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黨政治的迷亂

民國初年，政黨政治沒有孕育出"賢人政治"，反而使組織寵雜而紛亂。政客肆無忌憚，借助政黨牟取私利。當權者對於政黨明目張膽地操縱和利用。孫中山從親身經歷中，深切體會議會式的政黨在中國只是中看不中用的政治奢侈品。為了使革命有戰鬥力和在民眾中扎根，他又退回秘密會社式的組黨活動方式。盡管如此，也不能拯救政黨四分五裂、爾虞我詐的政治局面。迷亂的政黨政治在民主建國和軍閥專制共存的狀況下，使中國陷於政治迷亂之中。

代議制度是孕育政黨的母體，中華民國構建的議會制度就缺了這種機制。20世紀上半葉的四次國會選舉，不但沒有成功淨化機制，反而給某種政治力量所控制，成為虛假和曇花一現的東西。中華民國由22省組成，參議員最多不超過66人。由於缺乏現代政黨代議制度支撐，內部黨爭不息。官僚政黨控制選票，民間不知有選舉，一切均由官方報告選舉結果。第一屆國會選舉，就被袁世凱軍事政治所吞噬，搞得國民黨無法執政，只能回到革命黨狀態。

民主雖然為知識份子所垂青，但民主不只是制度設計，而在於是否有民主的社會基礎。當時宗派性勢力遠大於公共性和責任性，又沒有成熟的憲政安排，分割國家權力的過程愈演愈烈。各種政治力量之間的政治鬥爭，經常要以武裝鬥爭形式表現，議會難以整合所有政治力量，成為按憲政進行政治角逐的平台。整個軍閥統治時期，一共產生了七屆五個大總統，44屆內閣和20餘位總理。中華民國成立13年出了四種不同憲法，政府首腦換了9次，不可謂不亂。

民國初年五花八門的政黨蓬勃興起，短短幾個月就出現了200多個政團。為了選舉需要出現了小黨併合潮，形成了民國初年的共和黨、統一黨、國民黨和民主黨四大黨。在政黨林立的年代，那一個黨要被淘汰取決於該黨的政治能量。在歷史上政黨的消亡和出現在於政黨是否能採用有生命力的組織原則和組織體系。到1919年中國國民黨內合作仍無改進，孫中山仍然受到明目張膽反叛行為困擾。此時俄國革命已成功，以列寧主義為指導的政黨時代悄然誕生。

中國從多黨林立向國共對立的局勢轉變。在一個以軍事力量說了算的時代，必須要有武裝力量。在當時眾多的政黨中，邁向軍事建黨的只有國民黨和共產黨。國民黨構建軍事力量始於1923-1924年的改組，國民黨依靠軍事力量獲取執政權。此時中國共產黨也步入構建自己的軍事力量的軌道。國共兩黨在黃埔軍校爭奪軍校生就是證明。毛澤東在井崗山提出"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思想，無疑為中國共產黨如何立足，如何獲取政權，提供了形象化的思維。

國民黨統一中國與其新型軍事制度有關係，但"兵為師有"的軍事制度，未能擺脫軍閥主義的遺產。大多數僅僅依靠職業性的聯盟和志趣性的聯盟，沒有軍事實力，無法擔負抗擊軍閥的政治重任，只能作為軍事鬥爭的旁觀者展示某種政治價值。推動國家建設的政黨才能立足於中國政治舞台上，擔負這個重任的只有國共兩個黨。這就是多黨林立走向國共對立的根源所在。軍隊由中央指揮，"黨指揮槍"的傳統就是這樣產生，結束了軍閥割據國家的時代。

財政預算和財富分配

一年一度的財政預算出來了，不能設想所有人都滿意財政司和政府的財富分配安排。每個人如只站在個人立場看問題，必定有人歡喜有人愁。政府的建設預算，一定可以讓建築工人開心，因為有工開了。建築商也會開香檳慶祝，因為有錢賺了。對於期望政府每人派六千的市民當然要失望了，他們緊拙的手頭得不到解放，每月還得如舊緊縮開支，一元一元的計算。對預算有期望的人自會有悲亦有喜。

財政預算是政府為了管治香港在財務上的一些計劃和安排。錢從那裡來，錢往那裡去，都得有一個通盤計劃，不能做守財奴，也不能做大花筒。一切均要量入為出。財政不是變把戲，金錢不是變出來的，而是靠人的主觀努力去創造。香港要想過得好，必須有計劃地發展，不能你一句，我一句，按個人願望去做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之事，而應通盤考慮，把香港深層次矛盾，一步一步有計劃地解決。

香港住屋難，不能都怪地產商，也不能怪政府，香港人是否團結，有整體觀念，才是社會問題獲得解決的徵結所在。住屋問題，如大家在董伯伯年代就支持他的建屋方案，香港住屋問題早己解決好了，只是大家都自私，怕自己的物業不能升值。但是任何事都不會遲，只要動手去做就總有一天能解決好社會問題。我們不能再去支持什麼反東北建設，反東北變深圳後花園等毫無常識的挑撥離間之見。

