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愛與和平佔領你的心靈

在這冷酷的世界裡，當你向人家伸出溫暖之手，受者會感受到人間有愛；當中國周邊國家在喊打喊殺之際，金磚五國靜靜地坐下來談合作，談發展，我們感受到和平和寧靜的可貴。這時你的心靈會有一種震撼，有一種要為更美好世界而創造、而奉獻的衝動。世界是如此的美好，中國是如斯的可愛，經歷了風霜和災難的民族正在崛起，正在復元，我要為她而歌唱，為她而振作，為她而盡我所能振興我們的民族。

當我們看到一代又一代的領導人把我們的民族帶向富強之路，我們心存感激。當我們看到我們當中有不肖子孫，貪婪之輩在蠶蝕我們的國家，我們會愛之深，恨之切。我們之中大部份都是善良、勤勞、誠實、可敬之人，但我們之中也有壞人惡人，冷漠無情之人。我們要以愛、忍耐去感化他們，要以愛給他們的心靈帶去平靜。可是對於故意毒害青年，在他們心中散播仇恨、挑起動亂者，我們應毫不容情地揭露。

愛與和平是安定繁榮的基石，是人類生活真、善、美的情感表達。當我們看到有人借愛與和平之名，行佔領中環之實，以破壞社會秩序，達癱瘓中環經濟社會的目的，我們知道他是別有用心，用好聽的詞句來欺騙世人。癱瘓中環是為了奪權，癱瘓中環是為了讓不愛國的人治港，癱瘓中環是為了幫國際反華勢力遏制中國。他們說是為了民主，我們對民主騙子，對利慾熏心之輩，對他們背後的勢力能不警惕嗎？

愛要給予我們年青的一代，愛要有奉獻，愛要像德望女校的老師那樣帶領我的女兒和同學們到上海認識祖國。那有叫學生去憎恨自己的國家，去對抗中央就會是愛與和平呢？愛國就要像德望老師那樣，拿出真心去愛自己的學生，帶他們住到國內學生的家中，增進友誼和瞭解，長大以後一起為國家發展出力，做個對社會有用的人。我心存感激，因為香港有這樣的老師在教育我的孩子。此刻，我心中有愛，有和平也有感激。

關懷青年 遠離魔鬼

香港反對派以反共、反中央、反回歸、反社會、反政府為核心，用愛、和平、民主、正義等好聽的字句來裝點自己，為自己貼金，欺騙善良的香港市民。他們把國家和社會出現的反面現象都描繪成是政府的作為，把政府說得像魔鬼一樣，以挑撥不明真相的人起來作亂犯上，搞亂香港經濟社會的秩序。其實反對派才是真正的魔鬼，為禍下一代。一切關心下一代成長的人應作出反應，讓更多人看清魔鬼的真面目。

反對派四出活動，尋找二十歲以下的年青人，讓他們墮入圈套，為他們賣命。他們主要的方法就是把反國家、反中央行為說成是正義的公民抗命，可以成英雄。他們還把西方說得像天堂一樣，固若金湯，可以給他們做後台。只要能成英雄，他們就可以上天堂。反對派動員40歲的人去發動18歲左右的年青人”入伍”受訓，用以和政府對抗，用他們的健全體魄，生機勃發的青春活力，去做他們的炮灰。

他們利用中國的政治悲劇，及七一回歸紀念日作為他們訓練隊伍的實戰能力的操演，趁著人多勢眾以壯膽。反對派不惜利用他們在學校佔用的教席企圖渡學生升仙。把佔領中環、癱瘓中環、破壞社會秩序說得像偉大的事業，拯救萬民於水火。其實在水火之中的只是反對派，700萬市民都如常生活，毫無政治危機。有危的只是反華勢力，他們己無法奪到香港的管治權。為了垂死掙扎，他們只能拼死一搏。

社會有識之士及政府應聯手揭露反對派的真面目，讓更多年青人認識反對派好聽言詞背後的目的。他們為民主是假，為達到反華的政治目的才是真。他們一心想的都是改朝換代，推翻這個，打倒那個，逼人下台。跟這種魔鬼在一起，社會那能不亂，那能有和平和穩定的日子，年青人怎能正常學習，做一個有益於社會的人。有些人如戴耀廷，道貌岸然，卻是魔鬼。他們以老師身份掩飾魔鬼本質。學子小心！

香港珠江口的一顆明珠

香港為什麼是明珠，因為700萬人的努力，擦亮了經濟社會的滾珠。為什麼是珠江口的明珠，因為粵港一家親，一衣帶水，就像自己的掌上明珠。香港還會是祖國珠江口的一顆明珠，珠三角的未來，前海、橫琴、南沙的發展，會讓香港繼續閃光，互相輝映，照耀著祖國的南大門。香港前景輝煌，是中國一顆光芒萬丈永不消逝的明珠。香港這顆明珠，是反華者搶不走的寶貝，也是殖民主義者帶不走的中華寶地。

香港屬於香港的中國人，也歡迎喜歡香港，居住於香港的外國人。但中國人是主人，外國人是客人，我們對於他們以禮相待，但我們絕不能讓他們反客為主，要做我們的主人。對於無禮的客人，我們可以永遠驅逐他出家門。對於不肖子孫，要聯結外人搶奪家產與外人分享者，要逐出家門，讓其反省。家有家規，國有國法，不守規矩，還想殺父奪產者，必定要交官府發落。對於沒有倫理道德者，要嚴加管控。

民主沒有專利，外國有，香港有，中國也有。你種你的民主花，我種我的民主花，土壞不同，花式會稍異，但絕對就是民主花。只要少數服從多數，民主之花自然盛放。美國戈爾比小布殊獲得更多選民選票，但卻敗給有更多選舉人票的小布殊，我們不能說不民主，因為那是憲法規定。遊戲一定要有規則，規則的制定者就要照憲法規定去執行。一個國家的政權怎麼可能可以由外人說了算，給騙子騙走呢？

戴耀廷等人在搶奪政權上出盡八寶，扭盡坤，都騙不了中央，想用恐嚇手段要中央聽命於他，實在有點不自量。中央騙不了，就騙香港一些無知少年，鼓動18歲少年去做反國家”英雄”。把叛國者吹成英雄，這些反華者可謂無所不用其極。民主是好東西，但給壞人利用，沒有規矩，不遵守憲法規定的少數服從多數原則，民主就成毒藥，讓誤服者氣絕身亡。我們要高舉香港明珠，照亮大地，讓魔鬼無處躲藏。

反對派開始研究逮捕情況

佔領中環是為了對抗中央的普選安排，癱瘓中環經濟城市的秩序，破罐子破摔，與香港一齊死，以圖強迫中央接受反華者的”民主”西蘭花。他們認為，只要政府開始逮捕，國際金融機構就會跑光，香港有錢人就開始移民，香港的中產階級就會消失，剩下無產階級在香港食西北風。他們中有些人為了鼓動癱瘓中環，準備坐牢做”英雄”，還要欺騙一些人簽下生死狀，給他們做炮灰，讓他們犯法後後悔也不能去怪他們。

