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時期的古今之爭

五四新文化運動對中華民族精神的現代轉型有巨大影響，以追求進步與解放、批判專制與愚昧的圖騰，提出民主與科學作為兩面旗幟。在晚清，思想界就開始不認同家天下的專制政治，保皇黨與革命黨的政治爭論不管是君主立憲，還是民主立憲，都是超越專制政治的不同民主形式。隨著進化論的流行，科學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實體，在晚清逐漸侵入傳統文化。胡適認為，到1903年，科學在中國思想界有了無上尊嚴的地位。陳獨秀說，”自西洋文化輸入吾國，最初促吾人之覺悟為學術，相形見絀，舉國所知矣”。

陳獨秀看到中國現代化的失敗在於以前只學習西方的學術與政治，而忘了最關鍵的倫理。他認為，革命的主要內容要以民主與科學精神來清理和批判傳統倫理的專制與愚昧。可是中國輸入的歐洲文化卻與中國固有文化性質極端相反。因此，這種中西之爭也夾雜著古今之爭，包含了科學與迷信之爭。盡管陳獨秀與胡適等人把新文化運動視為要合著古今之爭的中西之爭，但實則上科學思想來源方面卻是孔子”不語神怪”的大傳統，反對”神道設教”的小傳統。其實則為實用理性與神道設教的大傳統和小傳統之爭。

洪秀全是以西方基督教形式和顛覆大傳統，陳獨秀、胡適等人是借文藝復興的形式以中國的大傳統來侵凌小傳統。大傳統在中國社會一直居於主導地信，因對外戰爭失敗受到質疑，思想界把失敗原因歸咎為民智未開，迷信鬼神之說。五四新文化運動就要以科學對抗迷信，以為尊重科學就可解決中國的問題，因而用大傳統壓小傳統的力度越來越大。在主張科學問題上，變革者和保守者之間並無直接衝突，甚至還為孔子辯護，說孔子如活到現代，肯定”亦重科學”。梁啟超認為，中國應有”外來血清劑來注射一番”。

縱觀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爭論最激烈的不是應否輸入西方文明，而是如何輸入？如何依照人的理性，解決中華民族精神的轉化？1923年中國展開了"科學與人生觀"的論戰，要依照人的理性來解決中華民族精神的轉型，對中國大傳統中實用理性的缺陷進行修補。但由於未能從根本上推翻科學萬能說，最終只能回到人本主義，不敢涉及宗教在糾正科學主義方面的正功能。五四運動在學習西方文明聲勢上轟轟烈烈，但並未能從根本上改變中華民族精神中注重實用理性的痼疾，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次思想簡化運動。陳獨秀和胡適全面抨擊儒學，而其思想來源卻仍是來自大傳統固有的實用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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