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掀起了一場批判唯心主義的論戰

1954至1955年，文藝界掀起了一場對資產階唯心主義的批判。這個批判，最初因俞平伯將他於1923年出版的《紅樓夢辨》略加修改後於1952年9月重新出版叫《叫紅樓夢研究》引起。1954年9、10月間被兩位青年在山東大學學報《文史哲》和《光明日報》批評，指俞平伯否定《紅樓夢》的反封建傾向，基本觀點和方法也是”反現實主義的唯心論”。江青要求《人民日報》轉載，經中宣部和人民日報社負責人研究，認為學術爭論的文章不適宜在報上刊載，商定由中國文聯主辦的《文藝報》轉載，希望引起討論。

對於學術領域不同意見的爭論，毛澤東極為重視。他認為《人民日報》不予轉載，是對批評的”攔阻”。同時他就此事給中央政治局、中宣部、國務院及有關部委負責人寫信指出，駁俞平伯的兩篇文章，是30多年以來對《紅樓夢》研究的權威錯誤的觀點一次認真的開火，是掃清胡適派的唯心論影響的鬥爭。毛澤東的尖銳批評，引起文化學術界的高度重視。胡適是五四運動以後思想文化領域的資產階級最有影響力的一位，要樹立馬克思主義，必須對唯心主義進行批判，肅清胡適在哲學、政治和歷史學方面的影響。

思想和學術問題是屬於精神世界很複雜的問題，採取批判運動辦法來解決，勢必流於片面和簡單化，使思想、學術上的觀點不能平等地進行討論，弄清是非。結果，《紅樓夢》的批判演變成一場政治批判，存在”全盤否定”，把學術問題的討論變成政治鬥爭工具，帶來了消極後果。由於胡風在運動中，搞宗派小集團活動，企圖按照自己的想法來改造社會，抵制按社會主義改造社會面貌，使運動變得更尖銳、複雜。後來在全國展開的反胡風文藝思想演變成反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鬥爭，造成群眾運動出現了一些冤假錯案。

對學術批評和討論，應當是說理的，實事求是的。採取簡單粗暴的態度，以行政命令妨礙自由討論是不恰當的。中央指出，應當容許被批評者進行反批評，而不是壓制這種批評。應當容許持不同意見者保留意見，而不是實行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應當分清政治上的反革命份子和學術思想上犯錯誤的人。這些要求和原則，又映了政府在學術和文化領域的規律性認識的有益探索。實踐證明，充份說理，以理服人的民主方式，引導作家和文藝工作者，通過自身的思想和藝術實踐，自覺地糾正某些不良的思想傾向，自願地為社會主義和國家服務，對國家的發展才最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