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談人權

勞動是人的權利和義務，社會每一個正常人都必須努力工作，求得自身的生存和發展。勞動光榮，因為勞動者為整體社會的進步，奉獻出自己的青春和生命，求得社會的發展。過去美國出現過農奴，現在還有黑社會把人當狗般控制，還有人用政治黑金去控制人的靈魂，做出對國家和民族不利的事。這些人像狗一樣生活著，被控制著去做擾亂社會秩序，製造動亂和戰爭，妨礙人的生存權利。拿人家的錢去做禍害社會的事，雖出了力，但絕不光明正大，成為社會害蟲，沒有了人的尊嚴和人格，成為人家的走狗。

人權是在一定社會歷史條件下按人的本質享有的基本權利，就是人人平等、自由地生存和發展的權利，但其前提必須遵紀守法，否則即失去權利。國家在建國68年中，找到 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人權發展道路，以人為本，將人民的生存權、發展權放在首位。國家在過去數十年中，先後制定了229條現行有效法律、600多件國務院現行有效的行政法規、7000多件現行有效地方性法規，形成了以憲法為核心的比較完整的人權法律制度，提高了人的生命質量和尊嚴。人民享有了經濟、社會、文化和選擇職業的自由。

1991年11月1日，國務院新聞辦發表了《中國的人權狀況》；1997年9月和2002年11月，將人權概念寫入人民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中；2004年3月，全國人大通過憲法修正案，明確規定”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2006月3月，在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綱要把”尊重和保障人權，促進人權事業發展”寫入其中；2007年在十七大將”尊重和保障人權”寫入了《中國共產黨黨章》。這是中國共產黨為國家制定了法律，讓人民在法律層面獲得了人權的保障，使勞動者的合法權利得到尊重。中國在經濟發展中人權得到保障，令人欣慰。

香港的反華勢力總愛說中國沒有人權，但不尊重人權在中國卻是非法的。人們必需明白，人權是在守法的基礎上才擁有的權利，一旦犯法，就必須去伏法，甚至進入監牢，喪失自由和正常的公民權利。去包圍中聯辦、打警察、講粗口罵娘都是破壞人權和人的尊嚴的行為，不為法律所容忍，反華者必須知道這是社會所不容許的行為。借民主自由之名去犯法，沒有免死金牌，人權到不是違法者的擋箭牌。犯法者必須知道，人權是對守法者而言，違法者該殺，就殺，該坐牢，坐牢，人權也不是犯法者的擋箭牌。際此五一勞動節，我們向為人權而奮鬥的全世界勞動者祝賀，願人人不再是奴隸，而是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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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氫彈之父于敏

于敏(16.8.1926-至今)，生於天津寧河縣，1949年畢業於北京大學物理系，中國科學院院士，1999年被國家授予”兩彈一星”功勛獎章。在中國氫彈原理突破中解決了一系到基礎問題，提出了從原理到構形基本完整的設想。他長期領導核武器理論研究、設計 解決了大量理論問題，對中國核武器進一步發展到國際先進水平作出了重要貢獻。從20世紀70年代起，在倡導、推動若干高科技研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他在受命之日，寐食不安，有如勾踐淬火，大器初成，許下為國的一生，驚詫世界，感動了中國所有的人。

于敏生於一個小職員家庭，高中以各科功課第一的成績聞名全校。在北大由於成績優異而畢業，很快給慧眼識才的錢三強、彭桓武調到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專心從事原子核理論研究。這期間，于敏與楊立明教授合著了我國第一部原子核理論專著《原子核理論講義》，彭桓武稱讚于敏是國際上一流的核物理學家。他的研究一直在原子核理論，1961年錢三強要求他轉行參與氫彈原理研究。于敏說，”國家需理我，我一定全力以赴。”于敏獨創的氫彈構型是世界獨創，使氫彈製成時間速度第一，只用了2年8個月。中國的第一枚氫彈小型化已經做到相當好的程度，具備了實際投送的實戰基礎水平。

錢三強說，”我們國家沒有自己的核力量，就不能有真正的獨立。…..于敏的工作填補了我國原子核理論的空白。”于敏是沒有出國留學的科學家，童年亡國奴的屈辱生活給他留下慘痛的記憶。他牢記中華民族不能被欺負的教導，知道核武器是一種保障手段。于敏30年隱姓埋名，連妻子都不知道他在搞這麼秘密的工作。他一生只有兩次公開露面，一次是1999年”兩彈一星”表彰大會上，一次是在2015年1月9日國家最高科技獎頒獎上。他在一次核試驗前緊張的討論中，科技人員壓力很重，他和陳能寬兩位科學家，你一句我一句背誦《出師表》："臣受命之日，寐不安席，食不甘味...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令在座所有人無不為之感動流淚，感到肩負的使命與國家的命運緊緊相連。

于敏愛看京劇，喜歡諸葛亮。諸葛亮是他心中的完人，那句"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常被他引用，諸葛亮的"寧靜以致遠，淡泊以明志"成了他的座右銘。他能把《出師表》從頭背到尾。他喜歡中國歷史和古典文學，將"三國演義"、"紅樓夢"一讀再讀。在氫彈研製過程中，于敏與死神三次擦肩而過，幸在醫護人員精心的搶救下，渡過危險。于敏對於同事提出的問題無論什麼時候都給予最及時的回應，不論範圍及相關科學問題，他都會耐心解答。為了國防科技的發展，他會毫無保留地把知識、方法、訣竅傳授給大家。這是真正的大師風采。  http://nationyouth.blogspot.hk/