他們大多數人都認為政府不會有作為，無法把所有搗亂份子都拉走，他們有西方反華人權組織在背後的勢力給他們撐腰，睇死特區警方不敢動手維護秩序。他們把所有對己不利的條件都排除掉，給自己壯膽，欺騙無知少年。他們要少年人帶動中年人作反，其實是中年人把少年人推到前台，自己則躲在後面推波助瀾。他們要拼死一搏因為他們己無法搶奪香港的政權。一國下的兩制，讓西方勢力無法在香港作為。

基本上香港的情勢己非常清，那些人是神，那些人是鬼，都己在國家掌控之中。他們抗中亂港，違憲的言行己經竹難書。他們躲在陰暗角落策動群眾造反，實行叛國勾當，出賣港人利益。他們所做的就是叛國罪行，挑動群眾擾亂社會治安。這班人犯的罪行己不屬特區可以管的事，是屬於一國之內的叛國行為。國家安全部完全有法理依據將這班幕後策動者繩之以法。我們可以預見這班人落網的戲劇一幕。

這班人想法落後於形勢，不知道國際金融在香港，看好的是中國的發展，而不是香港本身。香港的有錢人己不怕共產黨，反而怕這班人搞搞震。香港警方也都考慮了所有可能性，對於維護香港穩定的決心不動搖。各方都己做好準備，逮捕行動在所難免，市民都要有心理準備，也可看一場好戲。對於在佔領中環行動中的年青人，要破壞社會治安者必遭打擊，不要低估特區的決心。你們的老爹保不了你，你們的大佬也只能讓你去死。反華者要敢動手，我相信香港必有一場甕中抓蹩好戲上演。

最後我還要提醒一句，想在法庭表演的叛國者，請到國家專門審判叛國者的法官面前狡辯去罷，看看你們能逃得過這些人的法眼嗎？以上結果僅供李柱銘參考。

我的中國夢

人人都有夢，我的一位朋友非常會做夢，而且常能用聖經的金句來解夢，很多人在她夢的推動下產生力量，有如耶蘇上身，做出一些驚天動地的事。她又是人力資源高級顧問，人細細卻行動力極高超。最近她又做了一個夢，說她夢見我們剛逝去一位朋友托言要我繼承他在中國某強市的經濟顧問工作。我說經濟顧問也有繼承的做法嗎？她說有，在她七弄八弄下，我帶投資者到某市訪問，居然成真。

這是她的夢，在她的努力下，她的夢在我的身上實現了。我想人有夢想只要有執行力，夢想就有可能成真。習近平的中國夢，就是要中國人民都能過上好日子。他希望中國人朋友遍天下，只要大家意念相同，肯共同打拚，世界就能更美好，他就能和朋友們一起創出一個不同凡響的世界。習近平是一個有理想的人，也是一個執行力極強的人，有這樣的領袖，中國人還有什麼夢不能實現。

我是一個小人物，我的中國夢再大也沒有用，夢了也是白夢一場，實現不了。但是我的夢的確不小，就是要把五億多中國人移民到世界各地，讓中國留下八億中國人，其餘都到世界各地發展。我說的這個移民不是殖民主義，我們要讓有能力、能克苦耐勞的人到世界各國幫助世界發展。我們到非洲去、到南美洲去、到俄羅斯去、到美國去，到世界各國做人家不願做的事、做人家不懂做的事。

我們到美國發展農業，為世界解決糧食短缺問題，讓非洲人都能吃飽。我們到俄羅斯去，深入礦山森林，為世界互通有無賣力氣。我們也可到俄國幫助他們發展輕工業，讓他們衣食無憂。當然，我們在科學研究上更能以中國人的智慧，給世界增添姿彩。西伯利亞和阿拉斯加的風雪擋不了中國人的熱血；非洲酷熱的天氣，阻不了中國人的衝勁。中國也可打開大門，讓一億外國人移民中國，讓世界大同。

反對派已到窮途未路

反對派的論述已到不能說服香港人的地步，要癱瘓中環，這是什麼概念？他是要破壞香港經濟社會，推翻香港政府嗎？他要抵制中央，要脅中央聽從他們的指示嗎？他要建立民主政制，而不聽大部份香港人的意見，這是民主嗎？有誰會要這種一言堂的民主？民主而不愛國，這種民主是什麼民主？民主就要和中央對抗，這是那門子民主？怎麼香港人越聽越不明白，越聽越覺得這班人神經錯亂。

人到窮途未路，基本就是這樣，怎麼說人家都不明白，都不能自圓其說，到了最後就狗急跳牆，做出燒炭行為。蘋果首席代言人李怡說，反對派議員由香港一半選民選出，不讓他們參選特首就是半真半假。其實做特首必須是貨真價實的愛國者，半真半假又怎能做一個國家和地區政府的管理者呢？因此反對派拿不出愛國的表現，肯定米路已斷，更何況選特首的制度安排已有一條保障機制。

癱瘓中環，只會癱瘓香港經濟社會的運作於一時，怎可能用這套方法來要脅中央聽命於他們呢？這班人不是頭腦有問題，就是給西方反華者的愚蠢計謀所毒化。要遏制中國發展，靠癱瘓中環作用已非常有限。殖民主義者無論怎樣利用香港，到了不能再利用的時候，就叫嘍囉們出洞，來個玉石俱焚。這班人己沒有再利用的價值了，因為他們己無法遏制中國的崛起，不再養他們了，讓他們去見上帝吧!

這些自私的人在走進棺材之前，還想找人倍葬，號召人簽生死狀，好說明他們去死是自願的，與人無尤。何俊仁先擺出烈士之狀，準備坐牢、準備被吊消牌照，不能做律師，我想看看余若薇、梁家傑對此有什麼準備？蘋果報擔心普選特首的選票有一百多萬張會是白票，有效票不足五十萬，我想他不用這麼擔心，反正愛國不是他們的目標，你為三百多萬選民的取向擔心什麼？那是他們自己的選擇。

普選必定能選出愛國者

愛國愛港只是一個條件，對於一個要做政治人物，管治香港的人來說，是最起碼的條件。從一個國家政治上來說，根本不是條件，更不是門檻，而是做一個國民最起碼的品格。愛港只是最低要求，不愛港就不會在香港生活，就要移民，沒有錢移民，就在這裡賴死不走，賴不下去就只有燒炭。有錢而不愛港，還要在香港搗亂，要製造動亂，實則只是為了不愛國，說這說那，帶香港人遊花園。

喬曉陽指出，現在反對派就好像帶領香港市民遊西方花園，說這朵花好，那朵花好，都要採回香港，通通種到香港花園裡，要是不種，就是不民主。這的確是香港反對派的真實寫照。社會主義的理想肯定和資本主義理想相左，要把資本主義的花種到社會主義的花園裡，肯定不協調。香港己成中國城市，既有資本主義，也會有社會主義，因此香港人必須學會包容，不要只管種資本主義之花。

民主必須包容，不能只管種自己喜歡的花，別人的花都要加以摧殘。這不是民主，這是專橫，不講道理。反正一國兩制就是社會主義制度和資本主義制度，不喜歡兩制在一個城市出現的人，可以離開這個花園，要欣賞兩制花園的大有人在。不喜歡社會主義的人要嘛選擇離開，要嘛選擇燒炭，不要去妨礙人家的欣賞雅興。制度已經定立，要改變者必須準備作反，推翻人家，否則兩制必定存在。

