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後的社會重建

1949年中國革命成功後，槍桿子裡果然出了政權。但緊接著的就是中國共產黨要承擔國家和社會建設的任務。那時中國共產黨對如何建設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社會毫無實踐經驗，他們只能借鑒蘇聯模式，借用革命時期發展起來的高度鬥爭精神和革命浪漫主義理想，通過一系列的社會運動和動員方式與機制，實現強有力的政黨、政權對於社會生活的全面領導、控制和整合。從建國到改革開放前的30年，社會成員在一種理想主義的政治運動中生活著。

社會被分成單位制，每個個體都服從於組織體系中政治權力而生活。從衣食住行到生老病死都由單位包辦。中國共產黨建國後的實踐就是借這一總體性的制度框架，實現了對社會成員的動員，按照自己對共產主義理想社會的藍圖，對社會進行改造和整合。兩千多年傳統社會結構和封建科層體制被徹底改變。社會重建方案由單位社會所取代。武裝革命勝利，中國共產黨擁有的巨大威望，讓重建社會的精神和方式在革命後仍然延續，具有理由和實踐空間。

20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社會動員能力空前絕後。民族解放運動的慣性、國際形勢賦於的壓力、毛澤東崇高的威望和中央集權體制，都使之成為可能。舊中國散慢無組織狀態，人們思想千差萬別，在建國後內憂外患的社會緊急狀態下，單靠國家或行政體系的力量有限，只有通過社會總動員去積極控制危機。在當時弱肉強食的國際現境下，中國要生存下去，必須對社會進行重組，把民眾凝聚成一個整體。通過動員，中國整合成具高度動員能力的國家。

通過這一種政治性目標的建構，以革命精神和集體主義倫理，把廣大民眾動員起來，整合到建設共產主義社會的理想中去。社會充斥著浪漫主義和激情，並對社會生活全面滲透和控制。社會成員成為國家的附屬，國家職能全面放大。社會生活呈現政治化和行政化特徵，個人不能獨立於政府和政治的社會團體。由於動員者掌握重要的稀缺資源，動員運動得以順利開展。那時諸如經濟生產、婚姻、教育、擇偶，都受到國家政治邏輯現在看來"非理性"的強大影響。

1949-1978年的30年內，國家不僅成了生產資料的壟斷者，也是生活資料的發放者，乃至權力和威望的配置者。改革開放前社會分化程度低和緩慢，具較高的同質性，政治、意識形態、經濟重合為一，高度集中。國家具很強的動員與組織能力，但社會結構僵硬凝滯、單一。所有社會組織不管行政、事業或經濟、政治，均由政府控制和管理。社會成員在一種光榮的階級意識和自豪感激勵下，很多優秀社會成員服從國家安排，不辭勞苦，投身到建設中去。

像錢學森這樣國際級優秀人才，在為國家效勞的革命浪漫和熱情中回到中國。千千萬萬人投身到建設新中國的拼搏中，為國家建立了功勛，創造出兩彈一星，打好強國基礎，為今天的騰飛做好了物質準備。我太太在國內出生，11歲加入跳水隊，一不為名，二不為利，只為國家的榮譽，於70年代獲得了全國冠軍，什麼利益也沒有得到，但她認為這是一種光榮。80年代，我只好代國家把自己打包，變成獎品給她送去。這也應算是我為國捐軀的"高尚情操"。

意識形態掛帥與社會同質化

新中國成立後，中國共產黨帶領人民走過了一條復雜而曲折的道路。中國經過抗日戰爭和國共內戰，經濟凋弊，民不潦生，加上國民黨退據台灣與美國合謀反撲。美國從朝鮮戰場向東北壓迫，國民黨則在台灣海峽，天天派軍機襲擾。在那弱肉強食的國際環境下，中國共產黨要建設國家非常艱難。共產黨在毛澤東領導下，認為要成功構建社會體制，意識形態的整合是重要的武器。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後，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成為統合中國的基礎。

在那種形勢下，中國共產黨建立黨校，用無產階級的思想對黨內高、中級幹部進行理論系統化、長期化和制度化的教育培訓，給全社會進行意識形態的宣傳、傳播和教育。他們要改造舊社會意識形態，肅清帝國主義文化影響，破除封建宗法意識，廢除封建婚姻制度，清除迷信、封建、色情等內容的報刋、電影等輿論工具，倡導社會主義的新意識和道德文化。他們把馬列主義視為"絕對真理"，深刻地影響到人們日常生活和態度、行為和交往關係等。

他們對黨員進行教育，要他們公而忘私，對公共利益的追求作為彰顯共產黨人精神和社會主義價值的優秀道德品質，對私利的追求視為資產階級的腐杇思想。"崇公廢私"成為他們檢查公職人員是否合格的標準。整個社會都意識到佔有財產不是一件光榮的事，甚至感到恥辱。在建國後的30年裡，談財色變，在十年文革中，非理性的政治運動，使人們曾經夢想過的財富，成為罪惡和災禍。集體主義成為社會最重要的精神，人人要克己奉公，公而忘私。

