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石問路

盜賊入屋偷竊，在古代大都採用投石問路之法進入豪門，看看屋內有沒有人，有沒有什麼防備。港獨份子就是被國際反華勢力利用來問路的一塊石頭。今年9月投票在即，西方反華勢力利用港獨言論試水溫，要建立所謂”香港共和國”，把”香港人”變成一個獨立的民族。他們企圖以製造一個獨立的民族，號召香港居民以民族自居，捆綁一起贏得9月大選，控制香港政局。這是美國重返亞太遏制中國的一個招式，指揮香港的反對派奪權，讓香港成為美國和西方反華勢力的附傭，在香港建立反共反華的戰略基地。

戴耀廷等西方特務在香港散播謠言，煽動人起來鬧港獨，說中國要出現經濟危機、社會危機、政治等危機，香港人要作好獨立的準備。黃之鋒，書還未讀好就組黨，聲明9月參選，為2047獨立作準備；前幾天剛成立的一人港獨黨也宣稱要參與選舉，建立”香港共和國”；旺角暴亂份子也紛紛表示參選，要入立法會阻撓政府施政和建設。西方反華勢力在香港培植的反對派，已採取同一策略，以香港獨立作為他們搶奪選票的戰略。這種侵略性極強的口號，附合美國中情局口味，也與他們要擾亂香港局勢的戰略相吻合。

美國政府認為他們在香港有保護反華反共者的權利，不惜干涉中國內政，在香港扶植反對派向中國叫板。他們用航空母艦侵入中國南海，被中國艦艇包圍，趕出中國領海之外。他們知道強來不行，就採用收買內部分裂主義者的方法，讓他們在香港內部做手腳，讓香港腐爛，從而影響內地。國家對西方這種侵略手法洞若觀火，看得十分明白，嚴重警告”港獨”的徒子徒孫別輕舉妄動。分裂國家是極嚴重的罪行，誰要偷雞摸狗，誰就要背上叛國罪。為了這個原因，港獨份子不敢曝露更多偷雞的同黨，只能暗中行動。

香港政府必須敢於瓦解大學內的港獨勢力，把公民黨陳文敏、戴耀廷等在內的那些特務學者全部清除出校外，解散不學無術，破壞校規的學生組織，把領頭的壞學生開除出校。在非常時期，香港不採取非常手段，香港政府將永遠是一個弱勢政府，無法帶領香港完成發展香港的國家任務。香港政府必須重振香港法治精神的社會，把枉法的法官換下，將宣揚違反基本法的律師牌照吊銷。教育局應當嚴密監察學校的教學，把違反基本法和反政府的教職員開除，恢復香港嚴守基本法的風氣。這是對投石問路的正確回應。

糾正”左”傾錯誤初步展開

鄭州和武昌會議是共產黨領導層中進一步統一思想，提高認識的一個過程。毛澤東對人民公社給予肯定，認為是一種建設社會主義的形式，但指出缺點就是太急進。武昌會議要求實事求是訂計劃，要有熱情有雄心，但要科學分析，注意區分虛假可能性和現實可能性。毛澤東在鄭州和武昌會議討論的基礎上改寫《關於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初步糾正”左”的思想認識，強調人民公社在現階段仍然是集體所有制的經濟組織，人民公社不等於全民所有制，更不等於由社會主義變為共產主義，不要無根據地胡亂宣佈。

《決議》認為那樣做只能使共產主義理想受到歪曲，助長平均主義傾向。強調按勞分配的原則，指出在條件不成熟的時候勉強進入共產主義，無疑是空想。但是這個《決議》是在高度贊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為前提，不可避免地帶有局限性，不能從根本上糾正分配上的平均主義和”共產風”。公社內部平均主義和過份集中的傾向仍然存在，加上不適當地反本位主義和”瞞產私分”，政府同農民的緊張關係沒有真正解決。一些隊的好糧食被別的隊無償調走，社員的豬、雞等被公社調走辦”萬頭豬場”。許多地方只能瞞產私分。”瞞產私分”是有原因的，怕被外調，被”共產”。

農民拼命瞞產是個所有制問題，每個公社生產水平不同，分配不能一樣。毛澤東認為窮隊挖富隊不好。大家都是勞動者，人為地抽肥補瘦，無償剝奪勞動所得不好。要多勞多得，少勞少得，那大家才會積極。他認為必須糾正”共產風”，解決人民公社所有制問題。他批評一些領導幹部誤認人民公社一成立對生產資料、人力、產品就可直接支配，義務勞動太多，無償佔有別人勞動成果，”共”各種”產”，否認價值法則，否認等價交換的思想是不對的。毛澤東為”瞞產私分”平反，肯定了私分的合理性，剎住”共產風”。

毛澤東在1959年3月5日的講話中表示，”我現在代表五億農民和1千多萬基層幹部說話”，”謝謝五億農民瞞產私分，堅決抵抗”。這事件推動了我懂得”價值法則、等價交換”。”這是個客觀規律，違反它，要碰得頭破血流。”毛澤東再次自我批評說，六中全會決議”缺三級管理、隊為基礎這一部份”。”這個責任我得擔起來”。”我本人就沒有搞清楚，有責任”。他克服重重困難，堅決在實踐中貫徹這些正確主張，糾正曾經認可的看法。出於對人民負責的精神，作為領導帶頭承認和糾正錯誤，實在非常重要。

