啟動改革的歷史使命

改革開放前30年形成的集體再分配體制下的社會結構，在世界經濟領域引發的變革，促使人們對社會建設的再思考。近代西方文明與中國接觸，文化的差異帶來了驚訝、排斥、衝突與戰爭。解放後由於意識形態的不同，世界處於冷戰格局。新中國對外面臨封鍞和戰爭的威脅，對內則面臨民眾生存的問題。用國家力量來實現平均主義的社會理想，是解決生存和生活的唯一選擇。70年代未，世界格局又發生了變化，冷戰出現了緩和，但中國與世界差距拉大。

平均主義的再分配體制，能夠解決民眾生存的問題，卻無法解決經濟發展的問題。不斷提高普通民眾的生活質量，縮小同西方社會經濟發展和科技進步之間的距離，成為改革開放的動力來源。1977年鄧小平重新走到中國政治舞台的核心，面對農村普遍的貧困和城市經濟的停滯，他收拾文革殘局，恢復鐵路、工業、教育、科技等領域的正常生產工作秩序。然而，"批鄧反右"之風又起，再次打亂了經濟發展進程，一些地方派性武鬥又起，擾亂社會秩序。

社會出現了"姓資姓社"的迷網與爭論。之後又出現了自由主義思潮和反改革派之間的論戰。到了90年代，這種論戰才消失，經濟發展己超越"姓資姓社"，成為發展中國社會的主旋律。回想當時農民極度貧困，物質饋乏，為了激勵農民生產，地方開始以聯產承包責任制，偷偷模模地進行。但最終得到鄧小平領導的中央集體認可，認為"多種形式的生產制，進一步解放了生產力，必須堅持下去......決不能違背群眾意願和輕率變動，更不能走回頭路。"

政治運動讓中國人身心疲憊，經濟停滯與普遍貧困，使中國社會面臨崩潰邊緣。為了生存，有人冒著巨大的風險，偷偷地包產到戶，也有人背負"投機倒把"的罪名因獲利萬元被槍斃。連一個"香港特赦逃港人員"的謠言，竟能讓惠陽、東莞、寶安80多個鄉鎮7萬群眾像洪流一樣撲向深圳海防前哨。1977年鄧小平到蛇口考察，面對愈演愈烈的逃港現象，意味深長地說："這是我們政策有問題。" "此事不是部隊能管得了的事。"鄧小平深深瞭解中國的問題所在。

窮則思變，不僅是中國傳統社會變化的原因，也是改革開放前夕中國的社會的狀態。文革後的1976年巨額財政赤字，使城市居民的正常生產和生活秩序難以維持。由於缺乏資金，城市基礎設施與公共建設破爛不堪。住房難、乘車難、賣東西難、做衣難，連吃飯都難。這是我們於1979年回內地協助中國發展經濟時的基本社會狀況。經過十年全國人民奮發的努力，獲得了驚人的成就。可惜在1989年學生在內部爭鬥的的挑動下，又讓中國走入6.4困局。

幸好此時全世界華人在鄧小平的感召下，知道自己對民族的生存和發展的時代責任，紛紛回國，出謀獻策，出錢出力，為國家經濟的發展，也為自己，把握了時代的機遇。梁振英此時己回港工作，憑著年青人的熱血和赤誠之心，利用業餘時間，到深圳與國內朋友交流經驗，提了不少有利於改革開放的意見。無論是董建華好、李嘉誠好，還是邵逸夫好，對中國的改革開放來說都是功臣。成千上萬的香港的愛國同胞，在國家的改革中起了排頭兵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