刑台，另一次是1997年6月30日午夜，他從電視熒屏中看到五星紅旗在香港升起，香港主權回到祖國人民手上。如今，看到七警受罪，司法權墮入外國人手上，作為香港的中國人，勢難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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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改變靠中央

時代在變遷，往日貧窮落後的中國在向好的方向發展，而且越來越好。習近平上台，中國變得越來越淨化，原來燒煤的現在要改為燒液化天然氣，原來想貪的官員變得不敢貪，不敢腐。北京政法大學開了制度學系，所有官員都必須在制度之內運作，不能做出越軌的行為。中國的未來靠制度來規管，人的自覺性和良好品格固然重要，但制度不善，人就容易做出出格的事。制度學的研究和發展，就為了讓中國更清新，把”權力關進籠子裡”，在制度的規限中應用。習近平年頭就帶領中央委員在中南海學習，做出表率。

國家的改變在中央，香港的改變也得靠中央。香港需要改變，變得更有活力，更加美好，更加和諧。把制度建設得更完善，就能把所有非份之想關進籠子裡。香港首先要改的就是司法制度，法官不能再戴著假髮審案，弄虛作假，要建立嚴明公正的制度，不能把打警察的暴徒輕輕放過，對維護治安的警察施以重刑。必須把這種法官的權力關進籠子裡，不能讓他們目無法紀，妨礙公正。法官不具有玩弄權力的權利，法官玩法，一樣要去坐牢。對於戴著假髮，說著假仁假義的話欺騙群眾的法官，更要把他繩之以法。

法官並不是天子，也不是神，判案不公，人人得以誅之，沒有批評不得的理由。特別那個戴著假髮，假法律之名打擊保衛香港、驅趕占領政府總部的公民黨小頭目曾建昭的洋法官，我們對其不但極度蔑視，還要求律政司必須馬上炒他尤魚。他要不服大可來找我晦氣，我可要把他送進監獄，把他的權力關進籠子裡。他有什麼資格來阻止我批評他的不公，阻止我講真話，阻止我主持公道。中國人是有骨氣的，也有傲骨，我們怎會怕洋人，怎會怕極度不公的假仁假義之輩。袁國強要是不敢處理這個人，就請他下台。

反中央，違背基本法，不為國家安全立法，就不配做律政司。連國家安全都不想管的人做什麼律政司？騙香港政府的錢，把香港人當傻瓜，還有什麼資格做律政司。律政司不去起訴違法占中的戴耀廷，完全是一種包庇同學，枉法從私的行為，是濫權和玩忽職守的罪行。香港要改變，就得靠中央給香港帶出一片藍天白雲的世界，靠現有的這批司法界中的敗類，完全是一種殖民地時代的錯配孽種，必須改革。香港的司法制度要改變，就要依靠中央帶頭，把這種法官的權力關進籠子裡，不能讓他們在香港胡作非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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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振鐸獻身民族救國寶

鄭振鐸(19.12.1898-17.10.1958)祖籍福建長樂，生於浙江永嘉，1917年在北京鐵路管理學校求學。1919年他創辦《新社會》旬刊，1920年與沈雁冰、葉紹鈞發起成立文學研究會；1921年畢業開始寫書、編書、編雜誌，1925年發起"中國濟難會"，與郭沫若、沈雁冰、胡愈之等人簽名發表《人權保障宣言》，1927年發起成立"上海著作人公會"，參加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1928年發起成立“中國著作者協會”，1931燕京大學和清華大學兩大學中文系教授，1935年任暨南大學文學院院長，並參加"上海文化界救國會"。

抗日戰爭爆發，鄭振鐸參與發起"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和創辦《救亡日報》等。抗戰勝利後，他成為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上海分會負責人，並參與發起組織"中國民主促進會"。1949年他繞道香港進入解放區，參加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會，被選為常務委員。新中國成立後，他擔任文物局局長、文學研究所所長、文化部副部長等職。1958年10月18日，他在率領中國文化代表團出國訪問，因飛機失事殉難。他的主要著作有《文學大綱》、《中國俗民學史》、《插圖本中國文學史》、《中國版畫圖錄》等。