財政預算一定要有遠見，政府一定要把握好方向，為社會長遠的利益規劃。政府撥出一千億元搞科技，五百億元關愛貧病老人，五百億元照顧弱勢社群等我們都不會反對，因為這是對香港長遠有利的事。政府拿出來的錢也不是分給個人，而是成立基金，用以投向有前途的科研項目和如前海、橫琴等有前景的地方。政府和商人共同投資，為社會創造財富，弱勢社群才能獲得更好的照顧。

要有好生活必須要有錢，商人賺錢，貧者得到照顧，才是政府工作的目標。官商合作，不一定是官商勾結，官商密切交流，不一定是枱底交易。正常的社會應該以包容之心看待社會運作的規律。香港有些人動不動就以大棒子打人，搞得政府公務員人人自危，不敢"輕舉妄動"，像個小腳女人，這樣的公務員對社會有用嗎？政府應該解放思想，勇敢有為，香港有才識的社會精英才敢站出了支持。

政黨時代的誕生

政治是一個大舞台，吸引著追逐權力的人登台表演。人類社會任何時候都會有為權力而生的人。西方國家的政黨和政治制度始於19世紀，在20世紀前半期才達到成熟。中國共產黨誕生於1921年，在一系列主權危機、文化危機和社會危機時空背景和歷史脈絡中產生。中國文化中固有的使命感，不斷刺激著新型政治要素的出現。外部力量從海上和陸路向中國滲透，還有內陸亞洲邊緣地帶伊斯蘭的反叛和俄羅斯入侵，激起了中國獨立建國的渴求。

中國共產黨在意識形態上對俄國革命的垂慕，對列寧準確把握了資本主義在轉嫁危機中激發邊緣地區爆發革命可能性的預見，認為列寧的政治理論和運動是天才創造。1917年俄國革命就是在資本主義薄弱環節產生，撕開了一條通往社會主義道路的缺口。中國的革命也是在各種政治力量與資本主義體系千絲萬縷的聯係中孕育出來。科舉制度崩潰，使靠熟誦經史子集為業的讀書人，斷了士途之路，只能另僻政治途俓，使政黨有了產生的制度脈絡。

盡管近代中國的很多黨派與西方有相似性，中國共產黨並不是議會制度孕育而來，而是在孫中山議會制度破產後的政治產兒。科舉制的廢除，君主時代終結，由專制向共和轉型，以及議會政治的破產，構成了中國共產黨誕生的制度性脈絡。政黨學說的引入與傳播，為共產黨的誕生提供了文化和觀念上的鋪墊。辛亥革命後，政黨如雨後春笋，破土而生。以政治為業的人組建政黨，各自為其利益集團而存在，中國多黨林立的政黨政治格局有了出現的可能。

政治是利益的爭奪和資源分配的手段。任何政治制度都具階級性。西方近代的議會制度是與資產階級崛起聯係在一起的。蘇聯的政治制度在不斷鞏固新官僚集團階級的特權地位，美國的選舉制度是有錢階級的政治遊戲。這就決定了政治活動乃階級性活動的性質。在政治舞台上通過橫向聯係形成大集團，以共同利益為基礎，促成階級的生成。社會給新興的精英階層提供了發財的機會，開始登上歷史舞台，佔有統治地位，構成顛覆清朝的革命性力量。

毛澤東基於革命立場，提出中國分為地主和買辦階級、中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半無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古代中國有國人階級和野人階級、儒門階級和寒門階級。現代的結構則更複雜，這一結構奠定了政黨賴以誕生的社會基礎。不同政黨代表不同階級的利益，不同政黨對不同階級的動員，導政了日後不同政黨的走向和命運。最明顯的就是國共兩黨階級基礎的差異，導致了政黨性質的不同。國民黨與孫中山的革命理想背道而馳，把農民階級留給了共產黨。

國共對立就是農民階級和地主階級的對立，也是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對立。當然在以農民為主的國度，佔人口大多數的無產階級在革命鬥爭中，有了正確的策略和組織力，自然佔了上風。國共只是兩大黨，在科舉制度崩塌後，熱心於士途的人或利益集團，紛紛組成政黨。據民國初年的政黨統計，新興團體共有312個，有66個目的在於維護共和政體，35個則有自己的政綱，44個為了維護地方利益。只有中國共產黨在意識形態層面上超越其他政黨。

君主時代的終結

1911年中國告別帝制走向共和，但滿清王朝真正終結是在1912年2月12日清帝才正式退位。中國綿延兩千多年的皇權和官僚體系正式退出歷史舞台，實現了歷史上的政治大轉型。科舉制的廢除，皇權和官僚制的支柱坍塌，社會精英喪失了參與政治的渠道。這時政黨學說進入中國，為政治參與提供了系統化的理論依據。政黨學說與其說是外來產物，不如說是中國近代制度變革所孕育出來的政治制度。君主屬古代的政治主角，政黨則是現代的政治主角。