陳美齡是否適合做教育局長？

陳美齡是港產歌星，後，嫁到日本，生了兩個兒子，過著相夫教子的生活。她一生勤奮，除了學好日文，融入日本社會，還用日文出書。後來，她更到美國進修教育，對教育有自己的一套見解。她在林鄭競選特首時見過林鄭，並把自己對教育的意見交給她參考，於是有人說林鄭要找她做教育局長。這使我想起，我公司總裁是一位女士也曾在林鄭競選前給她提出清潔能源的政見，林鄭也親自接見了她。我正在想她是否也可能成為香港能源局局長。如香港沒有能源局，林鄭上任時，她是否會提出成立香港能源局呢？

陳美齡絕對是社會的一股正能量，以她對香港的深厚感情，看到近年香港出現的問題，她認為是教育需要改革，改變殖民地的身份認同問題，對香港年青人的成長很重要。陳美齡嫁了外國人，但她一直認為自己是中國人，她對中國的進步和成就感到驕傲，她認為必須對香港的年青一代進行國民身份認同的教育。這個問題很多成年人都看到，只是陳美齡在教育方面有研究並對香港有感情，她提出意見希望林鄭能夠接受，以改善香港的教育政策。陳美齡認識董建華，我公司總裁認識中聯辦的人，自有渠通到林鄭處。

陳美齡是否做教育局局長，如香港人都有這個想法，林鄭如認為她適合，而陳美齡也願意被任命，那當然有機會坐上教育局長的大位為香港教育事業出力。但在香港政治如此惡劣的情況下，要做好這個工作，光是對付李柱銘大漢奸和黃之鋒小漢奸，就已是夠頭痛的政治工作了。做局長不只是當官，而是要為人民有作為，不是無為而治，因此要做成事需要寸土必爭，與拉布和外國反華勢力作鬥爭。陳美齡是否在政治上有足夠力量，我是有問號的。香港的教育局的重要性不亞於特首之位，其難度不是一般人能想像的。

有人說陳美齡與董建華家人是世交，當然董建華在她做了教育局長也會像陳美齡給林鄭提意見般提建議，但一切還得她自己去落實。在香港人的眼裡她是一個很正面的好人，但絕對不是一位悍將，她能否在政治上打仗，在她幾十年的人生中可能沒有這個準備。她不像是一個能打仗，打勝仗的武將，她更像一個賢慧的社會正能量。她能否下狠心殺掉戴耀廷，打掉入侵校園的港獨勢力，在校內清掉縱容港獨勢力的教師，我相信她下不了手。她為教育事業做參謀非常好，任命她做局長就不是知人善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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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界比火箭更高的張存浩

張存浩(23.2.1928-至今)，山東無棣人，1947年畢業於中央大學化工系，1950年獲美國密西根大學碩士學位。回國後，在中國科學院大連化學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員，北京分子科學國家實驗室理事長，中國科學院院士和第三世界科學院院士等職。他是國際化學物理通迅的編委，在國內外先後發表論文100餘篇，為國家培養碩士和帶出30多名博士生。他說過，”我為自己樹立的最大科研人生理想，就是報國。”他在上世紀80年代前，每十年就換一個研究方向，而一個永遠不變的宗旨就是滿足國家的需要，為國家奮鬥。

從20世紀50年代起，張存浩與合作者研製出水煤氣合成液體燃料的高效熔鐵催化劑，乙烯及三碳以上產品產率超過當時國際最高水平。60年代，他致力固液和固體火箭推進劑及發動機的研究，與合作者首次提出固體推進劑燃速的多層火焰理論。70年代，他開創了中國高能化學激光的研究領域，主持研制出中國第一台氟化氫/氘化學激光器，整體性能達到當時世界先進水平。80年代，他開拓和引領中國短波長高能化學激光的研究和探索，開展脈衝氧碘化學激光器研究，在國際上首次研製出放電引發脈衝碘化學激光器，效率及性能處於世界領先地位。

張存浩研製出中國第一台連續波氧碘化學激光器，整體性能處於國際領先地位。他說，“搞激光比火箭推進劑還難，主要是一無所有。資料、儀器、設備樣樣都缺，光譜儀、示波器什麼都沒有。”但是為了國家的需要，他都樣樣攻堅克難，出色地為國家做出國家所需要的東西。新中國能夠從無到有，從弱到強，從貧窮到富裕，靠的就是自強不息的奮鬥精神。張存浩為國家從火箭到激光奮戰30載，最為人佩服的就是他的堅持和從無到有、從弱到強的精神。這就是中華民族得以復興的力量所在，是自強不息精神的延續。

1986年，張存浩出任大連化物所所長，科研、管理一肩挑。在取得成果和獲得重大獎勵時，總是把最大的功勞歸於工作在第一線的學生和合作者。學生解金春博士說，”獲物理獎的那篇論文，張先生排我為第一完成人，把自己排在最後，這件事讓我印象深刻。”張存浩把在香港講學的酬金和各種獲獎的獎金全部捐贈給大連化物所設立獎學金，以培養年輕人才。他急人才之所急，主持啟動了中國首個人才項目，”優秀中青年人才專項資金”，在20年間資助了逾3000名青年科學家，其中200位已當選了兩院院士。張存浩的視野和品格深受科學家們和國人的敬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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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畏無懼

