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階級,如果不能推舉出自己善於組織運動和領導運動的政治領袖,就不能取得統治地位。政黨要由最有威信,最有影響力的人來擔當領袖角色。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鄧小平都是中國共產黨耳熟能詳的政治領袖和精英。毛澤東博覽群書,通曉古今,擅詩詞,好書法,又精通軍事和謀略,成為魅力型領袖。美國總統尼克遜評價他具”吸引狂熱追隨者的領袖人物的超凡魅力,以及藐視巨大困難的意志力”。領袖個人魅力成政治行動的精神力量。
這種領袖直面大眾,通過個人魅力感染大眾,屬非制度化政治權威塑造模式,與政黨候選人在競選時通過大眾動員來塑造權威,一旦獲得政權後,轉而以常態化的官僚制運作成為權威有所分別。政黨通過穩定的制度規範來塑造政治精英的權威,運用職位權威,而不是人格化權威,使政黨精英構成具有專業化和文職化的特點。中國共產黨的總書記、全國人大委員長、全國政協主席和政治局常委構成決策中心。中共政治精英和領導人更替,逐步走上制度化。
從世界範圍內的政治現狀來看,英、美、法等國屬於強魅力化和強制度化型精英塑造國家,中國政治權威的重建遵循了魅力化與制度化並重的理路與軌。這種政治權威的塑造需要擁有成熟的制度條件,對領導者個人的特質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國政治發展進程與強魅力化和強制度化的政治權威相聯結,體現了中共的創新力和修復力。政治的現實要求代際轉換和繼承要平穩。從歷史的經驗來看,換代常是危機時刻,搞得不好就是腥風血雨,社會動。
中國經過從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到習近平的制度化傳承,確立了中國政治精英權威的塑造道路。習近平集黨、政、軍權於一身,除了他個人的魅力和修養外,其職位給他帶來的權威,塑造了他的政治威望和號召力。政治需要魅力化的政治權威,也需要制度化的權威,以理性和激情動員人民去改變國家和民族的命運。中國文化傳統及特定的制度安排使中國共產黨承載了這種歷史使命,決定了政治領袖必然集魅力化與制度化於一身,以復與民族大業。
香港普選己進入討論期,反對派不是以推舉出有擔當,迎接愛國愛港取態表現去獲取推舉委員會的認同,而是採取投靠西方,恐嚇佔領中環,破壞經濟社會秩序的手段,去否定愛國愛港的要求。這種取態,對於主權在中國,執政在中共的香港,反對派己走上絕路。政治精英權威的塑造主動權在中共,特首的管治權的授權在中央,反華反共,固守殖民地心態,不思長進,肯定走不通。民主沒有專利,西方有,中國也有,少數不服從多數,民主就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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