從順治元年的1644年到宣統三年的1912年，滿人統治中國達268年。客觀上說，單憑幾個革命黨人在武昌搞的一次軍事政變，不足以把一個龐大的王朝推翻。武昌起義後，各省份相繼宣佈獨立，在一個半月內有三份之二的中國脫離清廷，才是清朝解體，王朝滅亡的主因。晚清以來，基於外力介入和內部變革叠加起來的顛覆性機制，腐蝕了政權的部件，瓦解了它賴以存在的經濟基礎、軍事基礎、觀念基礎和社會基礎，促使了君主時代的結束。

歷史證明，國家的存在必須有變革的能力和作戰傳統的能力。國家的戰爭，只有一個集權化政府才有力量去支付程度不同的戰爭費用。國家發動戰爭，又同時締造國家。清未來自西方的侵略，清政府脆弱得不堪一擊，己經顯出衰敗的迹像。鴉片戰爭是農業國與英國工業擴張之間的對抗，是是兩種政治制度和文明的衝突。這是讓人心驚內跳的戰爭。林則徐說:"彼之大炮，遠及十里之外，.......若內地之放排槍，連聲不斷，我放一炮，須轉展移時。"

大刀長矛對洋槍洋炮，等於拿一個落後時代和先進時代去比拼。中日甲午海戰，更突顯出中國政治體制的落後。那時日本己是一個現代國家，中國還處於中世紀式的政府與人民各行其是。日本依靠明治維新將國家權力從軍事獨裁者和封建領主轉移到天皇手中，克服了分裂國家力量，邁向國家建設之路。清朝還試圖以中世紀式的政權體系在現代國家的夾擊下持久地延續下去。戰敗割地賠款，使白銀外流，更把滿清經濟拖入苦不堪言的境地。

同時列強將戰爭的政治成果，借助條約制度，不斷強化對中國國內資源的抽取力度和抽取規模，並加強了對中國的控制，成為清政府的"太上皇"。但來自西方的技術、科學和軍事知識也喚醒了處於戰爭前沿的士紳群體，與遠離前線的保守官僚展開爭鬥，以圖拯救危難，化解被瓦解的命運。當時不斷輸入的新知構成了推動中國由專制走向共和的轉變。這種新知和思想資源，為日後討伐復僻提供了銳利的思想武器。中國在觀念的更新中，增強了機體的能量。

清朝後期，西方新知不斷輸入中國，有先見之明的人己察覺到科舉制度的沒落和腐杇。官宦子弟開始脫離科舉，尋求新知。在隨後的歲月中，新知識取代了科舉。中國共產黨成立的人員，都是獲取新知識資源的份子。中國的危機催化了政治精英和政權的誕生。太平天國以後，分利機制在王朝內部孕生。滿人集團向漢人集團轉移，太平天國和1911孫中山革命軍佔領武昌後，各地公然反抗朝廷，喪失了地方的控制力。軍閥割據，王朝四分五裂之勢己經形成。

真假普選

真普選就是香港所有登記選民都可參與投票為之真普選。但有人認為如只推舉建制派參選，不推舉反建制的人參與選舉就是假普選。我認為這是錯誤的觀點。反建制就是反政府、反憲政的叛逆份子，是不按現有制度運作、不尊重規則和法律的人，應受現有法律制約，因而他們不在建制之內。普選是建制內的制度安排。

其次，特首選舉必須過五關斬六將。第一關就是愛國關，沒有愛國情懷的人，不配做領袖。政治領袖不愛國就不能做領袖，做普通人好了。特首還要有政綱，其政綱能得到主流社會的認同。他還要能言善辯，以便代表市民發言，與敵對份子對抗，維護國家尊嚴。特首還需心思縝密，智勇雙全，親民愛仁，服務社群。

普選由於是建制內的事，必須由建制內的精英制定規則和制度。那些人是建制內的精英？一是議員和行政會議成員、二是法官和政府高級官員、三是地區議員和工商及勞工界代表、四是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和政協，以及各省市港區人大及政協、五是香港知名人士和對香港有特殊貢獻的人。提名委員會由中聯辦提名組成。

中央駐港聯絡辦公室主管國家在香港使主權事務，需要保障香港能選出有民族自豪感，能維護國家尊嚴和利益的特首。想做特首的人，必須通過提名委員會篩選，以符合基本法要求。提名委員會成員可以是今年春節酒會上獲邀的三四千人， 以代表香港主流社會的精英。特首人選可由各政黨提名，供提名委員會選兩人。

這兩人在建制內獲得認同，再在普選中競爭上崗就是真普選，否則就是假。

中國為什麼能夠崛起？

中國無論是復興或崛起都是令世界感到震驚的事。復興只是恢復從前的輝煌，崛起卻是橫空出世，嚇人一跳的作為。辜勿論我們以溫和的復興來表達，還是以強旱的崛起來形容，國際反華勢力都不會高興，因為這不是他們所願意看到的世情。故我們不必為他們的感受而在字面上做文章。復興也好，崛起也好，總之中國在走強國富民之路，一切為了建設美麗中國。改革開放、政治穩定、經濟增長、社會活力和國際責任等多種要素，孕育了中國崛起表現。