無畏無懼是英雄氣概，面對敵人，面對來犯的侵略者，中國人必須有這種氣概。但是當一個人犯了法，在家中做了錯事，擾亂了社會安寧，在旺角擲磚，在西環包圍中聯辦，衝擊維護治安的警察，被告上法庭，還在高呼無畏無懼，那代表了什麼？那不是死不悔改的表現嗎？法官如看不見，聽不到，市民應廣為傳播，讓全香港和全世界的人都看清這些人的真面目，讓法官知道怎樣去對不知悔悟的犯人進行判決。有悔過心的犯人，法官有時會考慮減輕刑罰，對於沒有悔過心的犯人，20年的刑期不會變為兩星期吧？

對上帝沒有敬畏的人死後一定去地獄，對國法家規沒有敬畏的人，生時不是去坐牢就是被趕出家門。這是天理也是生活的真理。何謂社會的害蟲？就是對國法家規沒有敬畏的人，他們無法無天，什麼都敢做，社會不給予懲罰，這些人就成了大爺，連警察都要退避三舍，那普通市民由誰去保護呢？這些無法無天的人說，他們為爭取民主，去擲磚、去放火、去製造炸彈、去煽動人違法、去學校教學生去違法佔中，切斷交通。他們爭的是什麼民主？他們是一群盲動的野獸，爭的是自私的民主，無視國家憲法和社會公約。

對國家憲法和法律沒有畏懼，就等同殺人越貨的大盜，甚至比大盜還可怕。這些人到最後可以陷國家於戰火之中，可以引進八國聯軍攻打自己的國家。這些歷史教訓中國不是沒有，而是太深刻了。李柱銘這個老漢奸帶著小漢奸黃之鋒去美國做什麼？不就是希望美國人干涉香港內政，企圖找到靠山來侵犯香港嗎？對這種人用香港的法律來處置他們好，還是以抗日戰爭時期處置漢奸走狗的手法來處置這些人好呢？我看是以香港的普通法來處理他們較好。在港英年代出現過處置林彬事件，那是在英佔時期打漢奸的手法。

那是游擊隊的手法，完全和打日本仔時期的手法一脈相承。現在的香港在國家的完全的掌控之下，只要把法制改革完善，這些漢奸就可以去他應去的地方。國家安全是中國人民心中的盼望，每一個愛國者都不希望中國出現動亂。誰要香港出現動亂，誰就要去承擔法律責任，去他應去的地方。愛國同胞必須主意打漢奸的手法，不能自己去殺漢奸，而是依靠法律將他們繩之以法。23條立法必須在香港盡早完成，才能把漢奸和走狗管住。這些人口喊無畏無懼，因為23條立法尚未完成，對國法不尊重，還有什麼做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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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司令程開甲

程開甲(3.8.1918-至今)，江蘇吳江人，1941年在浙江大學物理系畢業，1948年獲英國愛丁堡大學博士學位，在英國皇家化學研究所任研究員。1950年回國，先後任浙江大學副教授、南京大學物理系副主任兼教授。1960年他加入中國核武器研究隊伍，任中國核試驗基地研究所所長、基地副司令員、國防科工委常委等職。程開甲長期從事試驗及核科學技術的研究、開發和利用，著有《固體物理學》、《超導機理》等著作。他在浙江大學讀書時抗日戰爭爆發，在戰火中完成學業，並用英文寫下一篇科學論文，由老師陳建功教授推荐給英國數學家Tischmash發表，並被蘇聯斯米爾諾夫的數學教程全文引用。

程開甲在浙江大學讀書遇到了束星北、王滏昌、陳建功、蘇步青等學界一流老師，和王滏昌合作研究撰寫了五維場的論文。他留學期間在物理學家玻恩教授那裡選修超導理論作為主攻方向，先後發表5篇有份量的超導論文，並與導師玻思在1948年共同提出超導的”雙帶模型”。程開甲在中西共融的教育中打好了成為科學家的深厚基礎。玻恩非常欣賞程開甲的才能，在他獲取博士學位後，希望他能留下，把妻子孩子接來，專心做學問。程開甲在知道解放軍渡江，擊退英國軍艦”紫石英號”後，即購買書籍準備回國。

程開甲回國後在浙江大學物理系任教，到1960年接獲命令去北京報到。到了北京他才知道錢三強親自點將，要他到武器研製的部隊去，從此他在科學界銷聲匿蹟22年。1962年他開始籌建核武器試驗研究所，到他離開核武器試驗基地時已是1984年。程開甲先後籌劃、主持了30餘次各種類型的核武器試驗，基本上都獲得預定試驗目標。他開拓創新，主持創建抗幅射加固技術研究所，倡導開展高功率微波研究新領域，為國防科技和武器裝備建設發展作出重要貢獻。他以為祖國的國防科技事業作為自己人生的幸福。

程開甲是中國指揮核武器試驗次數最多的科學家，無愧”核司令”這個稱號。他於1963年第一次踏足號稱”死亡之海”的羅布泊起，即隱姓埋名在茫茫戈壁灘工作。作為成功參與了第一顆原子彈、氫彈、增強型原子彈、兩彈結合以及地面、首次空投、首次地下平洞和首次豎井試驗在內的多種試驗方式，帶領科技人員建立、發展了我國核爆炸理論，創立了核爆炸效應的研究領域，解決核試驗的關鍵技術，支持了核武器設計改進和運用。他提出改變投彈飛機飛行方向的方案，保證了空投氫彈飛機的安全。他設計的回填堵塞方案，實現了”自封”，確保了平洞地下核試驗的成功。他以對祖國的責任心確保各種試驗成功。  http://nationyouth.blogspot.hk/

