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前後民族意識的強化與困頓

五四新文化運動將西方文化簡化為科學主義，很快被中國大傳統的實用理性的思想界所接受。思想界很多人都承認科學在解釋自然與社會方面的權威他位。”厚黑學”的作者李宗吾“主張治國之術，當採用物理學，一切法令制度，當建築在力學之上”。他認為”人為萬物之靈”，”心理種種變化，也逃不出力學公例”。1940年鴉片戰爭後一直有”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情結，認為西方文化只有科學而無宗教，視宗教為帝國主義愚民與侵略的工具。中國知識份子反基督教不單純因它是”洋教”，而是它不具科學性的宗教迷信。

在科學主義的影響下，不僅基督教出現萎縮，小傳統也逐漸衰微。隨著民族危機的加深，人們越來越認識到傳統文化與民族存亡之間的相關性，於是新文化運動的反傳統的形式受到質疑。人們對於具有民族象徵意味的傳統文化已經不像五四時期那樣棄如敝屣。五四時期”打倒孔家店”的口號，指斥孔子哲學是”統治者哲學”、”服從的哲學”、”愚民的哲學”，聽天由命，逆來順受，也能成為異民族用來壓迫自己民族的工具。知識界出現了容忍”愛國的尊孔者”，說他們不願意反孔子，”但卻願意傳播愛國思想，要聯合他”。

新啟蒙運動的推動者給傳統文化定了一個實用主義的標準，即”凡是文化思想在終極的效果上有利於民族，能夠提高民族力量，對於抗戰救亡有一點一滴的貢獻的，都應當許可它自由存在、自由發展”。這已與新啟蒙的宗旨大相徑庭。在抗戰爆發之前，人們將傳統的復興視為救濟道德的一種手段；在戰爭爆發後，人們便自然將傳統的保存視為民族延續的一個前提。民國初年的傳統文化回潮與抗戰前後儒家文化的再起，已歷經兩次傳統復興，一次為救道德淪喪，二次為挽救民族危難。蔣介石說，"如果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沒有獨立的哲學，或有了獨立哲學而不能發揚光大，甚至湮沒不彰，這個國家無以生存於世界，終要被人滅亡"。

20世紀30年代，中國思想界提出了"不守舊"、"不盲從"、"返本開新"的"中國本位文化建設"。這些人的建議頗為中庸，"存其所當存，去其所當無"，對西方文化也強調"吸收其所當吸收，不應全盤承受，連渣滓都吸收過來"。這點與現在所說的"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有異曲同工之妙。五四運動將西方文明簡化為科學精神對後世影響甚大，對於確立人生進化的信念，人定勝天的信念和實事求是的信念有很大關係。抗戰結束後，人們慨嘆民初民族精神轉型的失敗，但也完成了"涅盤"，注入了民族精神的新元素，發出火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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