最近30多年的發展，中國積累了豐富的和平崛起能量。在開放的環境中，中國保持了政治的連續性，改革開放也沒有引發大規模的階級衝突，城鄉差別沒有引發社會的斷裂，政府也能夠化解日益增多的群體事件。中國能夠不斷釋放持續發展的動力，不斷開僻發展空間，創造了令人矚目的成就。中國在處理突發性危機，如沙士、汶川地震等所表現出的驚人管理能力，如果中國共產黨不是一個能夠自我修復，自我調整，自我完善的政黨就難以應對這些挑戰。

中國模式的崛起是21世紀國際關係的一件大事。蘇聯模式己經解體，西方模式則以美國為主，歐洲也努力與美國區分開來，但在世界舞台上推動其模式的傳播沒有很大的能量。很多採用西方模式的發展中國家，沒能取得經濟、社會的發展和民主政治的穩定。無疑，中國在21世紀的崛起，讓人羨慕不已。客觀上，中國人口數量使其擁有強勁的市場購買力和廉價勞動力，吸引了外國資本的湧入。文化上，中國人克苦耐勞的禀賦和氣質，爆發出巨大的創富能量。

從制度因素來看，強而有力的中央政府的存在，具有包容性的政治制度安排，能夠使各種政治力量在政治舞台上擁有其活動空間。相對於其它國家，中國擁有不可多得的制度優勢。特別地方政府之間的競爭，其基於縣級政府之間的競爭，形成了推動經濟增長的獨特模式。從外部因素來看，外國資本湧入以及海外華人群體與中國緊密的聯結，能夠源源不斷地獲得外部資源的支持。從這個層面上說，中國也把握了全球化的機遇，成為參與的受益者。

從地理因素來看，中國瀕臨香港、澳門、台灣，20世紀80年代的經濟增長模式給中國提供了借鑒。深圳、珠海、汕頭、廈門特區的建設為改革開放初期的發展起了獨特的樣板作用。中國當時為社會主義國家的發展獨樹一幟，由於有強大的中央政府存在，也能夠在金融危機、通貨膨脹等特殊時期，獲得政策上的調控和修正。中國的崛起有著豐富的內涵，但根源於領導力量與客觀情勢的匹配。領導力量的決策和對客觀情勢的開發，導致了中國全面崛起。

中國通過制度安排實現了最高領導層的有序更替，更重要的是在更替中不斷塑造更具制度化的影響力和調控力。中國共產黨的創新力，不斷開發著的發展力，拓展著發展的空間。他自身的修復力，又確定了中國變革的邊界。中國在沒有隔斷大傳統和守護既有邊界的基礎上，通過觀念創新、制度創新，政策創新，機制創新，結構創新，為中國現代化注入動力。我們應看到一個活力無限的中國正在世界崛起。作為中國人，我們應積極參與，分享榮耀和成果。

革命為什麼會成功？

革命是一個充滿浪漫色彩的詞語，某些知識份子對他會產生各種遐思。技術革命多想無害，但以推翻政權或改朝換代的革命則少想為妙。香港反國家勢力對美國反華勢力提出的"紫荊花革命"充滿遐想，對阿拉伯之春充滿期待。持有這種想法的人難以令人置信。他們中有些人還想在香港推翻共產黨，在香港這個和平安寧而有如天堂般的城市叫人"起義"，結束共產黨政權，我不禁要問他們何德何能？長毛、癲狗或梁家傑如敢動手，我保證他必率先"壯烈犧牲"。

革命有多種形式，蘇俄、法國是一錘子式的革命，以城市工人起義攻打冬宮和巴士底獄那樣戲劇性的事件引發；或如英國漸進性的突破；或以中國長波段式的革命催生。但革命不是精英的遊戲，也不是大眾的狂歡，而是兩者共同締造的歷史性突破。馬克思說，"每一次革命都破壞舊社會，所以它是社會的。每一次革命都推翻舊政權，所以它具有政治性。"中國近代史上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成功之前，那些脫離工農的革命都失敗，因為那只是精英的獨唱。

1911年的革命，以孫文辭去大總統一事暴露了沒有兵力和收入的共和國的軟弱性。袁世凱短暫的帝皇夢破滅，直接導致了武夫當國的時代，軍閥割據，天下大亂。盡管蔣介石借助革命力量和古老盟誓制度的混合實現了表面的統一，但真正的獨立國家構建還沒有鋪開。中國需要一種能夠將軍事集團和企業資本綜合起來，並能克服其缺陷的政治力量。中國共產黨成功地駕馭和創造了新型的革命，既順應時勢，也積極發動，歸因於它奪取革命領導權的能力。