在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中，無產階級要領導一切。階級概念和身份的構建是有效動員廣大人民投身於革命和建設的重要武器。但同時人又被政治性地賦予不同的階級身份，塑造著自己的社會地位、聲譽和角色。土地改革運動能夠獲得成功，就是用階級鬥爭方式去實現。階級制度使社會稀缺資源、晉升、參軍、求學都受到程度不同的影響。"鬥爭哲學"深刻地改變了社會領域的日常生活秩序，主導了人們對社會主要矛盾的判斷，也給社會造成混亂和偏誤。

新中國成立，幾千年生產資料私有制，變成了社會主義公有制，個人主義無法一下子消除。那個時代人們政治信仰上、倫理觀念上都是集體主義，集體利益高於個人利益，否守就會受到社會的譴責。"個性"那年代是貶義詞，無產階級的戰鬥集體只講整齊劃一，統一意志。在單位制度下，人們只有統一和標準化的思想方法、行動策略，個性被壓抑。大部份人都成了"馴服工具"，生活在整齊劃一、機械團結的世界，過著禁慾主義、物質貧乏的單調生活。

艱苦樸素，勤儉節約是美德，奢侈浪費更是罪惡。提高生活質量，追求生活方式的現代化，都是改革開放後才有的觀念，那時如提起都是犯罪的事。社會變遷，意識形態能改變人的思想，對社會有積極的一面，但也會有非常消極可怕的後果。因此，作為國家和政黨必須總結人類在發展過程的經驗和道路，讓後世知所警惕和借鑒。香港是一個思想自由和開放的地方，我們必須警惕單一偏向打倒政府的空口號，而要相反給政府提有益意見，把香港建設得更好。

意識形態分歧和國共爭鬥

抗日戰爭勝利結束，中華民族在百餘年來第一次獲得了反侵略戰爭的勝利，並在抗戰期間以英、美廢除強加於中國的不平等條約為先導，中國加入了聯合國任常任理事國。百年積弱的中國一夜之間一躍而成為世界"五強"之一。國民黨的威望突然高漲，但不久光環迅速消失，甚至喪失政權。作為國家的執政黨，在政治、經濟和社會上一系列無能表現，使其喪失了作為執政黨的合法性。知識階層，希望通過聯合政府來限制其權力，但它卻要維持一黨專政。

與共產黨最大的分別，就在於當時的國民黨不能整合國家的大多數人的共識，作風霸道，對公教人員刻薄，政府官員貪污作弊，種種的刁難使工商界人物怨氣衝天。同時財政金融失策，物價暴漲，城鄉居民怨聲載道，人人離心。而那時共產黨站在人民立場，利用經濟上的貧富對立和政府偏袒富裕階級的弱點，動員社會大多數貧窮的人，取而代之。國共兩黨各有政治主張，作為民族主義政黨他們有共性，但在社會改造的路上，卻有著本質上的差別。

意識形態是維護和開發政權合法性的基礎，對社會的整合與動員有重要的角色。國民黨秉承孫中山民族、民主、民生原則，由蔣介石基於"國民革命不變之原則"，強調了其唯一性和統治地位。但"三民主義"並非嚴格意義上的意識形態理論，孫中山死後，黨內派系林立，各派別為了自身的利益，各有各解釋，喪失了意識形態所必須具備的嚴肅性和內涵的規定性。當時，國民黨排斥異己，喪失凝聚力和控制力，逐步走向沒落，日益與社會民眾的需求相脫節。

此時，共產黨在意識形態上卻日趨成熟，組織形式採納了列寧的建黨原則，意識形態上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形成了強大的組織結構和動員能力。延安整風後，破除了主義的教條化，與中國本土的實踐進行了創造性的結合，抓住時代特性，體現了當時人民的現實需求。"新民主主義社會"的建國方案，要組織聯合政府，建設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富強的新國家，召開國民代表大會，涵蓋各黨派，為結朿國民黨一黨專政，形成廣泛的社會動員和整合力。

國共當時基本上勢均力敵，中間勢力為開明知識份子組成，主張和平民主建國。中間勢力成為一塊舉足輕重的砝碼。誰爭取到這個盟友，誰就佔了道義的制高點。共產黨知道僅依靠工人和農民力量是不夠的，必須取得中間勢力尤其是民主知識份子的支持。 共產黨突出對民主政治的訴求來與國民黨的專政與獨裁相區別，逐步引導中間勢力轉向革命。中間派主要希望將西方政治制度移植到中國，但他們不瞭解國情，與基層民眾想法脫節，經過共產黨的引導，瞭解社會的運作邏輯，整合了政見，歷史性地選擇了與共產黨多黨合作的政治體制。