為港獨敲響喪鐘

搞港獨是政治行動，但是犯罪行為；圍西環更是破壞社會安寧和秩序的罪行。宣揚民主自由、安定繁榮、公平正義、愛國愛民是政治行為，煽動人去違法佔中、去中國化和分裂祖國卻是犯罪行為。法治社會保護合法行為，打擊犯罪行為，保護人民的正當權益和社會安寧非常重要。一個是非不分，黑白不明的社會烏煙瘴氣，對環境危害極大，必須出大力氣消除惡劣氛圍，才能讓社會回歸正常。為港獨敲響喪鐘勢在必行，行必果斷、迅速，迅雷不及掩耳，才能取得成果。黎智英知道喪鐘已為他敲響，號令作垂死掙扎。

現在香港被起新訴的犯人，不是以港獨罪被起訴，而是以破壞社會秩序的罪起訴。盡管港獨可以是重罪，但政府卻以較輕的罪名起訴，算是便宜了犯罪者，但這也算給香港愛國者一個交待。愛國者出來保衛香港被重判，擾亂社會安定者獲輕判或放掉，社會的公平和正義去了那裡？如果這個政府不對港獨份子下手，政府中的官員能對得起國家和人民嗎？這是當官的要認真思考的問題。為了不犯錯，不做事，人民能放過這種庸官嗎？盡管政府不以叛國罪控告港獨份子，只以擾亂社會秩序起訴，但起訴總比不起訴好。

黎智英以政治黑金賄賂立法會議員，這些議員在被揭發後才拿出來，說是"袋住先"而沒有被起訴，也是政府相關官員相當失職的事，我們也不能放過這些懶得就懶的官員。不為人民做事，就必須自行下台，不要人民為你埋單，做你失職的犧牲品。梁振英要親自出馬，代人民發出正義之聲，實在難得，以糾正官場不作為的行為，為下屆特首掃清道路，行為令人擊節讚賞。梁振英在任期最後的幾個月做了律政司幾年都不去做的事，我們不得不讚梁振英的魄力和對人民負責的態度。只有黎智英一類人在戰抖和謾罵。

黎智英為了自救，希望能有奇蹟出現，集結反對派25位議員聯名反政治撿控。但他們忘了政府沒有以政治罪行來撿控，而是以擾亂社會治安較輕的罪來檢控。因此，這25位議員說政治檢控，實在說不過去，也沒有理據，在法庭上根本無法以此作辯護理由。港獨份子都以各種不同形式犯法，在法治社會中，犯法者必須去服刑，沒有任何人可以例外，包括政府高官，如許仕仁和曾蔭權等人。當了議員，想享免罪特權，在人民面前只是一個虛幻的想法，遲早人民要你找數。喪鐘已為擾亂社會的犯人敲響，黎智英等漢奸也別想能逃之夭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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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警機之父王小謨

王小謨(11.11.1938-至今)，生於上海，1961年畢業於北京工業學院無線電專業，歷任中國電子科技集團公司38所所長、中國電子工業總公司軍工局局長、工業與信息化部科技委副主任兼秘書長、西安電子科技大學通信工程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工程院院士等職務。他於2010年獲國防科技進步一等獎，是全國勞動獎章獲得者，全國優秀共產黨員，央企科技創新、國防科技創新的領軍人物。他在50多年的科技生涯中，帶領團隊研製了多部具世界先進水平的雷達，為國土防空網的建設完善作出了重大貢獻。

王小謨率先力主發展國產預警機裝備，提出並構建了我國預警機技術發展路線圖和體系，主持研製了中國第一代機載預警系統，使國防實現從國土防空型向攻防兼備型的躍升。他說，”我一輩子就做了一件事：研製雷達，然後負責將世界上先進的技術應用到預警機上，把設計變為現實。”1961年，王小謨接手蘇聯技術專家撤出中國時留下的工作，從各種渠道搜集國外資料，在文革中戴著反動學術權威的帽子繼續工作，到1969年挑起三坐標雷達總設計師的擔子，帶領一批技術骨幹，用長達13年時間進行艱辛的研究。

1988年，王小謨團隊實現了中國地面雷達向空中預警的飛越，推動我國國土防空網的建設作出了重大貢獻。2009年國慶60周年閱兵式上，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兩型預警機組成梯隊，首次公開亮相，使全世界同行為之驚嘆。21世紀的預警機超越千里眼的範疇，集偵察、指揮、控制、引導、通信、制導和遙控於一體，是空中指揮堡壘和司令部。王小謨敏銳地意識到，要在信息化條件下捍衛國家主權，中國必須擁有預警機。他衝破美國的干預，在國際合作中外方單方撕毀合同，王小謨提出了自己的新方案。

王小謨團隊用6年時間達到外國20多年的技術水平，源於他的責任感和使命感。他說，“搞出中國自己的預警機，是我們這批人的追求。”他們一周7天，每天工作11小時地奮戰，為團隊設下”711工作制”。在研製過程中，王小謨車禍骨折入醫院，他在病床上一邊輸液，一邊和設計師探討研製問題，病情稍好轉即回試驗現場指揮工作。他重視人才培養，總是給年青人在關鍵時刻幫一把。44歲當選院士的吳曼青、38歲擔任預警機項目負責人的陸軍等等都是在剛畢業時就給他們壓重擔。他培養了14位博士，18位預警機系統或雷達系統總設計師。如今他已年過70，仍工作於第一線，在前沿課題上不斷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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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問題