中國共產黨的力量並非來源於外部援助，而是來源於農民起義、民族主義以及社會變革諸力量的熟練運用。共產黨人既沒有創造也沒有壟斷這些力量，而是國民黨自動放棄的結果。中國共產主義的萌生屬土生土長性質。鄉村農民社會與上層的關係過於脆弱，革命發生的概率自然提升。中國農村缺乏內聚力，有助共產黨把農民吸引到共產黨控制的地區，使改造農村制度變得容易。北伐和抗日戰爭觸發了農民參軍的熱情，使紅軍把士氣低落的國軍趕出大陸。

中國革命是對世界現代潮流中民族國家間競爭的回應，強國和擺脫侵略的渴求在人民心中根深蒂固。對工業化的強烈要求，促使中國共產黨學習和加強蘇俄式黨治國家的模式。中國革命的創新依靠了農民革命，以農村包圍城市，群眾路線及統一戰線，政治和文化變遷等多重要素形成了一種總體效應。再加上中國共產黨在關鍵時刻正確的策略選擇，鑄就了革命成功。中國革命不是自發的，是在極端不利的情況下迫出來的，也是知識份子結合勞苦大眾的傑作。

如果沒有被動員起來的大眾與領導群體的結合，打著革命旗號的變革可能蛻變成宮廷式的政變，但中國領導層與農民階級的結合產生了巨大的政治能量。無論是1949年之前或之後，中國共產主義領導者根據歷史不同時期和情況作出不同戰略選擇，既採取過極端政策，也採取過非常溫和的政策，而且是從不間斷地建設新的軍事組織及制度。自我調整，自我完善，不斷創新，增強自己機體的能力，是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中能夠脫穎而出的主要原因。

走自己的路

美國民主先驅傑弗遜總統，撰寫獨立宣言而聞名，可是耶魯大學前校長德懷特曾說"如果此人當選美國總統，我們的國家將會合法賣淫，行為可鄙，是非不分，不再敬天愛人。"可見，人不可能受到所有人的認同，也不能受人左右而失去自己的方向。人應喊出屬於自己的聲音，走出屬於自己的路。

美國國父喬治華盛頓也曾給人罵做"偽君子"、"騙子"、"比謀殺犯好不了多少"。1929年芝加哥大學校長羅勃‧郝金斯上任，他以半工半讀從耶魯大學畢業，做過作家、伐木工人、家庭教師和售貨員。他只用了8年時間，在30歲時就登上了校長的高位。有人說他不夠經驗，教育理念不成熟，媒體也加入攻擊他。可是，他們沒有給打敗，最終都獲得了很大的成就。

田少說梁振英只是測量師出身，得不到商界的認同，他的班子不能吸引到有能力的人，有能力的人都不願為他工作。田少酸溜溜的心態始終未能釋懷，又怪中央欽點糖糖又改變初衷，讓他們進退失據。他的少爺俾氣一發，就叫人投白票。他那裡知道共產黨早就轉型，任何人都必須在競爭中上位。"欽點"只是一廂情願。

人總得有真本領才能上位。雖然世事有偶然性，但主觀的努力才是成功之道。你老竇給你留下萬貫家財，你不努力，你兄弟努力了，當然你的兄弟勝出，這能怪得了誰？說三道四都是廢話，有本事就看誰能給香港帶來更大的繁榮和治理好香港的深層次矛盾。有本事的人都應走自己的路，說三道四擔誤前程，浪費時間。

談普選

香港在討論普選，社會要求一人一票選特首，中央對此很支持，因為香港經濟社會的發展程度，容許政府撥出資源給地方進行選舉活動。這可以說是中國的一個試點，將來也可以推及到全國各地的城市和地區領導人的競爭上崗安排。隨著經濟和民主的發展，中國將逐步走上更開放，更民主地發展國家的道路。

香港普選能拿什麼人出來選為治理香港特區的首長？如何挑選出這些人出來競選特首都必須有一個篩選機制。香港總不能一萬人參選，一萬人都由市民去選擇。現代政治的發展總要有一個規範和準則，不能是一團糟的瞎搞。瞎搞不是民主，而是無政府主義。選舉就為了建立一個認受性更高、更有秩序的政府和社會。

舞動殖民地大旗，高喊"中國人滾出香港"的人沒有資格參選；反對國民教育，認為愛國家、愛民族、崇敬國旗和領袖是洗腦的人沒有資格參選；要推翻中國共產黨，要改朝換代的人沒有資格參選；要聯合國際反華勢力，遏制中國發展的人沒有資格參選。篩選機制就是要把反國家和反政府的勢力限制在建制之外。

普選是建制之內的事，建制之外的都是不遵紀守法的破壞份子，是社會秩序和憲制的破壞者，必須受到政治約束和限制。管控不了這種人，社會就不會有安寧的日子，動亂的禍根就無法根治。習近平是鄧小平的好學生，兩手都硬是他的治國作風。香港選委會必須由愛國者組成，由建制內的社會精英掌控大局。