由鄭州會議到武昌會議

1958年11月2-10日，毛澤東和中央領導召開有部份地方領導人的工作會議，會中涉及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認識問題，劉少奇、陳雲、鄧小平、譚震林、楊尚昆等也趕到鄭州。本來會議想研究人民公社的問題，但有人提出農業四十條已過時，要搞一個新的，提出《十五年社會主義建設綱要四十條》。毛澤東當時正在研究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著作。他拿出來討論，聯係實際，闡發重要的理論觀點。他說，一個縣的全民所有制，還是大集體的所有制，不能和全民所有制混同。不能急於進入這一狀態。

毛澤東批評了取消商業的做法，指出”以為人民公社就是個國家，完全自給，哪有這個事？”他還批評了急於由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傾向。他不贊成當時普遍存在急於過渡的傾向。他說，”我們搞革命戰爭用了二十二年”，”搞社會主義沒有耐心怎麼行？”他建議大家讀兩本斯大林、列寧、恩格斯和馬克思論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社會的理論著作，使自己有個清醒的頭腦。他對鄭州會議起草的文件有保留，要帶到武昌再行商議。實際上，他對脫離實際、脫離群眾的”左”傾錯誤有了警覺。他在視察中和各地方作了交流。

毛澤東在11月21和23日的講話中，對急於向共產主義過渡的傾向帶頭自我反省。他說，”我們中國人，包括我在內，大概是個冒失鬼。只有9年就起野心。中國人就這麼厲害？整個中國進入共產主義要多少時間，現在誰也不知道”。”我們現在是一窮二白，五億多農民人均收入不到80元，是不是窮得要命？現在我們吹得太大了，我看是不符合事實”。”因此，我們就要謹慎”。武昌會議堅決調整了一些過高的指標，糾正了指標問題上的主觀主義錯誤，讓發熱的頭腦開始冷靜下來。武昌會議還強調了群眾生活的問題。

對於為了高指標，瞎指揮、強迫命令等問題，武昌會議提出了反對弄虛作假之風。毛澤東說許多違反常識、背離科學的東西是在”破除迷信”的口號下發生，指出”破除迷信以來，效力極大，敢想敢說敢做，但有一小部份破得過份了，把科學真理也破了”。他提出要改善社會主義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要保護工資制。中央開始作出糾正”左”傾錯誤的努力，但只是初步，對出現的亂子潑了冷水。事實上，許多人仍沒有從發熱中冷靜下來，糾正”左”的任務依然十分艱巨。在一個人口眾多的國家，要糾正人的思想絕不容易。

叛國是該死的罪

違反國家憲法，密謀作反都屬於叛國的罪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有幾項罪都屬於叛國行為，如反革命、背叛國家、分裂國家、顛覆國家政權、煽動顛覆國家政權、間諜罪等。這些罪的刑罰由有期徒刑至死刑不等，視情節嚴重程度。英國最後一次在1945年判犯人叛國罪，並於1946年以吊刑處死，到1998年叛國罪改為判終身監禁。法國於1981年廢除一般死刑時，對叛國罪仍維持死刑。根據美國法律，叛國罪可高至死刑，但也有判五年或以上監禁的先例。在香港搞叛國行為，按國家憲法和法律規定，必是死刑無疑。

香港有議員支持叛亂和暴動，甚至糾黨煽動分裂、獨立、和建國，這些人都已陷入叛國的罪孽之中。國家在善意勸阻，挽救這等罪人，可是仍有人在煽港獨，甚至黃之鋒母親等大人收受政治黑金，脅美國勢力以自重，叫兒子搞港獨，等於把他們送去鬼門關。做叛徒的結局如何？美國中情局的叛徒拉登和薩達姆如何死法，都已給黃之鋒做了樣板。昨天反對派找了一個傻仔出來成立”香港民族黨”，擺明車馬叛國，黃毓民也進入一間女校煽動中學生搞革命，背叛中央，煽港獨，家長不能不對這種情況提高警覺。

叛國在古代是誅九族的事，現代也是死罪難逃，叫人家子女去送死，這種議員早已違背自己當議員的誓言，政府必須嚴正對待。這種人適不適合當議員，應在議會中投票決定，以維護議員服務社會和市民的神聖誓言。對於窮凶極惡的港獨勢力，借外國勢力撐腰，對中國內政指手劃腳，中國不會賣帳，必會要首犯買單，從犯也要10年20年或終身監禁。就因這個原因，”香港民族黨”只敢騙一個傻仔出來認頭，試試水溫，成為香港組黨以來最大的笑話。國家安全部當然在嚴密監察，在適當時刻必會將之一網打盡。

香港的經濟制度確是和內地不同，實行兩種完全不同的制度，以區別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和內地的社會主義制度。這是一國兩制在特殊的歷史條件下，特別的政治安排和實踐。兩制之下，一國之內，推動反中央和分裂祖國，製造所謂”香港民族”這種荒謬的政治狂想，就是不知天高地厚的背國行為。中國人和香港市民不會長期忍受這種非理性的政治鬥爭，在耐心的勸阻無效後，必會採取嚴厲的手段將之鏟除。一國兩制必須嚴守基本法，不守法，神仙也無法救你了。人民解放軍必最終將之逮捕歸案，送上斷案台。