香港年青人能不能在品德上有較大提高，在於教育制度的變革。科學知識只是教育的一方面，人的品質素養才是教育的重要基礎。一個腐敗的社會，不懂得用教育手段去塑造人的品格，這個社會將陷入困境。香港已給戴耀廷這類壞蛋引上違法合理的歪理之中，必須對其歪理進行整治，否則社會必陷入困惑，無法自拔。要撥亂反正，用刑是一種教育手段，說理也是另一種手段。雙管齊下，效果就會更理想。只靠說理，達不到目的，只靠用刑也不能令人信服，必須兩相配合，教育就能發揮出治病救人的重要作用。

當然，教育是政府必須正視的事，也是社會給予政府的權力。教育局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把年青人教育好。年青人的教育不只是數學、語文、物理、化學和歷史的教育，而還有品格的培養。一個人品德的培養才是社會最寶貴的財富。作為中國人連國歌、國旗都不懂得尊重，連愛國家和愛民族的道理都不懂，這樣的年青人社會和國家還能對他們有什麼期望？香港的教育制度不在這方面進行大改變，香港就難以成為一個正常的一國之內的一個城市，也難以實現一國之內的兩制。一國兩制必須有一個中國的愛國教育。

林鄭上任在教育上準備好進行改革沒有？這是香港愛國同胞特別關心的事。愛國不是洗腦或赤化等負面的行動，而是讓年青一代有正確的國家觀和民族觀。不懂得愛國，也不會懂得去尊重其他民族，只會變成見高就拜見低就踩的卑鄙小人。一個沒有民族自尊的人，也不會有高尚的人格，在遇到別國侵略之時容易淪為漢奸和走狗。進行品德教育，提升人的素質，是社會教育的神聖使命。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愛國、愛民、和諧、敬業、富強等等都是品德教育的內容，對塑造年青一代香港新人有重要意義。

教育年青人必須把作惡者繩之以法，像黃之鋒這種壞榜樣，挑動人去衝擊政府總部的罪行必須予以嚴懲。煽動入世未深的年青人去做破壞社會秩序的事，必須得到制裁。只有把這一類人一個個送去他們應去的地方，年青人才知道什麼是該有和不該有的行為。縱容就是默許是非不分的存在。社會多元化，不是讓罪惡多元，讓分裂國家的黑勢力泛濫。文化的多元，經濟制度的多元是整合社會的力量，但抑制破壞社會的勢力朝多元方向擴展，卻是國家統一必要的作為。把握好教育工具，為國所用，是教育的神聖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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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心報國的鄭哲敏

鄭哲敏(2.10.1924-至今)，浙江鄞縣人，生於山東濟南，1943年19歲時以優異成績考入西南聯合大學，和早一年入學的哥哥一樣就讀電機系。在入學第二年，鄭哲敏轉到機械系。抗戰勝利後，他的工學院回到北京清華園，師從錢偉長，從此走上了研究力學之路。1947年畢業於清華大學機械工程系，1948-1952年在美國加州理工學院機械工程系學習，先後獲得碩士和博士學位。1955年回國，在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歷任室主任、副所長、所長等。1980年他當選中國科院院士，1994年選聘為中國工程院院士。

在加州理工學院讀書時，錢學森是他的導師，回國前錢學森叮囑他，”做國家需要的事情”。1960年秋一個下午，力學所操場發生爆炸，把薄薄的鐵板炸成一個小碗，這就是最早的實驗模型，錢學森預見到一門新學科的誕生，將其命名為爆炸力學，並將這一新學科交給了鄭哲敏。鄭哲敏是連雷管都沒見過的書生，但他牢記做祖國需要的事的教導，著手研究，白手起家。那時中國在密鑼緊鼓地開展兩彈一星研製，由於加工手段落後，火箭裡很多關鍵零件很難製造出來，鄭哲敏用爆炸成型的辦法製造火箭零部件。他長期主持力學科規劃的制定，倡導建立了很多新的力學分支學科，成為爆炸力學的奠基人。

鄭哲敏抱著富國強民的理想赴美留學，但學成後美國卻不讓中國留學生回國。1954年日內瓦會議後，取消對一批留學生的離境限制，終於回到了祖國。鄭哲敏注重對年青人的培養，鼓勵年青人要潛心研究，多做雪中送炭的事，以國家急需為選題方向。他對學生說，”我們不是給工業部門打小工，而是解決關鍵性規律問題。理論學得越深，解決問題就越透。如果離開這個原則，就不是做力學研究了”。他身體力行，在祖國艱難歲月和年青人同吃、同住、同勞動，以祖國作為人生主線，把報國作為不可推卸的責任。

鄭哲敏說，”我很慶幸自己在成長的道路上遇到了很多好的老師，他們對我一生起到了極其重要的影響。我希望自己對學生也能這樣。”他在清華遇到錢偉長，首次接觸到彈性力學、流體力學等近代力學理論，1947年畢業後留在清華做錢偉長的助教。1948年他在錢偉長推荐下往美國留學，讓他有機會深造，成為應用科學領域出色的科學家。鄭哲敏獲碩士學位後，跟隨譽滿全球的錢學森攻讀博士學位，著眼研究重大的實際問題，強調嚴格推理，表述清晰，創新理論，進而開辟新的技術和工業。他回國後在錢偉長和錢學森帶領的中科院力學所工作，參加國家12年科技發展計劃的制定，為報效國家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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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藏必須自己去發掘