香港人大都是聰明人，死牛一便頸者只是少數，他們只能動員一些無知少年作反，送他們走上死路，斷他們前途。香港人怎會去選一個天天和中央作對的人做特首呢？何況香港的制度安排已有基本規定，排除了反華者治港的可能性。何俊仁、余若薇等和香港四人幫幕後操控的西方反華勢力，只能望中環而興嘆。破壞香港經濟社會的安寧，龐瘓中環就是反對派的死路。香港還是要由愛國愛港者管治。

彭麗媛成中國軟實力

彭麗媛是中國歌唱家，也是藝術學院教育家。她從一個山東小地方出來，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成為文藝兵，以自己的歌聲鼓舞士氣，成為軍隊中不折不扣的軟實力。她的歌聲受到中國人民的歡迎，成為人民喜聞樂見的藝術家，溫暖和鼓舞了一代又一代的年青人，使她成為蘊藏於人民之中的國家軟實力。梁振英和一些山東朋友看到自己的老鄉，一路走來成為國家主席夫人，心中自覺無限欣慰。

有朋友打電話給我，說彭麗媛這次出國訪問，帶了一百多套服裝替換，我聽了嚇出一身汗。我們這些一生勤儉慣了的普通百姓，省吃儉用，一生可能也穿不了一百多套西裝，一次訪問就動用了令濶太們都羨慕的數字，不可謂不驚人。以彭麗媛軍人和藝術家的性格，有如此驚人的動作，肯定是預先策劃好的一場演出，這一百多套服裝和手提包肯定就是演出的道具和服裝，是一場軟實力的表演。

果然不出所料，原來彭麗媛的服裝都是國產名牌，比世界任何模特兒都更具影響力的表演秀。中國設計師的能力己不容置疑，中國製造的精良品質，在世人面前亮出風彩。彭麗媛的出場，在世界大舞台中成了中國的軟實力，帶給世界友好國家和國際友好人士以驚嘆。彭麗媛成了中國夢和中國振興之路上的一顆明珠。她從卑微走向人生璀燦的頂峰，靠的就是自己的努力和眼光。習近平年青時代相中她，她相中習近平，成為開國元老習仲勳的媳婦，確是她的福氣和眼光都不俗。

一個灰姑娘，成為國家第一夫人，成為國家軟實力，除了自己的福氣，就是自己的努力。她不是努力去做第一夫人，而是努力給自己增值，從歌唱藝術家，成為藝術學院院長，再成為關懷中國和世界的教育家，其中的辛勤付出和用功，只有有夢想的人才能實現。做第一夫人只是水到渠成之事。習近平對國家的擔當，對民族的情懷，使他獲得人民的愛戴和擁護，也讓他成為管治國家的最高領導人。

中國不乏人才，習近平是中國的政治軟實力，彭麗媛是中國的文化軟實力，全國人民的努力，讓中國軟硬兼備，成為世界發展的軟實力。彭麗媛給中國年青一代的啟示，就是中國夢必須腳踏實地，一步一個腳印，走向人生的頂峰。

政治權威的塑造

權威塑造的理想狀態在於魅力化和制度化之間取得平衡。政黨在現代政治發展中承擔了塑造政治權威的功能。從歷史角度看，政黨塑造政治權威過程與大眾民主崛起相伴隨。普選制的推廣，改變了政黨的角色和功能。政黨要想獲得選票，必需考慮選民的需求，組織和動員選民投票，以實現控制政府的權力。不管任何類型的政黨，動員和組織社會大眾樹立自身權威和塑造國家政治權威，是一個重要環節。故政黨要審時度勢，把握國情，樹立政黨的威信。

任何階級，如果不能推舉出自己善於組織運動和領導運動的政治領袖，就不能取得統治地位。政黨要由最有威信，最有影響力的人來擔當領袖角色。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鄧小平都是中國共產黨耳熟能詳的政治領袖和精英。毛澤東博覽群書，通曉古今，擅詩詞，好書法，又精通軍事和謀略，成為魅力型領袖。美國總統尼克遜評價他具”吸引狂熱追隨者的領袖人物的超凡魅力，以及藐視巨大困難的意志力”。領袖個人魅力成政治行動的精神力量。

這種領袖直面大眾，通過個人魅力感染大眾，屬非制度化政治權威塑造模式，與政黨候選人在競選時通過大眾動員來塑造權威，一旦獲得政權後，轉而以常態化的官僚制運作成為權威有所分別。政黨通過穩定的制度規範來塑造政治精英的權威，運用職位權威，而不是人格化權威，使政黨精英構成具有專業化和文職化的特點。中國共產黨的總書記、全國人大委員長、全國政協主席和政治局常委構成決策中心。中共政治精英和領導人更替，逐步走上制度化。

從世界範圍內的政治現狀來看，英、美、法等國屬於強魅力化和強制度化型精英塑造國家，中國政治權威的重建遵循了魅力化與制度化並重的理路與軌。這種政治權威的塑造需要擁有成熟的制度條件，對領導者個人的特質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國政治發展進程與強魅力化和強制度化的政治權威相聯結，體現了中共的創新力和修復力。政治的現實要求代際轉換和繼承要平穩。從歷史的經驗來看，換代常是危機時刻，搞得不好就是腥風血雨，社會動。

中國經過從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到習近平的制度化傳承，確立了中國政治精英權威的塑造道路。習近平集黨、政、軍權於一身，除了他個人的魅力和修養外，其職位給他帶來的權威，塑造了他的政治威望和號召力。政治需要魅力化的政治權威，也需要制度化的權威，以理性和激情動員人民去改變國家和民族的命運。中國文化傳統及特定的制度安排使中國共產黨承載了這種歷史使命，決定了政治領袖必然集魅力化與制度化於一身，以復與民族大業。

香港普選己進入討論期，反對派不是以推舉出有擔當，迎接愛國愛港取態表現去獲取推舉委員會的認同，而是採取投靠西方，恐嚇佔領中環，破壞經濟社會秩序的手段，去否定愛國愛港的要求。這種取態，對於主權在中國，執政在中共的香港，反對派己走上絕路。政治精英權威的塑造主動權在中共，特首的管治權的授權在中央，反華反共，固守殖民地心態，不思長進，肯定走不通。民主沒有專利，西方有，中國也有，少數不服從多數，民主就不存在。

普選是制度安排

普選是執政的制度安排，是政權交替，一種有序承繼的交接方式。這個遊戲規則毫無懸念，必定由中央掌控。一切要對抗的勢力，都必敗無疑。政權的更迭或交替，如雙方不能妥協，奪權者必須付出沉重的代價。歷史告訴我們，政權是政黨的生命線，賴以實現自己政黨的主張和理想，如果各方不能達成一致意見，要強行搶奪，腥風血雨在所難免。佔領中環就是拚死一搏的決戰。