毛澤東通過調查察覺”左”傾錯誤

北戴河會議以後，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出現了一些不正常現象，有地方遭災歉收仍謊報產量，多徵購，導致餓死人事件；有些地方剛把人民公社掛出就宣佈人民公社為”全民所有制，搞”向共產主義過渡”的試點。毛澤東派人去當地了解，發現不少問題。毛澤東於1958年中旬到11月初，到各地視察，找省、地、縣負責人座談，聽取意見，發覺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亂思想，”急忙往前闖”。河北徐水縣宣佈實行”全民所有制”，毛澤東指出與鞍鋼有大區別，不能混為一談。毛澤東察覺問題比較嚴重，要省長到徐水作調查。

毛澤東於當年10月派人到河南遂平縣調查，還囑咐調查組帶上《馬克斯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共產主義社會》，人手一冊，邊調查邊讀書。毛澤東還提議調用一架專機送他們去鄭州，可見毛澤東想了解真實情況的急切心情。10月21日，毛澤東聽取了劉子厚關於徐水的調查報告，了解到浮誇風和”共產風”問題。比如，一畝地白薯產量不過2000斤，卻虛報成8000斤；把幾個村的豬集中起來讓人參觀，弄虛作假；在宣佈”全民所有制”時，把個人財產和債務統統”共了產”，實行分配上的供給制。毛澤東對此搖頭嘆息。

毛澤東叫人告訴縣裡人不要來這一套，對虛報的人要進行教育，不要講假話。他說，把勞動人民的勞動所得拿過來，這不是租借，是侵略。還強調不要搞平均主義，要堅持多勞多得的社會主義原則。毛澤東說，我們共產黨人最終的目標是建立共產主義社會，但現在什麼是共產主義人人認識不一致，還有人在胡說，頭腦發熱。他叫人下去調查要保持冷靜頭腦，在眼花繚亂的情況面前，實事求是。11月初毛澤東抵達鄭州，分別聽取調查組的報告，了解到農村和國營工廠和國家的關係，國家不可能在豐年全部收購農穫。

毛澤東在調查中了解各地生產水平不同，平均分配會損害富隊富社的積極性，指出搞社會主義還是要按勞分配。凡是有利生產的就幹，不利於生產的就不要幹，要學會勤儉過日子，不要放開肚皮大吃大喝，那樣肯定維持不下去。他主張搞些公共福利事業，不要採取包的方法。調查中毛澤東還發現，農村各地集中人力上山大煉鋼鐵，夜以繼日，風餐露宿，公共食堂辦得不好，缺糧少油，危害人的身體，同時很多煉出來的都是次品廢品，完不成指標就作假。毛澤東意識到問題的嚴重，對出現”左”的傾向需要”降溫”，讓大家冷靜下來。

美國人並不可憎

我有很多美國朋友，基本上都很友善，待人有禮，懂得尊重人。有些美國人還是我的偶像，像美國國父華盛頓、解放黑奴的林肯、美國獨立宣言起草人傑斐遜等數之不盡。美國的科學家、教育家、經濟學家、醫學家，對人類的貢獻不可說不大。我尊敬他們，愛他們，感謝他們為人類做出偉大的貢獻，就像我愛中國的偉人和英雄人物一樣，懷著崇敬的心歌頌他們的豐功偉績，給世界帶來愛和光明。美國人和中國人一樣偉大，美國人和中國人一樣也有不足之處，也有壞人，也有如魔鬼一樣的人，我憎恨的就是這種人。

美國有反華勢力，有些政治人物以中國作為假想敵，他們以自己的影響力把遏制中國作為國策對付中國。他們花大力氣，用政治黑金，通過中央情報局，以見不得光的手法收買和培植反華傀儡，遏制中國發展，以達損人利己的自私目的。他們用大量金錢豢養反華文人，製造蠱惑人心的謠言，挑撥離間，混淆是非，挑起仇恨，以圖擾亂中國。對於這種美國人，我除了鄙視，不會有別的感情。但我和絕大多數中國人一樣，愛憎分明，明辨是非，不會對美國人因而不分青紅皂白地憎恨。我們只會憎恨到中國挑事的軍艦。

對於美國駐港領事館派人和旺角暴亂的暴徒聯係，指使他們和藏獨份子達賴聯合搞中國，作為中國人絕不會認可這種醜惡的行為。我們認為國家應民主地行使權利，讓人民在憲法的規定下以民主的方式行使政治權利。我們不認為在議會中拖拉，妨礙香港發展是民主的權利，也不認為在議會外使用暴力是民主的權利。一切脫離人民利益的行為必須受到制裁。我們譴責控制和扶植別國地區政治傀儡去達成自己目標的做法。我們認為這是干涉別國政治的惡行，任何人都沒有這種自由去妨礙別人反對這種行為的自由。

以民主和自由之名去損害別國民主和自由的行為應受到人類的審判。我們認為每一個人都有享有民主和自由的權利，但絕不能以少數人的民主和自由去損害大多數人的民主和自由。我們主張用公平、合理的法律來處理社會的糾紛，但絕不會對犯法者寬容。任何人像戴耀廷那樣宣揚違法行為，必須受到法律的嚴懲，絕不能讓這種人逍遙法外。梁家傑、李卓仁支持暴亂，煽動群眾做出非法行為，破壞社會秩序，必須送上法庭予以制裁，以維護法律的尊嚴。對於美國美化這種壞人的行為，我們嚴正提出反對和譴責。