香港反華勢力對一帶一路國策和大灣區發展充滿抗拒言論，等同叫香港自斷後路，自絕於祖國大發展的機遇，是一種愚蠢的思維。香港這種低能和負能量思維來自充滿偏見和無知的群體，主要由反共反華的無知之輩發出的哀號。他們看到中國越來越強大，越來越受到世界各國的歡迎，感到反共反華走入絕路，不得不加緊宣傳攻勢，散播悲觀情緒，唱衰一帶一路的發展和大灣區的機遇，要香港人做井底蛙，去放棄機遇，抗拒發展，讓香港成為一個無法進步的城市。這種蠢人思維，消極主張，目的在於磨損香港。

抗拒發展，放棄機遇的人宣傳手法無非指參與大灣區發展的人為托中央大腳，要香港人謝絕發展的計劃，縮回過自掃門前雪的小家子日子。一切要共建、共贏、共享的想法都與這班要與祖國分裂的人的思維格格不入，連發展香港居住環境都成為受攻擊對象。這班人要全民退保，又想分香港積累多年的資金，又不想發展經濟，要香港坐吃山崩，一瀉不起，實在不可理喻。阻撓香港發展，抗拒發展，放棄發展，是反共反華者的癡心妄想，實際不可行。畢竟香港要發展，想香港好的人佔多數，有上進心的人始終是主流。

蘋果日報荒謬的言論和理由讓人發笑。李怡說，大灣區發展橫跨11個城市，香港退出大灣區發展，可以整數10個城市，謝絕香港參與。以這種幼稚的理由叫香港放棄灣區的發展，荒謬到極至。這種低智的言論，只有極端而無知識的人才會去聽從。擁抱一帶一路的機遇、參與大灣區發展，都是積極向上的思維，讓人可以有無限的想像空間，發揮無限的潛能，促進社會進步，實是有上進心和積極進取的人的夢寐以求的機會。叫人放棄發展機會，潑冷水，埋葬年青人的夢想，目的都在阻礙中華民族前進的步伐和機遇。

香港的學生充滿活力和進取心，對前途充滿憧憬，國家為年青人設置的發展機遇是任何人通過努力都可有一定收穫的。香港只有七百多萬人，南中國的大灣區11個城市人口近億，充滿無限的機會。只要年青人肯付出，敢於衝出香港這個小天地，更廣闊的世界必能讓年青人有用武之地。大灣區已是有著雄厚經濟實力之地，廣闊的天地有任憑年青人施展抱負的空間。只要思想無偏見，不受低能思維影響，其中的大機會多到不可勝數。香港人只要敢於踏出勇敢的一步，你就可發現大灣區的機會。寶藏必須自己去發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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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居之父吳良鏞

吳良鏞(7.5.1922-至今)，生於江蘇南京，1944’畢業於國立中央大學建築系，獲工學學士學位。他由1946年至今在清華大學建築學院歷任副系主任、主任、清華大學建築與城市設計研究所所長、清華大學人居環境研究中心主任等職。1948年他到美國學習建築與城市設計，獲碩士學位，先後受聘為加拿大哥倫比亞、悉尼大學、伯克萊大學、法國社會科學院、德國卡塞爾大學等機構的客座教授。他是中國科學院、工程學院兩院院士，又是中國城市規劃學會理事長，長期為中國城鄉空間發展，主持重大工程和研究項目。

吳良鏞著有《城市規劃論文集》、《建築學的未來：世紀之交的凝思》、《人居環境導論》等28部著作，對中國人居環境學大思路有重大影響。吳良鏞一生都在探索建築規劃的發展，自幼就喜歡文學、美術，讀書刻苦。在高考那天，他剛走出考場就見到日軍飛機來轟炸，投下一顆顆炸彈，大街小巷一片狼藉，大半座城陷入火海之中。他年青的心燃起了重建家園的熱切願望。吳良鏞當時就選擇了全國唯一有建築系的重慶中央大學，從此走上為中華建房之路。後來，他參與多項重大城市發展戰略規劃和研究工作。

吳良鏞參與了北京城市總體規劃修編、江蘇南通城市歷史發展研究、天津城市空間發展戰略研究、蘇州市及蘇州地區空間發展等計劃，對全國各大城市，包括北海、廈門、唐山等幾十個城市的規劃工作。他對可持續發展的中國人居環境給予充份的關注，主編專業刊物，擔任國際城市與區域規劃家學會各種工作。在20世紀80年代，隨著工業化和城市化的不近發展，城市交通擁堵、住房缺乏、流動人口安置難等”城市病”的出現，他開始日夜思索，尋求一條適合中國城市建設之路。60歲開始，他每天夜裡三點起床，工作三個小時後，稍事整理便準時上班。他提出建築從單純的”房子”概念走向”聚落”概念。

1999年，吳良鏞負責起草《北京憲章》，認為人居環境要關注民生，要珍惜土地資源，合理利用土地，扭轉了中國對人居環境不注重的局面。他帶著學生走進胡同，改造胡同，對舊城改造和保護古建築群的整體協調統一，做出了令人感到驕傲的貢獻。1944年吳良鏞大學畢業，曾往緬甸為中國遠征軍擔任翻譯，並寫下一篇文章被梁思成看到，很欣賞他的才華，安排他到身邊做助手。1946年抗戰勝利後，他協助梁思成和林徽因創辦清華建築工程學系，後梁推荐他留美。1950年新中國成立，梁思成告知新中國急需人才建設，他即回國重新在清華執教，一幹半個多世紀，為國家培養人才和城市建設做出大貢獻。   http://nationyouth.blogspot.hk/