鄭振鐸一生追求光明，推動新文化運動，提倡文學為人生的目的。他一生堅持革命的現實主義文學理論，強調文學在社會改革中的重要作用。他主編的主要刊物對中國文學產生重大影響，如《小說月報》、《新社會》、《文學復興》、《兒童世界》等，對新文化運動起了促進的作用。他翻譯列寧的《俄羅斯政黨》、《國際歌》歌詞奠定了他一生追求光明進步、追求民主的人生道路。他收藏漢宋1400年的藝術珍籍，抗戰時期做著搶救文物的工作，保護了中華民族文化遺產，耗盡一生積蓄，為免流入日人手中。他為國家搶救了《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等大量珍貴古籍和收藏了大批漢魏六朝至隋唐的陶俑。

新中國成立後，鄭振鐸把自己多年收集的珍貴古籍善本10萬餘冊捐贈給國家，擺放在國家圖書館內，其中很多都是國內罕見的珍品本，為保護中國文化和文物做出了卓越的貢獻。抗戰勝利後，他主編《民主》，號召作家為人民和民主而寫作，為新中國的誕生鳴鑼開道。20世紀20年代中，他撰寫的《俄國文學史略》、《泰戈爾傳》、《文學史綱》介紹世界文學史，讓中國人了解世界文學，對中國文學產生了重大影響。他歌頌現實的革命鬥爭小說集《取火者的逮捕》在當時都起了先鋒的作用。他是新中國誕生的吹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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撥亂反正 拯救七警

香港法庭和律政司不顧公眾重大利益，把占中期間嚴正執法的英勇警察判以重刑，是一種不折不扣的常識性錯誤。警察打的不是普通市民，而是企圖攻占政府總部的顏色革命暴徒和向守衛政府總部的察警潑尿的惡魔。警察採取非常手段對待囂張的暴徒，在危急的對抗之夜，壓下暴徒的氣焰，非常必要。在暴徒多警察少的環境中，不把帶頭的顏色暴亂份子好好教訓一下，當晚政府總部失守完全不出奇。因此，當晚警察的戰鬥勇氣令人欽佩。七警是當晚守衛政府總部的一個有機組成部份，不是他們單獨的一場戰鬥。

七警出色地完成了當晚的任務，用合適的武力壓制囂張的暴徒，是法律賦於他們的權力。那個潛伏於律政內的特殊法官，倒果為因，把警察戰鬥的行動說成是動手動腳打市民的違法行為，完全犯了常識性的錯誤。這個法官不是不懂法律，而是有政治目的，是對守護香港的警察英勇戰鬥整體的侮辱和歪曲。這個法官如不服我的指控，大可把我告上法庭，讓我來和他辯論。我誓要把他送進監牢，讓這個戴著假髮的假仁假義的偽君子無所遁形。這種法官違背法律條文，也違背公正公義的原則，嚴重背叛公眾的利益。

香港出現嚴重背離是非的現象，完全是司法界和法律界中的敗類所製造出來的傑作。他們和黎智英一唱一和，圖謀把香港金融中心毀滅。他們都是要”核爆”中環的一群小丑，戴著假髮，假法律之名，打擊英勇的警察，以摧毀警隊守衛香港的意志。律政司不能對此裝著看不見，也不能簡單的兩句話來糊弄警隊。這個法官不是在保護”市民”，他是以假仁假義指控警察打了”市民”，而不說自己在保護魔鬼，打擊守護香港的警察。他還用偽善的法律語言說他考慮了辯護律師的求情，免除七警一些罪責，只判他們入獄兩年。