反華勢力鐵了心要對抗中央，遲決戰早決戰，總要試一次，反華勢力才會死心。英國人不敢做的，香港這班嘍囉憑什麼這麼猖狂？香港是中國的地方，香港的執政權在中央手上，對抗中央，要挑戰國家執政的中國共產黨，那就請看香港有多少人會支持你。佔領中環就是破壞社會秩序，擾亂經濟社會的正常運行，對於這種狂妄的行為，作為正常的香港人，沒有一個人會支持這種耍賴行為。

香港政權的更迭必須在有序的狀況下進行，中央有責任建立一套有效的制度加以規範。中央任用的治港人才除了愛國愛港外，還必須對中央負責。一國兩制只是相對於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而言，而不是和國家離心離德的行為。要做特首必須以行動表現出對香港和國家的承擔，才能獲得提名人的認可。連這一點都做不到，說服不了香港的提名人，還怎樣做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地區的特首呢？

普選沒有真假，只有制度的安排是否對香港經濟社會的發展有利。有利就是真，不利什麼都假。你不要告訴我，你天天和中央作對就是對香港好。這種騙人的鬼話誰會相信？香港的政治精英都不是傻瓜，提名委員會和市民更不是花言巧語可以騙得了的"阿斗"。有本事就要先說服他們。普選肯定就是一種制度安排，篩選出有能力，對國家有承擔的人出任。不能證明自己愛國的人，還做什麼特首？

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獻花

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是兩種不同的意識形態和政治主張。資本主義社會就是國家的資產完全由個人或財閥掌控；社會主義則對影響國計民生的資產由國家掌控，個人只擁有合理範圍內的私產私業，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有能力的人還可以發展不受國家掌控的行業，由個人擁有或社會投資者擁有。在現在這個階段，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只有些微不同，同的多，異的少，但同的最多的就是要造福人民。

國家的任務就是為人民謀求最大的福祉。各國情況不同，經濟發展程度參差不齊，各國政黨都要按自己的國情，給人民謀求最大的福祉。要對人家指指點點，強迫他國用他們的意識形態和政治主張去治理國政，實則就是霸權。國家的任務只為自己的人民謀幸福，不可能為全世界人民謀幸福。持這種主張的人只能是共產主義的同路人或世界大同的理想主義者。這種世界離我們很遙遠，是人類的理想。

美國老要人家按他的意識形態生存，實則是要他國屈從於他的意志。他們派人去伊拉克，控制了石油，殺了上十萬無辜的百姓，也害死了自己的子弟兵，到現在己經十年了，伊拉克還沒有緩過氣來。這種借民主之名犯下的滔天罪行，實在是資本主義最醜惡的一面。普京知道什麼是資本主義，也知道社會主義的優點在那裡。他知道只有和習近平合作才能給自己的國民帶來福祉。他是聰明人。

普京在搞資本主義，習近平在搞社會主義。習近平搞的社會主義比他的資本主義出色，他就學中國的優點。他的兩個女兒不但學會了講中文也學會寫毛筆字。普京向習夫人獻花，實則是向社會主義獻花。人家做得好的為什麼不學習。俄國、美國、英國、德國、日本都有好的東西，中國從來沒有間斷地向各國友好人士學習，不但獻花還獻金。中國社會主義有好的地方，俄國資本主義向她獻花屬正常。

創新力與修復力

歷史沒有起點也沒有終點，人類社會只是以自身的智慧，呈現著豐富多彩的過程。中國共產黨在秉故與納新的坐標中，具有固守經典傳統和開發新型動力的能量。這使中國共產黨發展能夠將創新力和修復力融為一體。文化大革命後，高級領導人己在思考突破傳統社會主義的束縛，吸收人類文明的優秀成果為我所用。政黨和共產主義理論，都必須像植物一樣吸收陽光和養份，否則就會僵化和死亡。中共在改革當中表現出強大的適應和變革能力，讓其重生。

在面臨挑戰時，中共克服巨大困難，克服黨中消極力量，快速回到原初制度安排，進行改革。在變革中，社會沒有偏離中軸價值軌道，保持經典社會主義價值觀，對社會進行修復。中共把修復力安放在創新力的穩定和有序的空間之中，使中國突破了對僵化社會主義一些不合時宜模式頑固的捍衛，進行了理論創新，贏得了發展。中共不同於孫中山對革命口號的更新或對學院式馬克斯主義概念創造的留戀，而能將理論轉化為實踐、政策和法律，並付諸實施。

共產黨富有彈性的創新力展示了一種高超的政治辯證法。正如1918年的中國工人階級極少，多的只是農民，李大釗向毛澤東介紹馬克思主義，以農民在革命中的角色來激發他的民族主義觀。1927年4月28日李大釗遭軍閥張作霖殺害後，毛澤東堅持農民鬥爭，將其導師的理論付諸實踐。馬克思理論中國化，推動了革命轉型，締造了中華人民共和國。20世紀90年代構建社會主義市場，也是以兩億農民工支撐中國的崛起，平衡城鄉，成為穩定社會的力量。

時至今天，國內幾乎每一個人都浸潤在市場化的洪流之中，社會主義市場化不僅改變了經濟運行機制和資源配置方式、改變了政府行為方式和職能，更改變了人的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地方政府之間的競爭造成了席捲全國的招商引資運動，以致分不清那是公司行為，那是政府行為。90後的年青人降臨到這個世界己經沐浴在市場化進程之中，理所當然地把市場化視為合理的，不容質疑的存在。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立黨為公，發展為民的觀念，需要重新教育。

鄧小平多次強調，馬克思主義必須發展，不能把馬克思當作教條，要用其理論同中國具體實踐相結合，提出自己的方針，才能取得勝利。共產黨從其階級屬性來看是為大多數人謀福利的，在社會結構中，他們處於中下層，不掌握資產。市場化產生的貧富分化，造成社會分裂，共產黨認為自己有責任打破以公共權力作保護傘的分利勢力，讓普通老百姓也能分享社會發展的紅利。鄧小平說，"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社會道德的修復，遏制市場泛濫，才能再前進。

李克強說，"觸動人的利益比觸動人的靈魂還難"。你的奶酪給吃了，你會不和他"死過"嗎？意識形態的連續性和制度化的權力更替，是中國政治穩定必須有的制度保證。香港所謂反對派選擇的是一條死路，對國家發展毫無用處。政黨與社會的相互構建，需要尋找一種均衡的政治生態。不懂修復，不會創新，跟著西方屁股轉的小狗狗，妄想咬死雄獅的狂徒，最後必成雄獅的點心。只有回到民主的原點，用創新的方法與共產黨合作、協商，才能有出路。

中國共產黨的特性

政黨有共性也各有特性，要瞭解中國共產黨就要看出他有那些特性。中國共產黨首先就是以民族獨立和解放人類，建立沒有人剝削人的社會為己任的政黨。他們相信社會的發展，經過不同階段的演進，人類可以逐步建立公平的社會，以人人為我，我為人人的精神，構建美好的生活。這是共產黨的理想，也是他們為之而奮鬥終生的事業。他們以這種崇高的理想動員黨員為國家和社會服務，也以這種理想鼓勵一代又一代的國家精英，為中華民族奉獻所能。