打漢奸

在香港不能自行打漢奸，要依法行事，要有計劃有步驟地進行，不能盲動。在和平時期，我們同意用這種方法，但如有動亂，我則不同意這種方法，而是人人要出來打漢奸，消滅敵對勢力。這是中華民族的祖訓，對漢奸走狗絕不能手軟。這是有血性的人對國家和民族的責任，無需有人指使，而是自發的行為。誰要敢於來犯，每一個中國人都可起來保衛香港，對付敢於來犯的敵人。佔中79天，向黎智英擲豬肚，天公地義，黎智英的打手執行私刑，將向黎智英擲豬肚的人制於地上才是自行執法的惡霸行為。

香港法司法界給敵視中國人的法官霸佔席位的情況相當嚴重，不能不讓香港愛國同胞關注。佔中是嚴重侵犯中國特區的政治事件，香港的警察執法被重判入獄，市民出來向違法者施以小懲大戒就要受到重判，這種司法制度和判例讓人特別傷心。扭轉這種司法制度或改變審案手段必須進行。現在不是沒有法律，而是法律為侵犯香港的人所霸佔，香港的愛國者必須思考香港嚴重的司法被顛倒的情況。人們必須深刻反思以達撥亂反正的目的。現在香港法律被不愛國的人所壟斷，法律的解釋權被嚴重扭曲，影響極其惡劣。

愛國在那些法官心目中一錢不值，打漢奸、滅走狗都是罪行。我們都熱愛和平，不希望香港人好勇鬥狠，自相殘殺，但香港出現了佔中這種危急狀態，有血性的中國人去了那裡？走在最前線的勇士在那個時代都是少數，自覺去保衛國家和特區的人當然也是少數。這些敢於衝到浪尖上的人雖然是少數，但卻是中華民族最可寶貴的品格。我們保護這種熱情，引導他們要用最有利於香港攻堅克難方法去戰勝敵人，但任何時候都不能去抹剎他的愛國熱情，而要予以保護。判他們重刑，輕輕放過黎智英等壞人，實屬愚蠢。

法官可以不考慮特區的安危，可以不讓香港愛國者保衛香港，那我就請這些法官自炒尤魚，不要等香港的愛國者聯合起來對你進行公審。要知道，當群眾的怒火被點燃之時，香港大和解就要給破壞殆盡，最終被審判的必是這班破壞公義的司法者。香港要再來一次亂局，可能出現的不是擲豬肚，而是亂槍掃射的情況。香港的司法界要知道執法立場的重要性。用不公義的手法去偏幫違法亂紀者必造成更大的亂局，佔中79天和旺角暴亂難道不是血的教訓嗎？這種法官的觀點對香港相當危險，要及時予以制止，否則對香港危害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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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子加速器奠基人謝家麟

謝家麟(8.8.1920-至今)，生於哈爾濱，1943年畢業於燕京大學物理系，1947年赴美留學，1948年獲加州理工學院碩士學位，1951年獲斯坦福大學博士學位。他回國時途經夏威夷被扣送返美國，先後在奧立根大學、斯坦福大學微波實驗室任職。後在芝加哥成功研製電子治癌醫用直線加速器，1955年才衝破阻力回國，在中國科學院高能物理所工作，任副所長、加速器總設計師、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工程經理、粒子加速器學會理事長等職。他於1980年當選中國科學院院士，領導正負電子對撞機建造，90年代建成自由電子激光裝置，為高能物理實驗基地的建造作出了卓越貢獻。

謝家麟懷著科技救國的理想赴美留學，但學成回國時與8名留學生被聯邦調查局帶回舊金山，理由是美國不准交戰國科技專業的學生離境。他被迫到大學教書和進行研究，研製世上最高醫用加速器，以高能電子束打入人體內部殺死腫瘤細胞。謝家麟回國後於1956至1964年研製出中國第一台可向高能發展的電子直線加速器，1980至1986年，研製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1987至1995研製北京自由電子激光，2000年至今，與國際合作前饋控制、新型輻照應用加速器，其中三項技術是世界原創，填補了國內空白。

中國發展高能加速器的夢想源自20世紀50年代，幾次上上下下，謝家麟抓住改革開放時機，與國內外專家交流，作出了符合中國國情又保證在國際上技術先進的決策，選擇在2.2GEV能量區域建設正負電子對撞機，既可進行前沿科學問題的研究，同時兼顧同步輻射的應用，一機兩用，在國家經費短缺情況下，使國家經濟能夠承受。盡管中國之前從未進行高能物理科學工程的建設，他用4年時間， 2.4億元人民幣，使中國成功建成了國際同類工程。這個工程速度快，耗資少，質量好，水平高，是繼原子彈、氫彈爆炸成功以及人造衛星上天之後，在高科技領域取得的又一重大突破性成就。

謝家麟讓中國給世界呈現出粒子放射奇蹟，又對美國星球大戰計劃給予敏銳的關注，研究自由電子激光。他知道中國如能研究此項技術，就能跟縱世界戰略性高科技發展態勢，掌握最新關鍵技術。謝家麟領銜組織開展工作，為節省經費，變廢為寶，在其它不用的設備上拆聚焦磁鐵、電源、真空設備等，使設備同國外同類裝置比，省了十份之九。經過8年努力，裝置於1993年實現了受激輻射，第一次輸出了激光。同年，實現了飽和振蕩，使中國率先在亞洲建成了自由電子激光裝置，繼美國和西歐之後成為擁有此技術的國家。http://nationyouth.blogspot.hk/