由於國民黨遠離民眾生活需要而進行制度建構，最終喪失了優勢地位。共產黨則制定靈活的策略，把"階級鬥爭"的矛頭指向"惡霸"和稅收人員，調動了城鄉人民的革命熱情。共產黨進行土地改革，掃除文盲，解放婦女，把治理國家無能而腐敗的國民黨比下去。解放戰爭，城鄉人民熱烈送子女參軍，為奪取政權打下了基礎。革命文化和信念，主導了中國建國頭30年的社會發展，也同時制約了新生國家的建設。因此總結歷史，作出適時的調整非常重要。

民主自由與群眾路線

五四前後，中國人心目中的西方文明，以民主科學為標誌。新文化運動就是要喚起民眾，讓他們參與到社會新秩序的構建中。中國的知識份子打著啟蒙的旗幟，宣揚民主與科學，尋找適合中國社會的救亡道路，或激進或漸進，提出各式各樣的政治主張。清末立憲派的失敗，辛亥革命的不成功，人們意識到革命要成功，必須要有一個強而有力的政黨來推行思想主張，不能只停留在期盼和憧憬上。中國共產黨人意識到這一點，於1921年建黨進行革命。

康有為曾以上下關係的調和去適應現代民主政治；梁啟超提出民權思想為中國救亡以自強；孫中山則以民主制度去奠定國家的政治制度。可是在政治實踐中，這些主張對民主的傳播有一定的意義，但伴隨而來的卻是黨派林立，黨爭不休，原則模糊，唯利是趨，300多個政團因人而黨，政見雷同，弊端顯現。政黨政治的失敗，讓人開始反思中國的民主道路，使資產階級民主思想遭到質疑。陳獨秀、李大釗等早期馬克思主義者，開始探索無產階級民主之路。

陳獨秀等人把階級鬥爭看做受壓迫者翻身求解放，實現平等新社會的手段。李大釗在俄國十月革命後提出”統制一切之權力，全收於民眾之手”。在政治上，他們要求普選，在經濟上要求分配平均，教育上要求平等機會。毛澤東對社會進行調查後說，中國缺少的東西很多，但主要的就是獨立和民主。中國的知識份子對資產階級民主產生質疑，從而選擇了馬克思主義。早期中國學習西方，可西方卻”打破了中國人學西方的迷夢，….老師老是侵略學生。”

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全面入侵中國，中華民族處於生死關頭。抗戰要勝利不僅取決於軍事，還取決於民主與集權的政治。只有促進黨派間的合作，破除一黨專政，才能擺脫日本帝國主義的壓迫，實現民族獨立和解放。當時國民黨一黨專政，阻礙思想自由，違背平等原則，人民失卻自主動力，國家因之衰落，社會凝滯。1939年和1943年兩次憲政運動由中間黨派民主知識份子主導的民主立憲，打破國民黨一黨專政的立憲，獲得共產黨的支持，但都流產。

中國共產黨選擇了走武裝鬥爭的道路，在全國各也建立紅色政權，實行民主選舉，賦予廣大群眾更廣泛的民主權利，保障農民的經濟權利，解放婦女，實行八小時工作權和監督生產的權利。延安時期創建的人民民主政治體制，改變了國民黨獨裁政體，加強與各階層及民主黨派的合作，獲得各民主黨派和民主知識份子的贊賞。毛澤東對黃炎培說，”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延安民主政權的建設贏得了知識份子的認同和贊許，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多黨合作的聯合政府，獲得了各民主黨派的擁護。

毛澤東致力於創立全新的政治秩序，傳播民主自由的理念，滿足了知識份子的思想願望，吸引了無數知識份子加入建設社會新秩序的革命中來。中國共產黨按國情通過社會關係和組織，發展地下黨，在城鄉宣傳和組織，培養對共產黨的向心力。各級黨組織執行”勤業、勤學、勤交友”政策，以職業掩護身份，依托社會關係組織和動員產業工人。共產黨的群眾路線，運用傳統風俗道德、社會關係資源，對關係進行重構和身份認同，完成了社會權力的構建。

經濟增長的經驗和理論總結

中國的經濟發展模式己成全球關注熱點，國際上討論中國模式和研究中國復興與增長奇蹟觀點眾多。經濟學家認為，中國應有自己的話語權，對這一段歷史時期的經濟增長經驗和實踐進行總結。中國經濟社會的強勢崛起，中國經濟研究必然要與國際接軌，在國際視野中發出自己的聲音，最終擁有自己的話語權。中國經濟發展中出現了不少新問題和難題，在傳統理論中找不到答案，但在實踐中給解決了，並且證明正確。這都需要總結，把經驗上升為理論。

中國的經濟增長和民族復興，最大的特點就是沒有照搬照抄外國模式，而是根據國情，走自己的路，開僻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化道路。中國以政黨為推動力，引領改革，形成共識，在發展戰略和經濟社會問題政策上內部比較容易達成一致，減少磨擦和社會成本，提高效率。中國經濟有序運行來自政黨、政府和市場三元因素，形成共同治理模式。中國共產黨的共容性組織屬性，推動分權讓利，黨管幹部，形成有效的激勵與約束機制，讓民族走向復興之路。