中國共產黨在90年的歷程中逐步建立起自己的哲學思想，形成自己的政治意識形態，成為建設國家的強大力量。治國人才和精英階層都必須有一套意識形態影響群眾，才能達到動員和治理國家的目的。據估計，法國政治精英約有三千人，美國有約一萬人，他們以競爭方式成立多黨制，爭奪選票，把各黨派的代理人推上最高權力位置。中國則一黨領導，多黨合作，實行協商執政的體制。但無論採用那一種方式治國，其實都只是國家中極少數的精英在治國。

政黨承擔著納用精英的功能，有著為公共職位準備和納用候選人的機制。要成為國家領導人，就必須表現出自己的能力，說服某個黨派，培養自己成為候選人。政黨就是國家精英和幹部的孵化器。中國共產黨在革命年代納用精英要秘密結集，建國後己公開化，改革開放後更走向開放。開放標誌著一個政黨能夠突破身份與財產的限制，將精英的錄用置於一個更廣闊的空間。西方政黨在精英錄用上多以財產為標準，以家族政權和身份作為精英納用的標準。

這種隱蔽性的西方政黨特性並不為人熟知，他們在民主的偽衣下實行封閉的精英納用制度。鄧小平推行的革命化、年輕化、專業化和知識化的治國精英更新戰略，使中國共產黨執政體系擁有勃勃生機。現代中國共產黨吸納精英己無出身之見，也無身份和門戶之見，更無財產之見，成為開放型政黨。香港的梁振英和唐英年就是中國共產黨吸納政治精英最典型的例子。像香港的某些人想當特首，連自己都不能說服香港主流社會的精英，那能說服得了共產黨呢？

中國共產黨是一個責任型政黨，有道德和政治限定，盡管在不同時期出現各種貪污腐化份子，總能在前進中自我調整，自我修復，自我完善。政黨的性質使其具備了這種能力。在八千多萬黨員中，總有精英人物要實行中國共產黨鐵一般的紀律，實現黨解放人民，服務人民，造福社會的目標。與統治型政黨不同，近30年中國共產黨己演變成發展型政黨，承載著國際化、全球化、市場化、流動群體、新的社會階層等壓力，擔負起變革的使命。

中國共產黨是變革型政黨，擔負起國家的使命，與西方以選票為交易的政黨被資本所綁架不同，具有自主性，超越集團利益推行國家發展戰略。變革型政黨可以通過教育、引導和願景設置，使其領導精英和民眾從狹隘的個人利益世界中解放出來。中國共產黨實際上是一個承擔著多種功能的政治組織，引導價值、控制政權、維護社會政治穩定、推動經濟發展、政策制定、社會救濟等國家治理的一切活動。實現中華民族復興是中國共產黨一個階段性目標。如何建設公平，沒有人剝削人的美好社會，才是他的終極目標，這個目標非常遙遠，要留給後代去完成。不過一切都必須從現在開始。

與中共肝膽相照

建設美麗中國，實現民族復興，是中國夢。中國夢也是人民的夢，是年青一代尋夢的方向。把國家建設好，讓中國人都過上好日子，是國家精英最樸素的政治感情。年青人跟著這條路走，除了可以讓國家強盛，人民幸福外，個人也會因在這種崇高精神的追求中，找到人生的幸福和成就。這是中國精神，也是無數中華民族有成就的人物給年青一代留下的榜樣。百年民族奮鬥的歷史，就是中國精神的顯揚。

中國共產黨的新的征程就是要讓中華民族復興，要為中國的振興創造條件。中國要走和平崛起之路，絕不輕言戰鬥，但也絕不以國家核心利益去討好任何人。中國走的是一條獨立自主之路，有自己的國格和人格。一切出賣國家利益的行為都將受到人民的唾棄。中國領導人在世界交往中表現出的自信、自重、自尊，代表了人民的志氣和意志。中國共產黨向全國人民立下的誓言，就是國家向前發展的原動力。

香港問題是在國家邁向強盛的道路上回歸祖國的產物，當中還留下一些以老眼光看待中國共產黨的人。他們都是在以”階級鬥爭為綱”年代，在仇恨與對抗的洗禮中參與爭鬥的人。直到目前，他們還在以國際反華勢力仇恨共產黨的方式號召年青人起來和共產黨作對。這是極大的錯誤，是極不負責任的仇視帶領中華民族復興的力量，也是把年青一代送上絕路的做法。挑起內部爭鬥不會有好結果，只能導致滅亡。

香港人都應相信國家，對國家前途有信心，積極配合中國共產黨走強國富民之路。一個有自信的民族，能夠自強不息，才會有希望。挑撥離間，製造分裂，是小人所為。我們應和中共肝膽相照，共同為建設美好家園出力。要把中國搞好，不只是中共的事，而是全國人民的事，是中華民族的歷史使命。只有民族團結，對國家歷史和人民負責，年青一代才能有所作為。正確認識中共，才能團結進取，有所作為。

你選擇那種普選特首的方法？

 

1. 任何選民都可報名參選？ 2. 由政黨提名，直接參與選民投票的普選？ 3. 由政黨提名，爭取到推舉委員會最多支持的兩位候選人，獲得資格後進行普選？

普選特首推舉委員會

普選特首的討論己經展開，人大和政協均己發出指示，容許香港任何愛國愛港者報名參加特首普選。香港300多萬選民，每一個人都認為自己愛國愛港，總不能任何人都可報名，必須設有一定門檻及篩選機制，才能保證香港能有一個愛國愛港的能人帶領香港前進。這個門檻就是遊戲規則及監督執行規則的委員會。委員會由全國政治協商最高機構任命，履行香港普選特首推舉委員會的職責。

委員會可以由3-4000人組成，由全國政協任命。委員會的成員不是誰都可參加，而是對政治和社會有高度參與的積極份子，必須是建制內的一份子。選舉是建制內的事，只有遵守基本法，奉公守法的人才能參加委員會。香港的60位立法局議員、507位區議員、大法官、政府高官、港區人大代表、港區全國政協、港區各省市政協、香港大學校長和對香港有特殊貢獻的人士，均可參加委員會。

凡符合以上資格的人，均可報名參加推舉委員會工作，為普選出力。要參選特首的人則必須要有政黨提名，並獲250位推舉委員會成員簽名認可，才能報名參加普選。報名後，推舉委員會在合資格的特首候選人中對其政綱進行審閱，每人給半小時讓其介紹自己的政綱，然後投票選出最高票數的四人，在媒體公開辯論。最後由推舉委員會投票選出兩人，到社會拉票，進行競選活動。

愛國愛港只是一個原則，個人才能和政治理念才是能夠吸引選民的條件。世界上會有那一個國家會選不愛國的人做領袖？因此愛國只是一個最基本的要求，因此一點難度都沒有，更不是一道不可逾越的門檻。如果有人擔心自己不合這道門檻，我們就要他問問自己心中倒底感到自己是什麼人。如果他言行不像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就別參選了。如果感到自己是中華民國公民，那就請到台灣參選。