對於這個假仁假義，戴著假髮的偽君子，敗壞香港法律聲譽的法官，我們呼籲律政司必須立即糾正，把這種特殊的法官炒掉，以平民憤。同時，我們呼籲特首行使酌情權，為七警和香港撥亂反正，立即釋放英勇執法的七警，恢復原職歸隊並給他們頒發英勇勳章，表彰他們英勇保衛香港的功績。特首在行使酌情權時必須考慮公眾重大利益，守衛香港是重大的公眾利益所在，是保衛一國兩制基本法尊嚴的重大公眾利益。無罪釋放七警，讓他們盡早出獄歸隊是市民的重大利益所在，望特首盡早審視冤案，撥亂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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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敦煌之魂常書鴻

常書鴻(6.4.1904-23.6.1994)滿族人，生於杭州滿城，小學開始學畫，對西洋畫格外愛好。1918年他考入浙江工業學校紡織專業，1927年考入法國里昂國立美術專科學校學習油畫和染織美術，1932年考入巴黎高等美術學院勞朗斯畫室，1935年畢業。留學期間，先後5次獲美術沙龍頒發的金、銀獎，作品被法國國家博物館收藏，並當選為巴黎美術家協會會員。1936年應聘回國，任國立北平藝術專科學校教授、造型藝術部主任。1944年國立敦煌研究所成立，他是第一任所長，新中國成立後他續任所長直至1982年調職為止。

常書鴻歷任蘭州藝術學院院長、甘肅省文聯主席、中國文化委員會委員等職，一生充滿坎坷和傳奇。他年青時為保護和弘揚敦煌藝術，從巴黎回到殘破的祖國。他到西北邊垂，大漠深處的敦煌以藝術家的執著和良知，數十年如一日，把青春和理想奉獻給敦煌，大量臨摹壁畫，撰寫上百篇論文，為研究敦煌做出傑出貢獻。作為著名畫家，他一生創作了上千幅油畫作品。梁思成說他”破釜沉舟”，徐悲鴻說他有”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決心。1935年他在巴黎的舊書攤上發現了載有400幅敦煌石窟的相片，對1500年前風格質樸純厚的古畫產生了濃厚的感情。從此走上了保護和弘揚敦煌藝術寶庫之路。

常書鴻回國後和梁思成結成終生摯友，由他引荐與當時國民政府監察院長于右任認識，派他到敦煌開始他無悔一生的敦煌事業。1943年3月27日，他經過幾個月的長途跋涉抵達敦煌，於1944年秋成為首任”敦煌研究所”所長。在幾十年的艱苦生活中，他經歷妻離子散、家破人亡，克服困難，為保護莫高窟默默奉獻。他多次辦大型敦煌展覽，出版敦煌畫冊，向世界介紹中國的敦煌藝術。他50年守護敦煌，對洞窟進行考察、編號、臨摹、研究。周恩來曾深情地說，”敦煌工作一輩子做不完，要世世代代做下去。”

石窟曾給白俄軍進駐，在裡面煮飯熏黑壁畫，有些珍貴的壁畫給華爾納用膠布粘走，個別彩塑也被偷去，大多數側壁被王道士打穿，用於在窟間穿行。這種情況讓常書鴻感到責任重大，決心為保護祖國文化遺產終生陪伴。當時張大千和謝稚柳也在敦煌，1945年國民政府下達撤銷研究所命令，大部份人都離開，他為敦煌免遭盜劫，決心繼續留守。新中國成立後，人民解放軍進駐敦煌，敦煌保護和研究才走上正軌，常書鴻成為新中國第一任所長。常書鴻90歲時因身體自感不支，致函江澤民，要求讓妻子和兒子繼續守護莫高窟，為國出力。他死後依他的遺願，把骨灰埋於莫高窟正對面的沙山上。常書鴻說，”人生就是戰鬥的繼續….我的青春不會再來，但是我絕不後退”，其品格令人景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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