中國在不斷調整中推動制度創新和發展，選擇適宜的發展戰略，實施工業化、城市化和全球化，在政治文化及國際競爭中提升軟實力和影響力。中國既謀求和諧與和平，又在國際新體系中發揮重要角色。轉型和創新是中國經濟發展的靈魂和生命力所在。中國的發展可以說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和中國實際相結合，不斷中國化的創新過程。中國各種經濟和社會發展理論，大部份都與西方理論和體系不一樣，有自己的科學依據，因而理論創新和總結任重道遠。

實踐本身就會創造出很多重要的理論，可在經濟學研究和理論創新作出貢獻，發出中國的聲音，留下中國的烙印。中國在發展中要有自己的話語權，但不需要”話語霸權”。60年中，在不同歷史階段，探索出適合自己的道路和模式，現在又面臨新的形勢，必要進行反思，以引領未來的發展。中國在過去幾十年的發展，其中一個成功因素為技術引進和創新。現在中國必須對發展中的技術引進、創新與傳統的發展路徑進行反思，更加關注技術創新和知識進展。

推動中國以信息化推動工業化發展的熱度在增強，以此作為工業化道路的轉型，改造和提升工業化，縮小傳統工業化所需的時間。中國參與全球發展的實踐經驗，改變了傳統的比較優勢理論，其中生產要素全球流動的趨勢，使資本、技術、人才跨國流動，改變了中國生產要素賦的限制。中國可充份利用全球化產生的知識外溢和擴散，通過趕超實現後來居上的發展格局。同時，中國本身人口的流動也為城鎮化，人口流動理論，提供了重要的啟示和借鑒。

中國多樣化的經濟發展模式，要對傳統發展進行反思。金融制度，市場機制和土地制度等，都必須不斷改善。縱觀世界發展中的歷史和經驗，各國選擇的戰略和措施都不相同，只有根據自己的國情，借鑒別國的經驗，選擇適合自己發展要求的戰略和措施，才能符合自己的需要。中國近90年內的發展，為政治經濟學和發展經濟學提供了鮮活的經驗。從理論上進行總結和創新，可以指導中國未來和為世界發展，提供寶貴而有價值的理性認識。

劉夢熊與梁振英

朋友打電話來問劉夢熊與梁振英的恩怨究竟如何發展起來？我認為兩人的問題是"茶杯裡的風波"，只能供作城市生活中的一段插曲和茶餘飯後的談資。話說梁振英參選，劉夢熊自告奮勇為他站台，後帶羅范見鄉紳父老，鬧出"上海仔"江湖事件。梁一直置身事外，與劉的關係顯得不是特別親密的樣子。梁上任後，劉沒有在政府獲梁委以任何職務。這本來就很正常，現在經劉一說，卻顯得大惑不解。

支持梁當特首的人千千萬萬，為求一官半職而去支持他的人，我想不會很多。我女兒在梁振英競選時，做義工支持他一段時間，當他獲選結果出來後，即時離開，可說是功成身退。而他競選辦公室裡很多能人，並沒有因為他當選而做了官。據我瞭解，梁應該不會為了當選而答應人家什麼官位。況且，政協常委一職，也不是他說了算的。要是有人要他寫信支持或推荐，那也只是量力而為，不能勉強。

劉夢熊與其合作伙伴在東歐獲得石油資源，要在香港資本市場融資開發。這本身就是一件好事，但卻扯出賄賂該國駐港人員的行為，那就成了另一類事件。有人去廉署投訴，廉署受理，被請去問話，理應與梁振英無關，劉卻因此事說梁"恩將仇報"，實有點說不過去。同為生意人，做生意用點錢去做溝通工作，飲茶灌水在所難免，與賄賂相去十萬八千里。有人告他賄賂，實在也不很地道。

廉政公署，有案必查，有貪污腐化之事必立案。這本來也是香港成立廉政公署的原意。只是近年有人把廉政公署變成政治鬥爭工具，動不動就去廉署告發，大多數政治案件都屬子虛烏有，浪費政府資源。而政府也沒有處理這些惡意中傷的辦法，因此事件愈演愈烈，火燒政治人物，甚至特首本人。劉夢熊也是城中具火爆威力的一個人物，捲進這種被中傷的風暴中心，也不是什麼出奇的事。

人無論如何英明，當被人挑撥，火遮眼時，往往會暴跳如雷，做出不理智或不冷靜的反應。林鄭月娥"坐定定"之說，在香港這種政治環境下實在是最佳選擇。暴烈如劉者，實在非常容易出事。若以關公、張飛兩人來和劉夢熊比，我個人認為劉夢熊更像張飛。但無論如何他還是好人，應該有人對他提醒，讓他冷靜下來，去做更有利於社會的事。他在我看來是一員武將，他以筆和口來作武器。