革命、國家與民族的邏輯

人類進入20世紀之後，世界革命浪潮把中國帶入一個複雜而險惡的境地。西方政黨是階級利益衝突的副產品，附著在國家機器之上，進入政治制度之中。可是，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卻在很大程度上作為國家拯救者和主權保護者而出現。談論20世紀的中國近百年變化，離不開研究中國共產黨的影響。革命引入中國有與古代革命不同的內涵和指向。天命論的革命觀只是皇朝循環的表達，把革命與歷史的突破聯系在一起，才能正確審視新型政治主體的出現。

天命論為地方權貴、叛軍將領和土匪惡霸登上皇位製造了障礙，因為他們缺乏了道德的正當性，也為君主締造了為政動力。君王放縱無道，造成社會惡化，篡位者就有了造反的合法性。中國知識階層拯救國家於水火，是中國文化源遠流長革命傳統的繼承。革命來自精英人士的覺醒，梁啟超、鄒容、秋瑾、孫中山、毛澤東等都是對中國近代政治思想產生較大影響的人。軍事實力只是革命的武力手段，意識形態和政治綱領的比拚才是革命取得成功的政治邏輯。

中國現代史上國家構建進程是與革命進程交織在一起的，導致了中國的國家構建只能部份展開。1949年之後，中國的國家構建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未能脫離革命化的軌道，直到1978年改革開放後，構建理性、現代化的國家之路才奠定下來。國家構建就是國家通過制度化建設，調整自己與市場、社會以及社會與市場之間三重關系，使之有利於自己存在和強大。近代中國自強運動己顯露國家構建的制度化和技術化特徵，與現在的民族復興主張非常相似。

國家分裂所造成的歷史記憶會影響國家構建的方向，飽受分裂和侵略之苦的民族潛藏著復興的不竭動力。沒有國家的統一，很難去談國家獨立。香港、澳門問題的解決標誌著國家構建道路的新里程碑。中國共產黨領導者在捍衛國家獨立方面，有著不可動搖的性質。中蘇關係破裂，顯示了毛澤東捍衛國家獨立的勇氣。現代中國己從魅力型領袖主導的政黨向制度化政黨轉變，突破中國政治發展的歷史，保障了國家構建規律得以充份開展的條件。

民族復興并不是所有民族或國家都具有的一種政治禀賦，只有曾經擁有燦爛歷史文化，又飽受過屈辱的民族才會有這種歷史使命和政治願景。民族復興不是過去輝煌的複製，而是對落後現狀的擺脫和超越。民族復興的暗流在辛亥革命和共產黨領導的革命興起之前己經存在，一直湧流於近代中國精英份子的心中。他們念念不忘是人民苦難日子的終結，小康社會的建立和美麗中國的建成。中國新一屆領導班子的決心，讓中國復興之路向前再邁出了一大步。

"天下為公"是近代民族復興之夢，遺憾的是孫中山并未能將之實現。共黨從其本質上來說是與人民利益聯係在一起的，這就賦予了共產黨超越"私天下"的歷史使命和政治禀賦，與西方政黨獲得政權謀一黨之策迥然不同。共產黨精心構築的理論體系和歷史觀，承載著民族復興的使命。這一使命鑄就了中國崛起的重要因素。為民族復興掃清道路，把貪污腐化之輩清除，讓國家把資源更好地集中起來，造福子孫萬世，復興中華，才能不負革命先烈的美意。

俞正聲拒絕照投西方政制

普選的原則就是拒絕西方政制模式，按中國社會政治制度出牌。中國己有一整套對抗西方的規則，以保障國家安全。在經濟上、財政上、金融上、政治制度上都有一套符合現代社會的遊戲規則。西方侵略中國和危害中國國家利益，歷來都有一套規則要中國順從，聽其指揮。現代的中國，己融入世界大家庭之中，精英份子己成長為國際級人才，對世界大事瞭如指掌。誰都不能隨便給他們指指點點。

俞正聲說，"我們要遵守章程、認真履責，堅持真理、勇於直言，拒絕冷漠和懈怠；要善於學習、勤於思考，深入實際、實事求是，力求客觀公正，拒絕浮躁和脫離國情的極端主張；要遵紀守法、克己奉公，厲行節約、勤儉辦事，拒絕奢靡和一切利用權力或影響謀取私利的行為。"這是政協履行職責的規定，也是替國家做事者應有的態度。他"絕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就是香港普選的原則。

國際反華勢力挖空心思，要在香港讓反華者上台治港，遏制國家發展。俞正聲叫他們死了心。政協就是協調全國政治力量，對香港政制的發展謀求一個較完美的方式讓香港市民行使一人一票選特首。反華者在香港要有一把聲可以，但要搶奪管治權就免了。年青人真有理想要做特首，首先就要學會怎樣服務社會，做到俞正聲提出的三拒絕。能做到這些要求的人，肯定都是對國家有承擔的愛國者。

年青人要參政議政有許多渠道讓他們為民服務：首先可以在香港各區為市民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然後參選區議員；在條件成熟時，也可加入政黨，參選立法局議員；有些人也可根據自己的條件，參加全國各省市地區的政協工作，為國家建言。只有這些人才會是愛國愛港的精英。香港的未來就是要交到這班人手上，要選特首也只會選這些人出來。這就是中國培養人才的做法，也是中國模式。

中國共產黨的成長與國家形成

中國共產黨的發展史可以劃分為革命創建國家、革命後國家構建和改革開放國家構建的推進和深化三個階段。中國共產黨在成長階段所積累的各種資源，成為國家形成的重要基礎。國民黨由於政治精英過早地腐化成獵取私產、鞏固個人利益的政黨，使其喪失大陸政權。共產黨則在新文化運動中催生的馬克斯主義哺育下成長，與傳統依靠誦經史子集而成長的精英有很大的不同。他們以新知識改造社會的能量和決心，使其在28年劍與火的洗禮中，突圍而出。

馬克思和恩格斯186部著作的中譯本，成了中國共產黨形成的原動力。毛澤東思想，實則就是馬列主義中國化的一個產物。大多數人的成長都與他讀什麼書，接受什麼觀念而塑造出來有關。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便是催生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因素。在強大的理論支持下，中國共產黨承擔起解放弱勢社群和被壓迫民族的任務。古代帝皇的政治使命首要是保皇位、保基業，其次才是保國家，而共產黨一開始就要解放中國和全人類，突破了傳統的狹隘使命。

在一種全球性的視野下，中國共產黨把自己民族的解放與世界反法西斯和民族獨立運動聯結在一起，在世界範圍內建立了強有力的精神團結力量。他的成長過程，特別在長征中的血與火的洗禮，積累了富有戰鬥力和領導力的資源，使共產黨的精英無比堅強。1934年共產黨八萬黨員和士兵，走完長征只剩下八千人，他的領導者和精英階層不是只靠文字知識塑造的特權階級，也不像軍閥那樣打家劫舍，更不像國民黨脫離底層社會的上等人而傲然自立。

中國共產黨內精英的成長有著與眾不同的特色，他們入黨不僅是一種政治儀式，也是一種生命的再生的過程。其深刻的內涵，從宗教角度來理解，是死與再生的價值表現。我們發現，那些經歷過戰爭洗禮，經受磨難，然後自下而上成為政治家的人物如鄧小平者，其脫俗非凡之處，令人驚嘆。有些國家因政變和顏色革命導致的精英替代，與中國精英延續制、精英更新機制和精英吸納機制有很大的不同，使中國共產黨的創新力和修復力有機地統一起來。