談法律與賞罰

韓非子說，”法敗則國亂。”只有法律成為人民的自覺意志，國則治，民則安，國家才有機會獲得發展。香港在前一段時間，對違法亂紀行為因有人感到那是政治理念問題予以容忍，結果搞出核爆中環和旺角爆亂事件。從這些事實來看，社會光有法律是不夠的，香港也不應只滿足於有完善的法律頒佈了，而要有正確解釋和執行法律的機構，去維護法律的嚴肅性和尊嚴，否則只是一紙空文。有人說中央和人大無權對香港的法律進行解釋和制定，那只是一廂情願的捏造，目的都在於騙人。國家有駕馭香港的絕對權力。

全國人民的意志就是法律，8.31決定就是國家對香港選舉制度制定的法律依據，不遵守人大決定，就是不守法，必須以叛國罪或危害國家安全罪論處。反對全國人大決定的國民不是漢奸就是賣國賊；反對全國人大決定的外國人就是中國的敵人。在香港不遵守全國人大決定的外國人，不受中國人歡迎，必須將其遞解出境，如是國民必須將其繩之以法，以嚴法紀。左傳上說，”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要恰到好處。賞過度了就成貪，罰過濫了就成枉。上一階段，法官對佔中案犯過偏，給社會釋放了錯誤信息。

法官判案的手法社會是可以批評的，是否公道，是否合理，都可自由評論。法官是人不是神，把七名維護社會秩序的警察懲戒法律的挑釁者處以兩年多的刑罰，而對挑戰法律佔領中環的小頭目淋尿行為小懲幾個星期，難令法律的尊嚴受到尊重，使法律的威嚴跌入谷底。韓非子說，”賞罰不信，則禁令不行。”賞罰無章，顛倒是非，輕判違法者，重判執法者，給社會釋出警察執法維護社會秩序不能動武的錯誤信息，那還有暴徒會怕執法者嗎？法律若是如此不濟，那法律就如一紙空文，有如一隻紙老處，誰會怕牠？

七警執勤懲戒佔中暴徒不要你給予英勇勛章，但也不要你給他兩年多監牢之災。這種是非不分的法官有違法律情理，是擾亂社會的禍根，特區律政司若還任用這種人，民不服，紀不張，法律變成無牙老虎，頒來何用？法律若不能成為人民的意志，代表不了13億人民鐵的紀律，人民的權威在那裡？國家的主權何在？中央必須糾正特區執法中出現的謬誤，讓人民的意志得以執行。蒙田在人生隨筆中說，”上帝給予人的第一條法律就是一條純粹服從的法律。”人民就是上帝，上帝的意志就是法律，違法者必須去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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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家與教育家王振義

王振義(20.11.1924-至今)，江蘇興化人，生於上海，1936年畢業於上海法租界薩坡賽小學，1942年從震旦中學畢業，直升入震旦大學，1948年從震旦大學醫學院畢業，獲醫學博士學位，因成績優異，留在廣慈醫院任駐院醫生。1986年，王振義在國際上首先應用全反式維甲酸誘導分化治療急性早幼粒細胞白自病，提供成功範例而著名，於1993年獲法國頒榮譽騎士勛章，1994年當選中國工程院院士。他是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瑞金醫院終身教授，多次在國際上獲癌症研究創新獎和影響世界華人等獎項，著作頗豐。

王振義和陳竺一起主編的《腫瘤的誘導分化和凋亡療法》、與李家增、阮長耿等主編的《血栓與止血、基礎理論與臨床》均成為國內這一領域中的經典參考書。王振義自1954年起從事血栓、止血方面的研究，在國內首先確立血友病A與B以及輕型血友病的診斷標準。他在臨床中遇到平日不出血的人在拔牙時會流血不止，了解到血漿中凝血因子的高低值是出血的關鍵。一貫喜歡鑽研的他用石腊代替硅膠，成功確立了這種檢測方法，解決了這種不明原因出血的診斷和治療問題。1980年起，他開始研究癌腫瘤的分療法，1986年發明全反式維甲作為誘導劑，將惡性細胞轉化為良性，拯救病人。

人們說，白血病是殺手，王振民是殺手的殺手。有一次上海兒童院一名5歲小女孩經診斷，患有急性幼粒細胞白血病到末期，通常從發病到去世不會超過一周。小女孩已奄奄一息，王振義知道了心裡隱隱作痛，向她父母試探用他的新療法試試，讓惡性細胞轉化為良性。他的這種療法在國際上只有以色列醫生在小鼠實驗中獲得成功，而他這種方法通常也只用於皮膚病。風險可想而知，很多醫生都勸他慎重，以防家屬遷怒於他的新療法。但他非常有信心，在用藥過程中細心觀察。他不是拿病人做實驗，而是考慮病人需要，冒險是為了挽救生命。7天以後，奇蹟發生了，小女孩睜開眼，藥到病除。

王振義不但是一名科學家型的好醫生，還是樂於教育下一輩的老師。他說，”我最大的心願就是把自己積累的學術財富傳給年輕人。看到學生超過自己，是當老師最大的幸福。”他培養了21名博士、34名碩士，其中有中國科學院院士兼中國衛生部部長陳竺，中國工程院院士兼中國科協副主席陳賽娟，上海醫學院院長陳國強，法國國家科研中心終身研究科學家及博士導師生黃萌珥等。他對學生飽含深情，嚴要求，愛人才，總是傾囊相助。他為學生甘做人梯，做各種額外工作幫助學生早日成長，感動了學生和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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