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教訓

1958年興起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是中國在探索建設社會主義道路過程中遭受的一次嚴重挫折。當時中國經濟落後，物質基礎薄弱，國家貧窮落後，受西方封鎖和欺侮。毛澤東和中央領人都想使人民過上幸福的生活，在當時國際社會主義形勢較有利，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取得了成功的情況下，發動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那時中國社會主義改造已取得成就，全國六億人民建設的積極性空前高漲，依靠人民群眾來進行經濟建設，看來有比較大的把握。廣大幹部和人民不辭勞苦，打掉自卑，意氣風發。

當時群眾戰天鬥地，畫夜苦幹的精神非常可貴，也取得了部份實際的成果和效益。科學技術也取得了一些可喜的發展，尤其在某些尖端領域填補了空白。工業在沒有工業的地方辦起來了，奠定了工業最初的基礎。毛澤東對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發展太慢，不滿意他們的經驗，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成功的基礎上尋找中國自己的路。在這種情況下搬用了戰爭年代大搞群眾運動的政治和軍事鬥爭的經驗搞經濟建設。而當時絕大多數幹部都是在戰爭年代成長起來的，對那些做法駕輕就熟，滋生了經濟建設比打戰容易的情緒。

當時許多人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出現的混亂和偏差不是沒有察覺，只是覺得人民群眾的熱情和幹勁可以創出奇蹟，擔心糾偏會損傷人民的積極性。事實上，只有正確領導群眾取得成果，才能保護和發揮人民群眾的積極性，而違背科學規律的做法會損害他們的實際利益。加上當時嚴厲批評反冒進後，領導層的民主生活開始不正常，家長制、一言堂盛行，缺乏科學的實事求是的態度，把否定脫離實際的高指標和工作任務都當成政治問題。這樣導致了浮誇虛報、說假話、強迫命令等不良作風，喪失了實事求是的作風。

鄧小平後來總結說，我們的用心是好的，想早點進入共產主義，由於急於求成，違反客觀世界的發展規律。毛澤東在不斷的勝利面前聽的讚揚多了，開始違背民主集中制的原則，輕率發動大躍進，讓全國一哄而起，使問題難以得到及時的糾正。總的來說，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脫離了中國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的現實，違背了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給社會生產力造成了破壞，給國家和人民帶來了災難性的損失。這是中國在探索和建設社會主義一次嚴重的失誤，留給後人是非常深刻的教訓，值得後人永遠汲取。

香港分裂主義走向何方

香港形勢險惡，分裂主義已經現形，有的向台獨靠攏，有的向藏獨靠攏，有的仍然堅持1989年失敗動亂的立場。這一切都明顯有橙色革命濃厚的色彩，都有美國中央情報局在後面做手腳的痕蹟。黃仰台有美國中情局的聯係，指使他去和藏獨達賴連結，黃毓民則與台獨聯合。美國中情局策劃把這些人染成中國內部的獨立勢力，要他們把顏色革命變成內部分裂的行為，與美國無關，但事實上，這些人的後面都有美國所謂民主基金支持。美國在背後提供子彈，以華制華，達到遏制中國的發展，重返亞太的目的。

這種情況，香港人都基本了解，只是美國人在背後隱晦地做手腳，使不關心政治的市民難以察覺，往往容易給謠言和搬弄是非的言論所左右。香港媒體，特別是那些新聞機構，很多都給西方反華勢力控制，他們借新聞自由，胡謅亂編，擾亂人們的是非觀，在香港造成想混亂。這種情況非常嚴峻，對下一代造成很大的損害。如果政府不能狠下決心，整頓新聞工作，對教師隊伍的純潔性進行建設，年青一代將會給他們引導到極危險的境地。香港的反政府組織已定下分裂的調子，政府再不能不組織力量予以回擊。

這些分裂主義者都以”民主”、”自由”作為幌子，他們想以少數人的民主和自由，去專大多數人的政。他們利用手中的媒體工具作為奪權的手段，向政府發動猛烈的攻擊，要特首落台，將學生因家庭或個人問題而自殺、暴徒為製造社會混亂而衝擊法治，要特首梁振英負責。香港的媒體和反對派為了把特首梁振英拉下台，失去理性，無所不用其極，竭斯底里向政府發動進攻。為了反政府，為了讓香港不能發展，他們在議會發動所謂不合作運動，要把香港建設和照顧市民的工程和項目全部拉倒，以達到奪權的政治目的。

香港的反對派為了撕裂社會，策劃分裂行動，或明或暗地在香港搞港獨宣傳和行動。特別公民黨以其反中央和反一國兩制的律師為港獨份子辯護，企圖逃避法律責任。反對派已逐漸走上以分裂主義為策略的奪權鬥爭，決心與祖國為敵。近日漸漸浮出水面的港獨與藏獨、台獨匯合的狀態已經在香港出現，香港政府再不組織力量和行動瓦解港獨勢力，必會讓他們坐大，對年青一代會有限壞的作用。對市民再教育，對國家一國兩制的再一次洗禮，必須繼續進行，才能擊退外國勢力在香港培植的傀儡對香港的侵蝕。