支撐中國共產黨的意識形態不僅顯示出強烈的革命性，也顯示出重組與改造中國社會的有效性。來自歐洲和蘇俄的馬列主義通過中國化的改造，發揮了觀念系統動員和重組社會的能量。中國共產黨從50人到8000多萬黨員，其發展速度和規模都需要確立一整套組織體系和制度體系。我們可以想像，一個執政黨要管理一個超大規模的國家與社會，組織資源和制度資源的成長必定要有一個過程。建國初期，中國構建的就是一個全能國家，由國家包攬一切。

這一格局一方面塑造了中國政治發展的優勢，另一方面也導致了社會活力的喪失。黨組織網絡穿透了國家與社會之間的屏障，把公共空間與私人空間聯通起來，使其交相重叠在國家的偏好之上，喪失了制度性的激勵和刺激。改革開放市場經濟的發展，對共產黨的領導能力和執政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實現包容性的政治發展和經濟增長，如何將政治、行政，社會和個人議題適當分離，弱化政黨焦點，降低執政風險，成為國家體系一個再造的過程。

佔領中環與佔領港台

戴耀廷在李柱銘、黎智英、陳日君及陳方安生的指使下，站到台前呼籲群眾佔領中環。何俊仁率先宣佈辭職對抗中央起用愛國愛港人士治港的指示，要搞亂香港經濟社會正常運作，破罐子破摔，與特區攬住一齊死。國際反華勢力在香港佈下的棋子，己氣息奄奄在苟延殘喘。他們己斷了搶奪香港管治權的希望，無法實現反國家和在香港建立反共基地的美夢。他們在氣勢上己輸給了共產黨。

中國的執政權在中國共產黨手上，民主黨和公民黨在中國一點地位都沒有，連個政協也沒能當上，可見他們在國家民族的立場上，一個位置都沒有，他們那能成為治港的特首和領袖。反華只能自絕於國家民族，要改朝換代，更是死路一條，得不到廣大人民的認同。中國只有在和平的環境下才能追趕上世界，搞亂中國的圖謀一定不會獲得社會的認同。有亂必定要平定，為當今中國政黨的政治共識。

佔領中環就是國際反華勢力在香港的最後一擊，是拚死一搏的賭注。香港的政治問題，其實是共產黨和國際反華勢力的一場角力，誰勝誰負，形勢己經非常清。當今的中國是誰家天下，己不容置疑。香港的四人幫其覆滅命運早己注定，決戰前夕己具"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反華勢力要佔領中環，愛國力量將佔領輿論工具，收復港台。政府不能資助反華勢力打擊愛國力量，港台起義勢在必行。

是非顛倒，黑白不分，是英國殖民主義者留下的餘毒，是清理的時候了。國家利益大於一切，香港市民將在愛國主義的大旗下集結。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在中國共產黨的眼裡是可以調和的。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己經過去，取而代之的是社會發展階段的理論。要搞亂中國的勢力，必定要覆亡。發展才是硬道理，破壞安定團結的勢力必覆亡。佔領中環和佔領港台，就是一場具像徵意義的回歸戰。

前海與中環

前海將代替中環成為南中國的金融中心。香港及世界金融機構將蜂湧而至。理由很簡單，就是前海是21世紀的都會，將具有比香港更優越的金融環境和法律。香港有的法律他都會有，香港沒有的他也會有。香港的律師、會計師等金融人材都可在這裡享有更高質量的生活享受，更大的發展空間和更令人羨慕的工作環境。一句話就是前海將比香港中環更現代化、有著更符合世界金融業生存和發展的條件。

金融中心的發展條件就是軟環境和人才，雖然軟環境要經長期培養才能成長，但前海不是從零開始，而是設分店和逐步搬家的一個過程。前海是特區中的特區，不是中環簡單的複製，而是超越式的擴張。香港行之有效的金融法律和生活模式將會維持，業務發展條件將更寬鬆。國內海歸金融人才在香港服務於世界金融機構，在過去十年中漸趨成熟，對國內國際情況都熟悉，前海將成他們的大舞台，展現身手。

香港己給政治化，成為國際反華勢力的爭奪城市，對於金融業和商業的發展不利。前海就成為避風港，成為世界金融界必爭的中國市場跳板。中國未來建設小康社會提供的商機和資金出路非常驚人，中環己不能承載如此巨大的任務。加上反華勢力在香港的搗亂，令香港逐漸黯淡，消失競爭力和吸引力。前海的崛起是必然也是中國發展對金融業需求的一種擴張。歷史的發展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順從才有出路。

香港要找到出路必須和國家的大發展結合，否則必被淘汰。香港的唯一出路就是順應時代潮流，積極配合，找到自己的定位。抗拒、自暴自棄，閉關鎖港，只有一條死路。這是反華勢力最願意看到的結果。香港人應看清形勢，做出明智的抉擇，選擇搞死香港，還是選擇在中國大發展中開闢新路，與政府合作在前海中搶佔先機。香港700萬人的前途在於今天的選擇，明天己不屬於沒有勇氣和決斷力的人。

談記者被打與佔領中環

蘋果報與一些反中文人在香港散播仇中思維，對社會造成很大的震。國內有人因宣傳和鼓吹推翻中國共產黨，給中國執政機關專了政，被送進監牢服刑，自有其邏輯的合理性。你要起革命，要推翻人家，你做不到，給人抓走，關起來，這是必然的結果。在現代文明的社會沒有給人殺頭，是沒有了帝制和獨裁政體的好處。像這類破壞社會法律的行為，只能接受法律制裁，沒有什麼話可說。盡管你有這樣那樣理由要造反，但不按法律程序循正道行使公民權，就只能按法律被繩之以法。

香港"記者"傻呼呼的跟反共份子跑去做新聞，還要跟執法人員爭執，惡意挑釁，以新聞自由挑戰法律，給執法人員拒之門外，自是可以理解之事。這些在香港惡慣了的"記者"，不知天高地厚，以為自己有多了不起，不聽執法人員的勸阻，故意挑釁，給人家揍了一頓也是必然的結果。記者在美國採訪，不守法，不要說給揍，就是給殺了的也不在少數。這些人試試用這種方法去闖FBI線，看會有什麼結果？

宣傳反共和仇中的反中文人，天天都在做挑撥離間的事，說人壞話，教唆市民做擾亂社會秩序的事，最終也必然要給香港社會帶來動亂。反華勢力要反政府，要佔領中環，以圖癱瘓政府，讓香港不能正常運作，破壞香港金融中心地位。這種配合國際反華勢力遏制中國的惡毒行為，國家和政府肯定不會容許在香港發生。這種情況要真出現，會是香港的悲哀，一國兩制的失敗，鄧小平的好意給反華者糟蹋清光。

