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1958年上半年中央會議的準備,八大二次會議於5月5-23日召開,推動了”大躍進”運動全面展開。劉少奇作了工作報告,確定了以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核心的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的發展目標,得到與會者的一致贊成和擁護。會議繼續批評反冒進,把分歧錯誤地歸結為”好些快些”和慢些差些”的思想,說反冒進的人舉的不是紅旗而是白旗。會上117人口頭發言,140人提交書面發言,中央28個部委提出報告。各地區、各部門提出高指標,人們的頭腦越來越發熱,把第二個五年計劃納入了”大躍進”的軌道。
會議後,中央把原來掌握的經濟管理權下放給地方,原意為發揮地方的積極性,但由於放權是在”大躍進”的形勢下進行,在短促的時間內鋪開,帶來交接上的混亂,宏觀失控,效益不彰,職工人數急劇膨脹。毛澤東要解放思想,說”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在急躁冒進思想佔主導地位的情況下,助長了不尊重知識,輕視知識份子,忽視和違背了客觀規律。毛澤東提出,1958年的鋼產量要在1957年535萬噸的基礎上翻一番,達到1070萬噸。各地掀起了大辦工業的熱潮,出現了”萬廠縣”等浮誇現象。
在農業方面出現了小麥畝產達到7320斤的報導,有些地方還出現了一萬多斤的離奇高產典型。各地區、各部門上報的產量數字有很大水份,報刊還發表了”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言論,還說”只怕想不到,不怕做不到”。在虛報浮誇的氣氛下,生產出現了瞎指揮的情況,造成大量浪費和損失。教育界對”大躍進” 持懷疑和批評態度的專家、教授進行批判,還強調教育和生產相結合,過多地參加勞動,荒廢了學業。有些高校下放給地方,還開展學生編寫教材、講議等活動,造成高校發展失控。一時理論界、科技界、衛生界等都提出各自的”躍進”計劃,在反保守思想的指導下,許多人的頭腦都發起熱來。
“大躍進”運動推向高潮,出現了嚴重浮誇和混亂,中央有關部門和許多地方的負責人為這種假象所迷惑,盲目樂觀,以為農產品有了成倍、幾倍、十幾倍的增長。國家以為在完成指標和建設任務之後可以發展工業,可以在1962年掌握科學技術趕上世界先進水平,建成社會主義,為共產主義過渡作準備。毛澤東還在考慮取消薪水制,恢復革命時期的供給制,要和群眾打成一片,實行按需分配。不適當地把革命戰爭年代的特殊歷史條件下的措施搬到和平時期的建設,把平等絕對化,搞絕對平均主義,妨礙了社會的發展。同時,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和”共產風”的”左”傾錯誤,在全國泛濫成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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