中國為什麼沒有解體？

法輪功是借宗教外衣行政治之實的團體，他們最愛叫的就是中共解體。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終結論"不絕於耳，斷言共產主義的終結指日可待。社會學者戈德斯通在《中國崩潰即將到來》一文中說，"中國都在走向重重危機......鄧的去世會觸發群體事件......中國共產主義很可能會崩潰......未來10至15年必將出現終結性危機。"《中國：脆弱的超級大國》、《中國即將崩潰》等論著鋪天蓋地而來，可是近30年來不但沒有出現他們所期待的情況，而是中國更強大了。

為什麼中國能夠避免蘇聯、東歐國家解體的命運，還成為左右全球經濟的重要力量，強化了全球經濟對中國的依賴，在國內和國際雙重維度上擁有更大的發展空間和發展潛力？要解答這個問題就要從中國綿延己久的統一傳統、基於漫長歷史進程形成的華夏民族結構開始。中國政治傳統和國家生成的原理，以及政治制度、民族問題、領導層的更迭等方面都與東歐和蘇聯有很大的不同。同時，當蘇聯奉行一黨制時，中國己經在探索具中國特色的政黨制度。

中國保持政治連續性，穩定性的奧秘在於中國共產黨對蘇聯弊端的超越和克服。不像赫魯曉夫那樣對斯大林全盤否定，鄧小平針對毛澤東的歷史功過顯示出了非凡的政治智慧，肯定其正確的，否定其錯誤的。從而由他領導的核心集體捍衛了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延續性和生命力，使中國共產黨走向魅力型領導者、變革型領導者與制度化領導者統一之路。沒有變革型領導人中國不能發展，沒有良好的政治制度中國不能持續發展。領導者的能力和戰略很重要。

中共和蘇共對待內部政治傳統截然不同的態度和行動，注定了兩黨不同的命運。原蘇聯政治局委員尼古拉‧伊‧雷日科夫《大國悲劇》的感嘆並沒有在中國發生，他說”如只靠外部力量，誰也不能把我們國家怎麼樣。”國際世界中的顛覆與反顛覆一直連綿不斷，中國能夠在開放性的環境中，保持政治上的穩定性，就是中國的黨—國精英維繫了原有體制的連續性。而蘇聯黨—國精英在以特權獲得財富後拋棄原有體制，做了私有財產合法化的陰謀家。

改革開放使中國置身於資本主義主導的國際體系中，這對中國保持政治上的連續性和穩定性提出了巨大的挑戰。中國清醒地知道這一資本主義體系，總會本能地將其國內危機轉嫁第三國家身上。處於資本主義脆弱環節的地區潛服著巨大危機。例如2011年中東爆發的動與歐美經濟危機是分不開的。那些對資本主義國家過渡依賴的國家，由於國內出現特殊的情勢，就會萬劫不復。中國和而不同，融入而相對獨立，是中國能夠在困境中突圍而出的原因。

中國不自毀長城，也不自掘墳墓，把戰爭年代成長起來的老一代革命家團結起來，為中國化解危機和克服分裂締造了堅固的防線。其中鄧小平起了重要作用，為國家的穩定團結建立了功勛。他奠定的制度化權力更替機制，是中國共產黨避免出現蘇聯式悲劇的決定因素。鄧小平推動中國共產黨領導層革命化、專業化、年輕化、知識化的道路上做出了具有遠見卓識的佈局。中共在歷史問題和政權交接上都比蘇共成熟與練達，讓中國規避了東歐巨變的命運。

新聞自由不是造謠自由

新聞自由是人類社會反對不公，制止不義的手段。有黑暗的事出現就要給予報道，以達告戒社會，提高警覺，防止類似事件重現的手段。可是香港有人把誹謗他人，沒有事實根據的謠言作出來，還大言不慚的說是新聞自由，這些人可說是不知所謂。誹謗之言如果連法律都不能管，那這個世界會有真理和真言嗎？

白胡子劉天賜說CY發律師信給"有份量的評論員"不明智，是"超大動作"。還說特首權力太大，操縱行政立法兩權，只剩下傳媒監察權。要CY不要以陰謀論來看待"踩梁振英台，以洩不滿中共政權之憤"的推想來對待。還要他做一個"珍惜傳媒監察力，以表彰一國兩制，港人治港與中共政權不同的聰明領導人。

如果有人指控你涉黑，要對你實行雙規，又拿不出證據，那這是什麼言論？首先我們應視為謠言，其次為惡意中傷的誹謗，其三就是擾亂社會視聽的挑撥離間之言。社會對這種言論的製造者縱容，包庇就是給社會添亂，製造麻煩的開始。反對派用謠言攻擊人家又不讓人家反擊或訴諸法律，這是什麼新聞自由？

有人權力過大，輿論就可不顧事實胡亂造謠生事不受法律制裁，這是那一個星球的制度？莫非這是香港反政府主義者的發明？難怪香港有些年青人有樣學樣，以講大話造謠為樂，舞動殖民地大旗，"要中國人滾出香港"。他們以為這樣說了就成了香港的主人。假、大、空，不是新聞自由，而是給社會製造混亂的禍根。

