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從宋代達到鼎盛時期以後逐漸走向衰退,均因缺乏一個有效率的制度和組織。因此,中國共產黨把實現民族復興與經濟增長作為自己的歷史使命。制度重構、體制選擇與發展戰略成為民族復興和經濟增長的三大要素,而共容性的政黨組織的推動和抉擇,成為內在的動力。中國共產黨洞悉全球一體化己勢不可擋,展開艱巨的制度變遷和調整,堅持了持續多年的入世談判,參與全球化分工合作,充份發揚了中華民族勤奮好學的精神,縮短了中國復興之路。
從1978年以後開始,中國實行對外開放戰略,逐步融入全球化,分享全球化帶來的紅利。中國引進外資,虛心學習國際一切的先進技術和經驗,加快了工業化進程。2001年入世以後,運用國內外兩個市場資源,參與全球分工競爭,提高了中國的對外競爭力。中國共產黨不失時機地站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時代前沿,積極推動中國融入全球化的經濟活動,為中國贏來了發展的機遇和競爭的活力。這是中國百年復興與增長能夠獲得成功的原因。
選擇適宜的發展戰略,是制度和體制有效運行的途徑。中國完成革命以後,轉向實現工業化的探索和復興。有一段時期,由於受到急於求成和趕超思維影響,中國走了一條政府干預型的發展道路,在一定程度上經歷了曲折和艱辛。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工業化進入極度亢奮狀態,”人定勝天”、”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十年趕超英美”等急躁冒進的思維。後來不得不進入調整期。文化大革命,大民主造成的衝擊和退步,使中國和世界差距拉大。
市場化轉型後,中國工業化生產和效率大大提升,借助豐富的低成本勞動力、土地資源,充份利用國際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在市場化配置資源的制機制作用下發展迅速。1978-2008年,工業增長率高達11.9%,支撐了國民經濟年均增長9.6%。各種工業品製造業的整個生產鏈全面成長和壯大,推動了中國經濟現代化進程。中國這30年的工業增長結構變化,走完了先進工業化國家200-300年的歷史,在全球化分工體系中擔當了不可或缺的角色。
市場經濟下的城市化,人口大量流動,提供了就業機會,但也出現了向城市傾斜的發展模式,農村市場發育遲緩。為了減少城鄉發展不平衡,縮少差距,中央加快了新農村建設,構建均等的公共服務體系。中央劃分經濟協作區域,讓一部份地區先富起來,以先進帶後進,促使國民經濟波浪式的向前推進。沿海地區兩億人的經濟發展起來了,就推動西部大開發,加大國家對地區協調的宏觀調控力度,通過財政轉移支付,優惠政策,基礎設施投入等推進發展。
發展科技教育,培養各類人才,改善投資環境,引導國內外資本參與西部及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的開發。中國東部率先發展,西部大開發,中部要崛起,東北要振興,革命老區要支持,民族和邊疆地區要發展,都需要大量有志氣的年青一代出力。香港的年青人如懂得融合到這種發展的戰略大格局中去,未來三十年的發展,將是不可多得的歷史機遇。中國的發展從擺脫落後要挨打,追趕為復興的目標開始,最終成為中華民族對人類發展的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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