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有多種形式,蘇俄、法國是一錘子式的革命,以城市工人起義攻打冬宮和巴士底獄那樣戲劇性的事件引發;或如英國漸進性的突破;或以中國長波段式的革命催生。但革命不是精英的遊戲,也不是大眾的狂歡,而是兩者共同締造的歷史性突破。馬克思說,"每一次革命都破壞舊社會,所以它是社會的。每一次革命都推翻舊政權,所以它具有政治性。"中國近代史上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成功之前,那些脫離工農的革命都失敗,因為那只是精英的獨唱。
1911年的革命,以孫文辭去大總統一事暴露了沒有兵力和收入的共和國的軟弱性。袁世凱短暫的帝皇夢破滅,直接導致了武夫當國的時代,軍閥割據,天下大亂。盡管蔣介石借助革命力量和古老盟誓制度的混合實現了表面的統一,但真正的獨立國家構建還沒有鋪開。中國需要一種能夠將軍事集團和企業資本綜合起來,並能克服其缺陷的政治力量。中國共產黨成功地駕馭和創造了新型的革命,既順應時勢,也積極發動,歸因於它奪取革命領導權的能力。
中國共產黨的力量並非來源於外部援助,而是來源於農民起義、民族主義以及社會變革諸力量的熟練運用。共產黨人既沒有創造也沒有壟斷這些力量,而是國民黨自動放棄的結果。中國共產主義的萌生屬土生土長性質。鄉村農民社會與上層的關係過於脆弱,革命發生的概率自然提升。中國農村缺乏內聚力,有助共產黨把農民吸引到共產黨控制的地區,使改造農村制度變得容易。北伐和抗日戰爭觸發了農民參軍的熱情,使紅軍把士氣低落的國軍趕出大陸。
中國革命是對世界現代潮流中民族國家間競爭的回應,強國和擺脫侵略的渴求在人民心中根深蒂固。對工業化的強烈要求,促使中國共產黨學習和加強蘇俄式黨治國家的模式。中國革命的創新依靠了農民革命,以農村包圍城市,群眾路線及統一戰線,政治和文化變遷等多重要素形成了一種總體效應。再加上中國共產黨在關鍵時刻正確的策略選擇,鑄就了革命成功。中國革命不是自發的,是在極端不利的情況下迫出來的,也是知識份子結合勞苦大眾的傑作。
如果沒有被動員起來的大眾與領導群體的結合,打著革命旗號的變革可能蛻變成宮廷式的政變,但中國領導層與農民階級的結合產生了巨大的政治能量。無論是1949年之前或之後,中國共產主義領導者根據歷史不同時期和情況作出不同戰略選擇,既採取過極端政策,也採取過非常溫和的政策,而且是從不間斷地建設新的軍事組織及制度。自我調整,自我完善,不斷創新,增強自己機體的能力,是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中能夠脫穎而出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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