民生和民主

政黨執政倫理的調整就是對社會發展提出的各種挑戰的回應。在日趨開放和市場化的社會，原有的利益表達和聚合機制之間存在矛盾。中國社會日趨開放、複雜和多樣化，新的挑戰從民主與民生兩方面湧現出來。執政黨的倫理與政策體系和基層組織模式間的匹配難度進一步加大。隨著網絡的發展，政黨動員公眾參與的方式變得個體化、小眾化、網絡化、媒體化。此起彼伏的新社會運動，弱化了政黨的利益聚合能力。中國式的民主和民生開始演變。

80年代中期以後，民主化運動與政治體制改革緊密聯繫在一起，中國共產黨先後啟動了廢除領導幹部職務的終身制，領導幹部知識化、年輕化、革命化、機構精簡、黨政分開等一系列政治實踐，更多西方的民主內涵被引入。三權分立、兩黨制等權力制約、政治競爭的民主概念被介紹到中國，可是人們對公民權利的概念卻模糊不清，但國家卻賦予公民越來越多的權利。因此如何用好權利讓國家發展起來，造福人民是每一個公民應好好思考的問題。

國家開始了以消費者權益保護為開端的賦予公民權利的歷程。執政黨的黨內民主，代表大會制度、民主生活制度和黨組織的集體領導制度，都在實踐中被創造出來。"中國式民主"獲得了更多實質性的內容，包括廣納賢達，博採民意，滙集共識的與民主黨派、各利益代表的制度化、規範化的政治協商都建立了起來。在堅持理想主義對現實社會的改造之餘，堅持利益表達、利益聚合、社會動員中的群眾路線。使民主協商、選舉、監督在有序和可控中進行。

通過代表制、協商制的確立，中國式民主為中國共產黨贏得了理論合法性和自我成長空間。由於協商民主基本不支持利益群體間的對抗和排斥，中國式民主概念因而更契合中國傳統與文化，有更高的認受性。對中國共產黨而言，有了內生民主，還要面對植入民主的挑戰。民主的舶來價值的權力制約、自由選舉、自由表達等訴求將進一步加強。改善民生為重點的社會建設，讓社會成員安居樂業，"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正在深入發展。

社會權利的獲得，網絡、媒體等社會力量對政策制定都在發揮作用。群體事件，個體行動也對政策制定的影響日益突出。"花錢買平安"的現象日益增多，福利供給正在成為安撫和動員社會的手段。但民生獲得也可能與社會正義的獲得不相一致，有些人"端起碗來吃肉，放下筷子罵娘"，說明給予利益不一定收獲公正，收獲認同。中國"立黨為公"，代表正義與公平，因此凡事必須及時處理，不要等鬧大了才解決，也不要造成"會哭的孩子才有奶喝"的局面。

及時解決物價上漲，房價上漲、通貨膨脹、拆遷、環境污染、教育、醫療等民生問題，是中國共產黨使低層社會得到關注和保護的重要關注點。樹立群眾觀點，堅持群眾路線，使中國執政黨煥發了新的活力。公民權不僅包含了社會福利權，還包含了民權和自由權、政治權等。但社會權利的獲得必須保持適度平衡，不能無限上綱無理取鬧，也不能出台養懶漢的勞工政策。民主與民生社會的確立是要建立和諧社會，不能讓蠻不講理的人在社會胡作非為。

組織與整合模式的創新

要瞭解中國必須瞭解中國共產黨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共產黨作為執政黨，其黨員在社會生活中無處不在，處處都在。宗教對上帝的其中一個定義就是"無處不在，處處都在"，共產黨不是上帝，但其組織能力卻是不容置疑的。中國100人中就有約7個人為共產黨員，其滲透能力之強，世界無雙。組織是意識形態實施的載體與保證，把絕大多數人嵌入到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各個領域，是克服中國散漫無組織的狀態的戰略主張。這是共產黨的創新思維。

中國共產黨基層組織體現著列寧主義政黨的民主集中、堅持群眾路線、維護和加強黨的紀律等等原則，通過自身組織體系，扎根於社會底層，充份有效地反映和遞送國家的宏觀意志，在日常生活中集社會微觀利益。這種組織形式，使共產黨向人民民主方向發展。其基層組織除了發揮動員作用，還要發揮對基層社會的領導和管理作用。基層組織不僅為政黨提供職業政治家，其成員也是行政官僚體系的一部份，納入官僚職位升遷體系中協調與配合。

黨章規定，正式黨員3人以上的地方，都應建立黨的基層組織。1978年以後，城市改革啟動了企業的全面改制。改制帶來了很多的社會矛盾，如何保障企業員工利益、提高企業在世界經濟體系中的競爭能力、保障國家財產不流失，使中國共產黨不得不在企業中加強組織建設。《公司法》的出台，探索了政黨組織進入公司的模式，對國有獨資和控股公司的黨委負責人，通過法定程序進入董事會和監事會，擔任董事長兼黨委書記，總經理則原則上需分設。