加強學生對社會核心價值觀的教育

學生是社會的未來，教育好年青一代是政府和家長的責任。如何讓學生學成以後溶入社會，為社會和國家發揮作用，為人類進步事業做出貢獻，是學校最重要的任務。讓學生在青年時期把意識扶正，建立正確的人生觀，樹立競爭意識、創新意識、愛國守法、明禮誠信、團結互助、平等友愛的道德意識至為重要。同時在發揚個性和自我發展時，更要發揚不怕困難和對國家、社會的責任感。這樣香港的青年才能在一國兩制政治制度的安排下，為社會的發展做出應有的貢獻，成為社會當然的接班人和國家未來的主人翁。

從小學、中學到大學，政府教育部門扮演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起了督導學校循著正確的社會建設軌道前行，使培養出來的學生成為社會正能量。政府教育部門在一國兩制基本法的架構下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管好學校，教好學生。政府要嚴格督導學校，任用最好教師來培養人才。社會付出如此高昂的代價請來教師卻教學生違反基本法，對抗政府，用好聽的什麼”民主自由”名詞去騙人，誤導學生走上對抗政府、背叛國家法律的道路上去，這種教師除了應受譴責，還必須即時開除教席。教育局必須嚴格行使職權。

對學生進行專業知識的傳授固然重要，但加強學生對社會核心價值觀的教育，也不容忽視。讓學生多參加社會活動，了解社會，了解特區一國兩制的區情和國情，增長才幹，鍛煉毅力、培養品格，增強社會責任感，有助學生健康成長。教育局必須關注營造優良的學風和校風，制定校園文化的建設規劃。學術自主和學校制度建設是兩種不同方面的教育建設，教育局對學校的制度建設和校風建設，負有神聖的國家使命。營造正確、有序、和諧的校園文化氛圍是特區讓學生健康成長，培養遵紀守法好公民的任務。

學校有責任對老師進行考察和篩選，對不合格的老師，特別對培養良好公民有缺失的老師必須即時調職或開除。校內老師對於腐敗的教師有權及時舉報，以免更多學生受到毒害。對於煽動學生違法者如戴耀廷、陳健民之流，除了教育局必須干預外，大學還必須即時開除，律政司必須即時起訴，沒有雷厲風行的戰鬥作風，香港必受西方反華勢力侵犯，把香港搞亂。對於中小學老師也必須加以規管，對於不遵守基本法的教師，以反共和反華為其人生目標的應即開除，換上對中華民族有承擔的教師，帶領學生前行。

全國人民公社化的實現

1958年8月，北戴河會議正式決定在全國農村建立人民公社。會議認為把規模較小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合併和改變成規模較大的工農商學兵和政社合一的集體化公社，對農村發展和農民覺悟提高有幫助。在併社過程中，以共產主義精神教育幹部和群眾，不算細帳，自留地在併社中變為集體經營，但不急於變為公有制，仍採用集體所有制。毛澤東在從集體所有制向公有制轉變時，說有些地方可以快一點，有些地方可以慢一點，說明他心裡並不踏實，要大家考慮一下。不過由於《決議》指出人民公社是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最好組織形式，造成上下都有要把人民公社的架子先搭起來的要求。

在這種情況下，全國農村在建立不到兩年的高級農業合作社，多數被人民公社所代替。1958年下半年至1959年，北京、上海、天津、武漢、廣州等大城市試辦以大工廠、街道、機關或學校為中心的三種類型的城市人民公社。河南省到1958年9月，有9個省轄市共建立了482個社，佔這些城市人口的97%。到9月底，農村基本上是一鄉一社，生產資料高度公有化，將收入水平殊異的合作社併到一起，公共財產全部歸公社。由於頭腦發熱，被認為提高農村集體所有制的做法在迅猛發展，形成一股”共產風”，集體共了個人的產，窮社共了富社的產，公社共了國家的產。

人民公社實行政社合一的體制，成為既是經濟組織，也是一級政權機構。人民公社實行供給制和工資相結合的分配制度，供糧食、伙食，實行吃飯不要錢。在條件成熟的地方改行工資制，在條件不成熟的地方實行按勞動日計酬的制度。供給制被視為按需分配，具有共產主義因素。公社宣佈對社員的生活實行全包，包下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婚喪嫁娶、教育醫療等各種基本生活費用。河北省更乾脆取消了按勞分配制度，包下社員一切生活所需，並認為是向共產主義”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社會制度過渡”。

人民公社推行”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集體化”的勞動組織和生活方式。到10月底，全國農村建立公共食堂260萬個，佔了農村人口差不多90%。在急於向共產主義過渡的傾向中，在供給制和浮誇風盛行下，刮起了”共產風”。有些地方宣佈為全民所有制，土地、資金和產品等可以由國家無償調撥使用。這一時期，平均主義和軍事共產主義之風泛濫。人民公社化運動，不僅造成對農民的剝奪，還對農村生產力造成災難性的破壞。1958年冬天，出現了糧油和副食品嚴重不足和緊張的後果。

勇於承擔的林巧稚

中國近代出現了不少有學問的偉大人物，他們為國家的進步做出了不杇的貢獻。其中一位被選為”近代百年百位大師”的偉人叫林巧稚。她是中國現代婦產科學的其中一位主要開拓者和奠基人，也是第一屆中國科學院唯一女院士。新中國成立後，她成為北京協和醫院首位中國籍婦產科主任，一生共接生了五萬多嬰兒，在女性盆腔疾病、婦科腫瘤、胎兒宮內呼吸、新生兒溶血症等方面的研究上有著巨大的貢獻。林巧稚1901年在廈門鼓浪嶼出生，五歲時母親患宮頸癌逝世。在痛苦中她暗下決心長大後要當一名醫生。