筆和口既是武器，可以殺敵，也可能傷及無辜。因此武器要有節制地使用，才不致對好人造成傷害。他指梁振英認為反對派是"敵我矛盾"，在愛國陣營中的確有這種共識。可是我感覺梁振英一直不這樣想，他一直還在思考如何團結這班人，讓他們把力量用在發展香港上。因此我和羅范椒芬一樣認為他不會這樣表達，盡管我認為梁振英應深刻理解這一點，把反華者剔除在治港的力量之外。

中國經驗和理論

在香港電視螢幕上經常看到反共產黨的標語和人群。這些人在梁振英見記者時，打出標語牌，反對他為共產黨做事，可是他們忘了，中國的執政黨就是中國共產黨，誰在政府工作，都在執行共產黨的政策發展經濟，走復興中華民族的道路。就是銅臭味最濃的商人，也在助共產黨實現復興民族的經濟大計。香港平民百姓也在分享著共產黨治國的榮耀和尊嚴。實際上中國發展模式己成全球關注熱點，香港人應對中國共產黨有更多認識，才更符合理性原則。

中國近百年的發展歷程，實際上是一個不斷實現中國夢的過程。自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中國人民實現了民族獨立的夢想，建立新中國的夢想，復興與增長的夢想，以及追求現代化的夢想。而且中國人民在追求夢想當中，中國共產黨也從革命黨成為執政黨，領導中國進行了近百年的探索，經歷了許多磨難和挫折，也積累了許多成功和發展的經驗。中國共產黨被推上歷史前台，承擔起政權建設和經濟發展的重任。八千萬中華兒女，加入了這個精英團隊。

中國共產黨由精英組成的團隊，成為中國領導的力量，進行了制度重建，體制選擇與發展戰略的制定。制度創新和資源配置，為改善和提高經濟增長奠定基礎。而實現富國夢想的工業戰略，富民夢想的城市戰略，強國夢想的開放戰略，以及現代化夢想的信息化與人力資本投資戰略。中國人期盼的建國夢想，實現社會公平正義，推動工業化和城市化，達成趕超和現代化。政府推動和培育，加速了市場經濟的發展，政黨在其中的角色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中華民族復興與增長在中國產生了巨大的福利效應和國際意義。以前國破民弱，喪權辱國的歷史不再，人民生活水平和綜合國力大大提升。雖然收入有差距，城鄉不平衡，資源環境壓力大，但在問題出現後積極回應，以科學態度面對，提出了和諧發展與和平發展的新理念，化解各種發展中的不平衡現象。中國發展的核心是實現民族復興，以及經濟增長與國家在世界的自由發展。中國百年發展中在制度，體制和戰略上的創新使政黨，政府，市場有序運行。

中國共產黨治理經濟的成功，在於積極探索，主動調整，形成意識形態共識，基本制度共識，糾錯糾偏共識，經濟增長共識，市場經濟共識，對外開放共識，科學發展共識，使國家在重大政治議題，發展戰略和經濟社會問題的政策上比較容易達成一政意見，形成共識，減少摩擦成本，提高效率。中國能夠依據國情，結合實際，學習一切文明成果和先進經驗，不照搬照抄，開僻了中國特色的發展道路模式，使體制建設具有本土色彩和更具生命力。

中國選擇適宜的發展戰略，通過實施工業化，城市化，全球化戰略，實現民族復興。中國善於向世界學習，從學習中推動發展，讓中國少走許多彎路，實現了趕超，運用了後發優勢。中國現在需要進一步在政治文化及國際競爭力中提升軟實力和影響力。中國的發展遠沒有結束，在下一個百年，轉型和創新還是經濟發展的靈魂和生命力所在。我相信中國共產黨還將擔當重要的領導角色。中國的經驗將創新發展的理論，為人民指出發展之路。

創新型中國

中國經濟市場化轉軌是對中央集權計劃經濟的調整和"矯正"，並不意味著中國要走向市場自由化、貿易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的"新自由主義"。中國不走"蘇聯範式"的道路，也不採用"休克療法"，更不是"華盛頓共識"的信徒。國內理論界和政策制定者，更傾向於用"中國特色發展道路"，形成對中國經濟運行的經驗性概括和規律性認識，從而在理論指引實踐的背景下實現中國經濟長期協調發展的道路。中國的道路有混合性的特徵，有創新的實踐包含其中。

中國經濟在縱向時序的比較和橫向國別比較層面均取得了極其顯著的績效。從縱向看，中國總量經濟表見出持續高速的增長態勢，工業化所標度的經濟結構轉化和以城市化所標度的社會結構轉化也在顯著提高。從橫向看，與世界主要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相比，中國經濟增長優勢顯著存在。1996-2006年，中國融入全球經濟的程度漸趨增強。無論在中國發展史上還是世界經濟史上，中國這時期的增長績效罕見，而無用置疑。

