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儒、道、佛三家經過長期的相互排斥、吸收、交融，思想家試圖重新詮釋天地萬物、社會人生的一些重大命題，以復興儒學為己任。理學因緣際會，在南宋被確立為正統的官方意識形態，對中華民族精神風貌產生了深遠影響。宋明理學是先秦儒學在更高意義上的回歸，是變革之後的儒學形態，具有更強的穿透力和說服力，提升為民族共同認可的價值體系，成為一種信仰，深深植入中華民族的文化心理之中。中華民族精神的核心是愛國主義，宋明理學家把忠、孝、廉、節納入理學天理論的建構而身體力行。
程朱理學派熔鑄出了千千萬萬憂國憂民、心懷天下、為國捐軀、為民請命的仁人志士和民族英雄。理學”由知天而知人”，從宇宙本體論的高度論證了人性、人倫、與宇宙天地之理相通和統一，把人倫道德高揚到了與天地共存，與日月同輝的高度。殺身成仁、捨生取義，不為富貴所淫，不為威武所屈的壯烈精神和氣慨，融入到中華民族的血脈之中，成為一種價值信仰。程朱理學構建了仁、義與天地共存的永恒生命，可以用生命去擁抱它，成為後人篤志實行的愛國主義理論，成為近代民族革命強大的思想動力。
宋明理學體現一種主體精神鮮明的憂患意識，借助理欲、心欲、理氣等對偶範疇的精致辨析，將人的道德存在、倫理特徵和價值尊嚴提升到宇宙本體的高度。理學家的生活時代，特別是朱熹生活的時代，正值”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歷史時刻，”積貧積弱”的政治經濟，”半壁江山”的分裂格局，使理學家具有深深的憂患意識。”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道”，”為萬世開太平”，成為理學家，追根究底的理性主義哲學。這種求理精神既是民族求存的方式，也是文化精神的集中表現。
宋明理學敞開胸懷，廣泛吸收儒、釋、道各家所長，為我所用，表現出極強的兼容性和開放姿態。宋明理學家繼承和發展了儒家論人之高貴，明確指出，人是萬物中最高貴、最卓越、最靈秀，”唯人兼乎萬物，而為萬物之靈”。宋明理學家比任何哲學家都更加自覺地把”天人合一”的宇宙觀作為自己的理論基礎。朱熹強調，”天人本無二，不必言合”。這種學術精神根深蒂固地存在於中華民族傳統之中，生長在民族心理結構之上，成為中華民族精神不可分割的一部份，使人的生命律動與宇宙的生命節奏切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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