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赦與和解

特赦是基於人道和情理作基礎的特殊法律措施，和解是基於解決人類社會共同利益而作出讓步的解決方法。前者在法律尚未有相關規定時作出的酌情處理手法，後者則不涉及法律，只是兩人或兩個集團間利益的調和，不觸及法律任何條文。在一個法治社會中，要求政府拿法律做交易，讓犯法者逃脫罪責實與和解沾不上邊，是對法律的嚴肅性的踐踏。違法就要受罰，這是戴耀廷都知道的後果，鼓動人去違法佔中就是不顧後果，導人犯法的煽動行為，罪加一等。自以為自己是為公民去抗命，是自投羅網的自殺行為。

這一批犯法者本是公民，但一旦犯法就是罪犯。當這班人侵犯了社會絕大多數人的利益，就為社會所不容，就不為社會絕大多數公民所贊同。你想借公民之名逃脫罪責，連黎智英都知道是一種幻想。但犯法作案的人總有理由相信自己最聰明，最有計，可以欺世盜名，把自己裝扮成英雄，自我吹捧。可是無論你如何自吹自擂，法律擺在那裡，用詭辯術是逃不過市民的金睛火眼的。社會都在看公義和法律在香港是否有效，政府是否有決心撥亂反正，讓香港回歸法治。用法治去換違法者的和解只是違法者的幻想。

在為數幾百的違法者中，死不悔改者眾，而且對紀法毫無悔意，因此用法治精神去換他們不再犯法的善心是解決不了和解的問題。特赦這種犯人，無疑是給社會淋上火水，只會使社會的動亂之火越燒越旺。林鄭當了特首要想社會風氣有所改善，必須拿捏好法律這把秤，及時將犯法者送上法庭繩之以法，讓社會回歸正途。這一批佔中份子都是死不悔改的搗亂份子，是社會動亂的根源，必須嚴厲打擊，不是輕輕放過。對於有悔意，知道錯的年青罪犯，法官可以酌情量刑，但對黎智英、戴耀廷一類的重犯必須量以重刑。

對於社會大眾利益悠關的事，在法律上一時未能解決，特首可行使酌情權，為社會做出一些近乎人情的事。法律不外人情，只要是對社會有重大影響的事，特首可法外開恩，照顧社會大眾的利益，以補法律不足之處。例如七警因維護社會秩序，懲處犯罪份子時行為失當，但基本是為了整體社會的利益，特首完全有權酌情處理，以示支持維護社會秩序的決心和社會最大的利益。特赦七警是政府與社會和解的重要信號，讓愛國同胞相信政府有決心維護社會秩序，否則愛國同胞難以相信政府中的司法者有決心維護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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