林巧稚在20歲那年離家報考北京協和醫學院，於1929年以第一名成績畢業，獲得最高榮譽獎，成為協和醫學院歷史上首位獲得該獎項的女學生。在協和獲得博士學位後，林巧稚被聘為協和醫院婦產科醫生。她以”慈悲、專注、自省”的協和精神服務社會。由於當時醫院規定女醫生如結婚生子就當自動辭職，她決定終生不嫁，被破格從一名助理醫生轉任總住院醫生，成為協和醫院首位擔任總住院醫生的女性。1932年，林巧稚赴英國倫敦醫學院和曼徹斯特醫學院進修，次年到奧地利維也納進行醫學考察，1939年又到美國芝加哥醫學院繼續學習。一年後，林巧稚回國繼續為同胞服務。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協和醫院被迫關門，林巧稚沒有離開北平，留在胡同裡開辦診所，救治病人。她慈悲為懷，以負責到底的精神在動蕩的局勢下，為病人堅持六年，共接診上萬戶人家，留下8887份檔案，在戰爭中見證了無數新生命、新希望的誕生。人活在世上需要承擔不同的責任，有事業、家庭、感情、社會等責任。責任能激發人的潛能，喚醒人的良知，也能獲得別人的尊重和信任。林巧稚以自己的實踐履行人生的使命和責任，戰勝困難，抵制誘惑，為社會做出了貢獻，獲得了人們的信賴和尊敬。

新中國成立後，林巧稚重回協和醫院婦產科工作，全身心投入工作。這一時期她帶領學生對葡萄胎、子宮絨毛膜上皮癌進行了長期的研究，總結了協和醫院從1948年至1958年158宗滋養細胞腫瘤病例，發現27例惡性葡萄胎中有24例發生了遠處轉移，86例良性中也有9例發生遠處轉移，推翻了外國專家良性善葡萄胎不轉移的結論。她為7萬多29歲婦女進行抽樣調查，為子宮糜爛、子宮頸癌、葡萄胎等癌症累積了大量資料，為降低新生兒死亡率和防治宮頸癌等疾病做出了貢獻。她晚年在病中用四年時間完成了50多萬字的《婦科腫瘤》著作，為醫治腫瘤提供借鑒。2009年林巧稚被選為感動中國人物。

年青人要如何看待社會不公？

社會不公，全世界都有，美國有，中國有，連香港這麼開明的地方也不例外。有不少人埋怨，社會這不公平，那不公平，最好自己什麼都不用做，可以和李嘉誠一樣呼風喚雨，做社會的主人。有人書未讀好就想管理大學，連任命校監和校委都想管；有人要政府承擔無力承擔的責任和福利，自己不出力賺錢，只想坐享他人勞動成果。這種妄想不勞而獲的人實在令人搖頭嘆息。有人扮救世主，為民請命，叫政府給這給那，不是把資源用在賺錢上，那政府做不了事，發展不起來，香港還有什麼能力做慈善事業?

有些年青人剛踏出社會就埋怨賣不起樓。這樣的年青人我在訪美國紐約和羅杉磯時都遇到過。這說明現代社會都有樓價飛升過快的現象，但也說明市場有供求不平衡的問題。國內北京、深圳有這個問題，香港也有這個問題，一切都與競爭力有關。不夠競爭，就要退而求其次。都想要政府照顧，實在有心無力。毛澤東在建國初期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工業化和農業合作化有了初步成績，就希望快速踏入共產主義社會，搞人民公社，包攬全國人民的起居飲食，結果力不從心。由此證明公平不會從天而降，只能逐步來。

世界不會有絕對的公平，相對公平的社會只有在經濟很好的發展情況下可以出現。在物質缺乏的社會，你想人人有鋼琴實在難以實現。要人人都買得起樓，經濟發展不起來，你拿什麼去買？政府只能把有限的資源建一些公屋照顧有需要的人，但那些所謂環保人士，不讓政府拿土地建房子，你叫有需要的人如何是好？一個叫政府照顧弱勢社群，一個叫政府不能動用所謂的郊野公園建屋，這其實都是人為的社會矛盾。香港人其實應該拿出智慧全力合作發展經濟，把香港建設成一流的城市，可以幫助更多人。

年青人不能聽別有用心的人煽動向政府伸手要好處。年青人要用心學習，提升自己的能力，幫助香港建設得更好，使香港變得更公平。抱怨和消極等待，或埋怨政府，只會拖慢政府的發展計劃，對香港經濟發展不利。年青人不要給別有用心的人利用和挑撥，成為社會的負能量。要建立公平的社會，必須出力，用自己一生的奮鬥去創造奇蹟。每一個有志氣的年青人都必須學會感恩，記住別人的好，發揚別人的好意，這個社會才會變得越來越好。只想伸手拿好處，講好聽的話，以民主、自由、平等假話去騙人，公平的社會不會到來。把經濟發展起來，共贏、互惠、平等合理的社會才會逐步建成。

