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國家與民族的邏輯

人類進入20世紀之後，世界革命浪潮把中國帶入一個複雜而險惡的境地。西方政黨是階級利益衝突的副產品，附著在國家機器之上，進入政治制度之中。可是，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卻在很大程度上作為國家拯救者和主權保護者而出現。談論20世紀的中國近百年變化，離不開研究中國共產黨的影響。革命引入中國有與古代革命不同的內涵和指向。天命論的革命觀只是皇朝循環的表達，把革命與歷史的突破聯系在一起，才能正確審視新型政治主體的出現。

天命論為地方權貴、叛軍將領和土匪惡霸登上皇位製造了障礙，因為他們缺乏了道德的正當性，也為君主締造了為政動力。君王放縱無道，造成社會惡化，篡位者就有了造反的合法性。中國知識階層拯救國家於水火，是中國文化源遠流長革命傳統的繼承。革命來自精英人士的覺醒，梁啟超、鄒容、秋瑾、孫中山、毛澤東等都是對中國近代政治思想產生較大影響的人。軍事實力只是革命的武力手段，意識形態和政治綱領的比拚才是革命取得成功的政治邏輯。

中國現代史上國家構建進程是與革命進程交織在一起的，導致了中國的國家構建只能部份展開。1949年之後，中國的國家構建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未能脫離革命化的軌道，直到1978年改革開放後，構建理性、現代化的國家之路才奠定下來。國家構建就是國家通過制度化建設，調整自己與市場、社會以及社會與市場之間三重關系，使之有利於自己存在和強大。近代中國自強運動己顯露國家構建的制度化和技術化特徵，與現在的民族復興主張非常相似。

國家分裂所造成的歷史記憶會影響國家構建的方向，飽受分裂和侵略之苦的民族潛藏著復興的不竭動力。沒有國家的統一，很難去談國家獨立。香港、澳門問題的解決標誌著國家構建道路的新里程碑。中國共產黨領導者在捍衛國家獨立方面，有著不可動搖的性質。中蘇關係破裂，顯示了毛澤東捍衛國家獨立的勇氣。現代中國己從魅力型領袖主導的政黨向制度化政黨轉變，突破中國政治發展的歷史，保障了國家構建規律得以充份開展的條件。

民族復興并不是所有民族或國家都具有的一種政治禀賦，只有曾經擁有燦爛歷史文化，又飽受過屈辱的民族才會有這種歷史使命和政治願景。民族復興不是過去輝煌的複製，而是對落後現狀的擺脫和超越。民族復興的暗流在辛亥革命和共產黨領導的革命興起之前己經存在，一直湧流於近代中國精英份子的心中。他們念念不忘是人民苦難日子的終結，小康社會的建立和美麗中國的建成。中國新一屆領導班子的決心，讓中國復興之路向前再邁出了一大步。

"天下為公"是近代民族復興之夢，遺憾的是孫中山并未能將之實現。共黨從其本質上來說是與人民利益聯係在一起的，這就賦予了共產黨超越"私天下"的歷史使命和政治禀賦，與西方政黨獲得政權謀一黨之策迥然不同。共產黨精心構築的理論體系和歷史觀，承載著民族復興的使命。這一使命鑄就了中國崛起的重要因素。為民族復興掃清道路，把貪污腐化之輩清除，讓國家把資源更好地集中起來，造福子孫萬世，復興中華，才能不負革命先烈的美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