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作為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革命黨和執政黨,在實現中華民族復興與經濟增長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執政黨在制度創新和建設之間有著內在的邏輯。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後,領導工人運動、農民運動、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新中國成立、社會主義改造、國民經濟發展、計劃經濟發展、大躍進、文化大革命,改革開放,有經驗也有教訓,但都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進行。制度的構建、調整、創新和變遷,都圍繞著為民族復興創造有利條件和環境。
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社會政治和經濟發展的組織者和執行者。他肩負的是民族復興的大任和勞苦大眾生活改善的沉重責任。公有濟經濟是民族復興重要的經濟支柱,國有企業是國家建設和發展的主要經濟來源。資本、土地、勞動和技術、企業家等是增長的基本要素,只有增長的基本要素,并不一定發生創新和增長結果。有效率的經濟組織才是增長的關鍵。制度上作出安排,確立所有權,變成激勵私人收益和社會收益接近,才可在經濟活動中導致增長。
從制度經濟學發展來看,技術進步、發明創造、專業化、分工發展甚至工業化,都不是經濟增長的原因,而是經濟增長的結果。經濟增長的真實原因在於引起增長現象的制度因素。工業化本身是一種技術創新,實質就是制度創新的結果。制度創新決定技術創新,適宜的制度創新和選擇會促進技術創新和經濟增長。中國從1820年開始百年衰退,西方大國崛起皆與制度及創新有關,共產黨吸取歷史教訓,明白中國的復興必須從制度入手,以解決增長的難題。
中國共產黨有八千萬黨員,其中精英無數,分派到世界各國學習,深入了解世界最新情況,找出最有利於中華民族復興之路。制度構建包括社會認可的非正式制度和國家規定的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包括習慣習俗、倫理道德、文化傳統、價值觀念以及意識形態等;正式制度為正式確定的各種制度安排,主要有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經濟規則和憲法等。制度實施機制的主體為國家,而國家的執政黨為中國共產黨,因而美國要抗拒共產黨就是不能面對現實。
中國從來沒有不准民主黨和共和黨到中國投資的規限,只要他們不做出危害中國國家安全的事,那怕你是反共政客的企業也照樣歡迎在華投資。台灣民進黨商人的企業在國內投資的也不少,中國從來沒有作出這樣的限制,連黎智英在國內的投資,只要企業和業務合法,國家也沒有作出任何限制。中國共產黨是一個共容性的組織,只要有利於中華民族的振興,對人民的利益能夠有足夠的貢獻,在共產黨構建的制度之內都能享受共存共榮的優越經濟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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