香港人應珍惜上一代中國革命家的好意，讓香港人在一國兩制保護傘下去適應社會主義制度。如果香港給反華者挑動起來製造動亂，中央會毫不遲疑地派人接管香港，取消一國兩制，逮捕製造動亂的反華份子和盲目跟從的搗亂暴徒。中國是一個講道理的國家，香港必須嚴格按照基本法管治。假如有人要把香港變成反共基地，這班組織者必會是共產黨和國家的階下囚。我不是在嚇唬人，我是在講真話。

我們要知道一國兩制是為了什麼？是為了讓那些不瞭解共產黨和對共產黨有偏見的人慢慢適應。如果他們要惡搞，要依靠國際反華勢力反共，共產黨只能讓他們見鬼去。那時這班人只能逃亡美國或英國或像不守國法者那樣把牢坐穿。搞政治者首先想的應是怎樣把國家治理好，在建制內提建議取得共識，合力改進和完善社會不夠完美的地方。如果採用破壞社會秩序，打倒人家方法，必定要引發社會動亂和暴力。

佔領中環，結果必定是出動防暴隊或解放軍清場。有人說政府不敢，中央也不敢，因為怕國際輿論，怕失去香港這個國際金融中心。這是一種天真的想法。其實前海就是比香港更具優勢的都會。香港沒有的他都會有，國際金融看好的是中國的發展潛力而不是香港本身。香港可以利用的只是熟悉國際金融運作的人才和法律而不是反華份子。到時前海把這些人才吸納去，把法律搬過去，香港只能成為三無地帶。

散播仇中沒有前途，佔領中環只有死路一條，愛護香港的人，都不會走絕路。

愛國愛港的測謊機

黎智英認為沒有測謊機可以測出誰愛國，誰不愛國，因此反國家勢力可以繼續說謊，欺騙港人，把做反國家的事說成愛國。爽報更把陳梓進宣傳為英雄，說如果他因揮舞殖民地龍獅旗而被拉去坐監，則"坐監也光榮。他更認為維護國家安全的23條立法是香港的禁區，故意挑戰政府，好像誰提出為23條立法，誰就犯了死罪一樣可怕。蘋果報對俞正聲的"愛國愛港"論，表現出極大的恐懼和憂慮。

蘋果報對中華民族在世界振興毫無建樹，對中華民族的大團結也毫無作為，天天在挑撥離間民族感情，誰讀過這份報紙都能給出一個結論，就是這份報紙絕不是愛國愛港的媒體。為什麼會有這種認知呢？因為人腦、人的經驗和人的判斷力就是最直覺的測謊機。誰會相信要香港倒回殖民地時代就是愛國，誰會相信保留殖民地時代的所有建築物就是愛國。明眼人很容易看出這些人愛的是什麼國。

愛國愛港是騙不了人的。誰是國際反華勢力的走狗，誰在為香港發展出力，誰在為國效勞，實質都是一目了然之事。張德江談到的四條意見，就是照妖鏡。首先就是誰在協助國家發展和進步；其次就是誰在助國家走向世界，互通有無；其三就是誰在協助國家轉變發展方式在提好意見；其四就是誰在勤勤懇懇地建設香港，為國家的發展做出好的表率。要回到殖民老路，遏制國家發展絕不是愛國行為。

黎智英和他的文丑以挑撥離間之言教年青人反叛，利用青年清純之心，把他們引導成"爛蘋果"，這種惡毒用心，社會不能不給予關注。謊言和爛言說上千百篇，有些人就會跌入圈套，成為他們利用來作反國家的工具。誰愛國愛港，怎樣做人做事才是愛國愛港，難道有識之士會不知道嗎？我看反國家和破壞國家復興努力的壞份子，一定逃不過國家領導人的法眼。謊言說上千遍也不會是真理。

國民黨在大陸構建國家的挫敗

孫中山黨建國於1911年，以黨治國理論則完善於1914年。俄國的共產黨則於1917年爆發革命，也是以黨治國，因此"黨治國家"的理論發明者應是孫中山。由於列寧以黨治國的成功，1924年國民黨"以俄為師"實行改組。孫中山對定黨義於一尊，以黨領政，以黨治軍，實行一黨獨掌政權極為欣賞。他表示"先由黨造出一個國家"，而後"將黨放在國上"，實行三民主義。孫中山之後，蔣介石發展成一黨專政，進而成為個人獨裁的領袖專政，以黨義治國的體制。

軍閥混戰呼喚著新的政治力量結束這種局面，重新構建國家。國共兩黨通過黨際合作，承擔了由分入合的使命。克服地方分裂力量，成為近代以來國家建設超越傳統的重要環節。以黨建國的目標就是通過黨的力量，把各種分利力量統合在一起。但國民黨政權的地緣基礎，弱化了黨國體制的穿透力、滲透力和覆蓋力。為了重建中央集權國家，國民黨與國際資本、買辦資本達成妥協，把統治基礎建立於都市和口岸，而鄉村凋弊，無人管"耕者有其田"政策。

由於地方行政制度無法建立於鄉村，國民黨不得不大量利用鄉村的土豪省紳、流氓惡霸作為鄉村的管理人員，從而迅速惡化和敗壞了鄉村的秩序，土地改革束之高閣，無地農民倍增，提高了鄉村衝突的烈度。由於當時的三民主義又混雜了儒家理論、法西斯主義文化、民族主義和共產主義，削弱了國民黨意識形態上的精神統攝能力。國民黨圍繞軍事領袖形成的軍事政權，實際上是頂著國民黨外壳，游離於政黨和國家之外，政權處於被分割狀態之中。

袁世凱去世後，國民黨統一中國，但軍隊在地方的活動，國家被分割成分離和獨立區。國民黨在1928年的統一則延續了盟誓制度的傳統，蔣介石、閻錫山與張學良以兄弟關係維持了國家表面的統一，沒有整合到建設國家的軌道上去。各種分利集團充斥於國民黨統一後的政治舞台，達不到整合分利集團的目的。利益上嚴重的排他性，使國家的衰敗不可避免。20世紀基於中國"一盤散沙"現狀的焦慮，兩黨不約而同棄西方議會制，仿俄國的"民主集權"制。

1949年國民黨敗退台灣，跟隨國民黨退台的除了黨政要員、老兵及少數知識份子外，其他都是地方和社會上的地主、資本家、地方官員等。共產黨把這些人叫做土豪劣紳，可見國民黨的階級基礎和共產黨迥然不同。1927年國民黨的清黨運動，鎮壓共產黨人，成為國共兩黨的分水嶺。1934-1935年共產黨剩餘人員撤退到國民黨軍隊無法顧及的西北偏遠地區，國民黨又把土地改革束之高閣，主動權就這樣逐漸交給了毛澤東。毛澤東成了孫中山信念的實踐者。

中共主要以社會底層民眾為政治動員的對象，而國民黨以社會中上層"精英"為基本組織力量。表面上精英化程度很高，但都是浮在表面，喪失了革命勇氣之輩居多。共產黨則善於吸納新型精英，克服權貴化弊端，與農民階級聯結在一起，選擇了不同的治國方略。軍隊黨化有很多弊端，蔣介石"民為師有"降低了黨對軍隊意識形態化的控制。共產黨則確實做到黨指揮槍，支部建在連上，通過組織體系行使對軍隊的控制。兩黨不同的軍政關係，決定了不同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