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初年,清朝覆滅,忠君等一系列思想和標準全面傾覆,中國社會出現了非常嚴重的道德失範,導致理想主義的消亡,功利主義盛行,出現了蔑視法度、貪污盛行的現象。1912年魯迅批評當時的地方政府”不僅不較滿清官吏為稍優,而反比滿清官為尤惡”,那些新上台的革命黨人”植黨擴勢以外,無才幹”,”無閱歷”,”無識見”,完全是一班”民賊”。民國初年,大面積道德失範,引起精英階層對道德的廣泛討論,主張改良社會”要首先提倡道德”。人們本著對革命美好的希望,以為革命成功便萬事大吉,可事與願違。
道德失範帶來社會秩序的混亂,知識份子借助《天演論》”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理論來擊潰舊王朝,受到思想界人士的責難和怪罪。嚴復對自己清未的立場也產生動搖,承認”天演之事,進化日新,然其中也有不變者”,就是”孔子的教化”。受西方宗教的啟示,民國初年有一些人士提出以”人道”為主,”鬼事”為輔對儒學加以改造,”定孔教為國教”,企圖以孔教來改變”人慾橫流”的狀態。梁啟超發現美國人”一方面富於科學研究性,而一方面卻篤於宗教的信仰心”。嚴復也認識到,不管科學如何發展”世間必有不可知者存”。
民國初年,由於進化論在思想界中廣為人接受,”宗教是否為真”思想界不統一,但鑒於民初道德失範嚴重,北洋派和革命黨人都想借助孔教的傳統文化來確立道德規範。但儒學過於強調人的道德自覺,即要求人做聖人,而非公民,實施過程非常困難,只有宗教才能具約束力。李四光借助基督教中靈與肉的二分法提出一個解決之方,即人分為“真我”與”軀殼”,”真我主宰軀殼,凡軀殼之一言一動,真我為之監視而命令之”。這些人士另辟溪徑,定孔教為國教,道德的自覺的良心說變為強調外懾的神鬼說,使學變為教。
將道德從規範少數精英擴展到多數信徒,由於清末受進化論的深刻影響,思想界人士很難在此岸的世界中相信彼岸的世界。在思想界的精英的腦海中根本沒有神鬼的存在空間。世界既完全可知,神秘之說就難有市場,宗教為真只能成為實用的工具。從實用理性角度出發,一個”無用”便可抵消其”百用”,使關懷儒學的人提出了”保存國粹,也須國粹能保存我們”的疑問。而對外戰爭的失利,證明儒學不足以保存我們。正是從這種心態出發,對傳統文化說”不”的新文化運動開始席捲整個中國,讓中國進入一個新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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