全民大煉鋼鐵及人民公社興起

1958年鋼鐵量要達到1070萬噸時，實際上8個月只完成了400萬噸，餘下的4個月必須完成600至700萬噸才能完成任務。而當時鋼鐵生產能力不足，電力、煤炭、採礦運輸等生產能力滿足不了需求。北戴河會議後，由第一書記掛帥，廣泛發動群眾，大搞小高爐和土高爐，開展全民性的土法煉鋼煉鐵運動，強令完成任務，對完不成任務的領導給予處分。各地採取非常措施，”停車讓路，首先為鋼”。全國投入大量人力煉鋼，8月底有幾百萬人，9月底猛增到5000萬人，10月底6000萬人，年底達到上億人。

小高爐、土高爐的數量多到驚人程度。8月底17萬座，9月底增至60多萬座，10月猛增至幾百萬座。不但工廠、公社，而且機關、學校和部隊，到處建起土爐。全民煉鋼原料缺乏，沒有焦煤，就用普通煤，甚至砍伐樹木燒成炭代替。沒有礦石的地方，就用低品位的礦石代替，甚至把家裡做飯的鐵鍋和其他鐵器砸碎，用做煉鋼的材料。大型鋼鐵企業，打破規章制度，不顧經濟效益，片面追求產量，造成質量和安全事故。經過幾個月蠻幹，加上虛報浮誇，到年底宣佈鋼產量達到1108萬噸，但質量和成本都成大問題。

在全民大煉鋼中，相當一部份質量很差，有些則完全是廢品，而用小高爐煉鐵，成本貴到驚人。同時，為了煉鋼濫開濫採煤炭、礦石和樹木，使資原大量浪費，有些縣林木砍伐殆盡，加劇水土流失，帶來長期後患。由於集中煉鋼，所有行業都要配合和讓路，致使農業和輕工業大受影響，產量大幅度減少，造成人民日常生活用品供應緊張。此時，農村爭相推動農業集體化生產組織，在大躍進的形勢下，要求農業合作社提高規模和公有化程度。1957-1958年春興起的大搞農田水利，開始突破合作社規模，要求併社。

這時的併社，增強了集體協作能力，辦了不少以前辦不到的事，尤其加強了農田基本建設和水利建設這些薄弱環節，起了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毛澤東得知後，引起興趣，提倡併社工作盡快開展起來。一些地方不顧條件，辦起公共食堂、托兒所、幼兒園、敬老院等。當時中央領導人談農村組織形式時都希望共產主義公社的出現，公社有自己的農業、工業、大學、中學、小學，有公共食堂，有醫院，有科研機構，有商業服務，有交通事業，有俱樂部，有維持治安的民警等等。”人民公社”名字一時傳遍全國，不少地方聞風而動。

再談一帶一路

絲綢之路是中國與外國通商走過的路，有陸路也有海路。葉劉淑儀帶頭在香港搞了一個海上絲綢之路協會，她有什麼後著，我們晰目以待。香港政府卻已成立了”一帶一路”辦公室，”負責推動研究工作，統籌協調相關政府部門及貿易局、旅發局等機構，以及與中央部委、各省市政府、香港的業界、專業團體和民間團體聯絡。”香港有建築商人說，”一帶一路”沒有香港的角色，說”香港的企業如何去和國營企業競爭”？有人甚至潑冷水說”香港都是中小企，何德何能去和國家爭生意”。這些人都犯了與國策分裂的思維毛病。

中國高鐵走出國門，基本建設走出去，過剩產能可以轉移出去，這本身對中小企就有很大好處，就看企業自身如何定位。你如說要和國企去競爭，當然香港不可能有競爭勝利的可能。香港沒有高鐵技術，而從國外引進來的技術肯定沒有競爭力，可是中國有如此龐大的工程在海外，香港企業真的一點機會都沒有嗎？我看機會多得很。一個大企業走出國外，無論從歷史上，還是在現實上，都會有小企業跟著大企業”拍住上”，這是經濟發展的規律。要說中小企沒有機會，就看你有沒有謀略。拿不出辦法當然不會有機。

“一帶一路”如此龐大的投資，國家當然會出資，但香港資本市場的從業人員會有更多機會。這本身就給年青人製造了就業機會。在這種大規模的建設中，途經65個國家，各種服務業、旅遊業、商業都有可能產生新的商機，製造大量就業機會。你不去想，不去出力，你只會坐失良機。我們認為機會不會留給沒有準備的人，只有積極想辦法，把握機遇，好運才會和你結伴而行。我就聽說有人走出國門種西瓜運回國內銷售都能成為億萬富翁。中國有龐大的市場，再加上”一帶一路”65個國家，香港人找不到出路，你信嗎？

香港人以靈活多變名聞世界，擺在面前的機遇不去掌握不是香港人的特性。反對派喜歡吹冷風，潑冷水，無非就想香港坐失發展的機遇。蘇州過後無艇搭的教訓，作為中華民族的子孫不會沒有聽過。”一帶一路”是香港重振雄風的一個機會，可以讓香港成為亞洲四小龍的領頭龍，反對派一再反對，一再拖後腿，無非就是要香港錯失良機，一竭不振。香港有”一帶一路”提供機遇，有國家從旁協助，有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有頭腦靈活的香港商人和企業家，香港重登亞洲四小龍龍頭的地位指日可待。香港加油！

