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民族思想的求真求變

清代的乾嘉學派精神內涵為”實證求是”，與我國傳統國民性中的實事求是是一脈相承的。乾嘉考據學在中國歷史上綿延百餘年，在學術史和思想史領域做出了不可抹煞的獨特貢獻。梁啟超說，”凡常人容易滑眼看過之處，彼善能注意觀察，發現其應特別研究之點”，要”廣集證據，務求按同類之事實而皆合”，正如戴震所說，”學術當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這種求真求是的精神，可謂是近代科學精神的萌芽。乾嘉學派這種秉持中國傳統文化求理的精神，不失為經世致用的價值取向，成為中華民族精神有機組成部份。

1940年的鴉片戰爭，西方殖民者以炮艦、鴉片和商品打破了中華帝國閉鎖的國門，強行把中國納入世界統一資本市場，使中國變成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中華民族和文化陷入深重危機。在侵略者的鐵蹄下，中華民族飽受欺凌，徹底衰敗、沉淪，逐漸覺醒，奮起抗爭。先進的思想家在艱苦中探索，大聲疾呼”國民性之改造”和”國民新靈魂之鑄造”，謳歌”鳳凰涅槃”，希望在烈火中再生，騰飛出一個青春的中華。相比於歐洲各國民族精神的轉型，中華民族精神的現代轉型之路，呈現出空前激變性和複雜性，悲壯而偉大。

1940年鴉片戰爭前，中華文明從未受到外來文明強有力的挑戰，中國人一直以自己的傳統文化為榮，作為精神支柱。在清朝晚期，中國人的民族自信已經開始逐漸喪失。西方傳教士在鴉片戰爭之後重新在中國內地活動，由於受神道設教習慣的影響，中國下層百姓篡改附和，接受了西方宗教思想的影響。洪秀全創立了基督教色彩的拜上帝會，受影響的都是底層百姓，而非受大傳統影響的知識份子。洪秀全等將神人同形論引人拜上帝教，將自己打扮成新的人間偶像。曾國藩等人則憑道德自覺的大傳統予以拒斥和反擊。

不管曾國藩的”衛道”，還是洪秀全的”反孔”，其本質還是傳統中國式實用理性範疇，真正的變化始於19世紀60-70年代的一幫洋務思想家。少數中國士大夫接觸西方文化後，發現西方文化在很多文面不亞於中國文化，有其優勝之處。王韜在遊歷英國後稱，”蓋其國以禮義為教，而不專恃甲兵；以仁信為基，而不先尚詐力；以教化德澤為本，而不徒講富強”，對西方作了正面評價。因此，在大傳統中分化出鄙棄儒學，否定傳統的士大夫階層。中國出現了要以西方文化來強化和轉化中國文化的思潮，開始了文化精神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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