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出路問題的討論

1947年下半年，國民黨統治區政界和文化界人士在《觀察》等雜誌，往返辯駁，進行相當廣泛的討論。梁漱溟在第三卷第四、五期發表了《預告選災，追論憲政》一文，認為國民黨大選不過是一場災難，歐美的”政黨分立的選舉之一套”，不合中國傳統，”鄉村建設”才是中國政治的”正當出路”。張東蓀在第三卷第七期發表《我亦追論憲政兼及中國文化的診斷》，表示對梁文”深感共鳴”，認為中國不能有真正的選舉，是由於有特殊的勢力在那裡利用”。選舉在西方是好東西，在中國就變成壞東西了。

樊弘在第三卷第十四期說，民主政治在中國屢試屢敗，”因為中國永遠停滯在農業的階段”，”有捨君主而取民主的必要”。1948年1月31日在第三卷第二十三期發表《關於中國的出路看法---再答樊強先生》一文，認為東歐”新民主主義”與蘇聯不同，又有別於英國，政治上多黨並存，經濟上容納混合方式，土地則實行”合理的再分配”，”是中國今後所當取法的”。此後，有人堅決擁護”英美型的憲政”，”把這個制度的理想，貫注於人民的實際生活”，使這個制度”變成我們的文化的一部，縱有錯誤，我們可以不斷修改”。

1948年4月10日樊弘在《只有兩條路》中說，一條是反動的，一條是革命的路，”反動的路，在把政權放在剝削者階級手內，但叫剝削者階級自動的放棄他們的政權….以增進人民的福利”。”第三條路便是這一條路”。”革命的路，在把社會上被剝削階層聯合起來，向剝削者階層以和平的或戰爭的手段，奪取政權”。說，”中國只有兩條路，更沒有第三條路”。1948年7月張東蓀在《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主張保留私有財產，談政治上各階級合作，反對暴力革命，指革命為換朝代，反對”以再分配而求平等”。

1948年3月1日，北平中國社會濟研究會出版《新路》論政，提出32條基本政治主張，”政治制度化，制度民主化，民主社會化”，提出”法治必須代替人治，….憲政尤重於憲法，確立”文官制度”，”軍隊屬於國家”，”政權轉移，應視選舉的結果而定”，收歸國有的土地給予補償，國家制定勞工福利法等等。這些討論和探索在國民黨即崩潰之時提出，實是抵制革命，保護美國侵略者和國民黨反動派的利益，”反對武力革命”。這些政治活動人物的言論和共產黨的新民主主義理論對立，就是要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與當時革命人民的想法不同，脫離了現實，沒有允許實現的可能性。