我們走訪一些港資企業，也曾見到一些香港老闆騰出一些地方給員工過組織生活，並告訴我們這些共產黨員，基本上都是他們公司的積極份子，對生產和管理起了好的帶頭作用。同時經濟體制改革，產業結構調整，勞動關係變化，形成黨員流動和分化，出現組織空白點。政企政社關係開始大幅度調整，社區建黨戰略行動對社區建設和管理起了領導的核心作用。廣大居民在生活中聽到了共產黨的聲音，也感受到他們給予的關懷和政黨力量的支持。

社區黨組織協助中央台辦理”感動中國”年度人物評選，體現了黨和政府以健康向上的道德風尚來引領社會風氣。中國共產黨還對一些電視節目，如”超級女聲”、網絡紅人、電視相親《非誠勿擾》等進行了以黨報點名批評方式的整治。與此同時，隨著時代的變化，社會自主性日益突出，過去以內參模式、上書模式等公共政策議程設置模式，向網絡化模式轉變。利益集團和個體可以通過互聯網表達意見，將社會中潛在的壓力轉化為現實壓力向政府傳遞。

基層組織的黨務工作者沒有了級別概念，需要通過自身的專業、才華、人格魅力獲得組織成員的支持。現在，己經很難想像黨務工作者可以向組織成員下達命令，大家都必須以理服人。這樣就基本上克服了”一人得病，大家吃藥”的毛病。基層組織的新權威是非強制性的，建基於福利滲透能力之上。黨的支部書記為社區居民找保姆、做紅娘、調解社區各類矛盾，提供資源交換平台，而不直接產生福利。中國在市場導入和權力轉換中，進行了組織模式的創新。

政策體系轉向民生

中國執政倫理轉換，調整政策重心，從單純追求經濟GDP到強調科學發展，重視社會公平。中國支持聯合國"消除貧困、扶助弱勢、保障人類安全、推進社會公平"的"新千年發展目標"。共產黨號召在中國全面實現"小康社會"，提出"以人為本"，"科學發展"，"自主創新"，"和諧發展"等新戰略，明確"物質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生態文明"，成為意識形態的價值制度安排。在"發展是硬道理"要求下，"效率優先、兼顧公平"，讓全體人民共享發展成果。

農村以前被視為一個生產部門，因此政府只強調"讓利"，以調動農民的生產積極性。現在，國家則提出建設新農村，以助農民也能過上現代化的生活。國家大刀闊斧地進行改革，讓競爭概念進入到政府工作領域中，激發政府服務意識的形成。政府以服務企業發展為核心，顯露保護社會的價值的傾向。公共服務的均等化，公開地向全社會提供經濟信息和基礎設施等，為經濟發展創造良好的市場環境。從中央到地方的就業服務體系，更突顯民生的重要地位。

公共服務均等化，是改善民生，推動和諧社會建設的重要內容。這一改革是政府對於社會的回應，從邏輯上增強了政府對於社會需求的敏感度，以制約政府支出和職能擴張路徑的實現。共產黨由強調建設，完善市場體制服務，轉為強調為社會自身的建設服務，可說是中國社會的又一次大轉型。以前的福利政策是作為國家戰略的救濟和補充部份出現，現在民生與福利己成共產黨政策關注的核心，要惠及全體民眾，受到全社會的高度重視。

基本保障性的社會制度己經確立，共產黨的政策提出"應保則保"的原則，將全國城鎮符合條件的低保對象都納入了保障範圍，到2020年建立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實現人人享有保障。就醫療保障而言，農村面臨的問題最為嚴重。市場體制主導的農村合作醫療制度恢復很不理想，衛生事業恢復公益性，加強政府主導的呼聲口益高漲，農村的醫原制度建設己經受到關注。隨著和諧社會理念的提出，越來越多的民生問題，為國家政策所關注。

教育產業化一度成為教育體制改革的主要思路，盈利、競爭選擇，教育收費等行為進入教育領域。但由於收費超出負擔能力，造成有些家庭"因學致貧"。教育收費攀升，收費制度混亂，人們認為"政府的不作為"造成了這種亂局。2006年研究生全面收費政策被擱置，意味著教育產業化思路開始轉變。全國農村地區全部實行免費義務教育，2015年將推及全國。隨著中國經濟日盛，社會開始意識到軟實力的重要。在國際交往中沒有話語權，民族復興難成事實。

加強文化建設，提升人的素質，從弘揚民族文化，到滿足公民文化權利，構建和完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同時，食品安全，出現的"蘇丹紅"、"三聚青胺"、"地溝油"，自然災害的地震、雪災、水污染，以及爆炸、礦難，造成了政府與媒體及民眾的緊張情緒。國家建立了全社會預警體系和應急機制，及時發佈，即時處理，使網絡化和綜合治理體系日益完善。有重大災情，總能見到國家領導人到現場指揮，充份顯示了中國共產黨在危機中高度的動員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