中國13.4億人口，有31個省區和5000年歷史，出現經濟持續高速增長本身就是全球範圍內的大事。中國經濟持續增長對人們深刻認識經濟模式的適用性提供了契機。單純強調公有制、平均分配和中央計劃，短期內可以實現趕超戰略，但從長期來看無法解決信息發現、經濟激勵和資原配置等問題而導政低效率。中國以"模著石頭過河"的漸進式理念轉軌，既切合本土特徵，且具有經濟增長高速度和超穩定的比較優勢。這是對多元化轉化格局的回應。

中國從建國以的的兩個30年轉變，需要向後看以總結經驗，更需要向前看以實現持續協調發展。歷史演變軌迹中，發展與增長，國內與國外，公有與民營，效率與公平，政府與市場，規律和認識都必須總結，以便能更好地指引中國經濟持續健康協調地發展。探索，定型和推廣，以理性去達成共識，使其具有持續發展的穩健性，上升到理論高度，加以提煉，使其具有普及價值。依靠政府和市場的力量的有機結合，從經濟發展的多維度尋出最優均衡點。

中國與其他國家相比，體制轉軌和結構轉化要同時進行，使命更加繁雜。為了規避社會震蘯，秩序失控，結構轉化必須考慮國內外兩個因素。國外己進入後工業期，中國必須在國內空間佈局上同時推進製造業升級和服務業發展。由於市場配置資源存在內生缺陷，政府有組織和動員社會資源方面的相對優勢，因此強調政府調控，通過公有制主導，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來煥發經濟活力。發展生產力，提升效率，調節國民收入分配是對公平和均衡發展的回應。

中國的發展道路是多重複合型的本土化、持續化、多元創新、政黨推動的中國特色。中國不對既定理論的盲從，也不照抄他國方式。經濟增長必須更好地轉化為大多數社會成員的福利。中國的創新集中在產權制度、分配制度、土地制度、金融和財稅制度。這一切均由政黨推動，實現趕超目標，推動多元化創新。中國立足本土化，選擇適宜制度、適宜技術，來發展自己。中國並不依照"華盛頓共識"來發展，而是走自己的路，創出了人類經濟發展的新模式。

閒話金融發展局

蘋果黎智英的馬仔對香港搞個金融發展局，好像條尾給踩了一樣暴跳如雷，像癲狗一樣到處亂咬。一會兒說金管局"不男不女"，一會兒說金管局要和金融發展局"平起平坐"，一會兒又說金發局像"從前買辦何東爵士，娶多個老婆不叫"填房"叫"平妻"。他說這些廢話，其實目的只有一個，就是希望挑動史美倫和陳德霖打內戰。其實查太和陳德霖都是極有修養之人，蘋果報的詭計，十之八九要落空。

香港有個金融管理局，金融發展局又是什麼呢？從字面上解釋，管理就是對現己存在的東西進行維護和規管，發展就是對尚未存在的東西進行探索、研究和開發。因此，蘋果犯了最大的錯誤，就是急於陷人於不義，而經常要自打嘴巴。自己把自己打到臉青鼻腫，人家看到都替他感到可憐。這種自殘實在是黎智英窮途未路，獻世的慘況。一個人沒有了良知，就會瘋狂，瘋狂了就不可能有人話。

正如蘋果所掌握的材料，香港今年金管局運作良好，盈利千億，這是誰的功勞，當然是陳德霖及其團隊的努力結果。但是蘋果的黎智英及其馬仔一定不會知道，也不肯相信，這一切的獲得都與中國因素有關。全世界的金主，其眼睛都盯著中國，香港是他們進入中國最安全的閥門，他們不利用香港就算自己笨。香港有多少基金在此落腳，他們不北望神州，難道會去看黎智英的反華基金還需多少。

話說陳德霖賺了錢，不能自己袋落袋，必須交給特首分配。特首就有這個權力，黎智英和任何反華勢力都只能看不能動，而梁振英中央政府就給了他這個權力。這就是特首的權力所在，黎智英只能眼光光看著梁振英把錢分給年老需要照顧的老人；把錢用於建設公屋，讓窮困人家可以上樓；把錢用於發展科技，為香港未來的經濟增長做準備。在這種局面下，他只能施以小人之計，中傷和挑撥。

香港的深層次矛盾很多，黎智英反華反共只是其中一個，由歷史和政治的原因造成，但更多的是民生的問題，由殖民年代累積而來。加上回歸後陳方安生等的阻撓，深層次矛盾需要動大手術來治理。而且政府力量有個限度，不是憑梁振英一人之力能夠全部解決。他必須發動全香港的精英人才，為香港出謀劃策，一起來推動香港的變革。穩中求變是他的政治動向，他必須依靠城中積極群體的力量。

這是梁振英的聰明之處，也是反華份子最害怕的地方。香港積極力量如給動員起來，香港必能有更大發展。黎智英要遏制中國和香港發展，他才能拿到反華基金的錢，如果他的計劃失敗，他討價還價能力就低了。他千方百計要反掉梁振英的施政計劃，散播謠言，挑撥離間，就為了迷惑不明真相的人群，為他效命。金管局賺了錢，梁振英要發展局去發展新的產品以增加新收入。這就是成立金融發展局的目的。黎智英騙人的詭計可以收皮了。

