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經學與中華民族思維路向

經學指的是對儒家經典的研究、詮釋、傳授的學問。經學雖開辟於孔子，卻盛於兩漢，成為漢代學術的主流。兩千一百多年前，漢武帝設立五經博士，是經學正式確立的標，誌。《詩》《書》《易》《禮》《春秋》這五部文獻匯編成社會公認的經典。儒家採取了經學形式闡釋，確立官方地位，標誌著上古三代的文化傳統得以承認和傳承，以儒家所理解的社會歷史觀念佔據了傳統文化的主導地位。思維方式決定民族的特性，不同的民族表現出不同特質，決定著看問題的方式方法，決定民族成員的社會實踐和一切文化活動。

漢代經學的學習與傳承講”師法”和”家法”，使學術有了延續性、不間斷的傳承，有利於文化的延伸和發展，保證了學術上的血緣的純粹性，有清晰的脈絡可循，使學派可不斷向縱深發展。經學的”托古”和”疑古”思維模式，在宋代出現了重要的變化，那就是理性與思辨的出現。宋明理學吸收了佛、道兩家的某些思維文法，把人的自我完善放在首要位置，對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之間的相互關係作了深入研究，構建了一整套嚴密的思辨結構的思想體系，使中國人的哲學思辨達到了那個時代的思想方法的制高點。

經學貫穿於中國整個學術的傳統學術史，深刻地影響了中國傳統的思維方式，造就了中國人不同於西方的一種獨特的思維模式。對於不同質事物之間的聯係、影響、滲透和整合，明顯有別於西方那種分析的、割裂的、局部的、以形式邏輯見長的思維方式。中國學術思維最大的特點就是學科與學科之間的融合與貫通。”文史不分家”，使文學和史學互相滲透、聯係，使經學研究中，文、史、哲、經濟、政治在西方學術中有嚴格分野的學科整合在一起，給人的感覺是混沌模糊，但卻能使人有掌握事物的內在聯係的感悟。

西學東漸，帶給我們的是明快的邏輯和清晰的條理，使研究方法趨於簡潔和便於運用，因而受到知識份子的歡迎，遺棄傳統研究方法，更有甚者，借西方文明霸權對中國學術進行壓迫，瓦解中國學術思維賴以生存的土壤。中華文化沉澱於愛國、愛鄉的民族凝聚基礎之上，古人視六經為絕對真理，不能絲毫增損，因而博覽群書、滿腹經論、專心聖賢為自己的奮鬥目標。他們"畏天命、畏聖人、畏大人之言"，不敢有半點創新，更不敢懷疑經典。但在鴉片戰爭後，中國在洋人槍炮面前，毫無反抗之力，使中國人開始對尚古思想進行改革。中國自引入馬克思的思想後，開始了中國命運的自新，以安心立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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