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閥混戰呼喚著新的政治力量結束這種局面,重新構建國家。國共兩黨通過黨際合作,承擔了由分入合的使命。克服地方分裂力量,成為近代以來國家建設超越傳統的重要環節。以黨建國的目標就是通過黨的力量,把各種分利力量統合在一起。但國民黨政權的地緣基礎,弱化了黨國體制的穿透力、滲透力和覆蓋力。為了重建中央集權國家,國民黨與國際資本、買辦資本達成妥協,把統治基礎建立於都市和口岸,而鄉村凋弊,無人管"耕者有其田"政策。
由於地方行政制度無法建立於鄉村,國民黨不得不大量利用鄉村的土豪省紳、流氓惡霸作為鄉村的管理人員,從而迅速惡化和敗壞了鄉村的秩序,土地改革束之高閣,無地農民倍增,提高了鄉村衝突的烈度。由於當時的三民主義又混雜了儒家理論、法西斯主義文化、民族主義和共產主義,削弱了國民黨意識形態上的精神統攝能力。國民黨圍繞軍事領袖形成的軍事政權,實際上是頂著國民黨外壳,游離於政黨和國家之外,政權處於被分割狀態之中。
袁世凱去世後,國民黨統一中國,但軍隊在地方的活動,國家被分割成分離和獨立區。國民黨在1928年的統一則延續了盟誓制度的傳統,蔣介石、閻錫山與張學良以兄弟關係維持了國家表面的統一,沒有整合到建設國家的軌道上去。各種分利集團充斥於國民黨統一後的政治舞台,達不到整合分利集團的目的。利益上嚴重的排他性,使國家的衰敗不可避免。20世紀基於中國"一盤散沙"現狀的焦慮,兩黨不約而同棄西方議會制,仿俄國的"民主集權"制。
1949年國民黨敗退台灣,跟隨國民黨退台的除了黨政要員、老兵及少數知識份子外,其他都是地方和社會上的地主、資本家、地方官員等。共產黨把這些人叫做土豪劣紳,可見國民黨的階級基礎和共產黨迥然不同。1927年國民黨的清黨運動,鎮壓共產黨人,成為國共兩黨的分水嶺。1934-1935年共產黨剩餘人員撤退到國民黨軍隊無法顧及的西北偏遠地區,國民黨又把土地改革束之高閣,主動權就這樣逐漸交給了毛澤東。毛澤東成了孫中山信念的實踐者。
中共主要以社會底層民眾為政治動員的對象,而國民黨以社會中上層"精英"為基本組織力量。表面上精英化程度很高,但都是浮在表面,喪失了革命勇氣之輩居多。共產黨則善於吸納新型精英,克服權貴化弊端,與農民階級聯結在一起,選擇了不同的治國方略。軍隊黨化有很多弊端,蔣介石"民為師有"降低了黨對軍隊意識形態化的控制。共產黨則確實做到黨指揮槍,支部建在連上,通過組織體系行使對軍隊的控制。兩黨不同的軍政關係,決定了不同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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