世界經濟發展的新力量

從世界範圍來看，1978年迄今，中國經濟持續增長是世界經濟領域中最值得關注的事件之一。其經濟和社會影響力，在高速增長中是以和平和漸進的方式取得，獲得世人的矚目。無論在對外貿易、吸引外資額、外匯儲備額總量指標來看，中國均己具有較顯著的大國經濟特徵。2009年對外貿易額己達22075.4億美元，成為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貿易國；實際使用外資額為918億美元，直接投資為900.33億元，是吸引外資最多的國家；2009年外匯儲備額為23991.52億美元，成為世界不用戰爭手段去掠奪的大國。

20世紀初以來，美國就是世界經濟總量最大的國家，但對外征戰從來沒有間斷，而日本在60年代於美國的羽翼下成為世界第二。1960-1978年中國的GDP只有美國的6%-10%之間，但1978年之後，呈現提高的變動趨勢，由1978年的6.51%上升到2009年的35.31%。日本在二戰後經濟快速發展，中國GDP相對於日本，比例從138.52%逐步降至15.9%，日本經濟總量程度不斷擴大，但在1978-2009年比例從15.09%提升至98.35%，2010年就超越日本排第二。

中國改革開放帶來了經濟高速的增長，1978-2009年人均GDP從155.0美元增到3744.4美元，每年增長為8.81%，遠高於美國、日本、法國、英國、德國、意大利、加拿大、澳大利亞發達國家，也高於印度、巴西等發展中國家。中國人均GDP差距與美國比己從66.0倍下降到12.3倍，與日本比，差距從55.1倍下降為10.6倍。從這些數據看，剔除人口因素，經濟持續增長導致中國成為世界經濟舞台不容忽視的新生力量。美、日遏制中國的意圖越來越明顯。

從歷史角度考察，中世紀前中國曾有過領先於其它經濟體的輝煌，但明清後，西方工業革命把長期處於封建和半殖民地社會的中國，從經濟上把中國拋在後面。在中國共產黨引領下，中國新民主主義獲得成功，經濟社會也進入了良性的發展階段。中國社會呈現出和平崛起和全面復興的態勢。中國經濟與外部經濟的聯係日益緊密，中國從全球化中獲益，其他經濟體也受惠於中國的經濟增長。中國對外貿易增大，中國市場也成為其他經濟體的市場動力。

中國高速的經濟增長吸引了外部的資本的流入，而中國的資本積累也通過對外投資，支援了其他經濟體的發展。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性金融危機，由於有了中國經濟高速的增長，對世界經濟復蘇提供了新的帶動因素。在世界這種格局中，中國審慎和理性原則，發揮著突出的作用。中國落後時不妄自菲薄，高速增長時不裹足不前，在持續發展下不盲目自大，在解決內部經濟問題過程中，必成世界經濟新力量。

中國作為世界經濟新力量，不會挑戰或威脅其他國家，相反還會有利於世界整體經濟的復蘇和繁榮，讓其他國家受惠於中國因素。其實在未來較長時期內中國根本不會去改變國際經濟格局，但會致力於創造更優越的外部環境，實現國內經濟的發展。中國會與其他經濟體加強合作和溝通，共同改進國際貨幣體系，貿易體系和金融體系，從而在有效率的共同治理機制下實現國內經濟的持續協調發展。發展了的中國，必能是世界經濟發展的新力量。

人人生而平等

「所有人都生來平等，他們都擁有相同的生命權、自由權以及追求幸福的權利」。這是人類文明的呼聲，也是奧巴馬在第二任期的就職典禮上向全國人民發出的警醒之言。這句話在美國叫了二百多年，到現在還沒有完全做到，有人照樣拿槍去殘殺無辜，照樣用各種手段去搶掠人家辛苦賺來的血汗錢。美國夢是破滅了，還是實現了，美國人各有各的解讀。但有一點重要的，就是人人都要認識這個真理。

中國對這個道理瞭解得最清楚了，人生而平等，可是八國聯軍不管三七二十一到中國能搶就搶，能騙就騙；日本軍國主義把中國視為物產豐盛的國度，以軍事手段強加於人，以圖達到私利。人生而平等，擁有相同的生命權，以及追求自由和幸福的權利，可是世界的平等、生命權、自由權及幸福權卻要用武力去保衛。這是人類的悲哀，也是哲學家苦苦思索和探尋解決方法的問題。

人生來應該平等，可是平等卻是多麼艱難的一件事。林肯殺了多少人才讓黑人獲得解放，可是黑奴解放了，人還是不平等，黑人馬丁奴德金為了爭取平等卻掉了性命。現今奧巴馬登上了總統的寶座，可是平等遠還沒有達到，生命權也沒有獲得尊重，在FBI嚴控下的美國連李文和這樣的科學家隨時都可丟掉自由，進入監牢。你問美國人幸福嗎？很多人都垂下憂鬱的眼睛和腦袋，輕輕地搖頭。

