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安排為了增長

毛澤東說，"從19世紀40年代起到20世紀40年代中期，共計105年時間，全世界幾乎一切大小帝國主義國家都侵略過我國，都打過我們，除了最後一次，即抗日戰爭，由於國內外各種原因以日本帝國主義投降告終外，沒有一次不是以我國失敗，簽訂喪權辱國條約而告終。其原因:一是社會制度腐敗，二是經濟技術落後。"因此，國家要建立符合國情和適應經濟發展規律的制度，以重建一個現代化的中國。制度建設為了發展，為了擺脫被動挨打的局面。

中國受俄國十月革命勝利的影響，吸收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廣泛傳播。中國共產黨把馬列主義理論同中國革命和建設實踐相結合，經過演變，從毛澤東、鄧小平、先進生產力、先進文化、科學發展觀等現代社會發展理論的融合下，形成了自己的理論體系，成為社會主流意識。這種意識形態不僅蘊涵了社會價值觀念和風俗習慣，還對正式制度的安排有先驗性的決定作用。意識形態具經濟功能，也對制度約束和公平公正的道德與倫理評價具有功用。

中國在長期艱苦的奮鬥中建立和完善了中國的政治制度，以規範國家政權、政府制度、國家與社會關係等一系列根本問題的法律、體制、規則等。中國的憲法制度、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中央行政制度、地方行政制度、軍事制度、國家元首制度、公務員制度、選舉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特別行政區制度等制度體系和規則。中國從未簡單照搬照抄別國制度，而是從實際出發，創造性地建立了有利民復興的政治和法律制度。

中國的經濟和政治制度安排，堅持公有制為主體，確保社會主義制度公平正義取向，以保障人民利益；另一方面，堅持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確保經濟發展的活力和效率，以利解決十幾億人口的吃飯和就業問題，促進競爭，增加收入，吸收技術和管理經驗。中國分配制度的改革和創新，打破平均主義，真正落實按勞分配原則。大鍋飯沒有了，個人可以先富起來，拉開合理的差距，但又防止貧富懸殊，堅持共同富裕的社會理想。

國家允許和鼓勵資本、技術、管理去創造社會財富，允許生產要素參與收益分配。"一切合法的勞動收入和非勞動收入都應該得到保護"。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經濟取得高速增長，收入分配格局也發生了巨大的演變。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形成了國家、企業、個人共贏的格局，是一種為了經濟增長的制度安排。這一過程推動了經濟結構調整，資源配置得到優化，增強了企業的市場活力，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加速了國民經濟向市場轉型。

 

香港人必須認識這種國情，以了解自己怎樣能夠在國家的發展中獲得自己生活的改善。反對派要做伸手派的思維，不可能在這種社會制度下有前途。社會可以有救濟福利制度，但不是伸手牌，人們都必須經過自己的努力，取得社會的發展紅利。市場經濟有其規律，資本主義有市場，社會主義也有市場；社會主義有計劃，資本主義也有計劃，資源配置要有創新的制度才能有高速度和高效率的增長。中國的制度安排是為了增長，讓國家進入小康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