中央會否表態支持梁振英連任？

反對派散播謠言，指建制派要求中央表態是否支持梁振英連任特首。首先，我想建制派中的政治人物不會幼稚和白癡到這種地步，能夠想出這一招的除了反對派，再也沒有什麼正常的政治人物會作如是想。中央實行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原意就是希望香港人自己管自己，把香港治理好給國家增光。現在香港有人狗咬狗骨，自己要打殘自己，做出佔中霸路、教壞學生的事，很多香港同胞希望中央取消一國兩制，由中央派人來管。現在經全國人大和政協開會後，決定一國兩制不變，國家積極干預，把香港治理好。

國家積極干預香港事務，釋放出香港有救的信號，讓香港廣大市民知道國家不會放棄香港，也不會讓香港沉淪下去。香港市民將恢復信心，發揮自己的所能為香港美好的明天而奮鬥。沒有獲得國家的認可，把我們都當成通番叛國的賣國賊，香港的同胞怎會不心寒？這是反對派所希望達到的目的，希望通過擾亂香港，噓國歌侮辱國旗引起國內同胞對香港市民的反感。反對派想借此對抗國家，支持港獨行為，摧殘香港經濟，讓香港就此死去。全國人民看穿西方反華勢力的圖謀，知道要香港好，國家必須積極干預。

國家積極在經濟發展上、教育上、政治上制定政策，打擊拖跨香港港的行為和陰謀，從各方面給予香港支援。對於培養人才、教育下一代，國家全方位的給予方便。中央表態支持梁振英依法施政，對於是否支持梁振英連任，則會將按既定方針進行。既定方針就是任期屆滿，按基本法規定競逐連任。誰獲得選委會多數票，而又獲得中央認可，誰就可獲中央支持擔任特首。中央初時曾以為香港市民願意由殖民地時代培養出來的官員做特首，鼓勵曾蔭權出任，但後來發現反對派反對的是中央，誰當特首都一樣會遭反對。

自此以後，對中央來說，誰做特首問題不大，最主要就是中央認不認可。梁振英肯定是中央認可的人，但香港中央認可的人不下數千人，這些人都在中央認可的名單之內。他們長期為國家出力，是社會穩定的因素。葉劉淑儀、羅范椒芬、梁錦松、蘇錦樑等等其實都有資格參加競選，只是這些人想不想落場參加比賽罷了。中央不會表態支持任何人做下任特首，但中央對於認可的人被選出來後必定馬上支持。對於梁家傑或毛孟靜之流如被選出來做特首，中央必積極干預，讓他靠邊站。中央只會表態不支持賣國賊。

“大躍進”運動全面展開

經過1958年上半年中央會議的準備，八大二次會議於5月5-23日召開，推動了”大躍進”運動全面展開。劉少奇作了工作報告，確定了以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核心的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的發展目標，得到與會者的一致贊成和擁護。會議繼續批評反冒進，把分歧錯誤地歸結為”好些快些”和慢些差些”的思想，說反冒進的人舉的不是紅旗而是白旗。會上117人口頭發言，140人提交書面發言，中央28個部委提出報告。各地區、各部門提出高指標，人們的頭腦越來越發熱，把第二個五年計劃納入了”大躍進”的軌道。

會議後，中央把原來掌握的經濟管理權下放給地方，原意為發揮地方的積極性，但由於放權是在”大躍進”的形勢下進行，在短促的時間內鋪開，帶來交接上的混亂，宏觀失控，效益不彰，職工人數急劇膨脹。毛澤東要解放思想，說”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在急躁冒進思想佔主導地位的情況下，助長了不尊重知識，輕視知識份子，忽視和違背了客觀規律。毛澤東提出，1958年的鋼產量要在1957年535萬噸的基礎上翻一番，達到1070萬噸。各地掀起了大辦工業的熱潮，出現了”萬廠縣”等浮誇現象。

在農業方面出現了小麥畝產達到7320斤的報導，有些地方還出現了一萬多斤的離奇高產典型。各地區、各部門上報的產量數字有很大水份，報刊還發表了”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言論，還說”只怕想不到，不怕做不到”。在虛報浮誇的氣氛下，生產出現了瞎指揮的情況，造成大量浪費和損失。教育界對”大躍進” 持懷疑和批評態度的專家、教授進行批判，還強調教育和生產相結合，過多地參加勞動，荒廢了學業。有些高校下放給地方，還開展學生編寫教材、講議等活動，造成高校發展失控。一時理論界、科技界、衛生界等都提出各自的”躍進”計劃，在反保守思想的指導下，許多人的頭腦都發起熱來。

“大躍進”運動推向高潮，出現了嚴重浮誇和混亂，中央有關部門和許多地方的負責人為這種假象所迷惑，盲目樂觀，以為農產品有了成倍、幾倍、十幾倍的增長。國家以為在完成指標和建設任務之後可以發展工業，可以在1962年掌握科學技術趕上世界先進水平，建成社會主義，為共產主義過渡作準備。毛澤東還在考慮取消薪水制，恢復革命時期的供給制，要和群眾打成一片，實行按需分配。不適當地把革命戰爭年代的特殊歷史條件下的措施搬到和平時期的建設，把平等絕對化，搞絕對平均主義，妨礙了社會的發展。同時，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和”共產風”的”左”傾錯誤，在全國泛濫成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