香港是中國最富裕的城市，有些地方比美國還要好，可是你要問某些香港人你幸福嗎?他和美國一些人的反應是一樣的，因為他們覺得人生而不平等，他們的生命賤如泥，他們不能自由進出富人的俱樂部，也不能在提款機要他解決燃眉之急的款。你叫他怎樣快樂起來呢?人生而平等，說來容易，做起來困難重重。馬克斯一百多年前就思考這個世界應怎樣分配才能公平，試圖解決人類平等問題。

世界絕大多數人都相信人生而不平等，只有自己最珍貴，香港人也不例外。我們只要打開報章，就可看到充滿偏見的言論和思維。他們根本就不認同人人生而平等，只有他們自己才配享受自由和快樂。他們抗拒國內人來港消費，認為他們來港在和他們爭權利，妨礙他們的生活自由。他們對地鐵滿車廂的國內乘客感到不滿，認為搶了他們的地盤，讓地鐵變得擁擠。奧巴馬的呼籲不是沒有道理的。

奧巴馬是黑種人、習近平是黃種人、普京是白種人，這三個人能否主導世界未來五到十年的平等、自由和幸福，值得我們每一個人關注。這三個人的動向具未來世界指標性的意義。黑黃白的結合，都為了要走出困境，都要為建設更美好的生活而奮鬥。偏見和狹隘的思維是世界未來發展的大敵，挑撥仇恨，打倒這個那個的思維是最要不得的思維。只有合作，才能共贏，只有包容，才能發展。

經濟增長的新目標

中國經歷了經濟”起飛”階段，開始步入成熟和高額群眾消費階段。中國在經濟增長動力和產業結構等諸多層面面臨著轉型和調整的重大使命。轉型和調整是對經濟發展新格局的回應，也為了經濟可持續的較快增長的平穩性和可控性。中國未來的經濟發展方式是要在更高層次和更廣範圍實現更有質量的平穩增長。中國擁有13.4億人口，經濟穩定增長對社會進步具奠基性作用。物質和文化生活的提高，對道德養成和社會建構有著正向作用。

從1978-2009年中國的GDP增長均為正，名義年均增長率為15.86%，而實際值為9.98%。在高速增長的背景下，中國的GDP從3645.2億元增至340506.9億元，國民總收入從3645.2億元增至343464.7億元，人均GDP則從381元增至25575元。政府和執政黨在經濟領域的主動性變革，帶來了經濟總量的高速增長，推進了社會各項事業的發展，也導致了中國對世界經濟和政治格局的影響力不斷增強。盡管中國在不斷發展，但增長還有很多問題亟待解決。

中國為世界人口最多的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具密集使用其充裕生產要素的性質。尤其對勞動力、土地、資本、能源、生態等要素消耗敏感，而對技術要素組合因素的依賴相對較小。高速增長的波動特徵顯示，中國改革後經歷了三個比較完整的增長周期。1978-1984年以1984年為波峰增長率為13.7%，波谷為1981年增長率為3.86%；1985-1992，波峰為1992的12.8%，波谷為1990的2.29%；1993-2007，則波峰為2007的13.61%，波谷為1997的6.67%。中國經濟增長的波動開始拉長，波幅縮小，但增長率的顯著波動依然是中國經濟增長的顯著特徵。

中國經濟增長中地區差距也很顯著。中國有著31個省區和三大經濟板塊，由於初始條件和發展階段的政策安排有差異，增長速度差異顯著。2009年上海的人均GDP為78987元，貴州為10309元，前者是後者的7.66倍。經濟增長形成的就業引致效應呈現下降趨勢。充份就業，提高居民收入和消費水平，增長才能走向成熟階段和高額群眾消費階段。1996-2002年農村剩餘勞動力跨地區和跨行業的流轉，創造了就業人口的增加，但此後又回落。未來中國要舒緩失業壓力，增加就業，就需要經濟總量更高程度的增大。

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為全面復興提供了堅實的基礎，但增長的粗放特徵，伴隨著時序意義的波動和空間意義的差異，就業創造效應的弱化，表明增長基礎還需增強，效果也要改進。根據經濟學家的意見，此前近10%的GDP高速增長，需要調至”次高速”，即2010-2030年維持在6%-7%，而2030-2050年維持在5%-6%之間。原因在於高速增長的要素在變化，中國必須尋找新的增長點。再者中國內外互補的關係在變化，域外經濟體基於競爭的思維，遏制中國增長。

中國追求經濟增長只是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一部份目標，增長還同時需要凸顯增長的質量和效益。次高速但可持續的增長，才是中國未來實現全面復興的理性選擇。增長是長期性不是短期性，而增長只是工具而不是目標。走向成熟階段和高額群眾消費階段的目標調整，必須依靠增長動力、產業結構、需求組合的調整來進行。這種增長目標和手段的調整必須依靠執政黨中國共產黨落實科學發展的實事求是態度，讓國家作出全面復興的目標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